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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本文比较分析发现，汉初的梁园赋作与先秦时期屈原的《橘颂》、荀子的《赋篇》在三方面表现出极高的相似度，即在表现形式上有相似的篇幅和不停换韵的用韵方式；在咏物方式上皆是详写物，略抒情的；在表现手法上皆采用以象托意的象征手法。因此，本文认为屈原《橘颂》和荀子《赋篇》是梁园赋作的渊源所在。
关键词：汉赋 梁园赋作 渊源
梁园赋作是由汉初梁孝王集团门下诸游士创作的一组赋，又称“忘忧馆七赋”，载于托名西汉刘歆作的《西京杂记》中，具体包含枚乘《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几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等七篇。梁园赋作作为汉初的咏物小赋，极少引起学界的关注，对其的研究也多依附在对汉代咏物小赋或汉代诗体赋的研究上，研究内容多是对其特征的介绍，针对其渊源进行探究的相对较少。作为西汉咏物小赋的杰出代表，有必要对其渊源进行探究，故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结合新的论证材料进一步对梁园赋作的渊源是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赋篇》进行探究。
关于梁园赋作的渊源探究，韩高年先生在《两汉咏物小赋源流概论》一文中论述汉代咏物小赋的源流时有所涉及：“西汉咏物小赋远绍《诗经》之体，近师荀况、宋玉之赋。”虽然这适用于咏物赋这个大的整体，但本文认为，就梁园赋作来说，这种说法并不十分贴切，尤其是在与《诗经》的关系上。细读梁园赋作，可以发现，梁园赋作中并没有《诗经》重章叠句般的结构，所使用的表现手法也与之略有不同，故不能笼统地说《诗经》是梁园赋作的渊源。
蒙显鹏《西汉咏物小赋探源》中说，西汉咏物小赋的渊源除了荀、宋之赋外，还应有屈原的《橘颂》。通过对屈原《橘颂》、荀子《赋篇》、宋玉《风赋》与西汉咏物小赋的具体对比分析，他得出：“荀子《赋篇》对西汉小赋体制、语言、构思等方面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屈原《橘颂》、宋玉《风赋》分别对西汉咏物小赋的‘咏物寄意’和‘咏物颂圣’这两个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三者皆是西汉咏物小赋的主要来源。”本文赞同他所得出的西汉咏物小赋渊源结论，但要将其结论与梁园赋作的渊源画上等号，不免有些牵强。
本文综合先贤的观点，再将梁园赋作所呈现出的表现形式、咏物方式以及表现手法与屈原《橘颂》和荀子《赋篇》中的表现形式、咏物方式、表现手法等进行一一对照，可以得出，梁园赋作的渊源是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赋篇》的结论，具体论证如下。
第一，梁园赋作在篇幅和用韵方式等表现形式上与屈原《橘颂》、荀子《赋篇》相似。
梁园文学集团的“忘忧馆七赋”皆篇幅短小。其中篇幅较长的，字数在百字以上的，仅有两篇，即邹阳的《酒赋》232字和枚乘的《柳赋》162字，其余赋篇字数皆在百字之下，如路乔如的《鹤赋》90字，公孙诡的《月赋》84字，邹阳的《几赋》74字，公孙诡的《文鹿赋》44字，羊胜的《屏风赋》40字。这样短小的篇幅正和117字的屈原《橘颂》，以及每篇赋皆在百余字左右的荀子《赋篇》相似。即使与《诗经》的篇幅也大体相似，但赋体和诗体二者间略有区别，故说梁园赋作的渊源是屈、荀二人的赋作更为贴切，而《诗经》算不上是赋体文学的本源。
第二，梁园赋作在咏物方式上与屈原《橘颂》、荀子《赋篇》更为相近，与《诗经》的咏物方式相距远。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云：“赋者，古诗之流也。”之后又在《汉书·艺文志》中云：“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虽然班固认为赋源于《诗经》，但也发现二者存在不同之处。本文认为，梁园赋作兼有诗、赋双重特征，但观其咏物方式，可以发现，其与屈原《橘颂》、荀子《赋篇》的咏物方式更为相近，与《诗经》的咏物方式相距较远。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是刘勰对汉代咏物赋的评价。梁园赋作正是以这样的面貌呈现给世人，七篇赋作着力对物象进行描写，辅之以抒情，全篇钟于一物的描写，无他物介入，咏物力尽其貌，仅以文尾的寥寥数字来显示自身对君王的讽颂之情。如路乔如的《鹤赋》，以“白鸟朱冠，鼓翼池干”一句展开，接着是对鹤“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的动态描写和“岂忘赤霄之上，忽池御而盘桓”的静态描写，文末才用“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而报恩”一句表达自己对梁孝王的颂赞之情。再如公孙诡的《文鹿赋》，全篇一共四十余字，但四分之三的篇幅都是在描写鹿，仅“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这十个字不是对鹿的描写，而是抒发自己对梁王知遇之恩的感谢。可见梁园赋作咏物之詳尽。而在《诗经》中，咏物是次要的，是服务于抒情的，对物象描写十分简略，换句话说，即诗的重点不在物象上，而是通过写物来凸显情境，为后文的抒情做铺垫。如《魏风·硕鼠》《豳风·鸱鸮》《周南·螽斯》三篇，皆把物象作为引子，而全篇的重心皆在作者所抒发的情感上，因此，诗中对物的描写不会像梁园赋作“蔚似雕画”般详尽。以同样的方式阅读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赋篇》，可以发现，屈原花大量的篇幅对橘树进行了由外而内的细致描写，在百余字的组合下成功地将橘树美丽的外表和优秀的品质呈现在读者眼前。荀子则采用婉转反复的方式将“礼”“知”“云”“蚕”“箴”的面貌呈现给君王。由此可见，梁园赋作所采用的咏物方式源自专写“橘”的屈原《橘颂》和专写“礼”“知”“云”“蚕”“箴”的荀子《赋篇》，而非主写情，辅写物的《诗经》。
第三，梁园赋作以象托意的表现手法与屈原《橘颂》、荀子《赋篇》中的象征、隐语手法更为相近，与《诗经》的表现手法相距较远。
章沧授先生在其文章《论汉代咏物赋》中指出：“咏物赋是汉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写物图貌，注重排比，并善于运用夸张、比喻、虚拟、对比、映衬、烘托等丰富的表现手法，多层次多视角地摹状写物，取得了显著的艺术成就。”梁园赋作称得上是汉代咏物赋的杰出代表，其每篇赋作也采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来描述所写之物，且其细致的描写不仅仅是单纯为了展现物象，更是为了展现在物象的描写上的寄托之意，以此向读者展示藏于文字背后的作者想要阐述的道理和想要抒发的感情。如邹阳代替韩安国作的《几赋》中，赋对做“几案”的原材料的描写，不仅写了树的“上不测之绝顶”，还写了“楚入名工”对树的改造，最后写几案的“离奇髣佛”。其中，“山上的树”象征着未被发觉的人才，“楚名工”则象征着善于发现人才的梁王，而做成的“几案”则象征被梁王发现并予以厚待的赋家自身。如此一来，则将自己对梁孝王的感恩、颂赞之情寄托于对“几案”形成的描写而巧妙地表达出来。公孙乘的《月赋》也是如此，赋中对月的描写是为了以“躔度运行，阴阳以正”的月象传达自身对梁孝王的崇敬、感激之情。其余的几篇赋皆是如此。“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的柳树，“曲涓丘之麦，酿野田之米”的酒，“重葩累绣，沓璧连璋”的屏风，“质如细缛，文如素綦”的鹿，“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的鹤等皆是用来寄托赋家的思想感情的。这种以象托意的表现手法早在屈原的《橘颂》、荀子的《赋篇》中就出现了。屈原对橘树进行由外而内的细致描写是为了说明橘树具有君子般坚持的操守和无私的品格，进而表明自己对橘树般高尚品德的向往之情。而在荀子的《赋篇》中，则是在明面上用“隐语”的手法反复描写一物，实则是通过这样手法向君王阐释藏在物象背后的治国为君道理。由此可见，邹阳在《酒赋》中描绘许多酒，对酒的态度有褒有贬，全文的重心归结在向君王讲述酒美但应饮酒有度道理的写法是从《赋篇》中学来的。而《诗经》的咏物更喜欢使用比兴的表现手法，因此，不能说《诗经》是梁园赋的渊源。正如秦丙坤先生所言：“《诗经》中没有真正运用象征手法，《诗经》所具备的诗体赋中的因素，并不充分，也不明显，很难说《诗经》是诗体赋的滥觞，只能说是与诗体赋有较远的渊源关系。”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梁园赋作在表现形式、咏物方式以及表现手法上确实与屈原的《橘頌》、荀子的《赋篇》更为相似，与《诗经》、宋玉《风赋》的差距较大，因此，本文认为将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赋篇》视为梁园赋作的渊源更准确。
参考文献：
[1] 韩高年.两汉咏物小赋源流概论[J].中国韵文学刊，2004（2）：79.
[2] 蒙显鹏.西汉咏物小赋探源[J].商，2012（9）： 179.
[3] 费振刚，仇仲谦等.全汉赋校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29，50，54，58，60，62，64.
[4]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3.
[5] 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6.
[6] 章沧授.论汉代咏物赋[J].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8（4）：96.
[7] 秦丙坤.论诗体赋的特征及其滥觞[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S1）：60
[8] 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 林家骊译注.楚辞[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 程俊英，蒋建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1] 陈春保.汉代咏物赋的模式及其变迁[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70-75.
[12] 韩高年.汉代四言咏物赋源流新探[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4-17.
[13] 李彤.论汉代的咏物小赋[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90-91.
[14] 金前文.论汉初的咏物小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210-213.
作 者： 王立洲，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陈林，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编 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汉赋 梁园赋作 渊源
梁园赋作是由汉初梁孝王集团门下诸游士创作的一组赋，又称“忘忧馆七赋”，载于托名西汉刘歆作的《西京杂记》中，具体包含枚乘《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几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等七篇。梁园赋作作为汉初的咏物小赋，极少引起学界的关注，对其的研究也多依附在对汉代咏物小赋或汉代诗体赋的研究上，研究内容多是对其特征的介绍，针对其渊源进行探究的相对较少。作为西汉咏物小赋的杰出代表，有必要对其渊源进行探究，故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结合新的论证材料进一步对梁园赋作的渊源是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赋篇》进行探究。
关于梁园赋作的渊源探究，韩高年先生在《两汉咏物小赋源流概论》一文中论述汉代咏物小赋的源流时有所涉及：“西汉咏物小赋远绍《诗经》之体，近师荀况、宋玉之赋。”虽然这适用于咏物赋这个大的整体，但本文认为，就梁园赋作来说，这种说法并不十分贴切，尤其是在与《诗经》的关系上。细读梁园赋作，可以发现，梁园赋作中并没有《诗经》重章叠句般的结构，所使用的表现手法也与之略有不同，故不能笼统地说《诗经》是梁园赋作的渊源。
蒙显鹏《西汉咏物小赋探源》中说，西汉咏物小赋的渊源除了荀、宋之赋外，还应有屈原的《橘颂》。通过对屈原《橘颂》、荀子《赋篇》、宋玉《风赋》与西汉咏物小赋的具体对比分析，他得出：“荀子《赋篇》对西汉小赋体制、语言、构思等方面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屈原《橘颂》、宋玉《风赋》分别对西汉咏物小赋的‘咏物寄意’和‘咏物颂圣’这两个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三者皆是西汉咏物小赋的主要来源。”本文赞同他所得出的西汉咏物小赋渊源结论，但要将其结论与梁园赋作的渊源画上等号，不免有些牵强。
本文综合先贤的观点，再将梁园赋作所呈现出的表现形式、咏物方式以及表现手法与屈原《橘颂》和荀子《赋篇》中的表现形式、咏物方式、表现手法等进行一一对照，可以得出，梁园赋作的渊源是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赋篇》的结论，具体论证如下。
第一，梁园赋作在篇幅和用韵方式等表现形式上与屈原《橘颂》、荀子《赋篇》相似。
梁园文学集团的“忘忧馆七赋”皆篇幅短小。其中篇幅较长的，字数在百字以上的，仅有两篇，即邹阳的《酒赋》232字和枚乘的《柳赋》162字，其余赋篇字数皆在百字之下，如路乔如的《鹤赋》90字，公孙诡的《月赋》84字，邹阳的《几赋》74字，公孙诡的《文鹿赋》44字，羊胜的《屏风赋》40字。这样短小的篇幅正和117字的屈原《橘颂》，以及每篇赋皆在百余字左右的荀子《赋篇》相似。即使与《诗经》的篇幅也大体相似，但赋体和诗体二者间略有区别，故说梁园赋作的渊源是屈、荀二人的赋作更为贴切，而《诗经》算不上是赋体文学的本源。
第二，梁园赋作在咏物方式上与屈原《橘颂》、荀子《赋篇》更为相近，与《诗经》的咏物方式相距远。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云：“赋者，古诗之流也。”之后又在《汉书·艺文志》中云：“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虽然班固认为赋源于《诗经》，但也发现二者存在不同之处。本文认为，梁园赋作兼有诗、赋双重特征，但观其咏物方式，可以发现，其与屈原《橘颂》、荀子《赋篇》的咏物方式更为相近，与《诗经》的咏物方式相距较远。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是刘勰对汉代咏物赋的评价。梁园赋作正是以这样的面貌呈现给世人，七篇赋作着力对物象进行描写，辅之以抒情，全篇钟于一物的描写，无他物介入，咏物力尽其貌，仅以文尾的寥寥数字来显示自身对君王的讽颂之情。如路乔如的《鹤赋》，以“白鸟朱冠，鼓翼池干”一句展开，接着是对鹤“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的动态描写和“岂忘赤霄之上，忽池御而盘桓”的静态描写，文末才用“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而报恩”一句表达自己对梁孝王的颂赞之情。再如公孙诡的《文鹿赋》，全篇一共四十余字，但四分之三的篇幅都是在描写鹿，仅“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这十个字不是对鹿的描写，而是抒发自己对梁王知遇之恩的感谢。可见梁园赋作咏物之詳尽。而在《诗经》中，咏物是次要的，是服务于抒情的，对物象描写十分简略，换句话说，即诗的重点不在物象上，而是通过写物来凸显情境，为后文的抒情做铺垫。如《魏风·硕鼠》《豳风·鸱鸮》《周南·螽斯》三篇，皆把物象作为引子，而全篇的重心皆在作者所抒发的情感上，因此，诗中对物的描写不会像梁园赋作“蔚似雕画”般详尽。以同样的方式阅读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赋篇》，可以发现，屈原花大量的篇幅对橘树进行了由外而内的细致描写，在百余字的组合下成功地将橘树美丽的外表和优秀的品质呈现在读者眼前。荀子则采用婉转反复的方式将“礼”“知”“云”“蚕”“箴”的面貌呈现给君王。由此可见，梁园赋作所采用的咏物方式源自专写“橘”的屈原《橘颂》和专写“礼”“知”“云”“蚕”“箴”的荀子《赋篇》，而非主写情，辅写物的《诗经》。
第三，梁园赋作以象托意的表现手法与屈原《橘颂》、荀子《赋篇》中的象征、隐语手法更为相近，与《诗经》的表现手法相距较远。
章沧授先生在其文章《论汉代咏物赋》中指出：“咏物赋是汉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写物图貌，注重排比，并善于运用夸张、比喻、虚拟、对比、映衬、烘托等丰富的表现手法，多层次多视角地摹状写物，取得了显著的艺术成就。”梁园赋作称得上是汉代咏物赋的杰出代表，其每篇赋作也采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来描述所写之物，且其细致的描写不仅仅是单纯为了展现物象，更是为了展现在物象的描写上的寄托之意，以此向读者展示藏于文字背后的作者想要阐述的道理和想要抒发的感情。如邹阳代替韩安国作的《几赋》中，赋对做“几案”的原材料的描写，不仅写了树的“上不测之绝顶”，还写了“楚入名工”对树的改造，最后写几案的“离奇髣佛”。其中，“山上的树”象征着未被发觉的人才，“楚名工”则象征着善于发现人才的梁王，而做成的“几案”则象征被梁王发现并予以厚待的赋家自身。如此一来，则将自己对梁孝王的感恩、颂赞之情寄托于对“几案”形成的描写而巧妙地表达出来。公孙乘的《月赋》也是如此，赋中对月的描写是为了以“躔度运行，阴阳以正”的月象传达自身对梁孝王的崇敬、感激之情。其余的几篇赋皆是如此。“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的柳树，“曲涓丘之麦，酿野田之米”的酒，“重葩累绣，沓璧连璋”的屏风，“质如细缛，文如素綦”的鹿，“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的鹤等皆是用来寄托赋家的思想感情的。这种以象托意的表现手法早在屈原的《橘颂》、荀子的《赋篇》中就出现了。屈原对橘树进行由外而内的细致描写是为了说明橘树具有君子般坚持的操守和无私的品格，进而表明自己对橘树般高尚品德的向往之情。而在荀子的《赋篇》中，则是在明面上用“隐语”的手法反复描写一物，实则是通过这样手法向君王阐释藏在物象背后的治国为君道理。由此可见，邹阳在《酒赋》中描绘许多酒，对酒的态度有褒有贬，全文的重心归结在向君王讲述酒美但应饮酒有度道理的写法是从《赋篇》中学来的。而《诗经》的咏物更喜欢使用比兴的表现手法，因此，不能说《诗经》是梁园赋的渊源。正如秦丙坤先生所言：“《诗经》中没有真正运用象征手法，《诗经》所具备的诗体赋中的因素，并不充分，也不明显，很难说《诗经》是诗体赋的滥觞，只能说是与诗体赋有较远的渊源关系。”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梁园赋作在表现形式、咏物方式以及表现手法上确实与屈原的《橘頌》、荀子的《赋篇》更为相似，与《诗经》、宋玉《风赋》的差距较大，因此，本文认为将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赋篇》视为梁园赋作的渊源更准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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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费振刚，仇仲谦等.全汉赋校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29，50，54，58，60，62，64.
[4]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3.
[5] 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6.
[6] 章沧授.论汉代咏物赋[J].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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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家骊译注.楚辞[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 程俊英，蒋建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1] 陈春保.汉代咏物赋的模式及其变迁[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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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彤.论汉代的咏物小赋[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90-91.
[14] 金前文.论汉初的咏物小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210-213.
作 者： 王立洲，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陈林，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编 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