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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轮世界大变局，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契机。抓住契机的中国，总能实现国家发展的蜕变。2020年，又是一个必须抓住的契机。
近年来中国外部环境变动幅度之大，冷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2020年是大变局中的一个节点。冷战格局瓦解时，中国坚定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后冷战时代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2020年的外交，承载着相似的功能。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的抉择，不仅事关崛起的继续，还将影响国际格局。
如何恢复经济，是后新冠时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如何让经济转型升级，是中国继续崛起的必需。2020年以后中国外交的布局，主要还会围绕经贸议题展开。就外交影响而言，双循环就是“内外兼修、主动塑造”，这也是中国外交的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上一系列双边、多边关系与国际机制，都将面临重塑。
对于中国外交来说，2020年的挑战不言而喻。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时，几乎是孤军奋战的中国承受了巨大压力。疫情向全球蔓延，尤其是美欧成为疫情震中后，中国从新冠病毒的受害者，变成了政治病毒的受害者。特朗普政府紧咬“中国责任”不放，欧洲暗批中国以医疗援助搞“新冠外交”。而且，新冠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使此前的逆全球化思潮中，开始带有对依赖中国供应链的警惕。突如其来的新冠危机，使中国的外部环境遭遇变局。
最大的变局，莫过于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把美中关系恶化到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并营造出新冷战的氛围。明年入主白宫的拜登，在双边层面不会刻意制造危机，但很可能在“外围”给中国造成更大的压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对华外交的突出特点，将是打造“统一战线”，尤其是争取欧洲。虽然欧洲也明白，跨大西洋关系回不到特朗普时代之前，但不得不承认，欧洲的很多政治人物，确实在“等待拜登”。
历史似乎在押韵。2020年以后的中国外交，很可能遇到在某些问题领域，美欧的政策“同步”，甚至协调。可能出现的外部环境之变，冷战末期曾经出现过。1989年7月，美国对中国实施政治、经济制裁，中美关系遭遇危机。随后，欧共体（欧盟的前身）成员国一致通过制裁中国的决议，事实上冻结了与中国的关系。虽然当时美欧没有正式的政策协调，但事实上形成了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十多年，而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美欧的“统一战线”，对中国外部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那时，中国的应对策略是：政策不变、多做工作、利用矛盾、打破制裁。其中，“政策不变”的要义之一，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多做工作”的效果，率先体现在对欧外交上。1990年夏，欧洲国家逐渐放松对中国的制裁、恢复了各层级的交流。随后，美国跟进，主动缓和对华关系。
打破外交孤立最为成功，同时也影响更为深远的，不在欧美方向，而在东南亚。面对冷战结束的国际变局，中国加大了对东南亚的外交投入。1991年，中国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启动；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体现外交关系升级的动作，中国都是东南亚域外大国中的“首个”。日本和美国的脚步，都在中国之后。
与中国类似，东南亚是以发展为诉求的区域。中国的东南亚外交，抓住了这一关键利益契合点。东亚成为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与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升级，呈现的是正相关性。与东盟自贸协定的生效，中国走在日本前面。而美国在这一点上，可能还遥遥无期。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期，中国外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如今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及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都是始于那时的外交布局。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可以说是开新局的经典案例。
历史已经留下启示。30年前的国际变局，中国在坚定改革开放的前提下，以稳住美国、争取欧洲、深耕东亚，成功地化解了外部压力，拓展了自身的战略回旋空间。2004年，欧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东盟跻身中国贸易伙伴前三甲，位居欧盟、美国之后。2020年前11个月的数据显示，东盟已经超过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伙伴排序变化的背后，体现的是外交着力点和成效。
新冠疫情打乱了全球议程，也影响了中国外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考验中国外交，2020年可以说是一次典型的压力测试。这一年不容易，既有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危机管理，也有局势动荡背景下的前瞻性布局。尽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继续崛起，还依赖于经济的转型升级。这就意味着，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仍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
11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拜登，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电哈里斯，祝贺她当选美国副总统。细心的人会发现，中方领导人发贺电的时机是有讲究的。此前一天，美国正式启动了大选后的权力交接。美国的大选争议，以及权力交接的磕绊，被闹得不安宁的不只是美国，还有对外关系。这一点，在当下微妙的中美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在坚持原则下的谨慎，意在稳定中美关系。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國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12月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当口。“当务之急是，双方应一道努力，排除各种干扰阻力，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对华政策的基调依然是强硬，但在行为方式上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毫无底线。中方主动展现诚意，也是一种有限的期待。 虽然中美关系依然重要，但中国外交的成效，更体现在对美外交之外。11月24日，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那是截至目前，两位领导人之间今年的第四次单独通话（即不包括在中欧平台这样的多边场合）。同样达到四次通话频率的，还有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通话次数，是今年中方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频率最高的，没有之一。在新冠疫情造成的特殊情况下，中国与欧洲两个重量级的国家之间的这种互动，其意义不言自明。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是今年双边关系的重点。习近平在与默克尔通话时表示，中方愿同欧方就下阶段中欧重大议程继续密切沟通，努力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对此，默克尔作了积极的回应，“德方祝贺中方同有关各方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希望同中方加大努力，推动年内完成欧中投资协定谈判”。中欧投资协定是一种利益绑定，谈成的希望越大，中国应对美国“脱钩”的底气就越足。
另一个重点，在东亚。11月15日RCEP的签署，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是曾经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西方，近年来刮起逆全球化之风后，东亚给出的首个最为明确也最为有力的回应。从中不难解读出趋势、格局之变。这个目前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贸易协定，与中国30年前开始深耕东亚，两者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关联。如果说RCEP的签署是东亚经济融合的历史性节点，那么中国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必将是东亚经济融合升级的前奏。
中国主动融入东亚经济为何重要？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去年1月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对外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以数据模型推测，包括美国但不包括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CPTPP的前身），每年能对全球收入制造4920亿美元的增量；目前的CPTPP每年产生的增量是1470亿美元，中国加入之后，增量将猛增到6320亿美元。对区域和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是中国应对“脱钩”的底气。
2020年11月15日，越南河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仪式现场
无论是追求与欧洲的利益绑定，还是坚持在东亚的经济融入，都是因为中国有开放的决心。新的历史关口，开放决心尤为关键。这些年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无需太多理论论证，只要对比中国与印度就能得出结论：开放为何如此重要。设想一下，如果目前中国经济的区域融合度，还是处于“印度水平”，那么化解美国“脱钩”威胁的战略压力，无疑会更吃力。中国主动“入群”，也是开放心态的升级。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2020年之后的变局，与冷战格局解体后存在本质的不同。世界不太可能重复冷战历史，但也绝无可能延续后冷战时代的格局。长期主导世界的美欧，对中国的认知都发生了变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自不待言，欧盟对中国的定位里，也有“系统性竞争对手”这一项。拜登入主白宫后，美欧在对华政策上“协调”的影响，很可能与冷战末期不在一个量级。这将是中国今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突出特点之一。
12月2日，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共同发布了一份题为《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的政策文件。这份文件是欧盟对拜登的“喊话”，意在重建被特朗普破坏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应对包括中国崛起在内的新变局。但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以“击败对手”为目的的对华战略竞争不同，欧盟更在意如何在新变局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欧盟唯美国马首是瞻，不会有太大意愿继续推进与中国的投资协定谈判。中美之间类似的谈判，已经停滞四年。
欧洲是中国能够而且应该争取的对象。国际贸易的一个常识是，终端消费市场的影响力，更具实质意义。虽然有中国参与的RCEP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协定，但其内部的贸易很大比例都是中间产品。在可预见的未来，东亚经济的升级，还需要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发达市场提供助力。中国经济“外循环”部分，不能也不会只依赖东亚“内循环”。欧盟与日本，尤其是与越南签署自贸协定，显然是捕捉东亚机遇的序曲。欧盟这些外交动作，美国都没有。
东亚与欧洲经济的连接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将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甚至世界经济秩序。中国经济的体量与影响力，决定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不可或缺。如果中国与欧盟能在市场准入、竞争中性、劳工标准等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中欧投资协定今年敲定绝对可期。无论是中欧投资协定，还是中国加入更高水平自贸协定CPTPP，都涉及国内一系列重大改革。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国内的改革越来越具有外部效应。这决定了中国在历史关口的抉择，不得不做到“内外兼修”。
“德不孤，必有邻。”中国正在朝“内外兼修”这條路走。11月4日，习近平在第三届进博会上表示，中国愿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他还说，“下一步，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将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近年来中国外部环境变动幅度之大，冷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2020年是大变局中的一个节点。冷战格局瓦解时，中国坚定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后冷战时代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2020年的外交，承载着相似的功能。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的抉择，不仅事关崛起的继续，还将影响国际格局。
如何恢复经济，是后新冠时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如何让经济转型升级，是中国继续崛起的必需。2020年以后中国外交的布局，主要还会围绕经贸议题展开。就外交影响而言，双循环就是“内外兼修、主动塑造”，这也是中国外交的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上一系列双边、多边关系与国际机制，都将面临重塑。
历史启示
对于中国外交来说，2020年的挑战不言而喻。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时，几乎是孤军奋战的中国承受了巨大压力。疫情向全球蔓延，尤其是美欧成为疫情震中后，中国从新冠病毒的受害者，变成了政治病毒的受害者。特朗普政府紧咬“中国责任”不放，欧洲暗批中国以医疗援助搞“新冠外交”。而且，新冠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使此前的逆全球化思潮中，开始带有对依赖中国供应链的警惕。突如其来的新冠危机，使中国的外部环境遭遇变局。
最大的变局，莫过于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把美中关系恶化到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并营造出新冷战的氛围。明年入主白宫的拜登，在双边层面不会刻意制造危机，但很可能在“外围”给中国造成更大的压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对华外交的突出特点，将是打造“统一战线”，尤其是争取欧洲。虽然欧洲也明白，跨大西洋关系回不到特朗普时代之前，但不得不承认，欧洲的很多政治人物，确实在“等待拜登”。
如今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及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都是始于那时的外交布局。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可以说是开新局的经典案例。
历史似乎在押韵。2020年以后的中国外交，很可能遇到在某些问题领域，美欧的政策“同步”，甚至协调。可能出现的外部环境之变，冷战末期曾经出现过。1989年7月，美国对中国实施政治、经济制裁，中美关系遭遇危机。随后，欧共体（欧盟的前身）成员国一致通过制裁中国的决议，事实上冻结了与中国的关系。虽然当时美欧没有正式的政策协调，但事实上形成了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十多年，而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美欧的“统一战线”，对中国外部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那时，中国的应对策略是：政策不变、多做工作、利用矛盾、打破制裁。其中，“政策不变”的要义之一，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多做工作”的效果，率先体现在对欧外交上。1990年夏，欧洲国家逐渐放松对中国的制裁、恢复了各层级的交流。随后，美国跟进，主动缓和对华关系。
打破外交孤立最为成功，同时也影响更为深远的，不在欧美方向，而在东南亚。面对冷战结束的国际变局，中国加大了对东南亚的外交投入。1991年，中国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启动；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体现外交关系升级的动作，中国都是东南亚域外大国中的“首个”。日本和美国的脚步，都在中国之后。
与中国类似，东南亚是以发展为诉求的区域。中国的东南亚外交，抓住了这一关键利益契合点。东亚成为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与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升级，呈现的是正相关性。与东盟自贸协定的生效，中国走在日本前面。而美国在这一点上，可能还遥遥无期。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期，中国外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如今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及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都是始于那时的外交布局。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可以说是开新局的经典案例。
历史已经留下启示。30年前的国际变局，中国在坚定改革开放的前提下，以稳住美国、争取欧洲、深耕东亚，成功地化解了外部压力，拓展了自身的战略回旋空间。2004年，欧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东盟跻身中国贸易伙伴前三甲，位居欧盟、美国之后。2020年前11个月的数据显示，东盟已经超过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伙伴排序变化的背后，体现的是外交着力点和成效。
现实布局
新冠疫情打乱了全球议程，也影响了中国外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考验中国外交，2020年可以说是一次典型的压力测试。这一年不容易，既有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危机管理，也有局势动荡背景下的前瞻性布局。尽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继续崛起，还依赖于经济的转型升级。这就意味着，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仍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
11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拜登，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电哈里斯，祝贺她当选美国副总统。细心的人会发现，中方领导人发贺电的时机是有讲究的。此前一天，美国正式启动了大选后的权力交接。美国的大选争议，以及权力交接的磕绊，被闹得不安宁的不只是美国，还有对外关系。这一点，在当下微妙的中美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在坚持原则下的谨慎，意在稳定中美关系。
无论是追求与欧洲的利益绑定，还是坚持在东亚的经济融入，都是因为中国有开放的决心。新的历史关口，开放决心尤为关键。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國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12月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当口。“当务之急是，双方应一道努力，排除各种干扰阻力，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对华政策的基调依然是强硬，但在行为方式上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毫无底线。中方主动展现诚意，也是一种有限的期待。 虽然中美关系依然重要，但中国外交的成效，更体现在对美外交之外。11月24日，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那是截至目前，两位领导人之间今年的第四次单独通话（即不包括在中欧平台这样的多边场合）。同样达到四次通话频率的，还有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通话次数，是今年中方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频率最高的，没有之一。在新冠疫情造成的特殊情况下，中国与欧洲两个重量级的国家之间的这种互动，其意义不言自明。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是今年双边关系的重点。习近平在与默克尔通话时表示，中方愿同欧方就下阶段中欧重大议程继续密切沟通，努力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对此，默克尔作了积极的回应，“德方祝贺中方同有关各方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希望同中方加大努力，推动年内完成欧中投资协定谈判”。中欧投资协定是一种利益绑定，谈成的希望越大，中国应对美国“脱钩”的底气就越足。
另一个重点，在东亚。11月15日RCEP的签署，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是曾经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西方，近年来刮起逆全球化之风后，东亚给出的首个最为明确也最为有力的回应。从中不难解读出趋势、格局之变。这个目前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贸易协定，与中国30年前开始深耕东亚，两者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关联。如果说RCEP的签署是东亚经济融合的历史性节点，那么中国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必将是东亚经济融合升级的前奏。
中国主动融入东亚经济为何重要？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去年1月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对外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以数据模型推测，包括美国但不包括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CPTPP的前身），每年能对全球收入制造4920亿美元的增量；目前的CPTPP每年产生的增量是1470亿美元，中国加入之后，增量将猛增到6320亿美元。对区域和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是中国应对“脱钩”的底气。
无论是追求与欧洲的利益绑定，还是坚持在东亚的经济融入，都是因为中国有开放的决心。新的历史关口，开放决心尤为关键。这些年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无需太多理论论证，只要对比中国与印度就能得出结论：开放为何如此重要。设想一下，如果目前中国经济的区域融合度，还是处于“印度水平”，那么化解美国“脱钩”威胁的战略压力，无疑会更吃力。中国主动“入群”，也是开放心态的升级。
内外兼修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2020年之后的变局，与冷战格局解体后存在本质的不同。世界不太可能重复冷战历史，但也绝无可能延续后冷战时代的格局。长期主导世界的美欧，对中国的认知都发生了变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自不待言，欧盟对中国的定位里，也有“系统性竞争对手”这一项。拜登入主白宫后，美欧在对华政策上“协调”的影响，很可能与冷战末期不在一个量级。这将是中国今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突出特点之一。
世界不太可能重复冷战历史，但也绝无可能延续后冷战时代的格局。长期主导世界的美欧，对中国的认知都发生了变化。
12月2日，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共同发布了一份题为《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的政策文件。这份文件是欧盟对拜登的“喊话”，意在重建被特朗普破坏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应对包括中国崛起在内的新变局。但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以“击败对手”为目的的对华战略竞争不同，欧盟更在意如何在新变局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欧盟唯美国马首是瞻，不会有太大意愿继续推进与中国的投资协定谈判。中美之间类似的谈判，已经停滞四年。
欧洲是中国能够而且应该争取的对象。国际贸易的一个常识是，终端消费市场的影响力，更具实质意义。虽然有中国参与的RCEP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协定，但其内部的贸易很大比例都是中间产品。在可预见的未来，东亚经济的升级，还需要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发达市场提供助力。中国经济“外循环”部分，不能也不会只依赖东亚“内循环”。欧盟与日本，尤其是与越南签署自贸协定，显然是捕捉东亚机遇的序曲。欧盟这些外交动作，美国都没有。
东亚与欧洲经济的连接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将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甚至世界经济秩序。中国经济的体量与影响力，决定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不可或缺。如果中国与欧盟能在市场准入、竞争中性、劳工标准等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中欧投资协定今年敲定绝对可期。无论是中欧投资协定，还是中国加入更高水平自贸协定CPTPP，都涉及国内一系列重大改革。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国内的改革越来越具有外部效应。这决定了中国在历史关口的抉择，不得不做到“内外兼修”。
“德不孤，必有邻。”中国正在朝“内外兼修”这條路走。11月4日，习近平在第三届进博会上表示，中国愿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他还说，“下一步，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将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