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很早就产生了“天下”观念，但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明末以来耶稣传教士的入华传教，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天文知识和地图知识，这些知识对中国人长久熟知的“天下”观念产生根本性的动摇，由此，传统的“天下”观开始逐渐被另一种“万国”观所取代。从“天下”到“万国”，实质上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人对“中国”自身的一种重新定位与思考，并深刻影响到此后中国的国际交往行为和中国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关键词：天下；万国；传教士；地图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7）21-0191-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7.21.119
一、中国之“天下”观
中国“天下”观的出现，可谓是古已有之。通过对上古三代遗物的考古发掘，配合传统文献的记载可以发现，早在上古时期，人们认识外界的手段便是将周围之物与天地星空联系起来，即董仲舒时期所谓的“天人合一”观念。郑玄认为：“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可见在古人心目中已经有了“天圆地方”、上下四方的空间观念。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是从天象的观测出发，通过天与地的一系列类比，得出社会实践中的中国居于天下之中，周围均为藩属小国这样一种带有先天的文化优越感的思维观念。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周代起，已按“天下”观将周王室统治之外的地区按其距京畿远近划分出“五服”的区别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战乱不断，诸子百家也在这种乱象中对人生与世界作出重新思考。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天下”观的表述愈发丰富，道家甚至还提出了“宇宙”一词，但是“天下”观中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和人们对于天地的根本看法并未发生改变。之后随着秦汉大一统，再到隋唐盛世，中国一直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周围的世界。然而到了辽宋金元时期，可谓是一个较大的变局。面对接连崛起的辽、夏、蒙古等政权的军事威胁，宋人对中国与周边民族的认识上开始发生变化，这从石介的《中国论》和欧阳修的《正统论》中便可看出宋人对“华夷”之辩的忧虑与无奈。这反而会从另一个侧面刺激宋人有意识地去加强“天下”观，毕竟中国文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确实优越于他们周围的各族。所以直到明中叶之后耶稣会士来华之前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种基于天象观察的中国与周边民族的“天下”观深深影响着传统士大夫乃至普通人对于中国之外的世界的判断与认识。
然而，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就中国人所了解的地理知识来看，从《山海经》《穆天子传》，再到后来的西汉张骞通西域的活动和东晋法显《佛国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及至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和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人们对于异域的知识了解应该是逐渐增多的。但为何这些不断增长的地理知识却不曾瓦解掉中国传统的“天下”呢？那是因为这些资料的记录者往往会加入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对异域与异族进行歪曲的介绍，所以“古代中国关于‘异域’的这些描述，并不是关于当时人对于实际世界的知识，而是对于‘中国’以及朝贡体制中的‘天下’與‘四夷’的一种想象”。
二、传教士来华：天文地图知识的传入与流传
从明朝末年开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地理大发现的开展，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殖民扩张，西方殖民势力开始东渐。与此同时，欧洲的基督教势力也开始与殖民势力结合起来，成为西方“一种完整文化的不自觉的载体”。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渐，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将“西学”引入中国。而这些入华的传教士中，利玛窦、南怀仁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利玛窦是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一个在中西交通史上无法避开的人物，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人物。在利玛窦带来的“西学”知识中，除了地图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带来的天文学知识对当时人们的精神信仰的震撼。在利玛窦看来，地球是圆形的，而且天地无所谓上下，在世界上还有和中国人一样的人，和我们“足相抵而立”，这就超越了中国古人对于天圆地方的认识，从而在士大夫间产生一股思想风暴，深刻动摇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以及为这些知识提供天然合理解释的知识理论的基础。
明末清初之际，比利时人南怀仁成为来华传教士中的一个佼佼者。南怀仁，天主教耶稣会教士。著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图说》《西方要记》。南怀仁所处时代，正值中西历法之争激烈时期，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因此下狱受灾。南怀仁与守旧官员杨光先进行对抗，撰《历法不得已辨》，逐条驳斥杨光先、吴明炫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从而破解了中国人脑海中长久以来的对自然天象的迷信态度。这些先进的地图绘制知识和天文历法知识无疑对当时的中国士大夫起到了精神的震撼作用。
三、从天下到万国：天文地图知识的影响
首先，传统的“天下”观受到动摇。天文知识的传入开始逐渐改变中国人对于宇宙的看法，原来的“天道左旋”“天圆地方”等等知识被“地圆说”“日心说”等新知所取代。新的地图知识的传入加强了人们的质疑，原来中国并非居于天下之中，四夷也并非以往所认为的那样落后，在中国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和另一种文明的存在。中国在变小，世界在变大，天下观开始逐渐被世界观或万国观所取代，中国开始进入万国时代。
其次，传统思想、学术的转向与变化。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和思想家面对这种“天下”到“万国”的冲击，一方面，明末清初的中国思想界开始产生一些被后世称为离经叛道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都与受到西学思潮影响的人们有较深的交往，这种思想又会使他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社会作出新的思考，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即是一例。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知识系统开始从根本上受到质疑，于是在学术界，考据之风兴起。
最后，对中国的国际交往行为的影响。“天下”观中的中国显然是文明的中心所在，其实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然而随着传教士的来华，传统的“朝贡”关系开始受到来自西方的挑战，马噶尔尼来华所引起的礼仪争端和通商纷争都可看作是“天下”观的差异不同所引起的结果。到之后中国真正纳入到“万国”秩序之中的时候，诸如外交机构的设置，外交官员等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开始改变中国的国际交往行为。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逐渐为条约体系所取代。由此，中国也逐渐实现了由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
四、结语
传教士来华，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天文地图知识，这些知识对其时中国人的世界观确实产生了不小的精神震撼，并深刻影响到此后中国的学术、文化、教育、外交等等，这种“天下”到“万国”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对自身影响的一种再定位。有趣的是，几乎同一时期，这些耶稣会士也将有关中国的地理研究介绍到西方，也使西方人进一步了解到了中国地理。中国在建立新的“世界”观、“中国”观的同时，西方也在建立同样新的“世界”观、“中国”观。以耶稣会士为中介，他们的活动对这一时期的东西方交流与认识均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文化的互动交流与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仍不乏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83.
[2] 朱其永.“天下主义”的困境及其近代遭遇[J].学术月刊，2010（1）：49-54.
[3] 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M].上海：中华书局，1996：7.
[4] 吴倩华.16-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中国地理研究考述[D].浙江大学，2013.
[ 责任编辑 李爱莉 ]
关键词：天下；万国；传教士；地图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7）21-0191-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7.21.119
一、中国之“天下”观
中国“天下”观的出现，可谓是古已有之。通过对上古三代遗物的考古发掘，配合传统文献的记载可以发现，早在上古时期，人们认识外界的手段便是将周围之物与天地星空联系起来，即董仲舒时期所谓的“天人合一”观念。郑玄认为：“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可见在古人心目中已经有了“天圆地方”、上下四方的空间观念。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是从天象的观测出发，通过天与地的一系列类比，得出社会实践中的中国居于天下之中，周围均为藩属小国这样一种带有先天的文化优越感的思维观念。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周代起，已按“天下”观将周王室统治之外的地区按其距京畿远近划分出“五服”的区别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战乱不断，诸子百家也在这种乱象中对人生与世界作出重新思考。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天下”观的表述愈发丰富，道家甚至还提出了“宇宙”一词，但是“天下”观中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和人们对于天地的根本看法并未发生改变。之后随着秦汉大一统，再到隋唐盛世，中国一直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周围的世界。然而到了辽宋金元时期，可谓是一个较大的变局。面对接连崛起的辽、夏、蒙古等政权的军事威胁，宋人对中国与周边民族的认识上开始发生变化，这从石介的《中国论》和欧阳修的《正统论》中便可看出宋人对“华夷”之辩的忧虑与无奈。这反而会从另一个侧面刺激宋人有意识地去加强“天下”观，毕竟中国文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确实优越于他们周围的各族。所以直到明中叶之后耶稣会士来华之前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种基于天象观察的中国与周边民族的“天下”观深深影响着传统士大夫乃至普通人对于中国之外的世界的判断与认识。
然而，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就中国人所了解的地理知识来看，从《山海经》《穆天子传》，再到后来的西汉张骞通西域的活动和东晋法显《佛国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及至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和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人们对于异域的知识了解应该是逐渐增多的。但为何这些不断增长的地理知识却不曾瓦解掉中国传统的“天下”呢？那是因为这些资料的记录者往往会加入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对异域与异族进行歪曲的介绍，所以“古代中国关于‘异域’的这些描述，并不是关于当时人对于实际世界的知识，而是对于‘中国’以及朝贡体制中的‘天下’與‘四夷’的一种想象”。
二、传教士来华：天文地图知识的传入与流传
从明朝末年开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地理大发现的开展，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殖民扩张，西方殖民势力开始东渐。与此同时，欧洲的基督教势力也开始与殖民势力结合起来，成为西方“一种完整文化的不自觉的载体”。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渐，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将“西学”引入中国。而这些入华的传教士中，利玛窦、南怀仁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利玛窦是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一个在中西交通史上无法避开的人物，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人物。在利玛窦带来的“西学”知识中，除了地图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带来的天文学知识对当时人们的精神信仰的震撼。在利玛窦看来，地球是圆形的，而且天地无所谓上下，在世界上还有和中国人一样的人，和我们“足相抵而立”，这就超越了中国古人对于天圆地方的认识，从而在士大夫间产生一股思想风暴，深刻动摇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以及为这些知识提供天然合理解释的知识理论的基础。
明末清初之际，比利时人南怀仁成为来华传教士中的一个佼佼者。南怀仁，天主教耶稣会教士。著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图说》《西方要记》。南怀仁所处时代，正值中西历法之争激烈时期，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因此下狱受灾。南怀仁与守旧官员杨光先进行对抗，撰《历法不得已辨》，逐条驳斥杨光先、吴明炫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从而破解了中国人脑海中长久以来的对自然天象的迷信态度。这些先进的地图绘制知识和天文历法知识无疑对当时的中国士大夫起到了精神的震撼作用。
三、从天下到万国：天文地图知识的影响
首先，传统的“天下”观受到动摇。天文知识的传入开始逐渐改变中国人对于宇宙的看法，原来的“天道左旋”“天圆地方”等等知识被“地圆说”“日心说”等新知所取代。新的地图知识的传入加强了人们的质疑，原来中国并非居于天下之中，四夷也并非以往所认为的那样落后，在中国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和另一种文明的存在。中国在变小，世界在变大，天下观开始逐渐被世界观或万国观所取代，中国开始进入万国时代。
其次，传统思想、学术的转向与变化。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和思想家面对这种“天下”到“万国”的冲击，一方面，明末清初的中国思想界开始产生一些被后世称为离经叛道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都与受到西学思潮影响的人们有较深的交往，这种思想又会使他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社会作出新的思考，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即是一例。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知识系统开始从根本上受到质疑，于是在学术界，考据之风兴起。
最后，对中国的国际交往行为的影响。“天下”观中的中国显然是文明的中心所在，其实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然而随着传教士的来华，传统的“朝贡”关系开始受到来自西方的挑战，马噶尔尼来华所引起的礼仪争端和通商纷争都可看作是“天下”观的差异不同所引起的结果。到之后中国真正纳入到“万国”秩序之中的时候，诸如外交机构的设置，外交官员等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开始改变中国的国际交往行为。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逐渐为条约体系所取代。由此，中国也逐渐实现了由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
四、结语
传教士来华，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天文地图知识，这些知识对其时中国人的世界观确实产生了不小的精神震撼，并深刻影响到此后中国的学术、文化、教育、外交等等，这种“天下”到“万国”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对自身影响的一种再定位。有趣的是，几乎同一时期，这些耶稣会士也将有关中国的地理研究介绍到西方，也使西方人进一步了解到了中国地理。中国在建立新的“世界”观、“中国”观的同时，西方也在建立同样新的“世界”观、“中国”观。以耶稣会士为中介，他们的活动对这一时期的东西方交流与认识均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文化的互动交流与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仍不乏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83.
[2] 朱其永.“天下主义”的困境及其近代遭遇[J].学术月刊，2010（1）：49-54.
[3] 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M].上海：中华书局，1996：7.
[4] 吴倩华.16-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中国地理研究考述[D].浙江大学，2013.
[ 责任编辑 李爱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