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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思想飞行的“工蜂”
廉 思
工蜂有舞，
舞唤同行。
途中苦厄，
终得蜜酿。
归于蜂巢，
化于蜂群。
这是有关高校的故事，这是有关青年教师的故事，这是有关我们自己的故事。
高校教师，古语称之为“先生”，先生不仅指授人学识使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相比较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高校青年教师可谓之“小先生”。在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大多是青年教师，他们透过教学、文章和社会事务，引领一代风气之先。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回国时，只有本科学历，任清华学堂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当时的他只有26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那时的高校青年教师，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有民族气节；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纲。他们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与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那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呢？
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是一个平静的群体，一个少人关注的群体。不温不火，渐被淡忘。当权力、财富成为社会主流价值时，青年官员、青年富豪、青年明星，甚至新生代农民工、大学毕业生，所受关注都远高于大学青年教师。在基于物质主义建立的坐标系中，极富极贫才引人注目，像高校青年教师这样的群体，不上不下，境遇难免有些尴尬。
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榜样和方向，社会环境不同，发展阶段和资源占有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取舍的标准自然也不同。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他们的成长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和共同的历史记忆。当他们经过二十多年的苦读“修成正果”拿到学位，又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获胜，争取到一个大学老师的教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发现自己面临比原来更大的压力：外部、内部，同龄人、隔代人，学生、老教师。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兼职收入，这些本身并没有关系的词语，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
在本书中，我们将高校青年教师称为“工蜂”。工蜂不是雄蜂，他们是辛勤工作的雌蜂。在一个蜂群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工蜂，他们以数倍于雄蜂的数量担负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世界上用材最少而容积最大的建筑在工蜂的飞舞中完成。
这个概念的诞生是因为201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养蜂人打开蜂箱，一幅人类社会的草图映入眼帘：一只大大的蜂后、几只围绕在其旁的雄蜂以及无数不停劳作的工蜂。工蜂的寿命只有半年左右，他们勤苦一生，不求回报，我头脑中掠过一个概念：工蜂。是啊，工蜂的体型比蜂后及雄蜂都小，却是蜜蜂社会里的中坚分子，据说一只工蜂每天采集上百朵花，也只能采回半克左右的花蜜。
“工蜂”和“蚁族”不同，作为青年中知识层次最高的群体，相比较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蚁族”，高校青年教师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具有明显优势。就整体而言，工蜂在上，蚁族在下；工蜂在飞，蚁族在爬。就个体而言，工蜂的力量往往更为强大，有时还具有攻击性，一旦遇到有敌害侵袭，其蜇针连同肠脏留在对方体中。尽管自己会死亡，也要给对方一击，这就是工蜂的特点。
另一方面，蜂屯蚁聚，蜂房蚁穴，蜂趋蚁附，蜂扇蚁聚，“蜂”和“蚁”好像天然就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都是勤劳的昆虫，蜜蜂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为人间酿造出甜美的蜂蜜，恰似老师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两者同样是社会性动物，这样的物种很像人，他们生活的群落也极像人类社会，位于蜂群中最底层的工蜂，与高校青年教师当前的境遇颇有许多隐喻式的暗合之处。而那个高高在上、不可触犯的蜂巢，不正是我们的大学抑或高等教育制度的象征吗？
当青年遇见大学教师，两个群体的交集构成了高校青年教师——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从大学教师的角度，他们是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构造者、阐释者与传播者，他们长于思考、敏于观察；而青年的特点又使他们富于热情和激情，对社会现实常持批判主义态度，对社会未来常怀理想主义情怀。两方面的叠加作用使得高校青年教师在社会功能上与其他社会阶层具有明显区别。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当代中国高校青年教师既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观潮者”，又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领潮者”。他们切实感受并深入思考了变革的推力和传统的阻力，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对中国问题做出自己的观察和认知。对于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如何才能准确地把握？我们尝试把高校青年教师置于三轴坐标系中予以考察，这三轴坐标系分别是：个体的微观考察、历史的纵向考察、现实的横向考察，其中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三条轴上找到相应的位置？对应着三条坐标轴，我们从不同方向和不同角度透视，力图展示出这个群体在这个时代之下的特别之处。
基于这样的思考架构，本书首先从个体微观考察开始，讲述有关高校青年教师的人物故事；然后将不同时代的学者名家引入进来，把青年知识分子历史贯通，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延伸的线索；最后是现实的横向考察，我们将去年倾力完成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奉上，为大家展开一幅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画卷。
第一篇：“蜂”貌——个体叙述与群体想象中的青年教师。每个人的所思所为，乃是世事遭际与人心互动的感知表达，绝非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所能呈现。对于青年教师群体而言，要使他们具象化，就要描绘出他们背后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情感态度、价值理念等。本篇由深访组主笔，从课题组调查对象中抽取若干人物，围绕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如果说青年教师是一个群像，那么本篇每个人物都是群像的一个侧面，不求面面俱到，但求言之有物。同时，为了增强文章趣味性，我们还特别邀请著名漫画家聂峻先生手绘插图15幅。本篇侧重“点”的力度，见微知著，感人至深。 第二篇：“蜂”骨——士人学人之变中的青年教师。透过当今大学青年教师，“士人——学人”之变仍在继续，并且映射为这个群体的重要特征。在以权力、财富为核心的衡量标准中，跟其他一些青年精英相比，大学青年教师的社会地位在下坠，“士”的观念和意识会让这个群体面对这种下坠时更加难堪。网络媒体的兴起，稀释了大学青年教师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在这个群体内部，地域之异、学校之分、学科之别，把这个群体撕裂得更加支离破碎。应当说，在这个群体之中，出世与入世的纠结、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糅合、独立思想与行政体制的挣扎都复杂交错地融合在一起。“士人——学人”之变的历史涵义，尤其是“士”作为士农工商社会之首的瓦解，以及“天下士”意识延绵不绝的影响，可以预见，完全的“学人”不会是这场大变局的最终结果。本篇访谈学者名家若干人，侧重“史”的深度，思想碰撞，给人启迪。
第三篇：“蜂”声——内外交困中的青年教师。2011年，我们开展了高校青年教师全国抽样调查，调查共涉及全国135所高校5400名高校青年教师，调查范围涵盖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基本信息、生活状况、社会保障、教学科研、网络行为等情况以及他们对公共媒体、学术道德、社会公平以及当前社会问题的认识。调查结束后，课题组形成了1万余字的总报告和5万余字的分报告，报告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篇选取部分调研报告以飨读者，让读者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特点，本篇侧重“面”的广度，数据呈现，引人深思。
不得不承认，相比较“蚁族”研究，高校青年教师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课题，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团队成员均为“80后”和“90后”，很多人仍是在校研究生，高校青年教师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文化层次均高于我们；另一方面自己作为团队负责人，也是研究对象本身。作为“局内人”，我可能会不经意地遗漏很多习以为常的现象。加之身陷市场、金钱、地位、利益的诸多诱惑，又兼专业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身为一名体制内的大学教师，能否拿出点勇气，坚守一点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说出点真话，确实面临种种压力和考验。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我们在高校青年教师研究中始终秉承“蚁族”研究延续下来的传统。一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数据。我们始终坚持研究者必须“入场”，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采取问卷填答、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进行社会调查，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但事实证明，感性认识是研究问题的起点，没有大量感性知识的积累，理性认识难以实现飞跃。二是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复杂的、多元的，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多学科交叉合力是认识中国问题的重要途径。我们团队成员分别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文理兼顾，各取所长。三是通过组织结构扁平化提升研究效率。团队成员都是年轻人，没有职务高低，没有地位尊卑，大家都是主人，大家都是主体，团队成员在思想相互撞击、相互交融、高度整合的过程中，资源共享、互信互学、共克难关、创出精品。
写史不容易，写当代史更不容易，而写与今天有直接影响，与明天还有重大联系的当代史更加困难。中国有句老话“生逢其时”，什么时代的知识分子才算“生逢其时”？有人说，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最受尊重，有人说延安知识分子最充实，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最自由，当然，也有人说现在才是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虽然我们做了5000多份的调查，又从中选取了十几个典型人物来记录他们的故事，但相对几百万的高校青年教师而言，我们书中论及的显然是少数，但是，对一个时代的解读，总是要有路径的。希望这本书，可以给所有关心这个时代的人们一个路径。
囿于主题、容量所限，且自己所知有限，书中疏漏、浅薄之处在所难免。从综合性或系统化的意义上说，本书不敢妄称是一部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记录，它只是我们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解释和关怀，部分解决了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它算得上是我们团队对当代知识青年研究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对知识青年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2009年出版的《蚁族》。书中首次提出“蚁族”概念，第一次向社会揭示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状态。“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其实质是反映了“学历资本在阶层晋升中的贬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映了以学历为代表的制度性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乃至阶级位置的关系正在发生复杂的变化。“蚁族”引发我们思考：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级晋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究竟是什么？比“蚁族”具有更高文化资本的群体是否也遭遇到了和“蚁族”同样的命运？这构成了我们做高校青年教师研究的初衷和动力。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把目光转向高校青年教师——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本文为《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工蜂：内心与思想的触碰
韩浩月
以主编《蚁族》而知名的廉思先生，推出了他的新书《工蜂》。《工蜂》还有个副书名叫《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从课题调研到撰文成书再到出版发行，沿用的都是《蚁族》的路线，但《工蜂》恐怕引不起《蚁族》那么强烈的反响。这是因为，《工蜂》的叙述群体要远比“蚁族”小，“工蜂”身上聚集的社会矛盾也远没有“蚁族”那么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校园高墙内的青年教师，还多停留在公众过往理想化的想象中，觉得在高校教书的“先生”是个既有名又有利的职业。
对了解教育现状、校园环境和教师生存的读者来说，可以看到《工蜂》在写实性方面是下了工夫的，这本书搭了一个桥梁，把过去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出现于媒体上的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集中在一起以群像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它把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再向公众推进了一步，但别指望公众能对这个群体产生多大的理解或同情，受体制、观念、信息等各方面存在的隔膜所限，高校青年教师目前所承受的委屈，还得要继续承受下去。
在《工蜂》的“蜂貌”篇章里，编者一共提供了13个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样本，年轻的采访者以自己略带稚嫩的文笔，勾勒出了这13个人在课堂上、教室里、生活中的模样，文字追求理性与客观，但字里行间却藏不住对描写对象的感性认识。这样的采访在深度上有所不足，但好处是为读者提供了可读性较强的文本，带来了不错的在场感。只是，纵览这些文字之后得到的整体印象是，报道更多地涉及了高校青年教师的精神层面，这本书的副书名，改为《大学青年教师精神实录》或许更贴切些。 是的，工作生活在作为象牙塔的大学中，怎能缺少对教师精神世界的追寻呢？教师收入低，七成每月收入难有结余，八成多自认处在社会中下层，这两个数据就足以证明教师的生存状况有多艰难。可想要了解教师的精神世界，单凭没有温度的数据怎么够？所以，编者在记录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时，笔触不由自主滑向对他们内心与思想的触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单是诉苦，这本书读起来也会让人觉得乏味了。
书中两位教师给我留下的印象较深，一位是那位在A大学教授古文的余磬音，他身上有民国学者的气质，但他的文人范儿却与处在网络时代的学生格格不入。另一位是荀梦，他在家乡小城的大学办起了自己的读书会。读书会设在自己的宿舍里，办杂志、唱歌、看电影，做饭吃，喝红酒，沙龙生活让他忘记了身心内外的烦恼。在其他受访者身上，都能清晰看到这两位教师的影子，总的说来，仅以《工蜂》所呈现的教师样本看，窘迫的现实让他们疲累不已，有隐含的倦怠感，对社会时政有相似的认知与判断，思维清醒，行动力不足，遁世心理强……
按照通常的描述，“工蜂”弱小但勤劳，承担了蜂群的全部劳动，一旦遇敌侵害哪怕自己死亡也要给对方一击。于是，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就辛劳和牺牲程度而言，“工蜂”说法是适用于高校青年教师的，但就社会分工和精神层面来看，作为应当受重视的一小群人，以及他们之于国家社会、民族未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工蜂”的说法是不合适的。“工蜂”的特点在于同时拥有建设与守卫功能，想象不出充满倦意和遁世心理的“工蜂”，能为蜂群带来多大的贡献——当然，在发出这个疑问之前，我们应首先认识到，错不在“工蜂”身上。
想要了解一个群体，首先要重视这个群体，作为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一群人，从外在看，高校青年教师的确在扮演着“工蜂”角色，他们需要得到关爱，需要得到尊重，需要从物质到精神给予精心的呵护，否则，失去工作动力的“工蜂”会让蜂巢建设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引擎。这是《工蜂》这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帮助读者意识到“工蜂”的重要性，无论是高校青年教师，还是其他的利益被牺牲者，他们都需要公平地对待。
一个时代，如何让最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这很关键。每个时代都有人才，问题在于，执政当局如何让人才发挥作用，不至于被埋没。人的智力其实相差不大，差别在于是否给希望、给机会。如果有希望、有机会，那么，很多人就会拼命努力，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最后达成愿望，但是整个社会就在这种“努力”中向前发展。
我说过，大学里急需两种人才：一是大家都在抢的学术大师，一是潜力无穷的年轻学者。前者可以出高价买，后者则只能自己培养——这点全世界都一样。目前国内各大学都倾向于“选才”而非“育才”，我认为这是一种偏颇。
——陈平原
1992年以后，整个社会世俗化了，大家以金钱、权力来衡量一个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不再有原来的地位，在经济上和公司白领都没法比。
到了2000年以后情况又有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国家开始有钱了，开始大规模投入大学科研体制。这以后，和社会一样，权力也好，对资金的支配也好，都在少数“大碗”“精英”手里。
拔尖以后，少数知识分子的地位、收入可以和社会上的一些人比肩。但是，青年教师、青年研究员的相对地位在下降。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
现在国家的主导政策，我称之为“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
如果你是成功人士，它会把资源都集中在你手里：各种各样的课题，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物质的、精神的都集中在这里。但如果你是一个尚未成功的、哪怕具有潜力的人，你要被“雪中送炭”也很难。
这个生存逻辑非常残酷：赢者通吃。而且现在社会好像开始默认这套规则，每一个人都想要削尖脑袋，想要做那个冠军，第二名就不稀奇了。变成这样，是整个社会环境、制度环境在恶化，生存环境在恶化。比生存环境、制度环境更恶化的是人的心态，心态的恶化到了从未有过的程度。
——许纪霖
大学青年教师的这个点我觉得抓得好，可以通过这个群体来了解中国教育的困境，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分析过。这个角度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人代表中国以后的20年。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和他们这代人的区别。拿我来说，我们在中学时代受到非常完整系统的文化教育。当时的老师，有的是“一二·九”运动那一代人，有的是20世纪40年代“反饥饿”那一代人，他们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压抑了，但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我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因此受到了传统士大夫的某种影响。而现在的青年教师这一代是断层，因为他们的老师是红卫兵一代，红卫兵一代本身就没有受到过什么教育，所以我觉得文化上真正的断裂是从现在开始的。
从人本身来说，这代人和我们那一代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我们有很大差异。
——萧功秦
青年人才在现行体制、现有科研文化下脱颖而出，很难。青年人才一定要有伯乐发现，要有环境支持才行。仅仅靠自强不息，靠自己玩命干，个别的可以起来，但整个群体起不来。
有一次我与一个新招聘的年轻人聊天，他很直率地问：“一公，我回来以后，需要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不要责怪他被多少人灌输了这个想法，就连我刚回来的时候，我那些还在国内“混”的大学同学就跟我讲，“一公，既然回国，你不可能不被染黑，咱们就顺势，顺水推舟，就不要太顽抗了”。一个人如果真是有学术自尊的话是不会这样做的，一个人如果真是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话也不会这样做。对我来讲，如果这样做，干嘛回来？可是青年人才很难有我这样的基础和底气。
留学归国的青年学者，适应能力强的可能会很快融入国内的科研体系，但学的是另一套。真正能坚守留学时期所推崇的学术操守、坚持道德标准的青年学者，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在这样的环境下又能有多少青年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国内很多人对我的看法持不同意见，说我言过其实了，“我们做得也不赖，国外做的东西我们基本上也能做得差不多，他们做出来以后我们比他们晚半年就做出来了”。甚至说“你发三篇论文，我能发五篇”——不是这种态度。在科技创新领域，永远需要和时间赛跑，和技术竞技。不要说晚半年，就是晚一个月也是晚了，意义就不一样了。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清华大学招人，其实我不看你有没有学位，你是不是有Nature或Science的论文。如果你能通过我们面试这一关，跟我们谈科研津津有味，能讲个出色的seminar（讨论会），有较高的scholarship，他毫无疑问会是个优秀的科学家。看一个人有几斤几两，就像是金庸小说里的高手过招，难道你要看他以前学过什么，跟哪个老师学过，读过几本武功秘籍？你过两招自然心知肚明了。
——施一公
责编：思 源
廉 思
工蜂有舞，
舞唤同行。
途中苦厄，
终得蜜酿。
归于蜂巢，
化于蜂群。
这是有关高校的故事，这是有关青年教师的故事，这是有关我们自己的故事。
高校教师，古语称之为“先生”，先生不仅指授人学识使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相比较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高校青年教师可谓之“小先生”。在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大多是青年教师，他们透过教学、文章和社会事务，引领一代风气之先。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回国时，只有本科学历，任清华学堂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当时的他只有26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那时的高校青年教师，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有民族气节；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纲。他们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与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那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呢？
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是一个平静的群体，一个少人关注的群体。不温不火，渐被淡忘。当权力、财富成为社会主流价值时，青年官员、青年富豪、青年明星，甚至新生代农民工、大学毕业生，所受关注都远高于大学青年教师。在基于物质主义建立的坐标系中，极富极贫才引人注目，像高校青年教师这样的群体，不上不下，境遇难免有些尴尬。
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榜样和方向，社会环境不同，发展阶段和资源占有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取舍的标准自然也不同。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他们的成长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和共同的历史记忆。当他们经过二十多年的苦读“修成正果”拿到学位，又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获胜，争取到一个大学老师的教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发现自己面临比原来更大的压力：外部、内部，同龄人、隔代人，学生、老教师。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兼职收入，这些本身并没有关系的词语，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
在本书中，我们将高校青年教师称为“工蜂”。工蜂不是雄蜂，他们是辛勤工作的雌蜂。在一个蜂群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工蜂，他们以数倍于雄蜂的数量担负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世界上用材最少而容积最大的建筑在工蜂的飞舞中完成。
这个概念的诞生是因为201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养蜂人打开蜂箱，一幅人类社会的草图映入眼帘：一只大大的蜂后、几只围绕在其旁的雄蜂以及无数不停劳作的工蜂。工蜂的寿命只有半年左右，他们勤苦一生，不求回报，我头脑中掠过一个概念：工蜂。是啊，工蜂的体型比蜂后及雄蜂都小，却是蜜蜂社会里的中坚分子，据说一只工蜂每天采集上百朵花，也只能采回半克左右的花蜜。
“工蜂”和“蚁族”不同，作为青年中知识层次最高的群体，相比较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蚁族”，高校青年教师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具有明显优势。就整体而言，工蜂在上，蚁族在下；工蜂在飞，蚁族在爬。就个体而言，工蜂的力量往往更为强大，有时还具有攻击性，一旦遇到有敌害侵袭，其蜇针连同肠脏留在对方体中。尽管自己会死亡，也要给对方一击，这就是工蜂的特点。
另一方面，蜂屯蚁聚，蜂房蚁穴，蜂趋蚁附，蜂扇蚁聚，“蜂”和“蚁”好像天然就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都是勤劳的昆虫，蜜蜂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为人间酿造出甜美的蜂蜜，恰似老师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两者同样是社会性动物，这样的物种很像人，他们生活的群落也极像人类社会，位于蜂群中最底层的工蜂，与高校青年教师当前的境遇颇有许多隐喻式的暗合之处。而那个高高在上、不可触犯的蜂巢，不正是我们的大学抑或高等教育制度的象征吗？
当青年遇见大学教师，两个群体的交集构成了高校青年教师——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从大学教师的角度，他们是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构造者、阐释者与传播者，他们长于思考、敏于观察；而青年的特点又使他们富于热情和激情，对社会现实常持批判主义态度，对社会未来常怀理想主义情怀。两方面的叠加作用使得高校青年教师在社会功能上与其他社会阶层具有明显区别。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当代中国高校青年教师既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观潮者”，又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领潮者”。他们切实感受并深入思考了变革的推力和传统的阻力，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对中国问题做出自己的观察和认知。对于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如何才能准确地把握？我们尝试把高校青年教师置于三轴坐标系中予以考察，这三轴坐标系分别是：个体的微观考察、历史的纵向考察、现实的横向考察，其中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三条轴上找到相应的位置？对应着三条坐标轴，我们从不同方向和不同角度透视，力图展示出这个群体在这个时代之下的特别之处。
基于这样的思考架构，本书首先从个体微观考察开始，讲述有关高校青年教师的人物故事；然后将不同时代的学者名家引入进来，把青年知识分子历史贯通，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延伸的线索；最后是现实的横向考察，我们将去年倾力完成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奉上，为大家展开一幅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画卷。
第一篇：“蜂”貌——个体叙述与群体想象中的青年教师。每个人的所思所为，乃是世事遭际与人心互动的感知表达，绝非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所能呈现。对于青年教师群体而言，要使他们具象化，就要描绘出他们背后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情感态度、价值理念等。本篇由深访组主笔，从课题组调查对象中抽取若干人物，围绕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如果说青年教师是一个群像，那么本篇每个人物都是群像的一个侧面，不求面面俱到，但求言之有物。同时，为了增强文章趣味性，我们还特别邀请著名漫画家聂峻先生手绘插图15幅。本篇侧重“点”的力度，见微知著，感人至深。 第二篇：“蜂”骨——士人学人之变中的青年教师。透过当今大学青年教师，“士人——学人”之变仍在继续，并且映射为这个群体的重要特征。在以权力、财富为核心的衡量标准中，跟其他一些青年精英相比，大学青年教师的社会地位在下坠，“士”的观念和意识会让这个群体面对这种下坠时更加难堪。网络媒体的兴起，稀释了大学青年教师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在这个群体内部，地域之异、学校之分、学科之别，把这个群体撕裂得更加支离破碎。应当说，在这个群体之中，出世与入世的纠结、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糅合、独立思想与行政体制的挣扎都复杂交错地融合在一起。“士人——学人”之变的历史涵义，尤其是“士”作为士农工商社会之首的瓦解，以及“天下士”意识延绵不绝的影响，可以预见，完全的“学人”不会是这场大变局的最终结果。本篇访谈学者名家若干人，侧重“史”的深度，思想碰撞，给人启迪。
第三篇：“蜂”声——内外交困中的青年教师。2011年，我们开展了高校青年教师全国抽样调查，调查共涉及全国135所高校5400名高校青年教师，调查范围涵盖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基本信息、生活状况、社会保障、教学科研、网络行为等情况以及他们对公共媒体、学术道德、社会公平以及当前社会问题的认识。调查结束后，课题组形成了1万余字的总报告和5万余字的分报告，报告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篇选取部分调研报告以飨读者，让读者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特点，本篇侧重“面”的广度，数据呈现，引人深思。
不得不承认，相比较“蚁族”研究，高校青年教师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课题，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团队成员均为“80后”和“90后”，很多人仍是在校研究生，高校青年教师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文化层次均高于我们；另一方面自己作为团队负责人，也是研究对象本身。作为“局内人”，我可能会不经意地遗漏很多习以为常的现象。加之身陷市场、金钱、地位、利益的诸多诱惑，又兼专业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身为一名体制内的大学教师，能否拿出点勇气，坚守一点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说出点真话，确实面临种种压力和考验。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我们在高校青年教师研究中始终秉承“蚁族”研究延续下来的传统。一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数据。我们始终坚持研究者必须“入场”，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采取问卷填答、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进行社会调查，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但事实证明，感性认识是研究问题的起点，没有大量感性知识的积累，理性认识难以实现飞跃。二是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复杂的、多元的，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多学科交叉合力是认识中国问题的重要途径。我们团队成员分别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文理兼顾，各取所长。三是通过组织结构扁平化提升研究效率。团队成员都是年轻人，没有职务高低，没有地位尊卑，大家都是主人，大家都是主体，团队成员在思想相互撞击、相互交融、高度整合的过程中，资源共享、互信互学、共克难关、创出精品。
写史不容易，写当代史更不容易，而写与今天有直接影响，与明天还有重大联系的当代史更加困难。中国有句老话“生逢其时”，什么时代的知识分子才算“生逢其时”？有人说，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最受尊重，有人说延安知识分子最充实，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最自由，当然，也有人说现在才是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虽然我们做了5000多份的调查，又从中选取了十几个典型人物来记录他们的故事，但相对几百万的高校青年教师而言，我们书中论及的显然是少数，但是，对一个时代的解读，总是要有路径的。希望这本书，可以给所有关心这个时代的人们一个路径。
囿于主题、容量所限，且自己所知有限，书中疏漏、浅薄之处在所难免。从综合性或系统化的意义上说，本书不敢妄称是一部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记录，它只是我们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解释和关怀，部分解决了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它算得上是我们团队对当代知识青年研究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对知识青年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2009年出版的《蚁族》。书中首次提出“蚁族”概念，第一次向社会揭示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状态。“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其实质是反映了“学历资本在阶层晋升中的贬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映了以学历为代表的制度性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乃至阶级位置的关系正在发生复杂的变化。“蚁族”引发我们思考：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级晋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究竟是什么？比“蚁族”具有更高文化资本的群体是否也遭遇到了和“蚁族”同样的命运？这构成了我们做高校青年教师研究的初衷和动力。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把目光转向高校青年教师——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本文为《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工蜂：内心与思想的触碰
韩浩月
以主编《蚁族》而知名的廉思先生，推出了他的新书《工蜂》。《工蜂》还有个副书名叫《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从课题调研到撰文成书再到出版发行，沿用的都是《蚁族》的路线，但《工蜂》恐怕引不起《蚁族》那么强烈的反响。这是因为，《工蜂》的叙述群体要远比“蚁族”小，“工蜂”身上聚集的社会矛盾也远没有“蚁族”那么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校园高墙内的青年教师，还多停留在公众过往理想化的想象中，觉得在高校教书的“先生”是个既有名又有利的职业。
对了解教育现状、校园环境和教师生存的读者来说，可以看到《工蜂》在写实性方面是下了工夫的，这本书搭了一个桥梁，把过去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出现于媒体上的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集中在一起以群像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它把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再向公众推进了一步，但别指望公众能对这个群体产生多大的理解或同情，受体制、观念、信息等各方面存在的隔膜所限，高校青年教师目前所承受的委屈，还得要继续承受下去。
在《工蜂》的“蜂貌”篇章里，编者一共提供了13个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样本，年轻的采访者以自己略带稚嫩的文笔，勾勒出了这13个人在课堂上、教室里、生活中的模样，文字追求理性与客观，但字里行间却藏不住对描写对象的感性认识。这样的采访在深度上有所不足，但好处是为读者提供了可读性较强的文本，带来了不错的在场感。只是，纵览这些文字之后得到的整体印象是，报道更多地涉及了高校青年教师的精神层面，这本书的副书名，改为《大学青年教师精神实录》或许更贴切些。 是的，工作生活在作为象牙塔的大学中，怎能缺少对教师精神世界的追寻呢？教师收入低，七成每月收入难有结余，八成多自认处在社会中下层，这两个数据就足以证明教师的生存状况有多艰难。可想要了解教师的精神世界，单凭没有温度的数据怎么够？所以，编者在记录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时，笔触不由自主滑向对他们内心与思想的触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单是诉苦，这本书读起来也会让人觉得乏味了。
书中两位教师给我留下的印象较深，一位是那位在A大学教授古文的余磬音，他身上有民国学者的气质，但他的文人范儿却与处在网络时代的学生格格不入。另一位是荀梦，他在家乡小城的大学办起了自己的读书会。读书会设在自己的宿舍里，办杂志、唱歌、看电影，做饭吃，喝红酒，沙龙生活让他忘记了身心内外的烦恼。在其他受访者身上，都能清晰看到这两位教师的影子，总的说来，仅以《工蜂》所呈现的教师样本看，窘迫的现实让他们疲累不已，有隐含的倦怠感，对社会时政有相似的认知与判断，思维清醒，行动力不足，遁世心理强……
按照通常的描述，“工蜂”弱小但勤劳，承担了蜂群的全部劳动，一旦遇敌侵害哪怕自己死亡也要给对方一击。于是，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就辛劳和牺牲程度而言，“工蜂”说法是适用于高校青年教师的，但就社会分工和精神层面来看，作为应当受重视的一小群人，以及他们之于国家社会、民族未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工蜂”的说法是不合适的。“工蜂”的特点在于同时拥有建设与守卫功能，想象不出充满倦意和遁世心理的“工蜂”，能为蜂群带来多大的贡献——当然，在发出这个疑问之前，我们应首先认识到，错不在“工蜂”身上。
想要了解一个群体，首先要重视这个群体，作为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一群人，从外在看，高校青年教师的确在扮演着“工蜂”角色，他们需要得到关爱，需要得到尊重，需要从物质到精神给予精心的呵护，否则，失去工作动力的“工蜂”会让蜂巢建设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引擎。这是《工蜂》这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帮助读者意识到“工蜂”的重要性，无论是高校青年教师，还是其他的利益被牺牲者，他们都需要公平地对待。
一个时代，如何让最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这很关键。每个时代都有人才，问题在于，执政当局如何让人才发挥作用，不至于被埋没。人的智力其实相差不大，差别在于是否给希望、给机会。如果有希望、有机会，那么，很多人就会拼命努力，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最后达成愿望，但是整个社会就在这种“努力”中向前发展。
我说过，大学里急需两种人才：一是大家都在抢的学术大师，一是潜力无穷的年轻学者。前者可以出高价买，后者则只能自己培养——这点全世界都一样。目前国内各大学都倾向于“选才”而非“育才”，我认为这是一种偏颇。
——陈平原
1992年以后，整个社会世俗化了，大家以金钱、权力来衡量一个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不再有原来的地位，在经济上和公司白领都没法比。
到了2000年以后情况又有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国家开始有钱了，开始大规模投入大学科研体制。这以后，和社会一样，权力也好，对资金的支配也好，都在少数“大碗”“精英”手里。
拔尖以后，少数知识分子的地位、收入可以和社会上的一些人比肩。但是，青年教师、青年研究员的相对地位在下降。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
现在国家的主导政策，我称之为“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
如果你是成功人士，它会把资源都集中在你手里：各种各样的课题，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物质的、精神的都集中在这里。但如果你是一个尚未成功的、哪怕具有潜力的人，你要被“雪中送炭”也很难。
这个生存逻辑非常残酷：赢者通吃。而且现在社会好像开始默认这套规则，每一个人都想要削尖脑袋，想要做那个冠军，第二名就不稀奇了。变成这样，是整个社会环境、制度环境在恶化，生存环境在恶化。比生存环境、制度环境更恶化的是人的心态，心态的恶化到了从未有过的程度。
——许纪霖
大学青年教师的这个点我觉得抓得好，可以通过这个群体来了解中国教育的困境，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分析过。这个角度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人代表中国以后的20年。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和他们这代人的区别。拿我来说，我们在中学时代受到非常完整系统的文化教育。当时的老师，有的是“一二·九”运动那一代人，有的是20世纪40年代“反饥饿”那一代人，他们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压抑了，但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我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因此受到了传统士大夫的某种影响。而现在的青年教师这一代是断层，因为他们的老师是红卫兵一代，红卫兵一代本身就没有受到过什么教育，所以我觉得文化上真正的断裂是从现在开始的。
从人本身来说，这代人和我们那一代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我们有很大差异。
——萧功秦
青年人才在现行体制、现有科研文化下脱颖而出，很难。青年人才一定要有伯乐发现，要有环境支持才行。仅仅靠自强不息，靠自己玩命干，个别的可以起来，但整个群体起不来。
有一次我与一个新招聘的年轻人聊天，他很直率地问：“一公，我回来以后，需要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不要责怪他被多少人灌输了这个想法，就连我刚回来的时候，我那些还在国内“混”的大学同学就跟我讲，“一公，既然回国，你不可能不被染黑，咱们就顺势，顺水推舟，就不要太顽抗了”。一个人如果真是有学术自尊的话是不会这样做的，一个人如果真是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话也不会这样做。对我来讲，如果这样做，干嘛回来？可是青年人才很难有我这样的基础和底气。
留学归国的青年学者，适应能力强的可能会很快融入国内的科研体系，但学的是另一套。真正能坚守留学时期所推崇的学术操守、坚持道德标准的青年学者，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在这样的环境下又能有多少青年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国内很多人对我的看法持不同意见，说我言过其实了，“我们做得也不赖，国外做的东西我们基本上也能做得差不多，他们做出来以后我们比他们晚半年就做出来了”。甚至说“你发三篇论文，我能发五篇”——不是这种态度。在科技创新领域，永远需要和时间赛跑，和技术竞技。不要说晚半年，就是晚一个月也是晚了，意义就不一样了。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清华大学招人，其实我不看你有没有学位，你是不是有Nature或Science的论文。如果你能通过我们面试这一关，跟我们谈科研津津有味，能讲个出色的seminar（讨论会），有较高的scholarship，他毫无疑问会是个优秀的科学家。看一个人有几斤几两，就像是金庸小说里的高手过招，难道你要看他以前学过什么，跟哪个老师学过，读过几本武功秘籍？你过两招自然心知肚明了。
——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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