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上最大的危险，不是台风、海啸，而是近来持续升温的争议。6月14日，越南海军在中国南沙群岛毕生礁周边海域举行实弹演习，摆出挑衅姿态。而就在前一天，越南总理阮晋勇发表了罕见强硬的讲话，声称“要以全党、全军、全民之力保卫东海(即中国南海)。”
　　越南的做法，引起了国际舆论普遍担忧。观察人士担心，(就南海问题)中越有“摊牌”的危险。担忧的又一佐证，是阮晋勇签发征兵令。这是自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以来的首次征兵。尽管越方称“征兵令”不是“动员令”，但它的签发时机，却十分微妙。
　　回望胡志明时代，中越两国的友谊处于前所未有之蜜月期，但他甫一离世，越共领导人就违背了胡志明的遗嘱，原本“同志加兄弟”的友邦进入了近十年的战争状态，接下来又是两国关系二十年的沉寂……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当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忘记时，我们就是在背叛我们的历史。那个密林背后的南方国家，那段云深雾绕的历史恩怨，正离我们的视线越来越远，那位视中越为一家的异国老人，那些掩埋在雨林中的忠魂英灵，又怎能瞑目?
　　
　　胡志明与中越蜜月期：谁让越共赢得了越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与此同时，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情况却并不理想。至新中国成立时，越南领土的大部分，包括各战略要冲、公路港口、大中城市、物产基地等仍在法国殖民军手中，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则只能从河内迁移到越北山区的深山老林之中，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此时，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像一些西方媒体所说，胡志明领导的共和国就是一个“幽灵”国家。所以，当时的越南没有任何国际地位，也得不到任何外援。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使孤立无援地战斗在反法前线的胡志明和他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异常兴奋，1949年9月，胡志明决定派李碧山、阮德瑞两位同志作为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代表，前往北京，为此，胡志明亲笔写了一封中文信，请他们带交周恩来和邓颖超。为了保密，在信的开头，胡志明用了“恩哥颖姐”这样的称呼，信的内容则以亲友之间谈生意的方式来表示。胡志明在信中写道：“弟与哥姐相别十年了，时时思念，且有许多心事要告诉你们。”“弟谨代表敝店祝贺贵公司的伟大发展。”“敝店近年来生意颇好，兹欲争取时机，打胜对方，谨派亲信伙计两人赶紧求你们帮助。”信末的署名，用的是胡志明于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使用的化名“胡光”。
　　12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胡志明，同意“即时建立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在收到中共中央电报后，胡志明于1950年1月14日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越南全体人民惟一的合法政府。”次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黄明鉴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交换大使”。在中国承认并表示愿意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后，苏联、朝鲜和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也先后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至此，越南民主共和国终于彻底摆脱了“幽灵”国家的厄运，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背景下，翻开了反法斗争新的一页。越南独立后，特别是印度支那和平恢复后，胡志明多次到中国访问、度假、疗养，中国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胡志明的足迹，也留下了胡志明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甚至到1962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共同致信胡志明：祝贺胡志明72岁寿辰。1960年至1962年连续三年，胡志明生日都是在中国度过的。1969年，胡志明在河内逝世。临终遗言也不忘提到对中国的友情珍视：“无论碰到多大的艰苦困难，我们人民要与中国同志互相配合，也必将获得彻底的胜利”。胡志明去世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往河内吊唁并嚎啕大哭。因为周胡私交甚密，且当时的中越两国的友谊处于前所未有之蜜月期。据统计，到1978年止，按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左右，其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已完成339项)、3.46亿米棉布、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的油管、3.5万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的修建工程以及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和6.35亿美元的现汇。在20多年间，中国还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两万余人、工程和防空部队30多万人，最高年份达17万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战场上伤亡达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的遗骨安葬在越南的国土上。
　　
　　为何背叛胡志明遗嘱：中国饿着肚子养肥了狼
　　
　　可惜，胡的遗嘱，事难如愿。在胡志明逝世后，黎笋取得了北越的领导权并随后统一了越南。当1976年南越并入北越之时，黎笋已成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在黎笋的核准之下，越南发动了对柬埔寨的入侵。此举造成了中越两国关系陷入低潮。他听从前苏联挑唆，大批驱逐在越境内的华人并且和苏联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盟友关系。做为回报，苏方在1979年授予他列宁和平奖。
　　中国人此后对他不屑与不齿。在国人的眼里，越南要为他主政时期入侵柬埔寨，靠拢苏修，排华，背信弃义，中越交恶，1979年边境战争，1984年老山，法卡山骑线点争夺战等等诸多事件买单。而当时的黎笋对政治局发表演讲，更是无理煽动越南对华强硬政策，他的原文部分，如下所叙：尽管胡志明主席要求我们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国每年提供500,000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国和苏联的一致和团结)，事情也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与他们会谈。正是在这次，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方面)来往，恐怕我做不到!大家明白，眼下的形势，中国不愿见到我们国家强大，她比美国更令人可恨!……”
　　在黎笋对政治局发表演说后，中越摩擦已经在全球公开化了。事实上没有越南不间断的边界挑衅，中国也不会出兵。因此，当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存在成为越南霸主梦的绊脚石时，中越战争的爆发，就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了。中国于1979年3月份宣布从越南边境地区撤军后，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也并未能立即缓和。整个80年代，中越之间的对峙依然存在，两国虽未断绝外交关系，但各方面的正常交往基本中断。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越南官方对待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1988年初，越南国会召开会议，决定删去宪法序言中有关攻击中国的言辞，为寻求关系正常化消除法律障碍。同时，越南的主流媒体上也登载一些文章，较为客观地报道中国改革开放10年间的发展成就。从外交关系行为层面考察，中越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根本突破，表现为越南领导人两次来访并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这就是1990年9月成都秘密会晤和1991年11月北京高级会晤。两次会晤的精神实质一致，即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指导思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恢复中越关系。阮文灵在成都秘密会晤时，向中国领导人说：“我们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决不忘恩负义，要重新恢复胡志明主席的对华政策，恢复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江泽民总书记也借用“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诗句指出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已经实现了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