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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安火车站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西北开发，正式运营后改善了西安相对闭塞的交通状况，促进了西安工商业、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和新市区的发展，影响了西安的城市布局，推动了西安的现代化进程。西安火车站作为交通枢纽促进了西北地区商贸交流和规模的扩大。抗战时期，东部工业沿铁路内迁，和新建工业一起分布在火车站沿线，丰富了西安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种类，促进全国工业均衡发展。沿陇海铁路而来的难民也在西北得到妥善安顿并促进了西北开发。
关键词：西安火车站;西安车站;陇海铁路;西北;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23-0020-02
铁路作为近代的先进交通设施会对沿线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火车站作为城市铁路的通车标志，见证着这一地区交通的现代化和城市的发展变迁。作为陇海铁路西部的重要站点，始建于民国的西安火车站对于西安乃至全国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通过论述西安火车站的兴建背景、修建过程、运营情况，探寻早期西安火车站对于西安城市发展的意义以及对于全国的历史意义，从而反映西北地区现代化的进程。
1 西安火车站的修建背景及其建立
西安火车站始建于1934年12月，其修建以陇海铁路西延至西安为前提，而铁路的西展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兴盛的西北开发的热潮有着直接的关系。“西北开发热”的出现，有以下几个原因。
国防是促成西北开发热潮的首要因素。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加速了对中国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相继沦陷，西北开发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一·二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再度加深，国民政府迁都洛阳，这一时期出于国防与建设的需要，开发西北成为这一时期的首要任务。
从民生上看，1928年～1932年，以陕西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发生了旱灾、瘟疫等一系列自然灾害[1]，这无疑使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的西北地区雪上加霜，因此救济西北问题引发了国民政府的关注。文化因素也是“西北开发热”出现的重要原因，“秦晋山地及关中平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后经过不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放出灿烂文明之花”，因此为研究民族原本的文化也需要开发西北，可见文化情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对西北的开发。
基于以上考量，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确定西安为陪都并更名为西京，正式开发、建设西北。“开发西北最急务者”就是发展交通，交通不便严重制约着西北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建设，在交通建设中最瞩目的问题是铁路建设，贯通于中国腹部的主干线陇海铁路也被称为“中国开化西北的生命线”。因此，陇海铁路的西延是当时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重中之重，国民政府计划以陇海铁路的西延为顺序，逐步开发西北地区。
1931年陇海铁路修至潼关，后西延至西安。1934年沿路车站均已兴建，其中包括西安火车站，“西安方面，该局以为地属陪都，一切建筑及设备，既须能壮观瞻，并须能应付旅客及铁路本身之需要与便利，故对于西安车站房屋，力求美观与实用”，车站兴建在当时受到很大重视。此外，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也受到了重视，陕西考古会每天派人前往工地查看并记录当天发掘的文物。
西安火车站位于今西安市解放门外，站中心在陇海线1077.7公里处。车站原址位于今北门外自强东路二路公共汽车站附近，后改今址，变动原因与西安回民密切相关。在原址上修建火车站会破坏西安回族历代聚葬之最大公共墓地，引起回民社会的不满，西安回族实业家冯瑞生积极与政府交涉，杨虎城也出面做回民的工作[2]，以火车站改址作为办法，协调好铁路当局和回民社会的关系。建站时，票房为一座大屋顶歇山式古典建筑，建筑面积为1016平方米，中厅空顶，四周为二层环楼，楼上用于办公，楼下为售票室、行包房及候车厅，站内有旅客站台2座[3]。可见西安火车站之壮观，铁路通车后旅客纷纷拍摄下其宏伟图景;还有一例佐证：传闻西安事变后车站遭到焚毁，最终发现是虚惊一场，有人感叹道：“其幸存者为此新建雄伟之西安车站，未被焚毁，亦云大幸。”
1935年6月，西安火车站正式运营，时为客货兼营的一等车站，作为陇海铁路线上的重要站点，西安火车站使西安的交通融入中国的版图，因此被称为“全国第一窗”，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2 早期西安火车站对于西安城市发展的意义
民国初年，西安的交通运输依然采用传统驿道的方式，运输动力主要是畜力，“截至民国九年（1920年），全国修建的公路已达1100余公里，陕西境内尚无一条公路”[4]。1921年，长潼汽车局设立，开展汽车运输业务，1922年西潼公路通车，西安公路交通运输初步发展，但是因为资金、技术等原因西安的公路运输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路面坎坷不平，在汽车通过困难的地方还需要乘客下车推车前进，甚至要用骡马拉车，时人评价西安交通形式“直在中古以上”，车站修建前西安的交通长期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
车站通车对内陆城市西安最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对外交通长期闭塞的状况，密切了其与铁路沿线城市的联系。“西安自通特别快车后，两旬以来，客货运皆踊跃，营业极佳”，铁路运输蒸蒸日上，车站的兴建是西安交通现代化的关键。
火车站的兴建还带动了西安市内、特别是东北部新市区交通的发展。为了将车站与城内联系起来，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在东北城隅开辟了中正门（今解放门），修筑了尚仁路（今解放路），从车站向南可以通过中正门进入城内。1934至1941年，西安東北城区共兴修道路29条。车站加强了西安城内部的联系，打破了封建时代西安城的封闭和保守。
车站通车还刺激了西安工业的发展。因交通闭塞，通车前西安的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东南各省，1931年前，西安所设工厂少之又少，仍以手工业生产为主要方式[5]。陇海铁路的通车大大便利了西安的对外交通，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工厂纷纷内迁，还新建了很多企业，主要有西京机器厂、大华纱厂等，也促使了西安工业生产方式从手工到机器的转变。 车站运营前，西安商业长期停滞，只有5000多家商店，多为小贩，常因亏损而停业。运营后，商业顿时有了非常大的改观。1935年9月，除去小本营业者，西安已有商号3000多家;1940年，西安共有商号6509家，资本在15万元以上的有4家。由此也可以看出交通条件的改善对西安商业的促进作用。
火车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安的城市布局，很多内迁、新建的企业考虑到交通因素将厂房设置在火车站附近，以车站为中心向南、北发展了一大批企业，占这一阶段西安新建企业的近一半。西安的工商业中心，逐渐从南院门一带转移至火车站附近的新市区和大差市一带，昔日几近旷野荒地的东北城区厂商云集、地价大涨，1937年3月的西京城市规划将火车站以北辟为工业区。火车站的选址促进了新市区的开发，对西安的城市布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难民经陇海铁路进入西安，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周边，使城东北部的人口激增，外来难民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活动等，为新兴的现代化工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西安新市区的繁荣与发展。
综上所述，火车站的修建和通车是西安城市现代化的分水岭，使西安从一座破败古城逐渐走向现代化的大都市。
3 早期西安火车站对于全国的意义
西安的交通运输状况在抗战环境下，对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于东部经济和民生也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西安位于西北地区的东部，与豫鄂川晋相邻，西安火车站是西北通往全国各地的重要通道，是各省商品流通的重要集散地，如西安附近的煤炭、棉花需要通过陇海铁路输出各地。1932年陕西省输入与输出总额分别是1218万元和936.8万元。火车站通车后，到了1936年，分别为2971万元和2477万元[6]。输入与输出额的整体提高，反映了交通便利后西北地区商贸规模不断扩大的良好现象。
抗战时期，经济重心内迁。数据显示，陕西90%的工业聚集在西安铁路沿线以及城内[7]，车站通车促进了沿海工业内迁至西安，保存了工业的有生力量，也密切了陕西近代化工业与各地工业在原料、技术、设备上的联系。至1941年陕西有工厂385家，相比于1937年的10家[8]，工厂数量大幅增长。在种类上，重工业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如建材工业、化工业和能源工业等，轻工业因地制宜，以面粉、纺织业为主体。作为集散中心的西安火车站使西北地区的工业在战时状态下得到了突破性发展，改变了重工业种类缺失和发展不足、轻工业落后的局面，促进西北开发，缩小了东南和西北地区工业的差距，有利于推动全国工业均衡分布和协调发展。
抗战时期，沦陷区主要位于东部，陇海铁路作为沟通东西部的大动脉，是运输东部难民的重要通道。西安火车站作为其上的重要站点，吸纳了许多难民来到西安，从事垦荒，据1941年难民调查，最大的垦区陕西黄龙垦区吸纳了来自山东、湖北、安徽、辽宁、吉林、江苏等省难民共计5306人。对西北地区而言，铁路运输带来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西北的经济发展，带动了西部开发。对沿铁路西迁的难民而言，西北地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保护生命安全、保障生存的相对和平的环境，也一种民生关怀。
4 结语
早期西安火车站承载着动乱年代国人努力生存、谋求发展的沉重记忆。火车站的兴建和通车打破了陕西的闭塞，发挥了它强大的运输功能，促进了西安及相关城市的工商业发展;发达的铁路系统拯救了受天灾人祸折磨的老百姓。通过人口内迁，西北地区拥有了丰富的劳动力和消费力。在历史百年多长河中，西安火車站可以说是倒映着抗战时期西安工商业现代化的一滴水珠，虽滴水可见海洋，我们以此窥见抗战时期已至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内陆城市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1]袁林.西北灾荒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2]杨翰.杨虎城大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3]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第2卷·城市基础设施[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阎希娟.民国时期西安交通运输状况初探[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98-109.
[5]西安市档案局编.陕西经济十年（1931—1941）[M].西安：西安市档案局，1997.
[6]魏永礼.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7]岳珑.抗日时期的陕西工业[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93-98.
[8]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料[M].北京：三联书店，1958.
（责编：赵露）
关键词：西安火车站;西安车站;陇海铁路;西北;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23-0020-02
铁路作为近代的先进交通设施会对沿线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火车站作为城市铁路的通车标志，见证着这一地区交通的现代化和城市的发展变迁。作为陇海铁路西部的重要站点，始建于民国的西安火车站对于西安乃至全国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通过论述西安火车站的兴建背景、修建过程、运营情况，探寻早期西安火车站对于西安城市发展的意义以及对于全国的历史意义，从而反映西北地区现代化的进程。
1 西安火车站的修建背景及其建立
西安火车站始建于1934年12月，其修建以陇海铁路西延至西安为前提，而铁路的西展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兴盛的西北开发的热潮有着直接的关系。“西北开发热”的出现，有以下几个原因。
国防是促成西北开发热潮的首要因素。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加速了对中国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相继沦陷，西北开发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一·二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再度加深，国民政府迁都洛阳，这一时期出于国防与建设的需要，开发西北成为这一时期的首要任务。
从民生上看，1928年～1932年，以陕西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发生了旱灾、瘟疫等一系列自然灾害[1]，这无疑使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的西北地区雪上加霜，因此救济西北问题引发了国民政府的关注。文化因素也是“西北开发热”出现的重要原因，“秦晋山地及关中平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后经过不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放出灿烂文明之花”，因此为研究民族原本的文化也需要开发西北，可见文化情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对西北的开发。
基于以上考量，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确定西安为陪都并更名为西京，正式开发、建设西北。“开发西北最急务者”就是发展交通，交通不便严重制约着西北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建设，在交通建设中最瞩目的问题是铁路建设，贯通于中国腹部的主干线陇海铁路也被称为“中国开化西北的生命线”。因此，陇海铁路的西延是当时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重中之重，国民政府计划以陇海铁路的西延为顺序，逐步开发西北地区。
1931年陇海铁路修至潼关，后西延至西安。1934年沿路车站均已兴建，其中包括西安火车站，“西安方面，该局以为地属陪都，一切建筑及设备，既须能壮观瞻，并须能应付旅客及铁路本身之需要与便利，故对于西安车站房屋，力求美观与实用”，车站兴建在当时受到很大重视。此外，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也受到了重视，陕西考古会每天派人前往工地查看并记录当天发掘的文物。
西安火车站位于今西安市解放门外，站中心在陇海线1077.7公里处。车站原址位于今北门外自强东路二路公共汽车站附近，后改今址，变动原因与西安回民密切相关。在原址上修建火车站会破坏西安回族历代聚葬之最大公共墓地，引起回民社会的不满，西安回族实业家冯瑞生积极与政府交涉，杨虎城也出面做回民的工作[2]，以火车站改址作为办法，协调好铁路当局和回民社会的关系。建站时，票房为一座大屋顶歇山式古典建筑，建筑面积为1016平方米，中厅空顶，四周为二层环楼，楼上用于办公，楼下为售票室、行包房及候车厅，站内有旅客站台2座[3]。可见西安火车站之壮观，铁路通车后旅客纷纷拍摄下其宏伟图景;还有一例佐证：传闻西安事变后车站遭到焚毁，最终发现是虚惊一场，有人感叹道：“其幸存者为此新建雄伟之西安车站，未被焚毁，亦云大幸。”
1935年6月，西安火车站正式运营，时为客货兼营的一等车站，作为陇海铁路线上的重要站点，西安火车站使西安的交通融入中国的版图，因此被称为“全国第一窗”，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2 早期西安火车站对于西安城市发展的意义
民国初年，西安的交通运输依然采用传统驿道的方式，运输动力主要是畜力，“截至民国九年（1920年），全国修建的公路已达1100余公里，陕西境内尚无一条公路”[4]。1921年，长潼汽车局设立，开展汽车运输业务，1922年西潼公路通车，西安公路交通运输初步发展，但是因为资金、技术等原因西安的公路运输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路面坎坷不平，在汽车通过困难的地方还需要乘客下车推车前进，甚至要用骡马拉车，时人评价西安交通形式“直在中古以上”，车站修建前西安的交通长期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
车站通车对内陆城市西安最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对外交通长期闭塞的状况，密切了其与铁路沿线城市的联系。“西安自通特别快车后，两旬以来，客货运皆踊跃，营业极佳”，铁路运输蒸蒸日上，车站的兴建是西安交通现代化的关键。
火车站的兴建还带动了西安市内、特别是东北部新市区交通的发展。为了将车站与城内联系起来，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在东北城隅开辟了中正门（今解放门），修筑了尚仁路（今解放路），从车站向南可以通过中正门进入城内。1934至1941年，西安東北城区共兴修道路29条。车站加强了西安城内部的联系，打破了封建时代西安城的封闭和保守。
车站通车还刺激了西安工业的发展。因交通闭塞，通车前西安的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东南各省，1931年前，西安所设工厂少之又少，仍以手工业生产为主要方式[5]。陇海铁路的通车大大便利了西安的对外交通，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工厂纷纷内迁，还新建了很多企业，主要有西京机器厂、大华纱厂等，也促使了西安工业生产方式从手工到机器的转变。 车站运营前，西安商业长期停滞，只有5000多家商店，多为小贩，常因亏损而停业。运营后，商业顿时有了非常大的改观。1935年9月，除去小本营业者，西安已有商号3000多家;1940年，西安共有商号6509家，资本在15万元以上的有4家。由此也可以看出交通条件的改善对西安商业的促进作用。
火车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安的城市布局，很多内迁、新建的企业考虑到交通因素将厂房设置在火车站附近，以车站为中心向南、北发展了一大批企业，占这一阶段西安新建企业的近一半。西安的工商业中心，逐渐从南院门一带转移至火车站附近的新市区和大差市一带，昔日几近旷野荒地的东北城区厂商云集、地价大涨，1937年3月的西京城市规划将火车站以北辟为工业区。火车站的选址促进了新市区的开发，对西安的城市布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难民经陇海铁路进入西安，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周边，使城东北部的人口激增，外来难民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活动等，为新兴的现代化工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西安新市区的繁荣与发展。
综上所述，火车站的修建和通车是西安城市现代化的分水岭，使西安从一座破败古城逐渐走向现代化的大都市。
3 早期西安火车站对于全国的意义
西安的交通运输状况在抗战环境下，对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于东部经济和民生也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西安位于西北地区的东部，与豫鄂川晋相邻，西安火车站是西北通往全国各地的重要通道，是各省商品流通的重要集散地，如西安附近的煤炭、棉花需要通过陇海铁路输出各地。1932年陕西省输入与输出总额分别是1218万元和936.8万元。火车站通车后，到了1936年，分别为2971万元和2477万元[6]。输入与输出额的整体提高，反映了交通便利后西北地区商贸规模不断扩大的良好现象。
抗战时期，经济重心内迁。数据显示，陕西90%的工业聚集在西安铁路沿线以及城内[7]，车站通车促进了沿海工业内迁至西安，保存了工业的有生力量，也密切了陕西近代化工业与各地工业在原料、技术、设备上的联系。至1941年陕西有工厂385家，相比于1937年的10家[8]，工厂数量大幅增长。在种类上，重工业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如建材工业、化工业和能源工业等，轻工业因地制宜，以面粉、纺织业为主体。作为集散中心的西安火车站使西北地区的工业在战时状态下得到了突破性发展，改变了重工业种类缺失和发展不足、轻工业落后的局面，促进西北开发，缩小了东南和西北地区工业的差距，有利于推动全国工业均衡分布和协调发展。
抗战时期，沦陷区主要位于东部，陇海铁路作为沟通东西部的大动脉，是运输东部难民的重要通道。西安火车站作为其上的重要站点，吸纳了许多难民来到西安，从事垦荒，据1941年难民调查，最大的垦区陕西黄龙垦区吸纳了来自山东、湖北、安徽、辽宁、吉林、江苏等省难民共计5306人。对西北地区而言，铁路运输带来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西北的经济发展，带动了西部开发。对沿铁路西迁的难民而言，西北地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保护生命安全、保障生存的相对和平的环境，也一种民生关怀。
4 结语
早期西安火车站承载着动乱年代国人努力生存、谋求发展的沉重记忆。火车站的兴建和通车打破了陕西的闭塞，发挥了它强大的运输功能，促进了西安及相关城市的工商业发展;发达的铁路系统拯救了受天灾人祸折磨的老百姓。通过人口内迁，西北地区拥有了丰富的劳动力和消费力。在历史百年多长河中，西安火車站可以说是倒映着抗战时期西安工商业现代化的一滴水珠，虽滴水可见海洋，我们以此窥见抗战时期已至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内陆城市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1]袁林.西北灾荒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2]杨翰.杨虎城大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3]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第2卷·城市基础设施[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阎希娟.民国时期西安交通运输状况初探[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98-109.
[5]西安市档案局编.陕西经济十年（1931—1941）[M].西安：西安市档案局，1997.
[6]魏永礼.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7]岳珑.抗日时期的陕西工业[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93-98.
[8]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料[M].北京：三联书店，1958.
（责编：赵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