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决定离开南充，选择南下广东。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同村伙伴的地址 ：东莞大朗镇。我将这个地址紧紧放在我的衣服口袋里，捏着，生怕它丢失了。在陌生的南方，它像一束微光照亮着我这趟未知的旅程。多年后，我依然记得车上的拥挤，过道里，甚至座位底下都挤着人、躺着人，他们和我一样，挤在一辆出乡的列车上，去南方找工作。我坐在车上，在斑驳的光点与列车车轮磕碰铁轨的哐当声里，不断地告诉自己，终于远行了，哦，终于出远门了！窗外，星月交辉是和谐的，旷野朦胧是静美的，而我的心情更为凄迷，除了挤上这趟车，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我蜷缩在列车的硬座上，忧伤、困倦、乏力、不知所措……我将脸贴在玻璃上望窗外漆黑的夜，旷野的星星，月亮，城市的灯火。
　　2001年，我几乎在生病、失业、被骗、找工中度过。怕治安队查暂住证，怕被收容，每天夜里，老乡把我反锁在出租房，整夜我不敢出声。我坐在出租房里，读打工杂志，里面是像我这样的打工者的生活与故事，它们陪伴我度过异乡孤寂的夜。杂志上的励志故事给我灰暗的生活带来了一点点光亮，我开始写诗，我把它们抄下来，投出去。杂志上的诗歌都会刊发作者的地址，它们散落在东莞、中山、深圳、珠海等工业区的角落。在一个个地址后面，站立着一个个热爱诗歌的人，他们在机台，在流水线，在八人宿舍，在出租房，写诗，怀揣着比方便面还瘦小的梦想。沿着一个个工业区绿色的邮筒，一颗颗渴望与外界交流的心，彼此在异乡的工业区相互温暖，安慰。沿着这些地址，找到了一群如同我一样热爱着诗歌的人，他们是张守刚、许强、孙海涛、柳冬妩、徐非、罗德远、蓝紫……这么多年，我感受着诗人与诗人之间那种真诚与纯粹，感受到来自诗歌的温暖。
　　我将十几首诗歌寄给中山的张守刚，他转到在四川大凉山深处的发星老师。2002年5月份左右，我收到第一封对于我以后的人生有巨大改变的信件，我一辈子都会记住的地址：四川省普格县农机厂，发星。字写得很有个性，很有力量，笔锋直透人心，信很短，说收到张守刚转寄过去的诗，勉励我多写。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刚换工厂，心情极度灰暗，这封信带给我内心的温暖至今影响着我。有时候，我假设，如果没有这封信，我会不会继续写下去，或者像千万个如同我一样曾经爱好过诗歌的打工者，最终消逝得无影无踪。那时，我在流水线上，装配细小的零件，一天两万多个，每天重复两万多次同样的动作，十二个小时，有时更长，没有星期天，半个月的夜班，半个月的白班。我写诗，我只想通过写作换一份文职工作，不愿意呆在流水线上，但是命运没有朝我打开那一扇窗口，我只能在流水线上装配零件。远方的信件让我在灰暗的日子找到了自己，那些如同我一样伏在铁架床上的信件饱含着一个如同我一样的打工者的体温与对远方的眺望，它们在工业区的工厂里行走着，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小镇，来到另一个工业区的工厂里的铁架床，温暖着另一个打工者的心灵。
　　来自大凉山的信件似乎打开了我诗歌的窗口，它让我看到更为广阔的诗歌世界，来自大凉山火把一样温暖的鼓励给我以莫大的信心。我第二次收到发星老师的信件大约是在第一封信后十多天左右。他寄了两册诗集给我，《独立》、《彝风》，从那册诗刊，我知道了女性诗歌，知道了先锋诗歌。从那时起，每隔半个月，我总会收到从大凉山普格农机厂寄来的信件，有时是鼓励的话，有时是诗歌资料，是它们打开了我写作的视野。我回信发星老师，并把我新写的诗歌寄给他。在那两年里，我感觉到了我诗歌中的变化，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手法。在《独立—E时代77—83年出生诗人作品选》，我认识了许多同龄的诗友。我曾在一本诗选上读到金斯堡的诗，很喜欢，在一首诗中写到了渴望能有一本金斯堡的诗集。发星老师读到这首诗，他把他书架上的《金斯堡诗选》寄给了我，文楚安老师的译本。这么多年，这本《金斯堡诗选》伴随着我从一个工厂漂泊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小镇流浪到另一个小镇，直到如今我呆着的广州，它摆在我书架或者床头最重要的位置，它们跟随我度过了十几个春秋。因为翻得太多，已经散页了，我把它粘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去年我跟文楚安老师的夫人通过电话后，我重新找出这本诗集，想起这本书带给我的悲伤与欢乐，想起大凉山的周发星。是的，我知道，一本诗集对于一个热爱诗歌的人的感受。当发星老师从他的书架上取下他自己珍爱的《金斯保诗选》寄到遥远的东莞的某个工厂时，也许他无法感受到这本书带给一个热爱金斯堡诗歌的写作者的兴奋，但是在遥远的东莞的我，却能想象到，当他把这本书寄给我之后，他必须换数趟车从普格到西昌的书店重新购买一册《金斯堡诗选》。
　　从2002年开始，每隔几天，我都会收到来自大凉山的信件。有时刚收到他的信，回信上午才寄出去，下午又收到另一封，我马上又回信给他。正是这样不间断的信件，让我不敢懒惰。我觉得我每次寄信往大凉山，得寄上我最近写的作品，这样才不会辜负周老师。我写信告诉他我在写《人行天桥》时，在工厂加班，我把这首诗的想法写在细纸片上，我害怕老板看见，只能偷偷地写，我像一个地下党人一样写作，我偷偷上厕所写几行，又跑到机台上操作机台，这种特工的味道它让我兴奋。周老师回信写到读了我的诗歌的一些看法，他又寄了很多现代诗歌的资料给我，我记得他把廖亦武与周伦佑的诗歌复印下来寄给我，周伦佑的诗歌，是整本复印下来，装订好寄来给我。
　　《独立》在我的内心中是一个诗歌的王国，它是神秘的，也是神圣的，是温暖的，也是热血的，是传奇，也是传说。如果每个写作者的心里都有一块圣地，那么《独立》于我来说，就是那样的圣地。这些年，无论走在那里，我都怀念着这一块圣地。也是通过《独立》，我找到了我的诗歌老师——民间诗人海上，一位极具才华却被人忽视的诗人。我们见面也不过三四次，三四次的见面，我只是倾听者。我是笨拙的人，很多事情不知道如何去表达，也很少开口说话。台湾黄粱先生来广州，我倾听着这两位长者的谈论，很少说话。现实中，我属于那种胆怯的人，经常处于一种近乎失语的状态。也许海上未必认可我是他的弟子，但在我的内心，我一直尊称他是我的老师，他的诗歌曾带给我巨大的影响。 　　诗歌的道路也许是漫长的，有一段艰难的黑暗的摸索的过程，在这段过程中，幸而有来自大凉山的诗歌火把温暖我，照亮我。当我的《人行天桥》写完后，发星老师在《彝风》第五卷刊发了我的这首诗。《人行天桥》的手稿，是我写在五金厂产品合格纸背面的，不同的合格纸，大小不同，颜色不同，合格纸的厚度也不同，我用蓝色的圆珠笔写在背面的空白处。我的字很丑，一笔一画，很有力量，特别是竖笔，很多时候常把那些薄薄的合格纸划破。我将它们与发星老师的信、海上老师阅读《人行天桥》之后写给发星老师的信一起装订好，很不幸，它在我搬家的过程中遗失了。这首诗写作时带给我的兴奋以及这两位师长的信件给我的鼓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十分珍贵，它饱蘸着一位诗歌长者对初写者的勉励，传递着民间诗刊带来属于诗歌的温暖，让我的诗歌旅程不再孤独与寂寞。《人行天桥》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长诗，因为它独特的形式，到现在还只能在民刊上呈现，注定只有像《独立》这样的民间诗刊才能让它有机会得以与大家见面。2010年，我曾往日本交流，日本翻译了这首长诗，这首诗歌引起了他们极大兴趣。在整个中日作家对话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交流这首诗歌。后来日本的《现代诗手帖》，这本在日本创办时间最长久的诗刊刊发了它，同时刊发了佐藤文夫先生一篇有关于这首诗的评论。这些年来，我多次去国外交流，我都努力地告诉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有数千份甚到更多的民间诗刊，它们构成了中国诗歌最为独特的出版与传播形式。中国诗歌民刊成为中国诗歌最为传奇的一页，它们像大凉山一样，骨子里有着野性与野蛮，具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命力。这些民刊的创办与传播者，在过去的年代，时时面临着被请“喝茶”、被监视的境遇，有的因此而失业，甚至失去自由，但是他们对诗歌自由之眺望，却从来没有改变。中国诗人的成长几乎都如同我一样，离不开民刊的扶植，中国诗歌必须向民间诗刊致敬！我与发星老师没有见过面，但是从一些报刊上可以见到他的照片，也从一些朋友的口中得知这位大凉山的诗歌之子的处境。他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富有，他的父亲还种植着十来亩庄稼，他只是大凉山工厂里普通的职员，对诗歌的狂热让他倾其力在支撑着中国民间诗歌。想想他这些年寄书给我，独自掏腰包印刷民间诗刊，我都会禁不住流泪，中国真正的民间诗刊就是由这样并不富有却热爱着诗歌的人支撑着，每次收到这些民刊，我便会想起许多人许多事情。比如黄礼孩，我跟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这些年，他为了办《诗歌与人》，几乎倾尽所有，我曾开玩笑说他把结婚的钱都用于诗歌了。到现在，在广州这座城市，他还没有车，住的是单位集体房，他的钱几乎都用在《诗歌与人》与《诗歌与人》的奖项上了。少了这些中国民间诗刊人的纯粹，中国诗歌便缺失了最真诚的色彩，正是这些民间诗刊，支撑起了中国诗人与诗歌的骨头。每次我读到朴素得近乎原始的《彝风》时，眼前便会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大胡子的凉山汉子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下班之后的黑夜里，将这些信中的诗歌录入到电脑里，打印，装订好，然后寄往四面八方，窗外是大凉山的黑夜，是星光、树影、山影、虫鸣、露水……这正是中国民间诗刊创办者最真实的写照。
　　2006年，我失业了，生活不断让我活在挣扎之中，失业时的挣扎，写作时的挣扎，现实中艰难活着的挣扎。我记得我去调查女工人流时，听到一个个女工叙述她们的故事，我胸中憋着一股气，我们太多人在挣扎中活着，我们被迫“焖”在现实生活中，喘息。我开始写作长诗《挣扎》，这首诗的命运与它的名字一样，在挣扎着。有一年，一个刊物曾想刊发这首诗，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还是被撤下来了，后来，我想收进我出版的一本诗集之中，也被撤下来了。这首我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诗歌，在《独立》诗刊却两次刊发出来，分别是《独立》十年纪念专号与《独立》中国十大民间诗歌流派。记得林贤治先生当初决定出版我的诗集时，是看到这首《挣扎》才决定的。想起《挣扎》，我就会想起《独立》，幸而有它收藏着像《挣扎》一样命运的诗歌，让它们能够在中国诗歌出版的困境中挣扎出来，还没有完全被现实“焖”死。我在《挣扎》中写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焖”，我们都“焖”在生活中，这是一种十分难受的感觉，伴随着窒息、喘息，幸而我们还有力量挣扎，幸而还有像《独立》这样的民间刊物，让被现实“焖”着的中国民间诗歌不至于窒息而亡。中国民间诗刊承载的不仅仅是中国先锋诗歌的本身，它承载着这个时代封闭的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与信念！
　　


　　从2007年开始到现在，我几乎只在做一件事，就是不断地调查中国女工的状况，跟随女工返回她们的故乡，去工业区感受她们的生活。尽管我曾在工业区生活过多年，我自己有着八年的工业区女工经历，但我总觉得，我可以关注得更多一点。也是从关注中国女工开始，在一次机会中，我遇到凉山童工，我知道了《独立》所在地方的大凉山，那里是一片贫穷之地，有很多年幼的彝族少年失学，被工头带到广东这边工厂做工。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凉山童工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发星老师，原来他生活在那么贫困的山中，想起这些年他默默地支撑着《独立》时的艰难。尽管我与那些童工只接触了两次，那群瘦小的孩子便被工头不知带往了哪里。当我写下《凉山童工》这首诗歌，我满眼泪水，不仅仅为凉山童工，也是为在大凉山深处的兄长与老师周发星。如果之前，大凉山有我诗歌的兄长，有《独立》，当我通过凉山童工们了解到凉山这个地方，那里的大山，那里的贫瘠，那里农民艰难的生存状态，它们让我想起《独立》中的诗人，想起流落在这边工业区的彝族少年，想起凉山童工的眼神。想起数年前，周发星老师把那本《金斯堡诗选》寄给我，然后自己再坐车穿越凉山去西昌的书店重新购买这本诗集的往事。如果在以前，我还有诗人般浪漫的想法，因为凉山童工，让我对凉山的了解，使我返回到周发星老师坐车去西昌购买《金斯堡诗选》的现实中，每每念及至此，我心里五味杂陈，泪水便流出来了。
　　面对写作的欢乐与悲伤，失意与得意，迷茫与希望时，我都会想到《独立》。在遥远的大凉山一隅，它收藏着我的诗歌的旅程。我的所有诗歌都离不开这本《独立》，与我交往十二年之久的兄长，到现在我们没有见过。在前年，《独立》中国民间诗歌十大流派座谈会在福建举行，我原计划前往福建与兄长相聚。我知道，在那次会议上，我会遇到我诗歌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位朋友，他们都约定要去福建，张守刚、周伦佑、发星、徐慢……因为一些事情，我最终没有成行，我在远方默默祝福着这些我诗歌中最重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