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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古代秘书制度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在治国安邦、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的同时，在秘书工作实践中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并从中开掘和阐释出秘书传统的现代意义，是承继优良传统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围绕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现代价值的开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研究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现代意义两个问题，对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研究的现代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释。
关键词：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研究；现代意义
“无古不成今”，历史是现实的起点，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实践表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和自己的历史一刀两断，传统是扔不掉的，也是决不能扔掉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一种历史文化形态，其中任何一项内容，它都是时代的产物，都要从属或服务于各种不同时期的统治阶级，秘书制度也是如此。传统秘书制度的优点与缺点，往往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制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直接联系，它是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制度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不能不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和时代烙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全是糟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秘书学研究中，如果不深入认识和研究历史上的秘书制度，就不能对新形势下的秘书学研究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
毛泽东同志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论述了应当如何清理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①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概括了对传统文化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不能割断历史，二是必须批判继承。正是遵循着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②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当代的新文化，离不开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在特征是它的当代性，历史不是古董的代名词，不是支离破碎的秦砖汉瓦，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包容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立足现实，又对历史文化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当前研究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基于这种认识，深入地开展对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研究，从传统秘书制度之中开掘出它的现代价值，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现代价值开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古代秘书制度，这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内蕴的现代意义进行开掘的理性前提。我们在这里指的科学而合理地评价传统秘书制度，实质上就是要从整体上对中国几千年的秘书制度的辩证发展作一整体评价。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笔者在这里有必要简要阐明对传统秘书制度现代价值开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1.对传统秘书制度中的封建糟粕应持彻底批判与摒弃的态度
从古至今，秘书工作从属性的特点极强，秘书制度也必须从属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它服从和服务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统治集团和阶级。由于服务对象不同，秘书制度的内涵、概念也随之有所不同，秘书工作的目的、作用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其中有不少东西带有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时代局限性，并存在一些腐朽与反动的成份。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在封建政治制度下，曾历史地背上了沉重的专制主义、高度集权、官僚政治、人治原则、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等包袱。如“历代设官，皆置吏胥。秦且以吏为师”③，汉代明公巨卿起家掾史者不可胜计；魏晋以降，前后依然。胥吏作为国家中枢封建官府中的具体办事的秘书人员，与官僚相辅相成，构成官僚政治的实体。明清以来，还逐渐形成了吏胥左右官场的局面，他们往往凌驾于公卿之上，舞文弄法，稽延政务，恐喝州县，飞书走牍，要索当道，降低了行政效率，搅乱了行政秩序。在承办赋税、刑狱事物中，招摇纳贿，敲骨吸髓，草菅人命，他们下去办事，实为“养百万虎狼在民间”（同上）；又如历代的秘书机构臃肿，体制僵化、严密的金字塔结构，反应能力差，阻碍了行政信息的有效沟通；再如历代的幕僚制度、书吏专政、官府的衙门作风、公文中极严的尊卑用语等等，这些都是伴随中国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沉渣和糟粕，应当坚决予以抛弃。我们应当从中国古代治乱兴衰之中，总结出秘书制度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传统秘书制度中的糟粕，清除其封建主义的痕迹，并阐明它在历史上的危害，给今天以深思和启迪。
2.对中国古代秘书制度中那些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成分，要善于辩证地扬弃，要以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内在依据，批判地予以继承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秘书制度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上层建筑。除了它那可怕的惯性作用以外，还有着岁月对它的修正，使它逐渐地合乎制度规范的标准。应当指出的是，传统秘书制度属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封建文化，其中有一些东西，在我们民族文化诞生阶段就开始形成了，在我们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也始终存在。对于这一类成分，我们应当在批判的基础上予以继承。之所以要批判继承，是因为这方面内容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所以在开掘出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现代价值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特别注重区分精华与糟粕。
历史上任何一种上层建筑形成以后，都有其发展变化与运动规律，是不可能凭主观意志想“砸烂”就能“砸烂”，想“彻底决裂”就能“彻底决裂”的。人类学家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传统文化是保存先人的成果，并使继起的后代适应社会的一种既定存在形态；若没有传统文化，现代人决不比类人猿更聪明；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最多只能使我们在生理构造方面比类人猿更精细一些；只有传统文化上的世代承袭才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就这种意义上说，传统是智慧的结晶，没有传统社会就不能真正地前进。因此，我们在对待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认识和研究上，决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中国古代秘书制度有许多珍贵的遗产，也有很多糟粕。对这种良莠并存的传统秘书制度的研究，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其自身制度上的优点与缺点，把传统批判与现实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我们当今的秘书制度改革与创新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之上。 3.对古代秘书制度和秘书工作的优秀遗产，我们应着意继承并发扬光大
我国古代秘书制度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在治国安邦、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的同时，在秘书工作实践中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历时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秘书制度，虽然植根于封建专制、官僚政治制度之下，但也蕴含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甚至有许多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而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从商周到民国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里，秘书机构和官员的设置、变化，秘书工作的发展，各种公文文体、文种的流变等等，都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丰富的经验和财富。比如，传统秘书制度发达的政治分工和悠久的权力制衡观念；积累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包括秘书官员的考选、提拔制度和运用制度、还有秘书官员的管理制度等；传统秘书制度的文书拟制和文书管理制度等等。如据《论语》记载，孔子谈到拟制一份文件，要经过起草、讨论、修改、润色四道程序：“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④即接受使命拟制一份公文时，第一道程序是裨谌这个人最先起草，第二道程序是世叔牵头进行讨论和审核，第三道程序是子羽根据世叔的意见进行修改，第四道程序是子产再着笔润色。可见其公文拟文制度的严密。又如，秦汉有严格的印章管理制度，有护玺郎（官名）专司其职；还有唐代的“五花判事”制度，唐朝中书省设中书舍人六员，其中一人称“知制诰”，专管文书的起草与进划，其余舍人则分工管理各类文书，。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都可以用各自的名义提出意见，允许各执己见，称之为“五花判事”⑤。中书舍人办事、办文、宣命，还规定有“四禁”（禁漏泄、禁稽缓、禁遗失、禁忘误），有对时限的严格要求，也有对文采的重视等；清朝军机处办事勤、速度快、保密性强等特点，也值得我们借鉴。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关公牍、档案的论著，对于我们今天的秘书学、公文学等，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
二、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研究的现代意义
今天，“中国梦”唤醒了人们深沉的历史记忆，照亮了人们奋发进取的现实愿景。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走向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在“民族风”吹皱中国文化一江春水之时，面对当今世界国际文化的打入，守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褪去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实现民族文化的净化和优化，实现制度的优化和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的中国文化是适应伟大时代的新型文化，21世纪的中国制度是崭新的适应现代新生活的科学制度，其中包括政治制度下派生出的秘书制度。但是，这个适应现代化的新型文化和制度不是无根无本骤然降临的，而是与传统文化和制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产生的。事实上，从世界上一些已基本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来看，对传统文化和制度的现代价值开掘，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政治和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必要环节。因此，传统并不是守旧、僵化的代名词，也不是已逝的梦影、风干的尸骸和只具考证价值的古董，而是一种将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结起来，显示民族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生命力的东西。传统文化、传统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理性和智慧的积淀，对现代人的生存、发展和制度的建立、改革与完善，总是有着多方面的启迪的。这既是传统得以成为传统而不被历史长河所湮没的理由，更是我们了解和开掘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现代价值的内在根据之所在。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应始终本着“述往事，思来者”的原则，换言之，就是要使其研究成果具有审视过去、烛照未来的品格。下面着重阐释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研究的现代意义：
1.有助于研史明理，鉴往知来，探讨我国古代秘书制度的发展规律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研究所探讨的是我国古代秘书官职产生、发展、变化，秘书机构和制度演进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首先，它不仅是中国古代行政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门历史学科；其次，它研究的是我国古代秘书制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演化脉络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再次，它的研究不是单纯地罗列历史现象，也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过程，而是通过对史料的占有和分析，揭示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秘书制度的各种形式的内在联系和变化的客观必然性，探讨中国古代秘书工作发展的规律。其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总结借鉴我国古代秘书制度的历史经验，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古为今用，从隶属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中国古代秘书制度中总结出成败得失，把它作为今天新形势下秘书工作的借鉴。
2.有助于提高新形势下各级各类领导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对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有极大的意义
有领导就有秘书，秘书工作不能离开领导工作而独立存在，它是领导部门的辅助性工作，是行政管理的重要环节。任何时期的秘书工作，都要从属于一定的政治制度，并为一定的政治集团服务，秘书工作不是纯粹的业务技术部门，是体现、执行、贯彻领导意见、沟通左右、上传下达的部门。秘书部门常常辅助领导的决策活动，领导的决策又总是通过秘书部门形成文字、传达贯彻，有时秘书部门还时常代表领导出席或列席会议、听取汇报、处理工作、传达指示精神等。这些工作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关联着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是高级机关，政治性、政策性越强，其工作的好坏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得失关系也越大。古今中外的秘书部门都不能单独存在，都从属于领导集团，有领导部门也就存在秘书机构。我国现行的秘书部门同样是领导机关、领导集团的直属办事机构，基本任务是为领导服务、辅助领导工作，形象的说法是起参谋和助手作用，即在领导决策的过程中出谋划策，实行智力服务、信息服务；再是做好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决定、指示、意见、建议的传达贯彻，汇总情况，行使管理。李欣同志在《关于秘书工作的自身结构和秘书部门的办事效率》一文中阐述了秘书工作的六大作用：即枢纽作用，助手作用，参谋作用，信息、耳目作用，协调作用，门面、窗口作用。领导机关的首长，人少事繁，不可能事必躬亲，这就需要秘书部门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与辅助。我们用一架机器做形象比喻，秘书工作好像是附在主机上的各种附件和螺丝钉，辅助于、服务于主机的运转。主机决定附件，主机停止运转，最好的附件也不能单独运行了。反之，附件坏了，螺丝钉松了，必然影响主机的运转。因此，附件对主机来说是起辅助作用，是为主机服务的。自古以来，秘书部门就在机关里起着综合、协调和枢纽作用，处在神经中枢的位置，拟文办事、收收发发、承上启下、联系内外、提供信息、保障服务、发表谈话、迎来送往等等，秘书在这些活动中，是机关代表的身份，是领导的代言人，是领导决策的具体实现者，这些都要求秘书工作与机关公务活动紧密配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号召各级领导机关要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促进机关工作高效有序运转。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⑥。秘书部门是领导机关的直接办事机构，其工作作风、办事效率、工作制度、工作程序等，都直接表现为领导机关的作风，是领导机关的窗口和门面，秘书部门工作的好坏、效率的高低，都联系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联系着党和政府的威望和信誉。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并不是最终目的，最关键的是要进行科学总结，寻找科学化的秘书制度、寻找最佳工作程序和最优工作方法，如办文、办会、办事都有章可循，使各项工作准确而高效。科学化的秘书制度、高质量的秘书工作，必将对各级各类领导决策的科学化程度起到积极的作用。
3.通过对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研究，有助于弘扬我国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有助于提高新形势下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智能修养
中国古代秘书制度中的培养制度、管理制度等，都有着许多优秀传统。历代优秀史官（秘书）们精诚辅佐、学识渊博、崇德敬业、刚正不阿、秉笔直书、善恶必记、危不改节、宠辱不惊，这些优良传统实为后代秘书之楷模。
（1）竭诚辅佐 绝对忠诚
气节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标准，也是历代秘书工作者的立身处世之道。重气节，历来是中国历代秘书的一种人生态度。首先，这种气节表现为“绝对忠诚”。即下级对上级、臣下对君主的忠顺，“事君不贰”、“竭忠尽力”、“无有二心”等。对于秘书“忠君”思想而言，有可取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秘书们大多知书识礼，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遵循大而一统、等级观念、世袭制度等古训，这也必然造成了秘书们的“忠”带有一定的“愚忠”色彩，这是我们后人应剔除的“糟粕”内容。但在历代秘书心目中，“忠君”就是“爱国”，就是怀有拳拳爱国忧民之心，其思想精华仍有深厚的积极意义。其次，历代秘书有时还表现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古代从关系来说，秘书虽然在内有家庭与亲人，在外有同僚与朋友等的社会关系，但关系最重要的无疑是秘书与上司的关系，尤其是掌握生死大权的皇帝的关系。秘书所处的社会阶层的特殊性，使他们的人生充满了荣辱休戚、潮起潮落的境况，既有伴龙颜而青云直上的佳境，也有关系失衡或因政权更迭而失意惆怅、穷途末路的惨状。战国时期时任楚国中央政府秘书长的屈原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无论境遇怎样，大多数秘书都能“虽九死其犹未悔”⑦，佐皇施政，穷不移志，危不改节，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学识渊博 崇德敬业
中国历代大多数秘书都能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他们敬业、乐业，忠于职守，敢于担当，不推诿问题和困难，不回避矛盾，做事勤敏踏实；他们一专多能，对各种知识兼收并蓄；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出众的才华，落笔成文；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站在上司的角度，谋大事、想大事、议大事，为上司当好参谋、做好助手；他们重事业、轻名利，重奉献，轻索取，自甘淡泊，安于清贫，经受得起各种误解、委屈和挫折。
古代选用秘书，必求“博闻强识”，要求富有综合知识，知书、知世、识礼，要熟悉历史的变化与得失，谙于世事，好学能文、才思敏捷。汉代的枚乘、路温舒，三国时期的陈琳等，都是中国古代才华横溢的秘书典范。
（3）刚正不阿 秉笔直书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秘书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代的许多优秀秘书大都能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拟文记事秉笔直书、实事求是，从来都是我国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历代的许多史官，后来大都成为了优秀的史学家。我国历代的这些优秀史官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为了直书，他们不畏风险，不避斧钺，求实求真，善恶必记，忠于职守，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风亮节。刘知幾在《史通》中，专门写了《直书》、《曲笔》的专篇，来总结唐以前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治史中的曲笔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客观存在，《史通》的作者刘之幾曾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或者以实为虚，以是为非，或者虚美讳饰，任意褒贬，他感慨道，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⑧。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曲笔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被后人揭露。唯有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精神，千百年来，始终是秘书史官们所遵循的职业道德与精神支柱。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歌颂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即赞颂齐国太史和晋国董狐那样的史官秘书，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曾激励后世秘书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被誉为秘书文化核心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
秘书工作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承递性。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秘书工作的历史，今天的秘书工作和秘书文化，是昨天秘书工作和秘书文化的延续，又是明天秘书工作和秘书文化的基础。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目的，在于揭示出它的现代意义，并继承其优良传统来指导当前的秘书工作实践。古代遗留下来的传统秘书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着的生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和当代性。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古代秘书文化的精华，正是我们需要挖掘和阐发的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今天我们提倡传承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不是要泥古不化，而是要推陈出新，把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结合起来，全面开创新形势下秘书工作的新局面。
注 释：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399页.
②习近平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③叶适《水心别集》卷14《吏胥》.
④《论语·宪问》.
⑤见《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2期.
⑥《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⑦屈原《离骚》.
⑧《三国志·韦曜传》.
关键词：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研究；现代意义
“无古不成今”，历史是现实的起点，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实践表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和自己的历史一刀两断，传统是扔不掉的，也是决不能扔掉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一种历史文化形态，其中任何一项内容，它都是时代的产物，都要从属或服务于各种不同时期的统治阶级，秘书制度也是如此。传统秘书制度的优点与缺点，往往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制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直接联系，它是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制度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不能不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和时代烙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全是糟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秘书学研究中，如果不深入认识和研究历史上的秘书制度，就不能对新形势下的秘书学研究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
毛泽东同志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论述了应当如何清理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①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概括了对传统文化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不能割断历史，二是必须批判继承。正是遵循着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②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当代的新文化，离不开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在特征是它的当代性，历史不是古董的代名词，不是支离破碎的秦砖汉瓦，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包容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立足现实，又对历史文化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当前研究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基于这种认识，深入地开展对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研究，从传统秘书制度之中开掘出它的现代价值，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现代价值开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古代秘书制度，这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内蕴的现代意义进行开掘的理性前提。我们在这里指的科学而合理地评价传统秘书制度，实质上就是要从整体上对中国几千年的秘书制度的辩证发展作一整体评价。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笔者在这里有必要简要阐明对传统秘书制度现代价值开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1.对传统秘书制度中的封建糟粕应持彻底批判与摒弃的态度
从古至今，秘书工作从属性的特点极强，秘书制度也必须从属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它服从和服务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统治集团和阶级。由于服务对象不同，秘书制度的内涵、概念也随之有所不同，秘书工作的目的、作用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其中有不少东西带有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时代局限性，并存在一些腐朽与反动的成份。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在封建政治制度下，曾历史地背上了沉重的专制主义、高度集权、官僚政治、人治原则、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等包袱。如“历代设官，皆置吏胥。秦且以吏为师”③，汉代明公巨卿起家掾史者不可胜计；魏晋以降，前后依然。胥吏作为国家中枢封建官府中的具体办事的秘书人员，与官僚相辅相成，构成官僚政治的实体。明清以来，还逐渐形成了吏胥左右官场的局面，他们往往凌驾于公卿之上，舞文弄法，稽延政务，恐喝州县，飞书走牍，要索当道，降低了行政效率，搅乱了行政秩序。在承办赋税、刑狱事物中，招摇纳贿，敲骨吸髓，草菅人命，他们下去办事，实为“养百万虎狼在民间”（同上）；又如历代的秘书机构臃肿，体制僵化、严密的金字塔结构，反应能力差，阻碍了行政信息的有效沟通；再如历代的幕僚制度、书吏专政、官府的衙门作风、公文中极严的尊卑用语等等，这些都是伴随中国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沉渣和糟粕，应当坚决予以抛弃。我们应当从中国古代治乱兴衰之中，总结出秘书制度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传统秘书制度中的糟粕，清除其封建主义的痕迹，并阐明它在历史上的危害，给今天以深思和启迪。
2.对中国古代秘书制度中那些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成分，要善于辩证地扬弃，要以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内在依据，批判地予以继承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秘书制度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上层建筑。除了它那可怕的惯性作用以外，还有着岁月对它的修正，使它逐渐地合乎制度规范的标准。应当指出的是，传统秘书制度属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封建文化，其中有一些东西，在我们民族文化诞生阶段就开始形成了，在我们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也始终存在。对于这一类成分，我们应当在批判的基础上予以继承。之所以要批判继承，是因为这方面内容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所以在开掘出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现代价值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特别注重区分精华与糟粕。
历史上任何一种上层建筑形成以后，都有其发展变化与运动规律，是不可能凭主观意志想“砸烂”就能“砸烂”，想“彻底决裂”就能“彻底决裂”的。人类学家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传统文化是保存先人的成果，并使继起的后代适应社会的一种既定存在形态；若没有传统文化，现代人决不比类人猿更聪明；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最多只能使我们在生理构造方面比类人猿更精细一些；只有传统文化上的世代承袭才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就这种意义上说，传统是智慧的结晶，没有传统社会就不能真正地前进。因此，我们在对待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认识和研究上，决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中国古代秘书制度有许多珍贵的遗产，也有很多糟粕。对这种良莠并存的传统秘书制度的研究，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其自身制度上的优点与缺点，把传统批判与现实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我们当今的秘书制度改革与创新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之上。 3.对古代秘书制度和秘书工作的优秀遗产，我们应着意继承并发扬光大
我国古代秘书制度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在治国安邦、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的同时，在秘书工作实践中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历时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秘书制度，虽然植根于封建专制、官僚政治制度之下，但也蕴含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甚至有许多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而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从商周到民国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里，秘书机构和官员的设置、变化，秘书工作的发展，各种公文文体、文种的流变等等，都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丰富的经验和财富。比如，传统秘书制度发达的政治分工和悠久的权力制衡观念；积累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包括秘书官员的考选、提拔制度和运用制度、还有秘书官员的管理制度等；传统秘书制度的文书拟制和文书管理制度等等。如据《论语》记载，孔子谈到拟制一份文件，要经过起草、讨论、修改、润色四道程序：“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④即接受使命拟制一份公文时，第一道程序是裨谌这个人最先起草，第二道程序是世叔牵头进行讨论和审核，第三道程序是子羽根据世叔的意见进行修改，第四道程序是子产再着笔润色。可见其公文拟文制度的严密。又如，秦汉有严格的印章管理制度，有护玺郎（官名）专司其职；还有唐代的“五花判事”制度，唐朝中书省设中书舍人六员，其中一人称“知制诰”，专管文书的起草与进划，其余舍人则分工管理各类文书，。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都可以用各自的名义提出意见，允许各执己见，称之为“五花判事”⑤。中书舍人办事、办文、宣命，还规定有“四禁”（禁漏泄、禁稽缓、禁遗失、禁忘误），有对时限的严格要求，也有对文采的重视等；清朝军机处办事勤、速度快、保密性强等特点，也值得我们借鉴。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关公牍、档案的论著，对于我们今天的秘书学、公文学等，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
二、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研究的现代意义
今天，“中国梦”唤醒了人们深沉的历史记忆，照亮了人们奋发进取的现实愿景。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走向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在“民族风”吹皱中国文化一江春水之时，面对当今世界国际文化的打入，守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褪去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实现民族文化的净化和优化，实现制度的优化和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的中国文化是适应伟大时代的新型文化，21世纪的中国制度是崭新的适应现代新生活的科学制度，其中包括政治制度下派生出的秘书制度。但是，这个适应现代化的新型文化和制度不是无根无本骤然降临的，而是与传统文化和制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产生的。事实上，从世界上一些已基本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来看，对传统文化和制度的现代价值开掘，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政治和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必要环节。因此，传统并不是守旧、僵化的代名词，也不是已逝的梦影、风干的尸骸和只具考证价值的古董，而是一种将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结起来，显示民族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生命力的东西。传统文化、传统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理性和智慧的积淀，对现代人的生存、发展和制度的建立、改革与完善，总是有着多方面的启迪的。这既是传统得以成为传统而不被历史长河所湮没的理由，更是我们了解和开掘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现代价值的内在根据之所在。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应始终本着“述往事，思来者”的原则，换言之，就是要使其研究成果具有审视过去、烛照未来的品格。下面着重阐释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研究的现代意义：
1.有助于研史明理，鉴往知来，探讨我国古代秘书制度的发展规律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研究所探讨的是我国古代秘书官职产生、发展、变化，秘书机构和制度演进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首先，它不仅是中国古代行政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门历史学科；其次，它研究的是我国古代秘书制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演化脉络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再次，它的研究不是单纯地罗列历史现象，也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过程，而是通过对史料的占有和分析，揭示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秘书制度的各种形式的内在联系和变化的客观必然性，探讨中国古代秘书工作发展的规律。其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总结借鉴我国古代秘书制度的历史经验，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古为今用，从隶属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中国古代秘书制度中总结出成败得失，把它作为今天新形势下秘书工作的借鉴。
2.有助于提高新形势下各级各类领导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对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有极大的意义
有领导就有秘书，秘书工作不能离开领导工作而独立存在，它是领导部门的辅助性工作，是行政管理的重要环节。任何时期的秘书工作，都要从属于一定的政治制度，并为一定的政治集团服务，秘书工作不是纯粹的业务技术部门，是体现、执行、贯彻领导意见、沟通左右、上传下达的部门。秘书部门常常辅助领导的决策活动，领导的决策又总是通过秘书部门形成文字、传达贯彻，有时秘书部门还时常代表领导出席或列席会议、听取汇报、处理工作、传达指示精神等。这些工作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关联着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是高级机关，政治性、政策性越强，其工作的好坏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得失关系也越大。古今中外的秘书部门都不能单独存在，都从属于领导集团，有领导部门也就存在秘书机构。我国现行的秘书部门同样是领导机关、领导集团的直属办事机构，基本任务是为领导服务、辅助领导工作，形象的说法是起参谋和助手作用，即在领导决策的过程中出谋划策，实行智力服务、信息服务；再是做好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决定、指示、意见、建议的传达贯彻，汇总情况，行使管理。李欣同志在《关于秘书工作的自身结构和秘书部门的办事效率》一文中阐述了秘书工作的六大作用：即枢纽作用，助手作用，参谋作用，信息、耳目作用，协调作用，门面、窗口作用。领导机关的首长，人少事繁，不可能事必躬亲，这就需要秘书部门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与辅助。我们用一架机器做形象比喻，秘书工作好像是附在主机上的各种附件和螺丝钉，辅助于、服务于主机的运转。主机决定附件，主机停止运转，最好的附件也不能单独运行了。反之，附件坏了，螺丝钉松了，必然影响主机的运转。因此，附件对主机来说是起辅助作用，是为主机服务的。自古以来，秘书部门就在机关里起着综合、协调和枢纽作用，处在神经中枢的位置，拟文办事、收收发发、承上启下、联系内外、提供信息、保障服务、发表谈话、迎来送往等等，秘书在这些活动中，是机关代表的身份，是领导的代言人，是领导决策的具体实现者，这些都要求秘书工作与机关公务活动紧密配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号召各级领导机关要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促进机关工作高效有序运转。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⑥。秘书部门是领导机关的直接办事机构，其工作作风、办事效率、工作制度、工作程序等，都直接表现为领导机关的作风，是领导机关的窗口和门面，秘书部门工作的好坏、效率的高低，都联系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联系着党和政府的威望和信誉。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并不是最终目的，最关键的是要进行科学总结，寻找科学化的秘书制度、寻找最佳工作程序和最优工作方法，如办文、办会、办事都有章可循，使各项工作准确而高效。科学化的秘书制度、高质量的秘书工作，必将对各级各类领导决策的科学化程度起到积极的作用。
3.通过对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研究，有助于弘扬我国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有助于提高新形势下各级各类秘书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智能修养
中国古代秘书制度中的培养制度、管理制度等，都有着许多优秀传统。历代优秀史官（秘书）们精诚辅佐、学识渊博、崇德敬业、刚正不阿、秉笔直书、善恶必记、危不改节、宠辱不惊，这些优良传统实为后代秘书之楷模。
（1）竭诚辅佐 绝对忠诚
气节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标准，也是历代秘书工作者的立身处世之道。重气节，历来是中国历代秘书的一种人生态度。首先，这种气节表现为“绝对忠诚”。即下级对上级、臣下对君主的忠顺，“事君不贰”、“竭忠尽力”、“无有二心”等。对于秘书“忠君”思想而言，有可取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秘书们大多知书识礼，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遵循大而一统、等级观念、世袭制度等古训，这也必然造成了秘书们的“忠”带有一定的“愚忠”色彩，这是我们后人应剔除的“糟粕”内容。但在历代秘书心目中，“忠君”就是“爱国”，就是怀有拳拳爱国忧民之心，其思想精华仍有深厚的积极意义。其次，历代秘书有时还表现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古代从关系来说，秘书虽然在内有家庭与亲人，在外有同僚与朋友等的社会关系，但关系最重要的无疑是秘书与上司的关系，尤其是掌握生死大权的皇帝的关系。秘书所处的社会阶层的特殊性，使他们的人生充满了荣辱休戚、潮起潮落的境况，既有伴龙颜而青云直上的佳境，也有关系失衡或因政权更迭而失意惆怅、穷途末路的惨状。战国时期时任楚国中央政府秘书长的屈原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无论境遇怎样，大多数秘书都能“虽九死其犹未悔”⑦，佐皇施政，穷不移志，危不改节，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学识渊博 崇德敬业
中国历代大多数秘书都能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他们敬业、乐业，忠于职守，敢于担当，不推诿问题和困难，不回避矛盾，做事勤敏踏实；他们一专多能，对各种知识兼收并蓄；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出众的才华，落笔成文；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站在上司的角度，谋大事、想大事、议大事，为上司当好参谋、做好助手；他们重事业、轻名利，重奉献，轻索取，自甘淡泊，安于清贫，经受得起各种误解、委屈和挫折。
古代选用秘书，必求“博闻强识”，要求富有综合知识，知书、知世、识礼，要熟悉历史的变化与得失，谙于世事，好学能文、才思敏捷。汉代的枚乘、路温舒，三国时期的陈琳等，都是中国古代才华横溢的秘书典范。
（3）刚正不阿 秉笔直书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秘书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代的许多优秀秘书大都能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拟文记事秉笔直书、实事求是，从来都是我国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历代的许多史官，后来大都成为了优秀的史学家。我国历代的这些优秀史官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为了直书，他们不畏风险，不避斧钺，求实求真，善恶必记，忠于职守，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风亮节。刘知幾在《史通》中，专门写了《直书》、《曲笔》的专篇，来总结唐以前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治史中的曲笔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客观存在，《史通》的作者刘之幾曾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或者以实为虚，以是为非，或者虚美讳饰，任意褒贬，他感慨道，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⑧。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曲笔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被后人揭露。唯有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精神，千百年来，始终是秘书史官们所遵循的职业道德与精神支柱。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歌颂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即赞颂齐国太史和晋国董狐那样的史官秘书，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曾激励后世秘书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被誉为秘书文化核心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
秘书工作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承递性。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秘书工作的历史，今天的秘书工作和秘书文化，是昨天秘书工作和秘书文化的延续，又是明天秘书工作和秘书文化的基础。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秘书制度的目的，在于揭示出它的现代意义，并继承其优良传统来指导当前的秘书工作实践。古代遗留下来的传统秘书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着的生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和当代性。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古代秘书文化的精华，正是我们需要挖掘和阐发的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今天我们提倡传承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不是要泥古不化，而是要推陈出新，把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结合起来，全面开创新形势下秘书工作的新局面。
注 释：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399页.
②习近平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③叶适《水心别集》卷14《吏胥》.
④《论语·宪问》.
⑤见《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2期.
⑥《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⑦屈原《离骚》.
⑧《三国志·韦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