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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庄位于河南省新乡县县城南边25公里处的黄河故道上。解放前，这里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新中国成立后，在史来贺的带领下，刘庄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使刘庄在20世纪60年代就基本解决温饱，20世纪80年代初提前达到全面小康，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成为拥有10亿元固定资产的“红色亿元村”。刘庄因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即始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而享誉海内外。
多业并举谋发展
刘庄地处内陆黄河故道，境内既无青山也无绿水，只有几条纵横交错的荒沟和一块块高低不平的“疙瘩田”“巴掌地”。刘庄这个人稠地少、资源贫乏的平原村，充分利用当地有限的农业资源，以平整土地为突破口，大力提高粮食、棉花等农作物产量。在此基础上又积极发展养殖业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工业，通过多业并举，重点突破，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大发展、大跨越。
解放前，刘庄人住的是土草房，吃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一遇上灾荒年景，不少人家不是“逃荒把饭要”就是“忍痛卖儿郎”。据记载，1942年闹旱灾，刘庄共有76户人家外出逃荒，其中饿死在逃荒路上的就有16户，卖儿卖女的有37户。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做了主人的刘庄农民打倒地主土豪分得了田地。然而，有的人家由于缺少劳力、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种出来的麦子连兔子都藏不住，结出来的麦穗比老鼠尾巴还细。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变卖刚分到手的田地，准备重新踏上乞讨之路。为了不让刘庄在新社会再出现逃荒要饭的“叫花子”，“模范民兵”史来贺说服了村里六户比较困难的人家，创造性地在1951年组成第一个常年互助组。到年底，这个互助组亩产粮食与皮棉都明显高于本村单干户的平均数。到1953年，刘庄村将发展起来的36个互助组组建成三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开展以“谁的生产发展快，谁的生活改善快”为核心内容的“双快”竞赛活动，到1955年底，全村三个社的公共积累达到4万元，固定资产达到14万元。短短三年时间，刘庄人就在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行列中崭露头角。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刘庄人在史来贺的带领下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从1956年开始，前后花了近20年时间，靠手推、肩挑、人抬，起岗填沟，拉沙盖碱，将境内几条纵横交错的荒沟和700多块高低不平的荒地变成４大块平展的土地。然后从100多里外的太行山脚下，用人力车拉来石块建桥梁、砌涵闸、修退水坡、筑暗渠、打水井、铺地下管道，使刘庄近2000亩土地实现“井河双灌”，成为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由于土地平整，水利方便，加上精耕细作，刘庄农业生产连年大丰收。1957年，刘庄人种的1250亩棉花，总产皮棉69687.5公斤，平均亩产55.75公斤，成为全国棉花单产最高的状元村。为了实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使棉花种植“高产再高产”,史来贺顶烈日、冒风雨，一头钻进棉花试验田，一蹲就是八个年头。先后培育出“刘庄1号”“刘庄2号”“刘庄3号”等高产棉种，棉花单产一年上一个台阶。到20世纪60年代，刘庄亩产皮棉一直稳定在80多公斤以上，有的高产地块甚至达到150公斤以上。
无论什么时期，刘庄人都始终把农业生产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并且依靠政策和科学技术，不断加大投入，巩固农业在集体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刘庄的农业生产就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刘庄的工副业起步较早。1956年，刘庄接连遭受寒灾、涝灾和虫灾，粮食减产五分之三，棉花减产三分之二。在这关键时刻，史来贺一边带领社员种白菜、蔓菁、胡萝卜，一边组织割草队、砖瓦小组、铁木小组、豆腐小组等，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正是这次灾荒，使刘庄人认识到，单靠提高农作物产量，顶多只能解决温饱，要想致富还得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发展思路和办法。也正是这次灾荒，使刘庄人尝到了开展多种经营的甜头。当时，面对严重的灾荒，村里有两个木匠准备领着全家外出谋生，史来贺灵机一动，便把村里的八个木匠、铁匠集中到一起组成一个铁木业小组，干起修造农具的活来。结果，不到一年工夫，周围村庄的犁、耙、锄、铲、镰等农具都成了“刘庄制造”。同时，刘庄将全村会做豆腐的妇女集中起来开了六个豆腐坊，不到一两个月，周围村庄和小翼镇上的豆腐生意就开始被刘庄所垄断。“一盘烘炉几盘磨”就是刘庄工副业当年开始起步的全部家当。
为进一步开展多种经营，走全面发展道路，刘庄人还从零开始，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1964年刘庄从新乡百泉农校购买３头小奶牛，1967年又先后从泌阳和新疆赶回６头老母驴和27匹马。刘庄的畜群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更替扩大，一直发展到拥有上千头牛羊骡马的畜牧场。其中奶牛场规模为全县之最。通过养奶牛、卖奶牛，办奶粉厂、冰棍厂、乳制品厂，年收入达到30多万元。这些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进一步促进了刘庄村办企业的发展。
如果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继组建的铁木业组、砖瓦场、豆腐坊、粉条加工、运输等工副业项目，只是刘庄集体工副业经济的胚胎和雏形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机械厂、食品加工厂、造纸厂等村办企业则已经初步形成了集体工副业经济的产业化。1971年，以铁木业组为基础组建刘庄机械厂，并制造新式农具和农用机械配件，1975年开始生产双音排气喇叭。从最初的一天只能生产一对小喇叭，滚动发展到一年生产 3万对，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开创了“刘庄喇叭响全国”的可喜局面，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接着，史来贺带领刘庄人又相继建起了较大规模的食品加工厂、造纸厂、淀粉厂等集体所有制企业。1975年，刘庄的工副业还只占全大队生产总值的39.9％。到1977年，其工副业收入占年收入总量的比重就飚升到64.4％。到1980年，刘庄已拥有造纸、食品、机械、化工等13个工厂，仅工业产值就占生产总值的60％以上，年人均收入超过2000元，成为中原第一小康村。1983年刘庄的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411万元，其中农业收入只占16％，工副业收入占84％，为后来的集体经济大发展、大跨越打下了坚实基础。
体制稳定压倒一切
刘庄发展模式的独特魅力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在全国农村体制变更的大气候、大趋势下，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人始终坚持一切从本村具体实际出发，不盲从、不跟风，使刘庄集体经济风来不摇、雨过不倒。
从1951年成立第一个常年互助组到1953年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刘庄结束了几千年的个体单干，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1956年春，在全国刚刚基本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之后，广大农村就迅速刮起一场“小社并大社”“初级社一步迈入高级社”的台风，新乡县和全国各地一样随即掀起一场并社浪潮。根据上级要求，刘庄将和夏庄乡的其他７个行政村共30个初级社共同组建夏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决定由史来贺任高级社社长。并社的最初目的就是想通过土地管理权的变更，将原来分属各村各初级社的土地连成大片，归并高级社统一管理，以便搞“万亩棉花生产田”“万亩花生生产田”“万亩玉米生产田”等。对史来贺来说，这无疑是件好事情，但他认为当时成立大社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担心七八个村子凑在一起，因各村条件不同，人心不齐，会把生产搞砸。以他为首的刘庄领导人认为，既然大社大集体是社会主义，那么小社小集体应该同样是社会主义，因为生产关系之性质相同，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于是，他们决定将刘庄当时的三个初级社合并，单独成立了一个高级社。这种吃了熊心豹子胆的顶风做法不仅招来了邻村上下的冷嘲热讽，而且遭到区、县党委和政府的坚决反对。刘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区、县政府甚至拒绝给这个“黑社”发送文件和统计报表。顶着巨大政治压力的刘庄人在高级社成立不久，又接连遭受突如其来的寒灾、涝灾和虫灾。在大灾面前，刘庄人齐心协力，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副业，一年就分了四次红。同样遭受自然灾害的夏庄高级社看起来人多势大，实则一盘散沙，村民们忙碌了一年，一分钱也没见到。到1957年春，夏庄高级社在勉强维持一年后宣布解散，跟刘庄一样搞起了一村一社。
1958年，新乡县七里营中心乡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后，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等不正之风又一浪高过一浪。当年，全国一窝蜂搞“公共食堂”，刘庄人迟迟不肯办。三年后，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因没法维持而纷纷解散时，刘庄的“公共食堂”又一枝独秀，迟迟不肯散伙。1961年，为拨乱反正，中央决定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眼看着周围村庄全部从以公社或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退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刘庄人就是纹丝不动，坚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进行核算。由于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首肯，中共新乡县委、县政府不得不宣布恢复刘庄一度被叫停的大队核算体制，从而使刘庄避免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这样的来回折腾，确保了集体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各地农村陆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周边省、市和附近社队都在忙着“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面对这种情况，究竟是分还是不分？刘庄又一次面临着重大抉择。刘庄当时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格局，村办企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经占到全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二，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已经占到集体经济总收入的70％。如果将已有的村办企业分包到户，好端端的集体企业完全有可能立马散架；如果将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和专业化的平整好的大片土地分包到户，也势必划得七零八落，难以更好发展。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人经过反复思考，决心不随大流，不跟着人家搞一刀切，而是从本村具体实际出发，采取“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工协作、奖罚联产”的新体制，以新组织的农工商联合社为经济实体，将本村现有的农、工、商、牧、副业等统一起来，实行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农业由41名农业工人承包经营，如今只有19人。所有村办集体企业都实行统一经营、统一调配的管理机制。这样，既克服了过去一度存在的“大锅饭”现象，又保住了比较雄厚的集体经济实力。
科技兴业促腾飞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那些曾经远远落后于刘庄的乡村也开始创办各种乡办、村办企业，并大有赶超刘庄、逐鹿中原之势。为了在新形势下保持领先地位，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人开始寻找新的发展突破口。
刘庄人最初想办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养殖企业，考虑到当时预防禽畜瘟疫的技术难以过关，便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接着又想在食品加工工业上有所突破。设备和技术顾问都进了村，可是了解到当时不景气的市场行情后又只好放弃。后来想办一个大型啤酒厂，可当时只有新疆一地能生产啤酒花，因担心啤酒花不能随时供应到位，加上啤酒市场竞争激烈，于是，这个计划又一次搁浅。随后又把目光投向建材工业，当买回加工纤维板的主机后，才知道人家生产的同类产品已堆积如山，找不到销路，刘庄人又一次泄了气。后来听说生产高级卫生纸有钱可赚，加上本村有办造纸厂的技术基础和经验，于是就办起了卫生纸厂，可是生产出来的卫生纸却卖不出去，只好当福利发给村民自己用，不少人家一连用了好几年都没用完。
在遭受这一连串的挫折后，刘庄人开始认识到，要想让村办工业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就不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抢占市场先机。1985年，刘庄北边的魏庄和新乡县第二制药厂合办了一个化工厂，为新乡县第二制药厂加工半成品。刘庄人从中受到启发，决定上淀粉酶的生产项目，并从无锡请来相关专家。办厂缺资金，村民就纷纷主动拿出自己的存款；项目缺少技术员，就把正在外地学习的史世领等七名本村青年提前召回来。在筹建过程中，又听说生产肌苷比生产淀粉酶利润更高、前景更好，于是经村里研究决定，最后将目标锁定在生产肌苷这一项目上。肌苷生产线建成后，由于密封技术和菌种培育技术不过关，造成大量染菌倒灌。刘庄人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决心，通过集体攻关，终于克服了这个难题。每灌肌苷产量由最初的４两提高到40公斤，达到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刘庄药厂正式命名为“河南新乡华星药厂”。药厂生产的“华星牌肌苷”很快打入市场并享誉国内外。刘庄人经过几年的艰难摸索，终于实现了用高科技产品占领大市场的美好愿望。
由于刘庄生产的肌苷质量好，市场一度供不应求，从外地赶来的采购人员往往要排队购货，有的甚至要在宾馆住上几天才能买到货。1989年，史来贺决定再投资1700万元进行药厂的第二期工程扩建。没想到这个动议立即遭到不少村民的反对。史来贺力排众议，并与全村300多户人家签订合同：以史来贺个人名义向集体贷款和农户借款，如扩建工程赚了，所有收入全归集体，赔了则由史来贺个人负责。没想到药厂第二期扩建工程在1990年完成后，当年就使刘庄多赚了二三百万元。史来贺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带领刘庄人又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之后，全厂生产操作流程全部实现电脑化，华星药厂随之迅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1993年新增抗生素溶剂车间，1994年上抗生素粉针车间，1995年接着上抗生素无菌车间，1996年修建4.8万千瓦热电联产发电厂，1997年上红霉素产品。药厂第三期、第四期工程也于2002年、2003年相继投产。真是一年上一个台阶。华星制药厂开发的６种系列新产品和引进的286项新工艺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早在2002年，华星药厂的肌苷年产量就达到500吨，成为国内最大的肌苷生产厂家之一；青霉素原料药年产量达到5000吨，位居全国第三，出口创汇居全国第一。如今，华星药厂已经进入全国医药销售前百强，年产值占到刘庄年生产总值的80％以上，成为刘庄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华星药厂的成功实践，标志着刘庄的集体工业实现了由过去低技术初加工向高技术精加工转换，开始了由劳动力密集型向现代技术密集型转变。在经历过多次的探索和磨难后，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刘庄的集体工业企业终于实现了质的飞跃。到2002年，人口仅占全县0.4%的刘庄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县的6%，出口额占到全县的65%。
高福利彰显共同富裕
刘庄在坚持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实行按劳分配，以高福利的形式让全体村民从集体经济的丰厚收入中得到巨大的实惠，实现了共同富裕，避免了两极分化。
从1976年起，刘庄人在史来贺带领下白天搞生产，晚上建新房，苦战６年整，烧砖1000多万块，筹集木材2400多方，集体投资150万元，投工30万个，到1981年，终于建成53幢共200多套每户一院的双面向阳两层楼房，从此结束了刘庄人祖祖辈辈住茅草房的历史。各家各户不仅都通上了自来水，而且都有村里集体花钱买的电视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村集体又开始盖起几幢五六层的楼房住宅，作为农民新村的第二期工程。21世纪初村集体开始统一修建了400套新别墅。每户470多平方米的别墅，都免费配有车库、中央空调、宽带网、闭路电视、电话、灯饰、布艺、整体厨具、集中供热供气等现代化设施。人均福利住房面积从1976年开始修建的第一代新村时的23.5平方米，到1994年第二代住宅楼建成时的35平方米，再到如今的120多平方米，实现了“三级跳”。
截至目前，18岁到68岁的刘庄村民全部由村里统一安排工作。每个村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都没有明显差别。村党委书记史来贺从1965年开始拿国家干部工资。最初，他的工资收入比村民平均收入高，他就把工资交给集体按劳动力平均水平参加分配。后来，村民平均收入超过他的工资收入后，他又只拿自己的工资，坚持不要村里的补贴。
随着集体经济的飞速发展，刘庄人均纯收入逐年增加。早在1980 年就率先达到河南“小康村”指标体系中规定的1200 元人民币指标，至 1995 年人均集体分配 收入达4000元，2006年人均实际收入达到1.5万元，人均纳税５万多元，全村每户村民的银行存款都在20万元以上。根据 1995 年的调查和统计： 刘庄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1 ～0.2，其数值处在绝对平均区间。 20%的最高收入户与2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差距不到一倍。如今，刘庄家家户户都有彩电、空调、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摩托车等，40％以上的家庭还有电脑。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刘庄实行从小学到高中的义务教育。2004年村里还新建了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现代化教育园区。村内退休人员除享受各项集体福利外，每人每月还可领到350元退休金，退休党员和65岁以上的其他退休人员还能另外享受50元补助金，未成年人每月有20元钱的生活补助金。全体村民除享受国家规定的新型合作医疗的各项优惠政策外，还可以享受由集体提供的30％～40％的报销比例。每个村民还享受在本村免费看病、免费上学、免费吃肉、免费喝奶等20多项福利。为进一步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刘庄的现代化农村公园、文化园区、群众活动中心、敬老院以及农民医院等一系列基础设施，也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施工之中。
刘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不仅有效解决了本村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还帮助周边村庄吸收和安置了5000多名剩余劳动力。在实现本村共同富裕的同时，刘庄人还积极帮助、扶持周围比较穷的村、户共同富裕。通过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扩大经济交往，先后帮助周边的陈庄、小张庄、府庄、东杨兴、东李寨、万箱铺、豆腐村等18个较穷的村和100户比较困难的人家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
刘庄人在实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工作。村里建有图书馆、阅览室、文化站、广播站、电视差转台等公共文化设施，不定期地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同时，还邀请一些高等院校人员到村里举办各种学习班。通过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出现了家庭和睦 、邻里团结 、尊老爱幼、新事新办的新风气。几十年来，刘庄没有发生过刑事犯罪案件，没有出现过党员违纪事件，没有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宗族矛盾及派别之争，没有封建迷信、赌博、打架斗殴、婚丧事大操大办等不良现象。整个村庄无处不洋溢着富足、幸福、和谐的健康向上气息。
参考文献：
1. 蒋永武：《史来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2.《后史来贺时代的刘庄之路》，2007年10月19日《东方今报》。
3.李杰、王明浩《共产党人的楷模——史来贺》，2003年９月15日《人民日报》。
4.赵志敏《刘庄道路的思考》，《真理的追求》，1995年第10期。
5.邹文珠《刘庄的党组织为何受群众信赖》，《望》2002年第15期。
6.刘庄合作史编写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飞速发展的刘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２期。
（责编郄智）
多业并举谋发展
刘庄地处内陆黄河故道，境内既无青山也无绿水，只有几条纵横交错的荒沟和一块块高低不平的“疙瘩田”“巴掌地”。刘庄这个人稠地少、资源贫乏的平原村，充分利用当地有限的农业资源，以平整土地为突破口，大力提高粮食、棉花等农作物产量。在此基础上又积极发展养殖业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工业，通过多业并举，重点突破，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大发展、大跨越。
解放前，刘庄人住的是土草房，吃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一遇上灾荒年景，不少人家不是“逃荒把饭要”就是“忍痛卖儿郎”。据记载，1942年闹旱灾，刘庄共有76户人家外出逃荒，其中饿死在逃荒路上的就有16户，卖儿卖女的有37户。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做了主人的刘庄农民打倒地主土豪分得了田地。然而，有的人家由于缺少劳力、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种出来的麦子连兔子都藏不住，结出来的麦穗比老鼠尾巴还细。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变卖刚分到手的田地，准备重新踏上乞讨之路。为了不让刘庄在新社会再出现逃荒要饭的“叫花子”，“模范民兵”史来贺说服了村里六户比较困难的人家，创造性地在1951年组成第一个常年互助组。到年底，这个互助组亩产粮食与皮棉都明显高于本村单干户的平均数。到1953年，刘庄村将发展起来的36个互助组组建成三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开展以“谁的生产发展快，谁的生活改善快”为核心内容的“双快”竞赛活动，到1955年底，全村三个社的公共积累达到4万元，固定资产达到14万元。短短三年时间，刘庄人就在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行列中崭露头角。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刘庄人在史来贺的带领下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从1956年开始，前后花了近20年时间，靠手推、肩挑、人抬，起岗填沟，拉沙盖碱，将境内几条纵横交错的荒沟和700多块高低不平的荒地变成４大块平展的土地。然后从100多里外的太行山脚下，用人力车拉来石块建桥梁、砌涵闸、修退水坡、筑暗渠、打水井、铺地下管道，使刘庄近2000亩土地实现“井河双灌”，成为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由于土地平整，水利方便，加上精耕细作，刘庄农业生产连年大丰收。1957年，刘庄人种的1250亩棉花，总产皮棉69687.5公斤，平均亩产55.75公斤，成为全国棉花单产最高的状元村。为了实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使棉花种植“高产再高产”,史来贺顶烈日、冒风雨，一头钻进棉花试验田，一蹲就是八个年头。先后培育出“刘庄1号”“刘庄2号”“刘庄3号”等高产棉种，棉花单产一年上一个台阶。到20世纪60年代，刘庄亩产皮棉一直稳定在80多公斤以上，有的高产地块甚至达到150公斤以上。
无论什么时期，刘庄人都始终把农业生产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并且依靠政策和科学技术，不断加大投入，巩固农业在集体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刘庄的农业生产就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刘庄的工副业起步较早。1956年，刘庄接连遭受寒灾、涝灾和虫灾，粮食减产五分之三，棉花减产三分之二。在这关键时刻，史来贺一边带领社员种白菜、蔓菁、胡萝卜，一边组织割草队、砖瓦小组、铁木小组、豆腐小组等，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正是这次灾荒，使刘庄人认识到，单靠提高农作物产量，顶多只能解决温饱，要想致富还得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发展思路和办法。也正是这次灾荒，使刘庄人尝到了开展多种经营的甜头。当时，面对严重的灾荒，村里有两个木匠准备领着全家外出谋生，史来贺灵机一动，便把村里的八个木匠、铁匠集中到一起组成一个铁木业小组，干起修造农具的活来。结果，不到一年工夫，周围村庄的犁、耙、锄、铲、镰等农具都成了“刘庄制造”。同时，刘庄将全村会做豆腐的妇女集中起来开了六个豆腐坊，不到一两个月，周围村庄和小翼镇上的豆腐生意就开始被刘庄所垄断。“一盘烘炉几盘磨”就是刘庄工副业当年开始起步的全部家当。
为进一步开展多种经营，走全面发展道路，刘庄人还从零开始，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1964年刘庄从新乡百泉农校购买３头小奶牛，1967年又先后从泌阳和新疆赶回６头老母驴和27匹马。刘庄的畜群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更替扩大，一直发展到拥有上千头牛羊骡马的畜牧场。其中奶牛场规模为全县之最。通过养奶牛、卖奶牛，办奶粉厂、冰棍厂、乳制品厂，年收入达到30多万元。这些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进一步促进了刘庄村办企业的发展。
如果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继组建的铁木业组、砖瓦场、豆腐坊、粉条加工、运输等工副业项目，只是刘庄集体工副业经济的胚胎和雏形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机械厂、食品加工厂、造纸厂等村办企业则已经初步形成了集体工副业经济的产业化。1971年，以铁木业组为基础组建刘庄机械厂，并制造新式农具和农用机械配件，1975年开始生产双音排气喇叭。从最初的一天只能生产一对小喇叭，滚动发展到一年生产 3万对，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开创了“刘庄喇叭响全国”的可喜局面，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接着，史来贺带领刘庄人又相继建起了较大规模的食品加工厂、造纸厂、淀粉厂等集体所有制企业。1975年，刘庄的工副业还只占全大队生产总值的39.9％。到1977年，其工副业收入占年收入总量的比重就飚升到64.4％。到1980年，刘庄已拥有造纸、食品、机械、化工等13个工厂，仅工业产值就占生产总值的60％以上，年人均收入超过2000元，成为中原第一小康村。1983年刘庄的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411万元，其中农业收入只占16％，工副业收入占84％，为后来的集体经济大发展、大跨越打下了坚实基础。
体制稳定压倒一切
刘庄发展模式的独特魅力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在全国农村体制变更的大气候、大趋势下，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人始终坚持一切从本村具体实际出发，不盲从、不跟风，使刘庄集体经济风来不摇、雨过不倒。
从1951年成立第一个常年互助组到1953年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刘庄结束了几千年的个体单干，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1956年春，在全国刚刚基本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之后，广大农村就迅速刮起一场“小社并大社”“初级社一步迈入高级社”的台风，新乡县和全国各地一样随即掀起一场并社浪潮。根据上级要求，刘庄将和夏庄乡的其他７个行政村共30个初级社共同组建夏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决定由史来贺任高级社社长。并社的最初目的就是想通过土地管理权的变更，将原来分属各村各初级社的土地连成大片，归并高级社统一管理，以便搞“万亩棉花生产田”“万亩花生生产田”“万亩玉米生产田”等。对史来贺来说，这无疑是件好事情，但他认为当时成立大社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担心七八个村子凑在一起，因各村条件不同，人心不齐，会把生产搞砸。以他为首的刘庄领导人认为，既然大社大集体是社会主义，那么小社小集体应该同样是社会主义，因为生产关系之性质相同，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于是，他们决定将刘庄当时的三个初级社合并，单独成立了一个高级社。这种吃了熊心豹子胆的顶风做法不仅招来了邻村上下的冷嘲热讽，而且遭到区、县党委和政府的坚决反对。刘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区、县政府甚至拒绝给这个“黑社”发送文件和统计报表。顶着巨大政治压力的刘庄人在高级社成立不久，又接连遭受突如其来的寒灾、涝灾和虫灾。在大灾面前，刘庄人齐心协力，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副业，一年就分了四次红。同样遭受自然灾害的夏庄高级社看起来人多势大，实则一盘散沙，村民们忙碌了一年，一分钱也没见到。到1957年春，夏庄高级社在勉强维持一年后宣布解散，跟刘庄一样搞起了一村一社。
1958年，新乡县七里营中心乡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后，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等不正之风又一浪高过一浪。当年，全国一窝蜂搞“公共食堂”，刘庄人迟迟不肯办。三年后，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因没法维持而纷纷解散时，刘庄的“公共食堂”又一枝独秀，迟迟不肯散伙。1961年，为拨乱反正，中央决定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眼看着周围村庄全部从以公社或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退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刘庄人就是纹丝不动，坚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进行核算。由于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首肯，中共新乡县委、县政府不得不宣布恢复刘庄一度被叫停的大队核算体制，从而使刘庄避免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这样的来回折腾，确保了集体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各地农村陆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周边省、市和附近社队都在忙着“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面对这种情况，究竟是分还是不分？刘庄又一次面临着重大抉择。刘庄当时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格局，村办企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经占到全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二，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已经占到集体经济总收入的70％。如果将已有的村办企业分包到户，好端端的集体企业完全有可能立马散架；如果将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和专业化的平整好的大片土地分包到户，也势必划得七零八落，难以更好发展。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人经过反复思考，决心不随大流，不跟着人家搞一刀切，而是从本村具体实际出发，采取“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工协作、奖罚联产”的新体制，以新组织的农工商联合社为经济实体，将本村现有的农、工、商、牧、副业等统一起来，实行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农业由41名农业工人承包经营，如今只有19人。所有村办集体企业都实行统一经营、统一调配的管理机制。这样，既克服了过去一度存在的“大锅饭”现象，又保住了比较雄厚的集体经济实力。
科技兴业促腾飞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那些曾经远远落后于刘庄的乡村也开始创办各种乡办、村办企业，并大有赶超刘庄、逐鹿中原之势。为了在新形势下保持领先地位，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人开始寻找新的发展突破口。
刘庄人最初想办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养殖企业，考虑到当时预防禽畜瘟疫的技术难以过关，便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接着又想在食品加工工业上有所突破。设备和技术顾问都进了村，可是了解到当时不景气的市场行情后又只好放弃。后来想办一个大型啤酒厂，可当时只有新疆一地能生产啤酒花，因担心啤酒花不能随时供应到位，加上啤酒市场竞争激烈，于是，这个计划又一次搁浅。随后又把目光投向建材工业，当买回加工纤维板的主机后，才知道人家生产的同类产品已堆积如山，找不到销路，刘庄人又一次泄了气。后来听说生产高级卫生纸有钱可赚，加上本村有办造纸厂的技术基础和经验，于是就办起了卫生纸厂，可是生产出来的卫生纸却卖不出去，只好当福利发给村民自己用，不少人家一连用了好几年都没用完。
在遭受这一连串的挫折后，刘庄人开始认识到，要想让村办工业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就不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抢占市场先机。1985年，刘庄北边的魏庄和新乡县第二制药厂合办了一个化工厂，为新乡县第二制药厂加工半成品。刘庄人从中受到启发，决定上淀粉酶的生产项目，并从无锡请来相关专家。办厂缺资金，村民就纷纷主动拿出自己的存款；项目缺少技术员，就把正在外地学习的史世领等七名本村青年提前召回来。在筹建过程中，又听说生产肌苷比生产淀粉酶利润更高、前景更好，于是经村里研究决定，最后将目标锁定在生产肌苷这一项目上。肌苷生产线建成后，由于密封技术和菌种培育技术不过关，造成大量染菌倒灌。刘庄人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决心，通过集体攻关，终于克服了这个难题。每灌肌苷产量由最初的４两提高到40公斤，达到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刘庄药厂正式命名为“河南新乡华星药厂”。药厂生产的“华星牌肌苷”很快打入市场并享誉国内外。刘庄人经过几年的艰难摸索，终于实现了用高科技产品占领大市场的美好愿望。
由于刘庄生产的肌苷质量好，市场一度供不应求，从外地赶来的采购人员往往要排队购货，有的甚至要在宾馆住上几天才能买到货。1989年，史来贺决定再投资1700万元进行药厂的第二期工程扩建。没想到这个动议立即遭到不少村民的反对。史来贺力排众议，并与全村300多户人家签订合同：以史来贺个人名义向集体贷款和农户借款，如扩建工程赚了，所有收入全归集体，赔了则由史来贺个人负责。没想到药厂第二期扩建工程在1990年完成后，当年就使刘庄多赚了二三百万元。史来贺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带领刘庄人又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之后，全厂生产操作流程全部实现电脑化，华星药厂随之迅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1993年新增抗生素溶剂车间，1994年上抗生素粉针车间，1995年接着上抗生素无菌车间，1996年修建4.8万千瓦热电联产发电厂，1997年上红霉素产品。药厂第三期、第四期工程也于2002年、2003年相继投产。真是一年上一个台阶。华星制药厂开发的６种系列新产品和引进的286项新工艺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早在2002年，华星药厂的肌苷年产量就达到500吨，成为国内最大的肌苷生产厂家之一；青霉素原料药年产量达到5000吨，位居全国第三，出口创汇居全国第一。如今，华星药厂已经进入全国医药销售前百强，年产值占到刘庄年生产总值的80％以上，成为刘庄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华星药厂的成功实践，标志着刘庄的集体工业实现了由过去低技术初加工向高技术精加工转换，开始了由劳动力密集型向现代技术密集型转变。在经历过多次的探索和磨难后，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刘庄的集体工业企业终于实现了质的飞跃。到2002年，人口仅占全县0.4%的刘庄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县的6%，出口额占到全县的65%。
高福利彰显共同富裕
刘庄在坚持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实行按劳分配，以高福利的形式让全体村民从集体经济的丰厚收入中得到巨大的实惠，实现了共同富裕，避免了两极分化。
从1976年起，刘庄人在史来贺带领下白天搞生产，晚上建新房，苦战６年整，烧砖1000多万块，筹集木材2400多方，集体投资150万元，投工30万个，到1981年，终于建成53幢共200多套每户一院的双面向阳两层楼房，从此结束了刘庄人祖祖辈辈住茅草房的历史。各家各户不仅都通上了自来水，而且都有村里集体花钱买的电视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村集体又开始盖起几幢五六层的楼房住宅，作为农民新村的第二期工程。21世纪初村集体开始统一修建了400套新别墅。每户470多平方米的别墅，都免费配有车库、中央空调、宽带网、闭路电视、电话、灯饰、布艺、整体厨具、集中供热供气等现代化设施。人均福利住房面积从1976年开始修建的第一代新村时的23.5平方米，到1994年第二代住宅楼建成时的35平方米，再到如今的120多平方米，实现了“三级跳”。
截至目前，18岁到68岁的刘庄村民全部由村里统一安排工作。每个村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都没有明显差别。村党委书记史来贺从1965年开始拿国家干部工资。最初，他的工资收入比村民平均收入高，他就把工资交给集体按劳动力平均水平参加分配。后来，村民平均收入超过他的工资收入后，他又只拿自己的工资，坚持不要村里的补贴。
随着集体经济的飞速发展，刘庄人均纯收入逐年增加。早在1980 年就率先达到河南“小康村”指标体系中规定的1200 元人民币指标，至 1995 年人均集体分配 收入达4000元，2006年人均实际收入达到1.5万元，人均纳税５万多元，全村每户村民的银行存款都在20万元以上。根据 1995 年的调查和统计： 刘庄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1 ～0.2，其数值处在绝对平均区间。 20%的最高收入户与2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差距不到一倍。如今，刘庄家家户户都有彩电、空调、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摩托车等，40％以上的家庭还有电脑。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刘庄实行从小学到高中的义务教育。2004年村里还新建了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现代化教育园区。村内退休人员除享受各项集体福利外，每人每月还可领到350元退休金，退休党员和65岁以上的其他退休人员还能另外享受50元补助金，未成年人每月有20元钱的生活补助金。全体村民除享受国家规定的新型合作医疗的各项优惠政策外，还可以享受由集体提供的30％～40％的报销比例。每个村民还享受在本村免费看病、免费上学、免费吃肉、免费喝奶等20多项福利。为进一步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刘庄的现代化农村公园、文化园区、群众活动中心、敬老院以及农民医院等一系列基础设施，也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施工之中。
刘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不仅有效解决了本村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还帮助周边村庄吸收和安置了5000多名剩余劳动力。在实现本村共同富裕的同时，刘庄人还积极帮助、扶持周围比较穷的村、户共同富裕。通过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扩大经济交往，先后帮助周边的陈庄、小张庄、府庄、东杨兴、东李寨、万箱铺、豆腐村等18个较穷的村和100户比较困难的人家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
刘庄人在实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工作。村里建有图书馆、阅览室、文化站、广播站、电视差转台等公共文化设施，不定期地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同时，还邀请一些高等院校人员到村里举办各种学习班。通过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出现了家庭和睦 、邻里团结 、尊老爱幼、新事新办的新风气。几十年来，刘庄没有发生过刑事犯罪案件，没有出现过党员违纪事件，没有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宗族矛盾及派别之争，没有封建迷信、赌博、打架斗殴、婚丧事大操大办等不良现象。整个村庄无处不洋溢着富足、幸福、和谐的健康向上气息。
参考文献：
1. 蒋永武：《史来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2.《后史来贺时代的刘庄之路》，2007年10月19日《东方今报》。
3.李杰、王明浩《共产党人的楷模——史来贺》，2003年９月15日《人民日报》。
4.赵志敏《刘庄道路的思考》，《真理的追求》，1995年第10期。
5.邹文珠《刘庄的党组织为何受群众信赖》，《望》2002年第15期。
6.刘庄合作史编写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飞速发展的刘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２期。
（责编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