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是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理论著作。它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当时中国的基本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代表了当时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进入新时代，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正处》的视角对社会矛盾进行重新理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写作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特定时代发展的产物，“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被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国际上看，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以秘密报告的形式，全盘否定斯大林，随后开始在苏联去斯大林化。这一事件使得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动摇，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众的思想出现混乱，社会动乱不断涌现。这一事件同样影响到中国。毛泽东曾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从国内来看，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在之前阶段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矛盾，在理论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阶级矛盾的观念开始逐渐淡化。但是，在当时混乱思想的影响下，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一系列问题，使社会矛盾一下凸显出来。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迫切需要我党有针对性地做出选择并加以解决。但是由于面对新问题、新矛盾，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去应对这些突发状况，因此缺乏有效的解决、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要不束手无策，要不简单粗暴。如何对新中国的社会矛盾进行科学、客观地认识与把握，并对其进行合理、有效地解决与处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难题，也是亟需作出的重要决定。在这种情况之下，《正处》应运而生。
　　主要内容
　　 关于《正处》，毛泽东从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内革命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刻分析，科学回答了新时期该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国虽然进入社会主义，但并不意味着矛盾就会消失。矛盾的对立统一是普遍存在的，不会因时间的改变、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产生或消失。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存在矛盾是客观必然的。因此，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只是社会形态发生了改变，而存在于社会形态中的矛盾不会完全消失，矛盾只会根据不同的社会形态以不同的矛盾形式持续存在。在新的社会形态中，矛盾依然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体现的。而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表现出的矛盾也有本质区别。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矛盾不能通过自身来解决，只有通过革命从外部去打破;而社会主义形态下的基本矛盾是可以通过制度本身来解决的。
　　 2.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矛盾。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存在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一部分矛盾或消失、隐匿，一部分矛盾或产生、凸显。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中国，矛盾存在形式也由过去私有制下的阶级矛盾逐渐转化为两种新的矛盾形式，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由于对象不同，前者具有对抗性，后者没有，但是如果处理不当，或者麻痹大意，也有可能发生对抗，这种转化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于社会中的。例如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既受统治阶级压迫，又不敢与之决裂，因此兼具革命性和妥协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既对社会作出贡献，但又具有剥削性。因此，它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理论上属于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实际上两者具有非对抗性矛盾的特点，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加以解决。这种合作共赢的手段，不仅实现了全方位的团结，还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稳定了社会主义政权。
　　 3.正确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认为，解决矛盾的关键，是将矛盾进行区分，然后有针对性地解决，对于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这种针对性解决方法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对敌专政和对人民民主的基础上，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将这种解决方法应用在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在经济上采取统筹兼顾，在文化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民族问题上号召平等团结等，充分体现了理论的科学性和实际的可操作性。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具有伟大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最新理论成果。但是，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历史局限性，例如《正处》在后期整理、修改過程中，受到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将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孰强孰弱等与当时国情不符的论述强加其中，使文章偏离了客观、科学分析社会矛盾的轨道，抛弃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尽管如此，在特定历史阶段，《正处》所体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依然明显。它为我们党科学分析特定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并通过采取有效方法加以解决，为推动当今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依然能客观、科学地看待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
　　当代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步入新时代，社会结构发生新变化，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其中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利益格局的调整与改变，这必然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出现并占据主要地位。新时代下的社会矛盾，矛盾主体的对抗属性逐渐让位于社会属性，因此“社会矛盾”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一时期的替代概念，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由对人民群众的“无法满足”向“不平衡不充分”转变。而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则是必由之路，只有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结构、平衡利益格局，才能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关键节点上，重新对《正处》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进行科学理解，具有重要的启示。
　　 1.科学认识矛盾，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社会整体呈螺旋上升式发展，但危机和隐患时刻存在。所谓构建和谐社会，是以各种方式化解已经或即将出现的社会矛盾，以和谐因素来取代、覆盖不断出现的矛盾。但现实社会依然有干部不愿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不愿面对矛盾，消极应对矛盾，使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因为暂时的压制，最终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因此，正确对待矛盾，科学分析成因，才能在矛盾出现之前，用有效方式将其合理疏导。同时，要辩证看待社会矛盾问题。虽然社会矛盾爆发会破坏社会正常秩序，阻碍社会正常发展，但一定范围内的爆发，也能及时释放和舒缓民众内心的不满情绪，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以此来看，社会矛盾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引发社会动荡，也会促进社会变革，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有效手段，掌握社会矛盾平衡，从整体上推动社会的发展。
　　 2.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手段。《正处》认为社会主义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即社会主义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内部的调节进行解决，而这种调节只有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才能实现。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改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教育不公等问题日益凸显。所以只有在新时代继续深化改革，才能有效解决新问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改善民生提出具体要求，如扩大和提高就业容量与就业质量，扩充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渠道，促进城乡受教育的广度，加快优质医疗资源的区域平衡，实现覆盖全民、公平统一的多层次保障体系等。从共同富裕的角度，将改善民生从物质基础的满足逐渐转移到公平正义方面来，在不断扩大物质基础建设的同时，更注重缩小“不平衡”、降低“不充分”。
　　 3.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毛泽东同志在《正处》中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说明社会上潜在的危机矛盾，与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关系密切。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全面加强从严治党，官僚主义作风得到很大改善，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认同度逐渐提高，但是官僚主义现象并没有根除。一个时期以来，党员干部不担责、不担当的现象较为突出，懒政怠政成为新时代党群关系紧张的新因素。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实现“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原则，就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而切实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则需要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密切党群关系的关键，也是推进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关键，更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 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