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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后战争”就是把“二战”后时期看作一种更广义的“战争文化形态”。即强调“战争”后延的思想意识、文化形态，特别是各种文化与文学因素的相互影响所形成的当代性。故笔者认为：一、战争的当代转换是历史的必然延续。“二战”作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特殊的历史性不断被分割和吸收转而以新的态势，在空间范畴和文化范式中形成一种当代性。因此，当代的文化与历史上的战争——确切地说，与二战是很难分开的；二、战争的当代转换的历史延续也必然保留着某些“永恒”。即战争固有的基本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在当代虽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它内含的某些精神意识，显示的人类本性等等，仍然作用于当代社会复杂的文化构建中，并与文学想象产生互动。这是由超越时空的战争的永恒性所致，也是由战争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决定的。
关键词：后战争；历史与当代；延续与永恒
当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60余年，虽然战争中惨无人道的杀戮和毁灭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但它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却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历史分野的坐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正如有学者所言：“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它结束了人类社会以征服与掠夺求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旧时期，开辟了以平等与依存求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新时期。”{1}
这种“整体发展”的实质就是多元性和互渗性，而内在于其中并能使之产生相当作用的乃是一些历史因子，因而可以说当今的现实就是历史的延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在纪念二战的伟大胜利，祭奠为正义献身的英烈、声讨法西斯主义的暴行、谴责欲复活的军国主义之时，我们更不能忽略在当代文化的各个层面，如国际政治关系、文化思潮、文学艺术，以至竞技比赛、娱乐游戏等广义的文化中所渗透的战争历史的影响。因此，能否对战争中的主体进行更加深刻的剖析，能否对二战的历史后果进行更广范围的审视，能否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待战争的穿透力和渗透性，特别是从深层挖掘战争对文学、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
一
何谓“后战争”，通俗地讲，就是“战争”之后的更广意义的“战争”，即这里的“战争”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看。因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把战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可以从两个方面界定“后战争”的内涵：一是它具有历史性，即作为客观事件存在的时空的唯一性，从历史事件的时空维度来看，“后”意味着“二战”已经成为过去的、永不复返的事件；二是它更具有延续性，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战争”，可以以胜败作最后的裁定，但作为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战争”，其内含的意识精神、文化形态是超越时空的，具有延续和永恒之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不可能结束的。因此，战争的历史性不仅会转变成一种当代性，而且战争中得以延续的，恰恰就是人类永恒性之所在。
基于这种认识，对“后战争”蕴含的当代性解读就是从现实的角度去透视“后战争”的当代显现。即作为历史事件的“二战”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积淀，这种积淀必然在与现实的重构中产生作用，也就是说战争的历史性会被不断分解和吸收而形成一种新质和新的文化形态，于是战争的历史性在一定的背景之下就逐渐演变成当代性。就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来看，这种“当代性”非常明显：作为重大事件的战争仍然是世界风云变化的核心，而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战争”，更深深地渗透于当今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如战后社会心理、生存状态、以及文化和文学思潮、国际秩序等等，并形成了两种特别的态势：
一是表现为一种空间范畴。这是由战争的历史性演变而成的当代性。即将“后战争”视作一个空间概念，当我们谈论“后战争”这个术语时，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世界的当下生活状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源于战争双方对于对手可能引起一场新的战争的恐惧。带着这样的恐惧，在二战刚画上句号之时，就立即实施各自的战争准备策略，战争思维、战争危机意识成为这个时期从国家到个人最为焦虑的重大事情之一，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朝鲜战争、苏联入侵匈牙利、美国入侵越南等局部战争。正如罗兰·斯特龙伯格所说的那样：“同时，冷战也开始肆虐，有时会变成热战，例如在朝鲜（1950－1953），阿尔及利亚或印度支那。最可怕的对抗就在最近的时刻：1962年。”{1}这就是世界经历的“冷战”状态。在二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普遍处境，这种冷战思维令人难以想象地成为西方人的思维定势，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乃至现在，仍然主宰着整个西方世界。从政治层面来看，国际舞台开始分为“东方”与“西方”，世界平面化因此而生成（但另一方面，战争又从显现形式而转入隐形形式，如恐怖主义。因此在世界平面化的同时，其深度分裂又在加剧）；从哲学领域来看，以颠覆为核心的当代解构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潮如潮水袭来，对传统权威形成了极大的挑战；从文化审美来看，在实际生活中，战争被虚拟化，其血与火、丑与恶、暴力与杀戮所表现的沉重本质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战争的审美性质变成了越来越轻盈的人类文化生活方式。{2}实际上，这是战争恐怖在后战争状态中的一种文学描写情态。“恐怖”本来是作为战争中产生的现实场景，其本身是沉重的，不过，一旦变为文学描写的场景，它在感觉上虽然还是恐怖的，甚至给人更强烈的恐怖感，但在本质上，这种恐怖已经仅仅作为读者的文学审美感官的对象，而不再是一种实际的生活。因此，就文学描写的恐怖所表现的审美性、虚构性而言，读者实际上是置身战争恐怖场景之外，仅是在生命安全得到保障为基本前提下的感悟。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所描写的恐怖，其本质乃是人生命轻盈地在世的感觉。因此，文学所描写的战争恐怖的沉重本质已经被先行拒绝与取消，而变为一种“轻盈的人类文化生活方式”，即“战争恐怖”多被游戏化了，它渗透在体育竞技、娱乐刺激、游戏比拼和科幻化大战等各个方面之中。
一是表现为一种文化范式。这同样是由战争历史演变而成的当代性。即可把“后战争”视作一个受二战历史支配的独立的文化范式。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在于战后六十年以来的国际政治、文化格局是建立在二战历史及对其评价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六十年前的二战深深地卷入人类的当代事务之中，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对未来出路的探讨纠缠在一起，成为今天我们现实生活和文化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如苏美两大阵营由并行对峙到消解、德日两国的重新强盛与寻求国家身份和政治地位、联合国改革、欧洲东扩、非洲发展等等。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同时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真正自主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创造力不但给我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物质丰富和社会繁荣，同时也使人类创造了足以毁灭自身的巨大力量（如原子弹），而这种毁灭性的破坏力量正是人的无穷创造力释放出来的，因而使人类陷入了一个致命的尴尬。这种影响波及思想领域，具体表现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共生对峙。当今，人们更多的是受后者的影响，他们看到科技片面发展和技术理性支配人类文化的负面后果，如环境问题、公共卫生问题、资源短缺问题都归咎于人类的过度活动和技术的无限膨胀，继而出现了生态主义、绿色和平主义、反全球化等运动。其三，大屠杀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野蛮暴行，也是高度成熟的人类文明和理性之为，鲍曼深刻地指出了这两者之间的悖论，他说：
“把文明和野蛮想像成对立面是个错误……当今时代，如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野蛮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效的管理。……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
可见，二战历史的这个痛苦遗产，更多的是引起了对战时自身行为的反思和对人类文明和理性的质疑，而且这种怀疑和否定精神并不仅此而已，它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的一种文化哲学思潮，其影响无所不在，这从前述的“空间范畴”观中即可窥一斑。
二
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战争”之所以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是因为战争意识和战争的精神文化内涵不仅可以存在于现在，也可以在过去以至未来的任何时空之中传承流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历史的纵深对战争作远点透视，就会看到作为文化形态的战争之所以能得以延续正是人类的永恒性之使然。
因此，战争的延续性就是战争的永恒性之表现。这是由战争的物质与精神属性及其纵、横向的历史性所决定的。战争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战争又具有一种永恒的本质属性，因为“战争完全覆盖了历史，而不仅仅是混乱和断裂”{2}，它在一定程度上演绎和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正如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所指出的：“必须重新发现战争，为什么？因为这古老的战争［……］是永恒的战争。我们实际上应当成为战场的博学者，因为战争没有结束。”③福柯的“永久战争的话语”正包含了这种双重含义。福柯曾用权力理论，揭示了“永恒战争”在权力社会的文化形态：战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既表现为一种显性的权力斗争形式（由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发展到政治是战争的继续），但又是一种内在的隐性权力作用的结果（即在作为文化形态的战争中，权力话语演变为话语权力），而这两者在战争时期互为消长、相互转变，共同构成了战争的特定时期的文化模式。
但这种文化模式不仅仅限于战争历史与现实的重构，它还与以往的民族文化流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德国久远的历史文化概念的排他性、战斗性等理念与战争的融合，话语权力的操作性被法西斯利用，文化就演变为战争；日本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宽容性与和平性，则是首先掌握话语权力，当日本军国主义把文化作为权力话语的时候，文化同样演变为战争。
那么，究竟是战争选择了他们的文化，还是他们的文化使他们选择了战争？笔者认为，战争与文明是一种扩大了的文化，两者并非对立，战争的精神属性与人类文明同生息共幻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其文化中都可能孕育着战争的因子，同时它也成为战争的精神属性不可或缺之必然，这就是“永恒的战争”的命题。
战争的延续性也是永恒人性的表现。西方文学史中的战争描写，就以极为丰富的文学事实证明了，战争文学表现的善恶、真假、美丑既含有道德价值又是人的永恒本性之使然、人类审美之需求。因而，描写战争中的“善”成了文学永恒的主题。不过，到了后战争时期，则更多地将其演绎为“谬”之美，从而引发了战争审美的多元化倾向。其表现形式是，“战争”的外延被大大扩展，从而在更广的范围繁衍出另类“战争”，其中甚至有逐步消解战争道德意义的趋势。如武侠小说以及更广意义上的竞技比赛和网络打斗游戏等。人们从中寻求的主要是刺激和快感而非道义。也就是说，人们惯常赋予战争的郑重性和严肃性被侠义代替或者被游戏化了。然而，从艺术生成的美感来看，广义的后战争文学之美仍不失其历史传承性，只不过它是“战争”的“散点”发射——以“边缘”话题揭示了战争的延续性与永恒人性的关系。因为，就战争文学描写人物之美的本质来说，最根本的在于生命个体能否显示其生命的活力，能否展示其情之真、性之烈，如哥萨克农民的代表格里高力生命中如火的激情、热血中奔涌的狂野之性；中国当代一些小说中展现的人性的仇恨暴戾、嗜血狂欢，甚至武侠小说中杀人如麻、快意恩仇的侠客之为等。这里我们姑且不对它们作道德的评判，只从人类文化的生存状态去观照，就可看到战争文学延续的人性价值，恰恰是人类争、战、欲的永恒本性之使然；而且这些不仅是文学作品的表现主题，也是更广泛的文化、娱乐活动的主题，如现代竞技体育中的摔跤、拳击等的对抗、电子游戏中杀戮、决斗的刺激，以及中国棋类游戏中的战争模拟模式等等，无不表现人类争、战、欲的本性。
如此种种无不证明，战争的暴力性同人类文明之间的悖论与统一，以及战争的精神属性与民族文化的共融性抑或与人类文明的相悖。这就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惯常被战争的残酷野蛮所掩盖的、然而又内在于其中的人类文明和理性的发展或变异的轨迹。
三
“战争”之历史性与当代性、延续性与永恒性在文学书写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这首先表现为战争历史为文学想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战争历史是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的重要内容，它赋予了战时和战后文学、文化极其深刻的内涵，而且使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样态。这又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战争题材的创作促进了文学发展。二战前后的法国战争文学具有相当代表性，即上世纪30年代的反法西斯小说、40年代的抵抗运动小说，以及冷战时期反战题材创作的广泛性和多元化，如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新小说派，尽管它们主张退出小说，无动于衷地描写客观事物，但某些作家仍有“战争情结”，常常以现代派的文学手法描写二战历史，克洛德·西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他如超现实主义作家鲍里斯·维昂、著名通俗小说家弗朗索瓦丝·萨冈的战争题材小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这种创作趋势还不局限于“二战历史”的横切面，如果追溯法国反战小说的历史传统，还能从历史的纵深去挖掘战争文学的文化元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的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法国人民的反战史和斗争史的真实记录。这不仅证明了战争与文学发展息息相关，而且证明了作为文化形态的战争，其内涵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文学，而文学描写的战争主题往往也是战争内含的永恒之所在。
二、战争与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转变，与特定作家群或某种创作思潮的出现，有密切关联。如果说上述是从外部去寻找战争文学的创作规律，那么，反之也可以从文学内部寻找这种规律。如石评梅、萧红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在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中所流露出的战时焦虑感及思想情绪，就影响了其创作风格的变化，这就是战争历史对文学创作群体的内在影响之一；其他，如不同作家受战争的影响，其创作主题、思想倾向、情景设定、人物形象，乃至语言表述都有可能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有时甚至形成一种创作思潮。如一战后出现的“迷惘的一代”的反战小说，特别是二战后涌现的“大屠杀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钟志清女士，曾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在较大规模上探讨了反映二战暴行的大屠杀文学与幸存者作家这个特殊的群体，揭示了大屠杀文学深刻而强烈的历史本质，以及这个特殊的作家群体痛苦的心路历程和艰难的文学抉择，从而把那个特定时期的文学表现和特殊作家群体的追求，与人类社会永不停止的精神探索和道德审视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意义无疑已经超出了她的议题本身。
以上种种足以说明，文学想象与战争历史的结合，不仅是“再现”，更有“表现”；不仅是承载战争文化延续的载体，更是构建战争文化形态的内容。因此，战争的历史及延续性与文学想象、文化建构之间是互为因果，相互融合，在矛盾中存在有一致性，在一致性中又存在着无数的相悖。
战争延续性不仅是文化构建的动力，也为其提供了新质。既然把战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那么探讨战争文学就必然要超出文学的范围，因此对战争的延续性的探讨，常常要从文学描写的外延中去挖掘，其主要透视点为以下几方面：
一、由当前关于战争的文学书写引发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进而加倍关注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比如在中国“抗战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中，新时期的“抗战文学”就是在不断更新和颠覆旧的历史记忆中注入对人性的深度开掘；而至当下的“抗战文学”，其“战争的主题意识”却开始变形。究其根源，这是受传统文化信仰的种种局限和现代消费文化左右的结果。这就从关于战争的文学书写引发出对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另一种状况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战争叙事中，战争想象和中国当代历史形态之间存在明显互动关系；而且在这种想象中我们的传统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化已现端倪，其中不难见出中国民族性格中长期以来被儒家之中庸所掩盖的另一特性——尚武和争战之特性。这种结论虽然有些惊人，但从我们先人金戈铁马称雄欧亚的战争历史，从流传于世堪称世界瑰宝的古代军事文化，以及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棋类游戏中惯常具有的兵家之争等，就足以见出我们民族不仅有智慧，而且具有阳刚之气。试想一个雄踞东方的泱泱大国，如果仅有儒家礼仪何能在相当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位居霸主？由此看来，对我们民族固有的人类本性应该正视，这才是一个泱泱大国所应培养的民族心态。
二、当前呈现的现实的权力建构与战争的历史实践的“两结合”关系，也是战争延续性的表现。即文学家、艺术家不是消极地对战争历史进行还原，而是使历史“再生”，即通过对历史的反复书写和丰富想象，把历史真实演变为现实权力的生长素，进而推动现实权力的构建，以促进社会的现代化步伐。如近年出现的中国文坛创作和改编“红色经典”的文学现象，以及展现的“革命战争”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权力合法性建构理论为依据的创作实践。它既延续了战争时代的思维方式，但又使其变成了现代的“权力话语”，从而论证了中国当代战争题材文学中的战争形象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
三、战争延续性不仅是向文学之外的文化构建延伸，也同样在文学之内构建“非主流”文化。这主要表现为战争题材在当代的创作中的“另类”书写。一是不写正史而偏爱稗史。法国作家莫迪阿诺的“占领三部曲”颇具代表性，作品揭示的是二战时期沦陷后的“法国的堕落”；二是不写战争的暴力行径而描写它对人的精神的折磨。即注重写战争施与人类的精神酷刑。比较典型的是，描写二战中法西斯的死亡集中营不再仅仅是“奥斯维辛”式的有形监狱，而变为了对个体进行心灵折磨的无处不在的无形的精神炼狱，因而使无辜者内心深重的“负疚”成了“后”战争时期个体灵魂所无法卸下的沉重的十字架；三是不受正统文学形式之束缚而钟情变异和边缘，以另类文学形式来表现严肃的战争题材，如武侠小说、通俗小说、恐怖小说中战争的另类描写，以及在更广范围里的娱乐化表现，如体育竞技比赛中的对抗性、电子游戏中的厮杀、搏斗等，无不是战争的变异和微观显现，但同时它们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阅读习惯和欣赏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现代人的娱乐需求和操作欲望。
综上所述，不难见出，战争无论是作为历史事件还是想象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作为政治争端的核心还是民族矛盾的产物，无论是浇铸于人类文化冲突还是印刻于宗教的虔诚信仰之中，无论是由于人类本性之使然还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另样表现，它的历史性必然会逐渐演变成当代性，其当代性也必然是战争的历史性之延续；而这种延续实际上就是战争的精神和物质属性的历史承载与现代转化。因而，人类文明的永恒性必然蕴含其中而得到充分表现。
【责任编辑付国锋】
关键词：后战争；历史与当代；延续与永恒
当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60余年，虽然战争中惨无人道的杀戮和毁灭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但它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却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历史分野的坐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正如有学者所言：“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它结束了人类社会以征服与掠夺求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旧时期，开辟了以平等与依存求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新时期。”{1}
这种“整体发展”的实质就是多元性和互渗性，而内在于其中并能使之产生相当作用的乃是一些历史因子，因而可以说当今的现实就是历史的延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在纪念二战的伟大胜利，祭奠为正义献身的英烈、声讨法西斯主义的暴行、谴责欲复活的军国主义之时，我们更不能忽略在当代文化的各个层面，如国际政治关系、文化思潮、文学艺术，以至竞技比赛、娱乐游戏等广义的文化中所渗透的战争历史的影响。因此，能否对战争中的主体进行更加深刻的剖析，能否对二战的历史后果进行更广范围的审视，能否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待战争的穿透力和渗透性，特别是从深层挖掘战争对文学、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
一
何谓“后战争”，通俗地讲，就是“战争”之后的更广意义的“战争”，即这里的“战争”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看。因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把战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可以从两个方面界定“后战争”的内涵：一是它具有历史性，即作为客观事件存在的时空的唯一性，从历史事件的时空维度来看，“后”意味着“二战”已经成为过去的、永不复返的事件；二是它更具有延续性，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战争”，可以以胜败作最后的裁定，但作为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战争”，其内含的意识精神、文化形态是超越时空的，具有延续和永恒之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不可能结束的。因此，战争的历史性不仅会转变成一种当代性，而且战争中得以延续的，恰恰就是人类永恒性之所在。
基于这种认识，对“后战争”蕴含的当代性解读就是从现实的角度去透视“后战争”的当代显现。即作为历史事件的“二战”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积淀，这种积淀必然在与现实的重构中产生作用，也就是说战争的历史性会被不断分解和吸收而形成一种新质和新的文化形态，于是战争的历史性在一定的背景之下就逐渐演变成当代性。就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来看，这种“当代性”非常明显：作为重大事件的战争仍然是世界风云变化的核心，而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战争”，更深深地渗透于当今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如战后社会心理、生存状态、以及文化和文学思潮、国际秩序等等，并形成了两种特别的态势：
一是表现为一种空间范畴。这是由战争的历史性演变而成的当代性。即将“后战争”视作一个空间概念，当我们谈论“后战争”这个术语时，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世界的当下生活状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源于战争双方对于对手可能引起一场新的战争的恐惧。带着这样的恐惧，在二战刚画上句号之时，就立即实施各自的战争准备策略，战争思维、战争危机意识成为这个时期从国家到个人最为焦虑的重大事情之一，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朝鲜战争、苏联入侵匈牙利、美国入侵越南等局部战争。正如罗兰·斯特龙伯格所说的那样：“同时，冷战也开始肆虐，有时会变成热战，例如在朝鲜（1950－1953），阿尔及利亚或印度支那。最可怕的对抗就在最近的时刻：1962年。”{1}这就是世界经历的“冷战”状态。在二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普遍处境，这种冷战思维令人难以想象地成为西方人的思维定势，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乃至现在，仍然主宰着整个西方世界。从政治层面来看，国际舞台开始分为“东方”与“西方”，世界平面化因此而生成（但另一方面，战争又从显现形式而转入隐形形式，如恐怖主义。因此在世界平面化的同时，其深度分裂又在加剧）；从哲学领域来看，以颠覆为核心的当代解构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潮如潮水袭来，对传统权威形成了极大的挑战；从文化审美来看，在实际生活中，战争被虚拟化，其血与火、丑与恶、暴力与杀戮所表现的沉重本质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战争的审美性质变成了越来越轻盈的人类文化生活方式。{2}实际上，这是战争恐怖在后战争状态中的一种文学描写情态。“恐怖”本来是作为战争中产生的现实场景，其本身是沉重的，不过，一旦变为文学描写的场景，它在感觉上虽然还是恐怖的，甚至给人更强烈的恐怖感，但在本质上，这种恐怖已经仅仅作为读者的文学审美感官的对象，而不再是一种实际的生活。因此，就文学描写的恐怖所表现的审美性、虚构性而言，读者实际上是置身战争恐怖场景之外，仅是在生命安全得到保障为基本前提下的感悟。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所描写的恐怖，其本质乃是人生命轻盈地在世的感觉。因此，文学所描写的战争恐怖的沉重本质已经被先行拒绝与取消，而变为一种“轻盈的人类文化生活方式”，即“战争恐怖”多被游戏化了，它渗透在体育竞技、娱乐刺激、游戏比拼和科幻化大战等各个方面之中。
一是表现为一种文化范式。这同样是由战争历史演变而成的当代性。即可把“后战争”视作一个受二战历史支配的独立的文化范式。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在于战后六十年以来的国际政治、文化格局是建立在二战历史及对其评价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六十年前的二战深深地卷入人类的当代事务之中，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对未来出路的探讨纠缠在一起，成为今天我们现实生活和文化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如苏美两大阵营由并行对峙到消解、德日两国的重新强盛与寻求国家身份和政治地位、联合国改革、欧洲东扩、非洲发展等等。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同时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真正自主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创造力不但给我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物质丰富和社会繁荣，同时也使人类创造了足以毁灭自身的巨大力量（如原子弹），而这种毁灭性的破坏力量正是人的无穷创造力释放出来的，因而使人类陷入了一个致命的尴尬。这种影响波及思想领域，具体表现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共生对峙。当今，人们更多的是受后者的影响，他们看到科技片面发展和技术理性支配人类文化的负面后果，如环境问题、公共卫生问题、资源短缺问题都归咎于人类的过度活动和技术的无限膨胀，继而出现了生态主义、绿色和平主义、反全球化等运动。其三，大屠杀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野蛮暴行，也是高度成熟的人类文明和理性之为，鲍曼深刻地指出了这两者之间的悖论，他说：
“把文明和野蛮想像成对立面是个错误……当今时代，如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野蛮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效的管理。……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
可见，二战历史的这个痛苦遗产，更多的是引起了对战时自身行为的反思和对人类文明和理性的质疑，而且这种怀疑和否定精神并不仅此而已，它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的一种文化哲学思潮，其影响无所不在，这从前述的“空间范畴”观中即可窥一斑。
二
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战争”之所以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是因为战争意识和战争的精神文化内涵不仅可以存在于现在，也可以在过去以至未来的任何时空之中传承流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历史的纵深对战争作远点透视，就会看到作为文化形态的战争之所以能得以延续正是人类的永恒性之使然。
因此，战争的延续性就是战争的永恒性之表现。这是由战争的物质与精神属性及其纵、横向的历史性所决定的。战争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战争又具有一种永恒的本质属性，因为“战争完全覆盖了历史，而不仅仅是混乱和断裂”{2}，它在一定程度上演绎和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正如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所指出的：“必须重新发现战争，为什么？因为这古老的战争［……］是永恒的战争。我们实际上应当成为战场的博学者，因为战争没有结束。”③福柯的“永久战争的话语”正包含了这种双重含义。福柯曾用权力理论，揭示了“永恒战争”在权力社会的文化形态：战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既表现为一种显性的权力斗争形式（由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发展到政治是战争的继续），但又是一种内在的隐性权力作用的结果（即在作为文化形态的战争中，权力话语演变为话语权力），而这两者在战争时期互为消长、相互转变，共同构成了战争的特定时期的文化模式。
但这种文化模式不仅仅限于战争历史与现实的重构，它还与以往的民族文化流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德国久远的历史文化概念的排他性、战斗性等理念与战争的融合，话语权力的操作性被法西斯利用，文化就演变为战争；日本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宽容性与和平性，则是首先掌握话语权力，当日本军国主义把文化作为权力话语的时候，文化同样演变为战争。
那么，究竟是战争选择了他们的文化，还是他们的文化使他们选择了战争？笔者认为，战争与文明是一种扩大了的文化，两者并非对立，战争的精神属性与人类文明同生息共幻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其文化中都可能孕育着战争的因子，同时它也成为战争的精神属性不可或缺之必然，这就是“永恒的战争”的命题。
战争的延续性也是永恒人性的表现。西方文学史中的战争描写，就以极为丰富的文学事实证明了，战争文学表现的善恶、真假、美丑既含有道德价值又是人的永恒本性之使然、人类审美之需求。因而，描写战争中的“善”成了文学永恒的主题。不过，到了后战争时期，则更多地将其演绎为“谬”之美，从而引发了战争审美的多元化倾向。其表现形式是，“战争”的外延被大大扩展，从而在更广的范围繁衍出另类“战争”，其中甚至有逐步消解战争道德意义的趋势。如武侠小说以及更广意义上的竞技比赛和网络打斗游戏等。人们从中寻求的主要是刺激和快感而非道义。也就是说，人们惯常赋予战争的郑重性和严肃性被侠义代替或者被游戏化了。然而，从艺术生成的美感来看，广义的后战争文学之美仍不失其历史传承性，只不过它是“战争”的“散点”发射——以“边缘”话题揭示了战争的延续性与永恒人性的关系。因为，就战争文学描写人物之美的本质来说，最根本的在于生命个体能否显示其生命的活力，能否展示其情之真、性之烈，如哥萨克农民的代表格里高力生命中如火的激情、热血中奔涌的狂野之性；中国当代一些小说中展现的人性的仇恨暴戾、嗜血狂欢，甚至武侠小说中杀人如麻、快意恩仇的侠客之为等。这里我们姑且不对它们作道德的评判，只从人类文化的生存状态去观照，就可看到战争文学延续的人性价值，恰恰是人类争、战、欲的永恒本性之使然；而且这些不仅是文学作品的表现主题，也是更广泛的文化、娱乐活动的主题，如现代竞技体育中的摔跤、拳击等的对抗、电子游戏中杀戮、决斗的刺激，以及中国棋类游戏中的战争模拟模式等等，无不表现人类争、战、欲的本性。
如此种种无不证明，战争的暴力性同人类文明之间的悖论与统一，以及战争的精神属性与民族文化的共融性抑或与人类文明的相悖。这就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惯常被战争的残酷野蛮所掩盖的、然而又内在于其中的人类文明和理性的发展或变异的轨迹。
三
“战争”之历史性与当代性、延续性与永恒性在文学书写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这首先表现为战争历史为文学想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战争历史是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的重要内容，它赋予了战时和战后文学、文化极其深刻的内涵，而且使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样态。这又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战争题材的创作促进了文学发展。二战前后的法国战争文学具有相当代表性，即上世纪30年代的反法西斯小说、40年代的抵抗运动小说，以及冷战时期反战题材创作的广泛性和多元化，如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新小说派，尽管它们主张退出小说，无动于衷地描写客观事物，但某些作家仍有“战争情结”，常常以现代派的文学手法描写二战历史，克洛德·西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他如超现实主义作家鲍里斯·维昂、著名通俗小说家弗朗索瓦丝·萨冈的战争题材小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这种创作趋势还不局限于“二战历史”的横切面，如果追溯法国反战小说的历史传统，还能从历史的纵深去挖掘战争文学的文化元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的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法国人民的反战史和斗争史的真实记录。这不仅证明了战争与文学发展息息相关，而且证明了作为文化形态的战争，其内涵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文学，而文学描写的战争主题往往也是战争内含的永恒之所在。
二、战争与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转变，与特定作家群或某种创作思潮的出现，有密切关联。如果说上述是从外部去寻找战争文学的创作规律，那么，反之也可以从文学内部寻找这种规律。如石评梅、萧红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在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中所流露出的战时焦虑感及思想情绪，就影响了其创作风格的变化，这就是战争历史对文学创作群体的内在影响之一；其他，如不同作家受战争的影响，其创作主题、思想倾向、情景设定、人物形象，乃至语言表述都有可能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有时甚至形成一种创作思潮。如一战后出现的“迷惘的一代”的反战小说，特别是二战后涌现的“大屠杀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钟志清女士，曾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在较大规模上探讨了反映二战暴行的大屠杀文学与幸存者作家这个特殊的群体，揭示了大屠杀文学深刻而强烈的历史本质，以及这个特殊的作家群体痛苦的心路历程和艰难的文学抉择，从而把那个特定时期的文学表现和特殊作家群体的追求，与人类社会永不停止的精神探索和道德审视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意义无疑已经超出了她的议题本身。
以上种种足以说明，文学想象与战争历史的结合，不仅是“再现”，更有“表现”；不仅是承载战争文化延续的载体，更是构建战争文化形态的内容。因此，战争的历史及延续性与文学想象、文化建构之间是互为因果，相互融合，在矛盾中存在有一致性，在一致性中又存在着无数的相悖。
战争延续性不仅是文化构建的动力，也为其提供了新质。既然把战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那么探讨战争文学就必然要超出文学的范围，因此对战争的延续性的探讨，常常要从文学描写的外延中去挖掘，其主要透视点为以下几方面：
一、由当前关于战争的文学书写引发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进而加倍关注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比如在中国“抗战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中，新时期的“抗战文学”就是在不断更新和颠覆旧的历史记忆中注入对人性的深度开掘；而至当下的“抗战文学”，其“战争的主题意识”却开始变形。究其根源，这是受传统文化信仰的种种局限和现代消费文化左右的结果。这就从关于战争的文学书写引发出对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另一种状况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战争叙事中，战争想象和中国当代历史形态之间存在明显互动关系；而且在这种想象中我们的传统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化已现端倪，其中不难见出中国民族性格中长期以来被儒家之中庸所掩盖的另一特性——尚武和争战之特性。这种结论虽然有些惊人，但从我们先人金戈铁马称雄欧亚的战争历史，从流传于世堪称世界瑰宝的古代军事文化，以及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棋类游戏中惯常具有的兵家之争等，就足以见出我们民族不仅有智慧，而且具有阳刚之气。试想一个雄踞东方的泱泱大国，如果仅有儒家礼仪何能在相当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位居霸主？由此看来，对我们民族固有的人类本性应该正视，这才是一个泱泱大国所应培养的民族心态。
二、当前呈现的现实的权力建构与战争的历史实践的“两结合”关系，也是战争延续性的表现。即文学家、艺术家不是消极地对战争历史进行还原，而是使历史“再生”，即通过对历史的反复书写和丰富想象，把历史真实演变为现实权力的生长素，进而推动现实权力的构建，以促进社会的现代化步伐。如近年出现的中国文坛创作和改编“红色经典”的文学现象，以及展现的“革命战争”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权力合法性建构理论为依据的创作实践。它既延续了战争时代的思维方式，但又使其变成了现代的“权力话语”，从而论证了中国当代战争题材文学中的战争形象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
三、战争延续性不仅是向文学之外的文化构建延伸，也同样在文学之内构建“非主流”文化。这主要表现为战争题材在当代的创作中的“另类”书写。一是不写正史而偏爱稗史。法国作家莫迪阿诺的“占领三部曲”颇具代表性，作品揭示的是二战时期沦陷后的“法国的堕落”；二是不写战争的暴力行径而描写它对人的精神的折磨。即注重写战争施与人类的精神酷刑。比较典型的是，描写二战中法西斯的死亡集中营不再仅仅是“奥斯维辛”式的有形监狱，而变为了对个体进行心灵折磨的无处不在的无形的精神炼狱，因而使无辜者内心深重的“负疚”成了“后”战争时期个体灵魂所无法卸下的沉重的十字架；三是不受正统文学形式之束缚而钟情变异和边缘，以另类文学形式来表现严肃的战争题材，如武侠小说、通俗小说、恐怖小说中战争的另类描写，以及在更广范围里的娱乐化表现，如体育竞技比赛中的对抗性、电子游戏中的厮杀、搏斗等，无不是战争的变异和微观显现，但同时它们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阅读习惯和欣赏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现代人的娱乐需求和操作欲望。
综上所述，不难见出，战争无论是作为历史事件还是想象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作为政治争端的核心还是民族矛盾的产物，无论是浇铸于人类文化冲突还是印刻于宗教的虔诚信仰之中，无论是由于人类本性之使然还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另样表现，它的历史性必然会逐渐演变成当代性，其当代性也必然是战争的历史性之延续；而这种延续实际上就是战争的精神和物质属性的历史承载与现代转化。因而，人类文明的永恒性必然蕴含其中而得到充分表现。
【责任编辑付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