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当代中国学术中，经学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作为传统学术的核心，我们有必要来讨论一下在以西学为主导的现代学科框架下，经学为什么会在近年兴起，以及经学存在的意义为何。
经学研究在当代的复归，就学术思想层面而言，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经学内在的原因。尽管“五四”之后，人文领域迅速西化，传统旧学开始落幕，研究者纷纷走上了新学术之路，但是经学本身的学术传统并未因此断绝，只是转变形态，栖身于先秦史、文字训诂学、文献学等等研究方向之下。随着这些研究不断推进，经学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本身也是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另一方面则是经学以外思想环境的改变，这对于经学复归的推动更为明显和直接。经学在二十世纪初走向衰微，无疑与国运相关。自从“五四”之后，面对连续的政治动荡，经学始终首当其冲，在学术上承担着中国贫弱的“原罪”。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中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许多在八九十年代拥抱西学的学者，纷纷转而寻求立足中国本位的文化表达，于是必然要回到经学中来汲取思想资源。
当然也正是因为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经学在近年来的火热，并不足以说明经学研究已经走向了成熟。实际上，正是由于研究者们具有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使得彼此之间对于“什么是经学研究”想法各异，成果更是多种多样。这种研究现状无疑有利有弊。从有利的方面来说，这就让经学可以吸纳更多研究门类与研究路径，而无短期内陷入固定的门派与僵化的套路之虞。比较今天台湾经学界的整体情况，大陆近年来显然更富于活力，正是拜此所赐。而积弊的一面则是，尽管当下没有必要追求一个固定的研究范式，但学者仍然对经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缺乏应有共识。故此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民间儒学研究者，还是一些“六经注我”的思想家，抑或以经学史及经学文献研究为主的传统学院派，大家都标举经学而各分阵营，甚至彼此间不乏攻讦龃龉。这就造成大陆目前学术界的经学研究水平高下不齐，而民间读经却又乱象丛生。
在如此利弊共存的局面下，至少对于学院派学者而言，思考什么是经学研究，以及经学研究的存在意义，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当代学者对于经学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比较典型的，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说法就是强调经学作为“术”的一面，认为经学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统治术。这些描述大多偏重在经学的政治功能方面，然而却少有学者从古代经典的角度来看待经学。这大概是因为二十世纪是政治的时代，而我们的生活中又存在价值缺位的问题，所以很多学者习惯把经学看作一种说教。事实上，我们应当重视的是，在近两千年间，经典，也就是经书，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阅读的对象，培养与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智识与德性。经典的影响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今天看似我们已经距离传统甚远，但却又总在不经意间感受到它的存在。而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经学，已经不再是一门尊孔的学问，而是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经典的问题。作为当代中国人，当我们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遇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未来会向哪里去”这样的问题，要回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经典，正视经学的价值。有很多学者会认为经学死了，他们的理由在于中国的王朝时代结束了，孔子不再作为圣人而存在，经学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我并不这么想。经典在我们的生活中将传统与现代紧紧扭合在一起，只要我们生活在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之中，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一点。作为理解经典的经学，并不是王朝时代的陪葬品，相反终于可以离开政治权威的摆布，在学术研究中走向新生。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经学研究就是参考各种注释与经说，从而达到对经典的理解。所谓经学的训练就是倾空自己，持续耐心听取前辈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判断取舍，从而建立自己的认识，最终得出结论的过程。当下的文史研究已经进入了高度职业化和技术化的阶段，或有意或无意地，在忽略经典的价值。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东西就是找史料，找到史料，从中提取相应的历史信息，通过历史信息来复原或构建一段历史图景。这是现在历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但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如果仅把书籍作为史料来看待，这其实是一种对书的碎片化认识。对于某些书籍来说，这样的碎片化认识影响不大，但对于经典，包括经书乃至《史》《汉》之类，这种碎片化认识很容易造成我们忽略甚至曲解一部分内容。傅斯年所强调的“我们不是读书的人”，这在当时中国史学急需走向现代化的阶段，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但在今天来说，或许把这句话改成“我们不只是读书的人”会更好。经学能够提供给现代学术的，就是正视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成为一种对现代性的制衡力量。
正基于此，我想经学研究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间的兴起，会为学术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其效果将在第三个十年间慢慢展现出来。而经学研究的方向也会更向“如何理解经典”，以及“经学观念如何被构建”等等原初問题靠拢。这门古老的学问目前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转型，或许现在还不为文史哲的主流所重视，但它未来一定会带给学界新的激荡，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经学研究在当代的复归，就学术思想层面而言，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经学内在的原因。尽管“五四”之后，人文领域迅速西化，传统旧学开始落幕，研究者纷纷走上了新学术之路，但是经学本身的学术传统并未因此断绝，只是转变形态，栖身于先秦史、文字训诂学、文献学等等研究方向之下。随着这些研究不断推进，经学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本身也是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另一方面则是经学以外思想环境的改变，这对于经学复归的推动更为明显和直接。经学在二十世纪初走向衰微，无疑与国运相关。自从“五四”之后，面对连续的政治动荡，经学始终首当其冲，在学术上承担着中国贫弱的“原罪”。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中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许多在八九十年代拥抱西学的学者，纷纷转而寻求立足中国本位的文化表达，于是必然要回到经学中来汲取思想资源。
当然也正是因为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经学在近年来的火热，并不足以说明经学研究已经走向了成熟。实际上，正是由于研究者们具有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使得彼此之间对于“什么是经学研究”想法各异，成果更是多种多样。这种研究现状无疑有利有弊。从有利的方面来说，这就让经学可以吸纳更多研究门类与研究路径，而无短期内陷入固定的门派与僵化的套路之虞。比较今天台湾经学界的整体情况，大陆近年来显然更富于活力，正是拜此所赐。而积弊的一面则是，尽管当下没有必要追求一个固定的研究范式，但学者仍然对经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缺乏应有共识。故此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民间儒学研究者，还是一些“六经注我”的思想家，抑或以经学史及经学文献研究为主的传统学院派，大家都标举经学而各分阵营，甚至彼此间不乏攻讦龃龉。这就造成大陆目前学术界的经学研究水平高下不齐，而民间读经却又乱象丛生。
在如此利弊共存的局面下，至少对于学院派学者而言，思考什么是经学研究，以及经学研究的存在意义，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当代学者对于经学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比较典型的，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说法就是强调经学作为“术”的一面，认为经学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统治术。这些描述大多偏重在经学的政治功能方面，然而却少有学者从古代经典的角度来看待经学。这大概是因为二十世纪是政治的时代，而我们的生活中又存在价值缺位的问题，所以很多学者习惯把经学看作一种说教。事实上，我们应当重视的是，在近两千年间，经典，也就是经书，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阅读的对象，培养与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智识与德性。经典的影响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今天看似我们已经距离传统甚远，但却又总在不经意间感受到它的存在。而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经学，已经不再是一门尊孔的学问，而是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经典的问题。作为当代中国人，当我们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遇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未来会向哪里去”这样的问题，要回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经典，正视经学的价值。有很多学者会认为经学死了，他们的理由在于中国的王朝时代结束了，孔子不再作为圣人而存在，经学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我并不这么想。经典在我们的生活中将传统与现代紧紧扭合在一起，只要我们生活在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之中，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一点。作为理解经典的经学，并不是王朝时代的陪葬品，相反终于可以离开政治权威的摆布，在学术研究中走向新生。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经学研究就是参考各种注释与经说，从而达到对经典的理解。所谓经学的训练就是倾空自己，持续耐心听取前辈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判断取舍，从而建立自己的认识，最终得出结论的过程。当下的文史研究已经进入了高度职业化和技术化的阶段，或有意或无意地，在忽略经典的价值。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东西就是找史料，找到史料，从中提取相应的历史信息，通过历史信息来复原或构建一段历史图景。这是现在历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但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如果仅把书籍作为史料来看待，这其实是一种对书的碎片化认识。对于某些书籍来说，这样的碎片化认识影响不大，但对于经典，包括经书乃至《史》《汉》之类，这种碎片化认识很容易造成我们忽略甚至曲解一部分内容。傅斯年所强调的“我们不是读书的人”，这在当时中国史学急需走向现代化的阶段，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但在今天来说，或许把这句话改成“我们不只是读书的人”会更好。经学能够提供给现代学术的，就是正视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成为一种对现代性的制衡力量。
正基于此，我想经学研究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间的兴起，会为学术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其效果将在第三个十年间慢慢展现出来。而经学研究的方向也会更向“如何理解经典”，以及“经学观念如何被构建”等等原初問题靠拢。这门古老的学问目前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转型，或许现在还不为文史哲的主流所重视，但它未来一定会带给学界新的激荡，大家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