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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凉飙满玉堂，每亲襟袖便难忘。霜浓雪暗知何在，道契时来忽自扬。
炎炎夏日，闲暇之余，手持一柄折扇，开合把玩之间，自有儒雅风度。如在扇面上绘饰物象，对中国人来说就更有说不完的意味。
缘起
折扇起初是作为一种实用品。它的形状、尺寸、选材都是本着实用而考虑的。它简单轻便，开合自如，便于携带使用，轻轻摇动，微风拂面。
折扇据传是来自东邻，在北宋端拱元年（988年）由日本传入中国。《宋史》记载这次日本和尚向宋朝廷进献的礼品中，有“金银莳绘扇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此“纳桧扇”，就是用桧木制的折扇，而“蝙蝠扇”，则是纸面的折扇。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出使高丽国的使者带回的礼品中也有折扇，可知折扇确是北宋时期从东邻传来。
北宋以后，中国便开始自制折扇。本是舶来品的折扇，一经国人之手便发扬光大，显得无与伦比。南宋的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就出现了不少如“扇子巷”的地名和诸多的“扇子铺”，其中也有了折扇书画艺术。宋时著名画家赵伯驹，擅画金碧山水，曾为宋高宗画过折扇。由于携带方便，文人雅士出入社交场所，折扇为随身必带之物。
文人
折扇收拢后仅尺余，实乃怀袖之雅物，颇受皇家官宦与文人雅士的喜爱，后泽及百姓，成为上下一致的共同爱好。明朝初年，随着折扇的普遍使用，在扇面上题字作画也从成化年间开始盛行。相传明永乐皇帝喜折扇，命内务制扇题诗赋词，赠予臣，备受士大夫们推崇。文人雅士、骚人墨客也大多善笔于折扇，题诗赋词互赠之。
在文人的审美情趣影响下，折扇逐渐超出生活用品的范畴。在扇面上题书作诗、绘饰山水、缀以花鸟，相互馈赠，传情达意，折扇逐渐代替了团扇，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载体。而文人墨客在折扇书画创作上也格外讲究，以致发展到中国书画艺术的极致境界。
凡称为斯文人，手中总离不开一柄精致的折扇，扇面一定是有字画的，字画又必定是雅致非凡的。文人介入扇画，把扇面书画艺术发挥到极致，当时连江南才女董小婉，也是扇面书画的高手。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书画艺术呈现一派纷繁旺盛之势，艺术水平更是登峰造极。
如此，让诗书画走出书斋画堂，向外流传，扇子成为了文化的载体。在民间，扇子的社会文化功能也更加突显。据传，清同治年间，曾国藩的干爹与人发生纠纷，无奈对方勾结官府仗势欺人，只得来求助干儿子。曾国藩曾有言在先不干涉地方事务，可又不忍干爹受人欺负。正在两难之际，事有凑巧，恰逢曾国藩奉谕升官，于是设宴款待众官员，将干爹尊为上席，并赠其一把精致折扇，邀请文武官员在扇面上签名题词。老人持折扇回家，当地知府见扇面题词，连忙认错，并为老人平反。可见，折扇在彼时已于民间盛行，文人之间相互题扇，使得扇子从自然功能走向精神与社会功能，形成了多姿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中国扇文化。
折扇中的扇画艺术是中国传统文人生活方式雅化的表现，带有浓郁的文人书卷气息，一柄折扇在手，展开可观大千世界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小小的扇画弯弯如一道长河绵延了中国绘画的精髓。扇子已不再仅仅是扇子，而是文化符号，是士大夫追求造化和心灵合一的产物。
与团扇的闺阁之美相比，折扇更适合男人，其可折可开的功能也让持扇人风雅自适，相比之下，身携团扇就显得累赘了。而开合之间的画面展示，也是团扇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尽管折扇“出生”得比较晚，却一经出现，就成为文人用扇的惟一代表。
扇画
扇画，是一种有趣又巧用心思的艺术形式，需要高度的概括能力，反复精心构思，小心落墨。元代郑元祐《赵千里扇面写山次韵》折扇诗有云：“宋诸王孙妙盘礡，万里江山归一握。卷藏袖中舒在我，清风徐来谷衣薄。”
折扇的扇面上宽下窄，折痕凹凸，挥洒不易。画家落墨时必须考虑在这方寸之间精思巧构，苦心营造。只有这样，才能够匠心独具，笔随意转，创作出赏心悦目的扇画艺术品。因为绘画不易，很多书画家便拒绝在扇面上创作，或声明润笔需加价。这样，扇面书画的价格往往能高出尺幅相近的一般册页，有时又能与尺幅大得多的立轴相埒，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存最早的折扇扇画是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汀树钓船图》，作者为明永乐、宣德年间的谢缙。明代苏州经济繁荣，而“院画”势力日薄，“浙派”也步入末流，“吴门派”代之而起。以沈周为首，文征明继起。他们技艺全面，涉猎题材广泛，是明代成化到嘉靖间吴门派绘画最活跃的时期。而吴门画派对于画坛的重要贡献之一，还在于他们对于文人画扇的探索与实践，可以说，是他们的带动，才使得折扇书画正式走进艺术殿堂。这其中，尤以文征明的扇画最为突出，他的扇面作品如《万壑争流图》，在小小扇面上，绘千山万壑，延绵上千里，气势宏大，画面紧凑。画里绘有多个山峰和大量树木，是一般大尺幅山水画都难以达到的效果，真乃咫尺天涯的好扇面。还有沈周的《苔迳林亭图》扇面，以及周之冕的《竹雀图》扇、唐寅的《枯木寒鸦》扇都是难得的精品。
有清一代，带有字画的折扇随处可见，可以说大部分书画家的作品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扇面画，一时折扇书画风气大盛，名人显贵，争相效仿。“清初六家”、“四僧”、“金陵八大家”、“扬州八怪”等等文人雅士，无不在扇面艺术领域纷争夺冠，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扇面书画墨迹。其中如恽寿平的《菊花》扇，笔法透逸，设色明净，格调清雅，成为当时翘楚。
近代以来，扇面书画洋洋洒洒，名家辈出。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等名家的书画扇面更加艳丽多姿。以扇面的形式而存在的中国画，虽幅不盈尺，但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无论名花异草、瑞鸟珍禽、峰峦叠嶂、曲流溪水、村舍楼阁、神话故事、人物形态，或是书法题字等均可入画，扇画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其中花鸟扇面，栩栩如生、韵味强烈，往往有呼之欲出之感。吴昌硕的《国色天香》折扇，扇面以墨骨大写意绘一红、一黄两枝怒放的牡丹，依扇形取势，布局重视疏密对比，视觉焦点集中在靠近中央的红色花朵上，左侧题款稳固画面。花叶色彩饱满炽烈，红、黄花朵与墨绿、赭黄枝叶之间，既对比鲜明又和谐一致，整体感极强。苍劲拙重的笔致清晰可见，这得益于吴昌硕深厚的篆籒功力，颇具金石韵味。整幅扇面经由画家的匠心独运及真率放纵的笔墨表现得昂扬磅礴，有国色天香之姿。 在近现代画家的扇面作品中，尤以齐白石的扇面作品别具一格，如他的《香菇冬笋》，画面用简笔勾勒笋四只、山菌若干，各在一处。冬笋有粗细长短之别，山菌正反偃侧大小不同，错落呼应，构图巧妙自然。画家高度的概括力、状物之形逼肖，与唐宋时期的扇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文人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审美理想，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画家的扇画创作中，尤其是在山水扇画中突显出来的雅韵，咫尺之内，气象万千。吴湖帆的《双面绘扇》，一面是笔墨淋漓的墨竹，一面是山水。山石取宋人斧劈笔意，风骨外露，所作林木多取方意，笔墨则融会吴门一派，营造出一种刚中见柔、宁静淡泊的雅致。
在扇画中，还有一类不常见的题材，即人物扇画，一般配以故事场景来表现。徐悲鸿《诗经·小戎》诗意折扇，画中全身甲胄的男子左手持弓、右手握缰，驾战车将赴征途，四马奋蹄嘶鸣。车尾处，树叶遮住滚滚征尘，车后屋宇窗口洞开，妇人倚窗追望正远去的丈夫。扇面以墨笔描绘，结构准确，气息激越奋励。扇面背面分别是谢寿康、张道藩、蒋碧薇、郭有守题书。这把扇子有非常深刻的意义，1937年抗战爆发后，徐悲鸿、蒋碧薇与天狗会旧友聚于张道藩南京家中，为即将到来的别离合作留念而有此扇。此扇充分体现了扇画作为文化载体和精神寄托的人文功能。
品鉴
展一柄折扇，可讲笔墨，可读内容。
对扇画的品评，首先是从画的气韵、造诣、趣味及意境着眼，细细品味，来领略作者对整个扇面构图、布局的意图；再品笔触的深浅、落墨的虚实。折扇是出入怀袖手中的把玩之物，画宜轻松精致，因此淡雅一路较多见。一些中小名头的书画家们的大幅作品或许并不怎么出色，但是他们的箑头精品，却十分可爱。比如，近现代陈林斋、叶曼叔、张大壮、殷梓湘等小名家，扇画中的精品几可与大名家相比。
扇小乾坤大，每一把扇子的色、形、意都经过精心构思，要求画家有高度的概括力、高超的艺术水平。在众多的艺术家介入扇画的创作中，部分书画家的作品，虽各有特征，但题材较为相似，梅兰竹菊松石占了大半，构图、运墨无新意。真正有价值、可玩味的扇画，是作者通过水墨、设色抑或重彩，来反映思想，体现其流派的特点及作画风格，才能称得上雅扇。
明 文征明《万壑争流图》，小小扇面绘千山万壑，延绵上千里，气势宏大，是一般大尺幅山水画都难以达到的效果。
明 沈周《苔迳林亭图》，画面简洁疏朗，仅仅一树一亭，却营造出一片宁谧、清朗的文人气息。
近代 吴昌硕《国色天香》，依扇形取势，布局重视疏密对比，有国色天香之姿。
近代 吴湖帆《双面绘扇》，一面墨竹，一面山水。山石取宋人斧劈笔意，笔墨则融会吴门一派，营造出一种刚中见柔、宁静淡泊的雅致。
近代 徐悲鸿《诗经·小戎》，扇面以墨笔描绘，结构准确，气息激越奋励；背面分别是谢寿康、张道藩、蒋碧薇、郭有守题书。
清 恽寿平《菊花》，笔法透逸，设色明净，格调清雅，是为当时翘楚。
近代 齐白石《香菇冬笋》，构图巧妙，自然真趣，无论题材还是状物之逼肖，都与唐宋时期的扇画形成了强烈对比。
链接 扇子的附件
随着折扇的普及，一些与其相关的“附属品”也开始出现，并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样式。其中，扇坠多以玉石、象牙等材质制成，精致小巧，雕刻讲究，既可作为一种装饰，又可用来表明自己身份的高贵。
除此之外，扇套（又称“扇袋”）和扇盒也是十分重要的折扇附件，用于存放折扇，起到保护作用。扇套在清代十分流行，且质量上乘，多用锦绣，常使用打籽、纳锦、戳纱、盘金、锁针、挑花、抽纱等不同的织绣工艺，纹饰则包括山水、花卉、草虫、人物、博古、吉语等。
扇盒有纸盒与木盒之分，纸盒多裱以锦或蓝毛布；木盒则有紫檀、鸡翅木、黄花梨等不同材料。
炎炎夏日，闲暇之余，手持一柄折扇，开合把玩之间，自有儒雅风度。如在扇面上绘饰物象，对中国人来说就更有说不完的意味。
缘起
折扇起初是作为一种实用品。它的形状、尺寸、选材都是本着实用而考虑的。它简单轻便，开合自如，便于携带使用，轻轻摇动，微风拂面。
折扇据传是来自东邻，在北宋端拱元年（988年）由日本传入中国。《宋史》记载这次日本和尚向宋朝廷进献的礼品中，有“金银莳绘扇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此“纳桧扇”，就是用桧木制的折扇，而“蝙蝠扇”，则是纸面的折扇。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出使高丽国的使者带回的礼品中也有折扇，可知折扇确是北宋时期从东邻传来。
北宋以后，中国便开始自制折扇。本是舶来品的折扇，一经国人之手便发扬光大，显得无与伦比。南宋的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就出现了不少如“扇子巷”的地名和诸多的“扇子铺”，其中也有了折扇书画艺术。宋时著名画家赵伯驹，擅画金碧山水，曾为宋高宗画过折扇。由于携带方便，文人雅士出入社交场所，折扇为随身必带之物。
文人
折扇收拢后仅尺余，实乃怀袖之雅物，颇受皇家官宦与文人雅士的喜爱，后泽及百姓，成为上下一致的共同爱好。明朝初年，随着折扇的普遍使用，在扇面上题字作画也从成化年间开始盛行。相传明永乐皇帝喜折扇，命内务制扇题诗赋词，赠予臣，备受士大夫们推崇。文人雅士、骚人墨客也大多善笔于折扇，题诗赋词互赠之。
在文人的审美情趣影响下，折扇逐渐超出生活用品的范畴。在扇面上题书作诗、绘饰山水、缀以花鸟，相互馈赠，传情达意，折扇逐渐代替了团扇，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载体。而文人墨客在折扇书画创作上也格外讲究，以致发展到中国书画艺术的极致境界。
凡称为斯文人，手中总离不开一柄精致的折扇，扇面一定是有字画的，字画又必定是雅致非凡的。文人介入扇画，把扇面书画艺术发挥到极致，当时连江南才女董小婉，也是扇面书画的高手。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书画艺术呈现一派纷繁旺盛之势，艺术水平更是登峰造极。
如此，让诗书画走出书斋画堂，向外流传，扇子成为了文化的载体。在民间，扇子的社会文化功能也更加突显。据传，清同治年间，曾国藩的干爹与人发生纠纷，无奈对方勾结官府仗势欺人，只得来求助干儿子。曾国藩曾有言在先不干涉地方事务，可又不忍干爹受人欺负。正在两难之际，事有凑巧，恰逢曾国藩奉谕升官，于是设宴款待众官员，将干爹尊为上席，并赠其一把精致折扇，邀请文武官员在扇面上签名题词。老人持折扇回家，当地知府见扇面题词，连忙认错，并为老人平反。可见，折扇在彼时已于民间盛行，文人之间相互题扇，使得扇子从自然功能走向精神与社会功能，形成了多姿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中国扇文化。
折扇中的扇画艺术是中国传统文人生活方式雅化的表现，带有浓郁的文人书卷气息，一柄折扇在手，展开可观大千世界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小小的扇画弯弯如一道长河绵延了中国绘画的精髓。扇子已不再仅仅是扇子，而是文化符号，是士大夫追求造化和心灵合一的产物。
与团扇的闺阁之美相比，折扇更适合男人，其可折可开的功能也让持扇人风雅自适，相比之下，身携团扇就显得累赘了。而开合之间的画面展示，也是团扇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尽管折扇“出生”得比较晚，却一经出现，就成为文人用扇的惟一代表。
扇画
扇画，是一种有趣又巧用心思的艺术形式，需要高度的概括能力，反复精心构思，小心落墨。元代郑元祐《赵千里扇面写山次韵》折扇诗有云：“宋诸王孙妙盘礡，万里江山归一握。卷藏袖中舒在我，清风徐来谷衣薄。”
折扇的扇面上宽下窄，折痕凹凸，挥洒不易。画家落墨时必须考虑在这方寸之间精思巧构，苦心营造。只有这样，才能够匠心独具，笔随意转，创作出赏心悦目的扇画艺术品。因为绘画不易，很多书画家便拒绝在扇面上创作，或声明润笔需加价。这样，扇面书画的价格往往能高出尺幅相近的一般册页，有时又能与尺幅大得多的立轴相埒，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存最早的折扇扇画是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汀树钓船图》，作者为明永乐、宣德年间的谢缙。明代苏州经济繁荣，而“院画”势力日薄，“浙派”也步入末流，“吴门派”代之而起。以沈周为首，文征明继起。他们技艺全面，涉猎题材广泛，是明代成化到嘉靖间吴门派绘画最活跃的时期。而吴门画派对于画坛的重要贡献之一，还在于他们对于文人画扇的探索与实践，可以说，是他们的带动，才使得折扇书画正式走进艺术殿堂。这其中，尤以文征明的扇画最为突出，他的扇面作品如《万壑争流图》，在小小扇面上，绘千山万壑，延绵上千里，气势宏大，画面紧凑。画里绘有多个山峰和大量树木，是一般大尺幅山水画都难以达到的效果，真乃咫尺天涯的好扇面。还有沈周的《苔迳林亭图》扇面，以及周之冕的《竹雀图》扇、唐寅的《枯木寒鸦》扇都是难得的精品。
有清一代，带有字画的折扇随处可见，可以说大部分书画家的作品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扇面画，一时折扇书画风气大盛，名人显贵，争相效仿。“清初六家”、“四僧”、“金陵八大家”、“扬州八怪”等等文人雅士，无不在扇面艺术领域纷争夺冠，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扇面书画墨迹。其中如恽寿平的《菊花》扇，笔法透逸，设色明净，格调清雅，成为当时翘楚。
近代以来，扇面书画洋洋洒洒，名家辈出。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等名家的书画扇面更加艳丽多姿。以扇面的形式而存在的中国画，虽幅不盈尺，但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无论名花异草、瑞鸟珍禽、峰峦叠嶂、曲流溪水、村舍楼阁、神话故事、人物形态，或是书法题字等均可入画，扇画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其中花鸟扇面，栩栩如生、韵味强烈，往往有呼之欲出之感。吴昌硕的《国色天香》折扇，扇面以墨骨大写意绘一红、一黄两枝怒放的牡丹，依扇形取势，布局重视疏密对比，视觉焦点集中在靠近中央的红色花朵上，左侧题款稳固画面。花叶色彩饱满炽烈，红、黄花朵与墨绿、赭黄枝叶之间，既对比鲜明又和谐一致，整体感极强。苍劲拙重的笔致清晰可见，这得益于吴昌硕深厚的篆籒功力，颇具金石韵味。整幅扇面经由画家的匠心独运及真率放纵的笔墨表现得昂扬磅礴，有国色天香之姿。 在近现代画家的扇面作品中，尤以齐白石的扇面作品别具一格，如他的《香菇冬笋》，画面用简笔勾勒笋四只、山菌若干，各在一处。冬笋有粗细长短之别，山菌正反偃侧大小不同，错落呼应，构图巧妙自然。画家高度的概括力、状物之形逼肖，与唐宋时期的扇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文人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审美理想，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画家的扇画创作中，尤其是在山水扇画中突显出来的雅韵，咫尺之内，气象万千。吴湖帆的《双面绘扇》，一面是笔墨淋漓的墨竹，一面是山水。山石取宋人斧劈笔意，风骨外露，所作林木多取方意，笔墨则融会吴门一派，营造出一种刚中见柔、宁静淡泊的雅致。
在扇画中，还有一类不常见的题材，即人物扇画，一般配以故事场景来表现。徐悲鸿《诗经·小戎》诗意折扇，画中全身甲胄的男子左手持弓、右手握缰，驾战车将赴征途，四马奋蹄嘶鸣。车尾处，树叶遮住滚滚征尘，车后屋宇窗口洞开，妇人倚窗追望正远去的丈夫。扇面以墨笔描绘，结构准确，气息激越奋励。扇面背面分别是谢寿康、张道藩、蒋碧薇、郭有守题书。这把扇子有非常深刻的意义，1937年抗战爆发后，徐悲鸿、蒋碧薇与天狗会旧友聚于张道藩南京家中，为即将到来的别离合作留念而有此扇。此扇充分体现了扇画作为文化载体和精神寄托的人文功能。
品鉴
展一柄折扇，可讲笔墨，可读内容。
对扇画的品评，首先是从画的气韵、造诣、趣味及意境着眼，细细品味，来领略作者对整个扇面构图、布局的意图；再品笔触的深浅、落墨的虚实。折扇是出入怀袖手中的把玩之物，画宜轻松精致，因此淡雅一路较多见。一些中小名头的书画家们的大幅作品或许并不怎么出色，但是他们的箑头精品，却十分可爱。比如，近现代陈林斋、叶曼叔、张大壮、殷梓湘等小名家，扇画中的精品几可与大名家相比。
扇小乾坤大，每一把扇子的色、形、意都经过精心构思，要求画家有高度的概括力、高超的艺术水平。在众多的艺术家介入扇画的创作中，部分书画家的作品，虽各有特征，但题材较为相似，梅兰竹菊松石占了大半，构图、运墨无新意。真正有价值、可玩味的扇画，是作者通过水墨、设色抑或重彩，来反映思想，体现其流派的特点及作画风格，才能称得上雅扇。
明 文征明《万壑争流图》，小小扇面绘千山万壑，延绵上千里，气势宏大，是一般大尺幅山水画都难以达到的效果。
明 沈周《苔迳林亭图》，画面简洁疏朗，仅仅一树一亭，却营造出一片宁谧、清朗的文人气息。
近代 吴昌硕《国色天香》，依扇形取势，布局重视疏密对比，有国色天香之姿。
近代 吴湖帆《双面绘扇》，一面墨竹，一面山水。山石取宋人斧劈笔意，笔墨则融会吴门一派，营造出一种刚中见柔、宁静淡泊的雅致。
近代 徐悲鸿《诗经·小戎》，扇面以墨笔描绘，结构准确，气息激越奋励；背面分别是谢寿康、张道藩、蒋碧薇、郭有守题书。
清 恽寿平《菊花》，笔法透逸，设色明净，格调清雅，是为当时翘楚。
近代 齐白石《香菇冬笋》，构图巧妙，自然真趣，无论题材还是状物之逼肖，都与唐宋时期的扇画形成了强烈对比。
链接 扇子的附件
随着折扇的普及，一些与其相关的“附属品”也开始出现，并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样式。其中，扇坠多以玉石、象牙等材质制成，精致小巧，雕刻讲究，既可作为一种装饰，又可用来表明自己身份的高贵。
除此之外，扇套（又称“扇袋”）和扇盒也是十分重要的折扇附件，用于存放折扇，起到保护作用。扇套在清代十分流行，且质量上乘，多用锦绣，常使用打籽、纳锦、戳纱、盘金、锁针、挑花、抽纱等不同的织绣工艺，纹饰则包括山水、花卉、草虫、人物、博古、吉语等。
扇盒有纸盒与木盒之分，纸盒多裱以锦或蓝毛布；木盒则有紫檀、鸡翅木、黄花梨等不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