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秦惠王与六国争雄，以攻取蜀国最难。蜀国与秦国之间有秦岭横隔，地势险峻，秦国屡攻屡败。秦国多方打听蜀国虚实之后，秦军突然停止攻击，把前线军队撤到后方，似有退而求安之意。半月之后，一贯谨慎小心的蜀军，在秦国撤退的险要地段，发现了一头大石牛，比普通黄牛要大三倍，站立在险道之旁，屁股下面还有几堆牛粪状的碎黄金。蜀军上下都感到这是一件稀奇事情，连忙禀报朝廷。称“离蜀军关隘不远的险要地段发现一头金牛，屙的粪便都是黄金”。蜀国国君正愁守战多年，国库吃紧，于是出动军队，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终于把石牛顺利地运到了蜀国宫中。高兴了若干时日之后，未见到石牛屙出黄金，此时卫士急报军情：“秦军已兵临城下！”原来是秦国摸清了蜀国兵少力弱、求富心切的底细，在通往蜀国最险要的地段，制造了一个“石牛屙金”的假象，乘蜀国修道运牛之机，悄悄跟进，轻而易举地攻陷了蜀国，圆了统一六国大梦。
　　这个故事只是历史上的一种传说，未必可信。假定蜀国国君真的获得了“会屙金的牛”，就一定会强盛起来，可以和秦国匹敌吗？黄金可以代表财富，但财富不只是黄金。一国财富的积累过程，也是一国财富主体的成长和进步过程，也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累和提高过程。蜀国国君即使获得了“会屙金的牛”也未必有使财富持续增长的技术，未必有管理财富的能力，未必有享有财富的气质，未必有运用财富的韬略。所以，蜀国国君受到黄金的迷惑，忘记了固本强国的大业，做出了侥幸贪财之举，最终被强国所征服，并不足为奇。
　　求富之心人皆有之，但要懂得生财有道，用财有方。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斯密在书中开宗明义就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创造财富这个经典的论断，后来有许多人想把它推翻，但至今还是没能够办到。在现代经济中，劳动的范畴扩大了，劳动表现形式多样化了，但劳动的基本属性没有变化。现代经济中，创造财富的要素，不仅是劳动、土地、资本三要素，还有分工、合作、技术、管理、信息都成为创造财富的要素。斯密所讲的财富，更注重于“真实财富”，并非是想像中、概念上的财富。拥有财富的价值不在于财富的数量，而在于掌握财富的来源。额外之财、外来之财、非分之财，终有灭失之日。中国的商界，历来讲究“财源广大”，而不是“财富无限”，恐怕也是这个意思。
　　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途径可能多种多样，其中，总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和规则，有一些共同的和核心的求富之道，这就必须从自身的实际条件出发，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利用可能的环境因素，靠诚实劳动致富、科技创新致富、合法经营致富。有些人看不到自己的有利条件，感受不到市场的商机，不努力积累知识和能力，舍不得付出劳动，也不敢正面接受社会的竞争，只求获得额外之财，一心等待着“天上掉馅饼”，或者是“两眼盯着别人的钱袋子”，信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哲学，醉心于对“横财”的追求，当旷日持久、求而不可得时，就产生邪念歪招，而采取违背人性的举动，做出伤天害理的种种事情。把钱作为人生的意义之本、幸福之源、快乐之舟，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毁灭，是人生的一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