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耀司:如履薄冰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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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底,日本时装设计师山本耀司出席北京时装周的论坛,面对台下那些满怀敬意、期待一睹大师风采的后辈们,他说出自己心底的话,“成衣制作就像是赌博,两季销售额上不去,公司就会倒闭,我已经战战兢兢地做了30年。”
  
  山本耀司出场时,穿着快到膝盖的黑色长西服,发型则是利落的中分,不加修饰的灰白杂间则暗示着他的年龄。
  
  他的身形不高,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对于粉丝的合影要求,如果时间允许,大都予以配合,简直可以用“平易近人”来形容。据说他对宽大服装的偏好正是源于对自身矮小身材的焦虑。有评论家开玩笑说,正是因为山本耀司年轻时压根买不到合身的衣服,为了报复,当上了设计师之后,便让他的模特统统穿着大一码的衣服,在T台上“匡啷匡啷”地走来走去。
  
  对于设计,山本耀司始终表示出自己的虔诚,“设计服装,偶尔会生产出来超出你想象的东西。这是上帝给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偶尔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连我自己都会被感动。偶然之力,就是你要能够等待偶然的力量。人,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能等待,要有耐心。”
  
  如今,年近70的山本耀司,依然在等待能够感动自己的作品。
  
  日本人,再见
  
  日本遭受核弹袭击的1945年,山本耀司刚满两岁。他的父亲死于战争,寡居的母亲是一位裁缝。正是这样的经历,让山本耀司强调,“受伤的东京,是我的根。”
  
  自20世纪60年代末,年轻的山本耀司就开始帮母亲打理裁缝事务。那时东京的裁缝们地位低下,必须走家串户才能接到生意,而且只能走住宅小门。在服装的裁剪上,也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只能小心翼翼地照着西方流行的式样为雇主效力。
  
  为了能让母亲过上有保障的生活,山本耀司考入在日本久负盛名的庆应大学获得法律学位。但是他并没有做过律师,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川久保玲激发起了山本耀司内心深处对艺术和设计的渴望,使他毅然在律师之路上止步。两人在1968年结识,据说还曾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恋人。但是山本耀司对这些说法不置可否,谈到踏入设计界的初衷,他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只是不想像平常人一样每天上下班,成为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年轻的他转而投考日本文化服装学院,并且凭借奖学金得到了一个去法国读书的机会。
  
  70年代初,山本耀司凭借对材料的独特运用,在日本大获成功。在公司营销部的地图上,代表店面位置的红钉子,从北海道一直覆盖到冲绳,基本上每一个大城市都有山本耀司的服装。
  
  初尝商业成功的他想去巴黎发展,他的朋友劝他再等等。可是怎样的时机才算成熟呢?山本耀司只是想在巴黎开一家店,一家小店即可。在开业典礼当天,山本耀司在店里举行了一个小型时装展。准备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女记者采访他,说有一个酒店也在做时装展呢,也是个日本人。
  
  没想到,只是两位日本设计师开展,就被当地媒体报道为“日本时装界军团来袭”。山本耀司对当时的媒体报道记忆犹新,“当时有一家美国的时装报把我的时装和另外一个品牌进行比较,然后在我的设计上打了一个很大的叉子,用日语写上‘沙扬娜拉’,就是说不要你们的东西。我并没有觉得不愉快,因为不管怎样,反响都很强烈,这让我很开心。第一次到法国就有这样的经历。”
  
  山本耀司的设计颠覆了传统的西方审美,据《卫报》时装编辑 Brenda Polan 回忆:“在那之前巴黎从没有过那种黑色、奔放、宽松的服装,它们引起了关于传统美、优雅和性别的争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山本耀司和他的“不合身服装”都面对着巨大的争议。他喜欢回忆那些当年对他出言不逊的人,好像正是那些伤害让他变得更加强大,“1985年左右,有一个美国男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跟我说,美国人不愿意坐日本人的车,穿日本人设计的服装更是不可能的事。他特意和我约了采访时间,结果是把我骂了一通,这不就相当于让我滚出去吗?另外,有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女记者还和我说,我挺理解你的。我说,我用不着你理解我。你想来就来,我不想寻求你的理解。她的意思就好像‘脑子里可能明白,但心里不接受你’。我经历了各种各样反对的声音,才走到今天。好多人都批评我,但我却获得了法国的勋章。之后就有人管我叫大师了,我突然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做什么。开始从事音乐工作,还有一些我不愿意回想的事情。”
  
  “我的成功和你不同”
  
  20世纪末是山本耀司的黄金时期,截止到巅峰的1999年前8个月,旗下8个品牌的销售额已达约120亿日元,此后便开始一路走下坡。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他破产了,山本耀司选择在巴黎公布这一消息,等模特走完T台,他扔下这样一句话:“某种程度上,我就跟《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裸体的皇帝一样—但为了让日本时尚文化不输给世界,持续现在的工作是我的宿命。我将继续为服装设计事业鞠躬尽瘁。”
  
  作为一个商人,山本耀司并不算成功。他也没有凭借自己的设计才能获得巨大财富。“说得好听点,我一直以来在生活方面是一个做减法的人,比如说我只要有一个学生住的宿舍,有一张床,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在床上完成,比如说上面有电视,能够看书、抽烟、喝水,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如果对这些地方厌烦了,我可能只要一个包就能够搬走。说得小一点是一种习惯,说得大一点是一种思维方式。如果拥有一些东西,你可能反而被它所掌握,你会为你所拥有的财富所担心,所有的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乔治·阿玛尼曾邀请山本耀司去看米兰时装周,派私人飞机去接他,山本耀司一口回绝,“还是算了吧,这种奢华生活不是我需要的。”
  
  山本耀司愿意讲述的是成衣业的艰难。“你生产的时候,并没有人下订单。拿到商场销售,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销量,这是一个近似于赌博的行为。可真是如履薄冰啊。不过我本人是一个非常懒的人。如果事情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我会一直拖着,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完成,但时装周就像一个学期考试一样,交卷时间是有规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适合我。”   
  去年,英国V&A博物馆对山本耀司的个人作品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展。但是他记住的仍然是那些不尽愉快的经历,“有一个记者曾经对我说,你根本没有获得成功,你一点没有发财啊。我想说,我的成功和你的不一样。对我来说,通过服装表达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成功了。”
  
  终生反叛
  
  他的设计黑暗,不舒适,反主流,他坦言,过于完美的和谐是最无趣的。即使到现在,山本耀司依然会把“反叛”作为自己的第一标签,“我很反叛,如果不是设计师,我可能是个罪犯。”
  
  山本耀司接受这种状态,“艺术家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对当今的现状、美的东西,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这是艺术家的使命所在。我坚信这一点。并在此前提之下进行我的工作。在我看来,通过叛逆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才是理想的艺术家状态。”
  
  每次从东京成田机场入境,山本耀司在职业一栏都不会填上“时尚设计师”,而是用公司高管、法人代表糊弄过去。在他看来,“时尚”意味着当下的流行,“我本人从来没有创作过流行的东西。我对于流行一直是采取反对的态度,从来没有走过时尚的阳光大道,一直走的是独木桥。也正因为这样,我的作品不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和让人愉快的销售额。我想,生产的产品和服装,能够卖出去一部分,够下一季的时装买面料,给相关工作人员发工资,只要能维持运转就可以了。”
  
  在中国服装论坛的演讲中,山本耀司突然讲到自己的母亲,“我是母亲一个人带大的,而且家里很穷,虽然我感激这样的境遇,但在我内心深处女性的形象却歪曲了,爱和憎恨并存在我的心中。女性从正面过来,我不能正视,我必须错开视线,而她背冲着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反而想让她停下。80%的设计师都喜欢正面,我的设计却重视背影。我对女性的认识复杂而矛盾。那些女模特的背影非常漂亮吧?你们知道与否都无所谓,反正我总被女性的背影所感动,我对家庭主妇没有兴趣,我只对工作的女性感兴趣,对她们稍纵即逝的、瞬间的背影感兴趣。”
  
  对话山本耀司
  
  成功并无一定之规
  
  F:在时装界,建立品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方面你对新生力量有什么建议?
  
  Y:时尚必定要与商业挂钩,要考虑市场的需求,所以比起纯粹的艺术更加难以掌握。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如果想把设计师要表达的东西变成畅销的商品,需要有非常高明的广告宣传。现在广告泛滥,利用新媒体进行口碑营销是非常重要的。
  
  必须要出奇,不能亦步亦趋的追溯主流。要把流行背后隐藏的魅力找出来,放大并呈现。比起设计师的工作,市场营销师更难,比起生产,销售更难。所以要进行创造性的市场营销,但每个成功都是个案,没有一定之规。
  
  F:当年你从日本到巴黎,现在更多的设计师也在“走出去”,你觉得三十年过去了,情况有什么变化?
  
  Y:现在日本百货店依然不会销售日本设计师作品,精品店也不会采购本土设计,年轻设计师要做生意,就必须组成一个8-10人的组合到巴黎或米兰,集中作品参展,并获得订单。但是现在欧元贬值,欧洲人也买不起了,全球服装批发销售出现了结构问题。我想中国的年轻时装设计师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中日要一起携手去国外参展。
  
  F:日本有许多知名设计师,在这方面,中国还有所欠缺,就你观察,中国设计师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Y:中国的设计师完全可以走和日本设计师不同的路。日本设计师自身更加出色、更加时尚,日本人做创作是减法,中国人可以做加法。中国设计师可以把中国传统的美学,不管是建筑还是其它方面的都结合起来,加上一些中国元素,做出华丽的衣服,这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成功。
  
  F: 三十年过去了,你觉得时尚的潮流发生了哪些变化?
  
  Y:我很难简单说时尚是否日趋保守,但基本上时尚总会回潮到固有的习惯当中。否则下一波潮流来临的时候,人们还是会觉得习以为常,甚至那些最最前卫的设计也被归类为有那么一点点时尚。我不想看到前卫变得廉价并且做作。但同时,我依旧相信前卫的精神:那必须是一个反传统价值的声音。这并不是年轻人才有的想法,我以此安身立命。我通过跟一些事情抗争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F:你是否想过离开时尚产业不再做时装生意?
  
  Y:大概六年前,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完了。但是现在,尤其是在东京、纽约和洛杉矶,所有的一切都被快速时尚消费所统治。时尚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人们开始浪费时尚。突然之间,我发现这当中又有了我可以施展的空间。从一小部分人开始,尤其是年轻人开始怀疑与反思当下的潮流,他们可能在等待一些东西的回潮以及一些更新的东西。所以我跟自己说, 山本你要继续你的工作。不要为他人改变,坚持自己的态度,继续自己之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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