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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仫佬族作家鬼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桂军文学中的一位叙事奇特的作家，他以苦难叙事为依托，讲叙了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把他深埋于他的民族情感寄寓在他的小说之中，为小说积淀了温暖之格调，建构中国当代文学人文精神的道路。
关键词：作家鬼子；苦难叙事；民族身份；文明冲突；小说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6-0212-03
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广西仫佬族作家鬼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广西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鬼子的作品沉重，坚硬，凝练，诡异，犹如一个冷峻的“精魂”在底层苦难的生活中凄凉放鸣。出身于偏远山区的鬼子，对于少数民族生活艰辛的“叙事凝练而冷峻，直接切人生活的实质。”这是他获得文学叙述魅力的硬核所在。
一、历史的浮出：欲望叙事的突围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的社会无处不存在着“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当代文学也被这只“看不见的手”左右。功利欲望叙事成为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写作策略。大写“欲望狂欢”，小说“身体隐私”，调侃“精英”，戏说“革命和英雄”，商品化的“欲望”叙述成之大滥。然而，广西仫佬族作家鬼子不然，他没有随波逐流。于"1996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目的他“把那几年影响过文坛的一些小说，统统找来读了一遍”口，鬼子有意识地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不屑于写什么。他知道鲁迅，卡夫卡伟大的意义，即是“对人、对民族的巨大的悲悯”…，又要立足现实。
于是，在鬼子那里，他认为文学是作家对“现实”的揭示，作家应具备悲悯的情怀，这应该是文学活动的本质追求。他创作的作品《农村弟弟》、《走进意外》、《睡开的门》、《被雨淋湿的河》、《苏通之死》、《学生作文》、《伤心的黑羊》、《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大年夜》等等，就是这种文学追求的结晶。
北大教授陈晓明高度的概括：鬼子瘦硬奇崛，小说的叙事冷峻、偏执、固执Ⅲ。而我则认为鬼子的叙述是平平淡淡的，但在平平淡淡的叙述里却“叙述传奇”，甚至惊心动魄，它使读者产生一种阅读的“陌生化”感，这种感觉吸引你不停地读下去。鬼子的叙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为人处事方式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鬼子一贯是低调的，从来不用提高声音说话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在他的自传性质的作品《艰难的行走》一书中写道，“一个人的心情很平静的时候，别人能不能听到他的呼吸?应该是听不到的。一个作家如果用一种正常的呼吸状态，叙述他的创作，叙述他的生活，结果会如何呢?我想这应该成为我的一种选择，我不希望别人在这些短小的随笔里，闻到什么不安的情绪，比如愤怒，比如埋怨，比如失落等等……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是没有益处的。大家活得挺不容易的。”f，哒就是鬼子叙述故事的心态，一如他的为人。尽管他像鲁迅一样关注着人生苦难，呼唤着社会良知和正义，但他并不是运用导师式、精英式的方式说话，而是在一种正常的呼吸状态下说话。具体来说应该是他始终与大地、与青草、与平民、与生活在人生最底层的小人物进行着对话％他的思想走向我们时代思想的最前列，体现着我们时代的思想力度，这是他突围欲望叙事的方式。
《农村弟弟》(《钟山》，1996年第6期)叙述了20世纪90年代转型期，人们对于“现代化”的浮躁。马思一心想跳出“农门”，为了“瓦城”的城镇户口，拿起菜刀威逼母亲。《走进意外》(《花城》，1996年第3期)讲叙了李条像一只没有方向的蝇子在瓦城游荡，意外的中了大奖，兴奋过度召来“横祸”。《悲悯三部曲》更是把这种艰辛叙述发展带了极致(鬼子的《悲悯三部曲》是《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和《瓦城上空的麦田》)。《被雨淋湿的河》(《人民文学》，1997年第5期)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晓雷的民工的悲惨遭遇。《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人民文学》，1999年第6期)为我们展示的是在“瓦城”下岗职工家庭的一个未成年女孩肉体精神双重生活的重压悲惨命运。《瓦城上空的麦田》(《人民文学》，2002年第4期)这个中篇则讲述的却是老一代农民面对现代生活的悲惨遭遇。鬼子没有随大流、跟风，而是把思考推至时代的风口浪尖。在叙述的时候又常常把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与社会问题“巧合”叙述，这些问题从来都不具备独立的意义，而是被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危机四伏”的社会，这其中包括民工的生存，下岗职工及其子女的生存，社会老人的生活问题等等。譬如《被雨淋湿的河》塑造的受难形象是一个有心反抗现实却叉无力反抗的民工，让读者感受到民工的坚强与悲壮。《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则把我们引向一个让人的心灵震撼的下岗子女受难境界。鬼子是通过这个尚未成年的小女孩的悲惨遭遇，拷问异化的社会：到底是谁?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个只有13岁、还需要父母用心呵护的女孩遭受如此巨大的苦难?而《瓦城上空的麦田》反映的恰好是老年人在现代社会里的孤独，被疏离、被遗忘的故事。
二、无意的坚守：民族身份的认同
人的“身份”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符号，是由阶级、性别、民族、经济条件和地域等许多因素交织而成的，人的身份涉及到诸如“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要到那里去?”等等人类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鬼子在这种现代性身份追问中，似乎“迷惘”。他是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但他不愿意评论者将他视为少数民族作家。他在一些文学论谈场合中，曾经说过他不是少数民族作家，不愿做少数民族作家，在《艰难的行走》中声明：“我的创作与我那民族本身……丝毫没有痕迹”。然而，这恰恰说明民族记忆和民族身份对他的刻苦铭心。
鬼子在叙述时，总是有意模糊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但作为一个文化边缘的少数民族作家意识总是在他的小说里流露。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由边缘的农村进入城市中的边缘人、漂泊者，例如《伤心的黑羊》中的李黑，《走进意外》中的李条，《遭遇深夜》里的“我”都是漂浮在“瓦城”中由农村进入城市中的边缘人。他们本身的文化人格与城市的文化氛围格格不入，结果处处碰壁，甚至引发悲剧。《被雨淋湿的河》中的农民工晓雷想用最直接的方式维护正义，结果最后是被公安通缉。《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四想用民族情感记忆唤醒儿女的孝心，结果他在丢失身份证后居然无法在自己的儿女面前证明自己的身份，所有的感情、血缘关系都被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击得粉碎。
这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他们内心极度渴望的是能够一面有力和有效地再现当前全球格局中的民族生活现状，一面富于想象力地建构起一个能适应全球化新趋势的新的中华民族．当我们以国家的层面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谈文化民族身份时．往往只会顾及其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身份，而对其他具体的少数民族的身份形成一种遮蔽。比如在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所受关注的往往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 华民族的民族身份，而遮蔽了其他少数民族的身份。鬼子就是众多少数民族的身份作家中的一位，鬼子是处于两难抉择，他的创作心态及文本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代表性作用。任何一个具有自觉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少数民族作家都始终处于一种全球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化进程冲突并存的两难处境之中，形成了独有的两难情结，具有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双重知识体系，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反思自己的民族之时，能以审视的眼光看待，能够历史地批判性地发现自己民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正视民族文化在文化交汇中的位置，从而渴望通过接受现代性，吸收先进文化的优质来重塑文化身份。
鬼子在面对这种两难情结时，他摒弃了以少数民族单独身份为创作的价值取向。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丧失去了文化艺术精神，恰恰相反，鬼子的小说具有非常强烈的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意识。鬼子正是通过对不起眼儿的小人物的书写，来引发人们对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弊端的思考，对“弱势群体”生存问题的探讨，对社会公正的反思。鬼子小说中的悲剧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苦痛，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人们身份遗失产生的悲剧。在现代化的大潮中，经历了贫穷与落后的痛苦煎熬，中国的农民很自然地流露出改变自己生活现状的强烈要求，小说中的人物，如《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胡来、“我”，《谁开的门》中罪犯胡子，《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们为了谋生，怀着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涌人城市。但令人痛苦和窒息的是，他们在城市中，在现代化的工厂中却迷失了自我，陷入了深重的认同危机之中。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的深刻根源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对立造成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追求和谐，讲究秩序与血缘关系；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则注重竞争，张扬自我，讲究利益关系。当胡来、胡子、“我”、晓雷来到城市后，发现自己无论是人生观、价值观还是行为处事方式都与城里人格格不入，他们因为农民的身份或者因为少数民族的身份受到歧视，根本无法融人城市当中。晓雷在被老板拖欠工资后，采取了“极端式”的解决办法，而没有诉诸现代法律手段，这是他悲剧的开始。寒露的母亲虽然是城里人，但他骨子里仍然保留了传统文化思想印迹，被丈夫抛弃后被动地寻求丈夫的认同，最后忍受不了羞辱服毒自杀。李四在寻求自己儿女们对他这个父亲的认同过程中，李四与作为城里人的儿女们始终处于对抗状态，相互之间不能理解与沟通。自然形成的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血缘关系，民族亲情关系，居然在现代社会里，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被割裂了。对于进入城市之中的农民来说，城市是由钢筋水泥组成的陌生世界，而他们则只是这个世界的“闯入者”，是城市里的“异乡人”日，他们虽然可以得到比在农村更多的财富，享受到更丰富的物质待遇，但却无法得到城里人的认同，甚至无法取得自我身份的认同．在城市中迷失了自我，陷入了“双向拒绝”的尴尬之中。
这不再是旧的意义上的异化。人被异化的时候。仍然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只不过没有权利去拥有它，自由与拥有身份的权利被剥夺了。而文化断裂则使人完全失去了身份，人被零散化了，人的历史被割裂了，自我也就没有了过去，鬼子的小说正是这样刻画了一个个痛苦的灵魂。
三、奔逐：现代化的反叛还是救赎
鬼子采用平民式的“悲悯体恤”和淳朴民族情感的写作姿态，让我们有重回世纪初“五四”的感觉目。今天，我们正步人现代或后现代文明的时代。在边缘的城镇，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摩擦、碰撞、交融，产生诡异的审美。鬼子把这种魅力置于“瓦城”和“麦田”。 在现代社会文明情感的浸植中，人们不可避免地活在这矛盾世界之中，鬼子的小说蕴力之所以巨大，是他对人性生命着力的叙述，和对人情感危机的描绘。李四(《瓦城上空的麦田》)是“山里的一个农民”，在瓦城的山村里，他是最成功的农民，因为他自己培养的三个子女全部“跳出了农门”，真正成了“瓦城”的市民，李四活在这淳朴的荣耀乡情之中。李四代表的是一种农耕文明，李四的子女：李香、李瓦、李城则代表的是一种现代或后现代文明，这两种情感充满了“危机”。因为社会生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在中国m，使中国现代生活变得更加的复杂。李四自我身份的丧失，是因为身份证的丧失(李四用自己的身份证来代替胡来火化)，因此，李四的身份在这个世界消失了。李四他试图用父子的情感来证明自我“父亲”的身份，却遭遇拒绝。这与其说是农耕情感的湮灭，不如说是现代情感与农耕情感的断裂。“后现代化社会生存状态使人的共同性的丧失，那就是交流的困难，正是这种前提下，我们可以认为后现代生活是一种情感的断裂。”
晓雷与父亲陈村(《被雨淋湿的河》)也是这样，他们是现代自我价值准则和农耕思想道德守则情感的冲突，陈村是严格恪守传统道德准则的，对于生活的困苦陈村像虔诚的教徒一样默默地承受；而晓雷、则是反抗，他离家南下打工，要追寻自我的完善，叛逆的晓雷是与淳朴的民族情感产生了破裂。文中这样叙述：
晓雷说，反正工资是不能克扣的，谁扣了就可以告谁。人家电视台和报纸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陈村说，你们不就是出卖劳动力给人家打工的吗?你们的目的就是赚钱，可我们呢?我们是谁?
你们是谁?晓雷朝父亲反问了一句。
陈村说，我们是国家干部，我们是给我们的政府干活的，你们呢?你们那是给外国老板打工，知道吗?……
晓雷说，给政府干活又怎么样?给外国老板干活又怎么样?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他恨恨地骂了一句他父亲是一个傻蛋。
——《被雨淋湿的河》
我们说，父子的矛盾，是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悖论。在晓雷的现代情感那里，父亲的行为是“可鄙”的，他认为，父亲陈村守着不为现代商业社会称道的“为政府为国家”的奉献精神，这是“傻蛋”的行为。这种农耕的乡村民族情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当陈村无钱医病的时候，晓雷要告教育局长的贪污、挪用公款，但遭恶人先下手，把他陷害死于矿井中。陈村抱着晓雷的尸体，孱弱地行走在被雨淋湿的河床上时，他的精神已被彻底击毁，农耕文明在现代文明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在塑造晓雷这一坚硬的现代农民工的时候，鬼子还挑战了情与法的极限。鬼子先把晓雷叙述成了中国民族的不屈的符号，晓雷在日商的服装厂打工，日商因怀疑一女工偷衣服命全体工人下跪，晓雷没有下跪，这一行为被传媒盛赞：“又一个不跪的打工仔”。接着，晓雷在采石场打工，工资被苛扣，在与老板索工钱中，错手杀死了采石场作恶多端的杨老板，晓雷成了杀人犯。这个不失民族尊严不失自我尊严的人，又成为了社会罪大恶极的人。在这里作家的叙述遭到了挑战，严正的法律和江湖的道义发生在晓雷的身上，这本无法同时集注于一人身上的矛盾，使晓雷这个“坚硬的农民32"符码更加的复杂化。在以法治为秩序的现代化社会，我们没有办法寻找到具有民族性的江湖道义的精神之域。或许鬼子在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寓言式的话语：后现代社会是传统道义精神葬身之地。又或许是鬼子有意遮蔽地叙述这样一个隐喻：现代文明是一个“悲惨世界”。晓雷是冉阿让的替换。冉阿让与晓雷同样是带罪之身，雨果是通过天主教的宽容、仁爱道义的感化冉阿让得以重生。雨果目的是通过宗教的仁爱、仁慈的道德力量来拯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而鬼子的意指却是强烈的批判：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张力给人们带来灾难。鬼子遮蔽性的叙述，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叛。
在一个理想渐行渐远的年代，以现实情调来寓意农耕文明在现代文明中湮灭，是当代作家的反叛还是救赎?鬼子在文学写作上开创了一条心灵救赎之路，这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学人文精神的道路。
关键词：作家鬼子；苦难叙事；民族身份；文明冲突；小说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6-0212-03
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广西仫佬族作家鬼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广西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鬼子的作品沉重，坚硬，凝练，诡异，犹如一个冷峻的“精魂”在底层苦难的生活中凄凉放鸣。出身于偏远山区的鬼子，对于少数民族生活艰辛的“叙事凝练而冷峻，直接切人生活的实质。”这是他获得文学叙述魅力的硬核所在。
一、历史的浮出：欲望叙事的突围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的社会无处不存在着“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当代文学也被这只“看不见的手”左右。功利欲望叙事成为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写作策略。大写“欲望狂欢”，小说“身体隐私”，调侃“精英”，戏说“革命和英雄”，商品化的“欲望”叙述成之大滥。然而，广西仫佬族作家鬼子不然，他没有随波逐流。于"1996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目的他“把那几年影响过文坛的一些小说，统统找来读了一遍”口，鬼子有意识地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不屑于写什么。他知道鲁迅，卡夫卡伟大的意义，即是“对人、对民族的巨大的悲悯”…，又要立足现实。
于是，在鬼子那里，他认为文学是作家对“现实”的揭示，作家应具备悲悯的情怀，这应该是文学活动的本质追求。他创作的作品《农村弟弟》、《走进意外》、《睡开的门》、《被雨淋湿的河》、《苏通之死》、《学生作文》、《伤心的黑羊》、《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大年夜》等等，就是这种文学追求的结晶。
北大教授陈晓明高度的概括：鬼子瘦硬奇崛，小说的叙事冷峻、偏执、固执Ⅲ。而我则认为鬼子的叙述是平平淡淡的，但在平平淡淡的叙述里却“叙述传奇”，甚至惊心动魄，它使读者产生一种阅读的“陌生化”感，这种感觉吸引你不停地读下去。鬼子的叙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为人处事方式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鬼子一贯是低调的，从来不用提高声音说话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在他的自传性质的作品《艰难的行走》一书中写道，“一个人的心情很平静的时候，别人能不能听到他的呼吸?应该是听不到的。一个作家如果用一种正常的呼吸状态，叙述他的创作，叙述他的生活，结果会如何呢?我想这应该成为我的一种选择，我不希望别人在这些短小的随笔里，闻到什么不安的情绪，比如愤怒，比如埋怨，比如失落等等……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是没有益处的。大家活得挺不容易的。”f，哒就是鬼子叙述故事的心态，一如他的为人。尽管他像鲁迅一样关注着人生苦难，呼唤着社会良知和正义，但他并不是运用导师式、精英式的方式说话，而是在一种正常的呼吸状态下说话。具体来说应该是他始终与大地、与青草、与平民、与生活在人生最底层的小人物进行着对话％他的思想走向我们时代思想的最前列，体现着我们时代的思想力度，这是他突围欲望叙事的方式。
《农村弟弟》(《钟山》，1996年第6期)叙述了20世纪90年代转型期，人们对于“现代化”的浮躁。马思一心想跳出“农门”，为了“瓦城”的城镇户口，拿起菜刀威逼母亲。《走进意外》(《花城》，1996年第3期)讲叙了李条像一只没有方向的蝇子在瓦城游荡，意外的中了大奖，兴奋过度召来“横祸”。《悲悯三部曲》更是把这种艰辛叙述发展带了极致(鬼子的《悲悯三部曲》是《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和《瓦城上空的麦田》)。《被雨淋湿的河》(《人民文学》，1997年第5期)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晓雷的民工的悲惨遭遇。《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人民文学》，1999年第6期)为我们展示的是在“瓦城”下岗职工家庭的一个未成年女孩肉体精神双重生活的重压悲惨命运。《瓦城上空的麦田》(《人民文学》，2002年第4期)这个中篇则讲述的却是老一代农民面对现代生活的悲惨遭遇。鬼子没有随大流、跟风，而是把思考推至时代的风口浪尖。在叙述的时候又常常把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与社会问题“巧合”叙述，这些问题从来都不具备独立的意义，而是被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危机四伏”的社会，这其中包括民工的生存，下岗职工及其子女的生存，社会老人的生活问题等等。譬如《被雨淋湿的河》塑造的受难形象是一个有心反抗现实却叉无力反抗的民工，让读者感受到民工的坚强与悲壮。《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则把我们引向一个让人的心灵震撼的下岗子女受难境界。鬼子是通过这个尚未成年的小女孩的悲惨遭遇，拷问异化的社会：到底是谁?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个只有13岁、还需要父母用心呵护的女孩遭受如此巨大的苦难?而《瓦城上空的麦田》反映的恰好是老年人在现代社会里的孤独，被疏离、被遗忘的故事。
二、无意的坚守：民族身份的认同
人的“身份”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符号，是由阶级、性别、民族、经济条件和地域等许多因素交织而成的，人的身份涉及到诸如“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要到那里去?”等等人类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鬼子在这种现代性身份追问中，似乎“迷惘”。他是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但他不愿意评论者将他视为少数民族作家。他在一些文学论谈场合中，曾经说过他不是少数民族作家，不愿做少数民族作家，在《艰难的行走》中声明：“我的创作与我那民族本身……丝毫没有痕迹”。然而，这恰恰说明民族记忆和民族身份对他的刻苦铭心。
鬼子在叙述时，总是有意模糊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但作为一个文化边缘的少数民族作家意识总是在他的小说里流露。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由边缘的农村进入城市中的边缘人、漂泊者，例如《伤心的黑羊》中的李黑，《走进意外》中的李条，《遭遇深夜》里的“我”都是漂浮在“瓦城”中由农村进入城市中的边缘人。他们本身的文化人格与城市的文化氛围格格不入，结果处处碰壁，甚至引发悲剧。《被雨淋湿的河》中的农民工晓雷想用最直接的方式维护正义，结果最后是被公安通缉。《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四想用民族情感记忆唤醒儿女的孝心，结果他在丢失身份证后居然无法在自己的儿女面前证明自己的身份，所有的感情、血缘关系都被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击得粉碎。
这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他们内心极度渴望的是能够一面有力和有效地再现当前全球格局中的民族生活现状，一面富于想象力地建构起一个能适应全球化新趋势的新的中华民族．当我们以国家的层面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谈文化民族身份时．往往只会顾及其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身份，而对其他具体的少数民族的身份形成一种遮蔽。比如在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所受关注的往往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 华民族的民族身份，而遮蔽了其他少数民族的身份。鬼子就是众多少数民族的身份作家中的一位，鬼子是处于两难抉择，他的创作心态及文本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代表性作用。任何一个具有自觉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少数民族作家都始终处于一种全球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化进程冲突并存的两难处境之中，形成了独有的两难情结，具有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双重知识体系，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反思自己的民族之时，能以审视的眼光看待，能够历史地批判性地发现自己民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正视民族文化在文化交汇中的位置，从而渴望通过接受现代性，吸收先进文化的优质来重塑文化身份。
鬼子在面对这种两难情结时，他摒弃了以少数民族单独身份为创作的价值取向。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丧失去了文化艺术精神，恰恰相反，鬼子的小说具有非常强烈的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意识。鬼子正是通过对不起眼儿的小人物的书写，来引发人们对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弊端的思考，对“弱势群体”生存问题的探讨，对社会公正的反思。鬼子小说中的悲剧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苦痛，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人们身份遗失产生的悲剧。在现代化的大潮中，经历了贫穷与落后的痛苦煎熬，中国的农民很自然地流露出改变自己生活现状的强烈要求，小说中的人物，如《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胡来、“我”，《谁开的门》中罪犯胡子，《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们为了谋生，怀着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涌人城市。但令人痛苦和窒息的是，他们在城市中，在现代化的工厂中却迷失了自我，陷入了深重的认同危机之中。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的深刻根源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对立造成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追求和谐，讲究秩序与血缘关系；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则注重竞争，张扬自我，讲究利益关系。当胡来、胡子、“我”、晓雷来到城市后，发现自己无论是人生观、价值观还是行为处事方式都与城里人格格不入，他们因为农民的身份或者因为少数民族的身份受到歧视，根本无法融人城市当中。晓雷在被老板拖欠工资后，采取了“极端式”的解决办法，而没有诉诸现代法律手段，这是他悲剧的开始。寒露的母亲虽然是城里人，但他骨子里仍然保留了传统文化思想印迹，被丈夫抛弃后被动地寻求丈夫的认同，最后忍受不了羞辱服毒自杀。李四在寻求自己儿女们对他这个父亲的认同过程中，李四与作为城里人的儿女们始终处于对抗状态，相互之间不能理解与沟通。自然形成的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血缘关系，民族亲情关系，居然在现代社会里，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被割裂了。对于进入城市之中的农民来说，城市是由钢筋水泥组成的陌生世界，而他们则只是这个世界的“闯入者”，是城市里的“异乡人”日，他们虽然可以得到比在农村更多的财富，享受到更丰富的物质待遇，但却无法得到城里人的认同，甚至无法取得自我身份的认同．在城市中迷失了自我，陷入了“双向拒绝”的尴尬之中。
这不再是旧的意义上的异化。人被异化的时候。仍然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只不过没有权利去拥有它，自由与拥有身份的权利被剥夺了。而文化断裂则使人完全失去了身份，人被零散化了，人的历史被割裂了，自我也就没有了过去，鬼子的小说正是这样刻画了一个个痛苦的灵魂。
三、奔逐：现代化的反叛还是救赎
鬼子采用平民式的“悲悯体恤”和淳朴民族情感的写作姿态，让我们有重回世纪初“五四”的感觉目。今天，我们正步人现代或后现代文明的时代。在边缘的城镇，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摩擦、碰撞、交融，产生诡异的审美。鬼子把这种魅力置于“瓦城”和“麦田”。 在现代社会文明情感的浸植中，人们不可避免地活在这矛盾世界之中，鬼子的小说蕴力之所以巨大，是他对人性生命着力的叙述，和对人情感危机的描绘。李四(《瓦城上空的麦田》)是“山里的一个农民”，在瓦城的山村里，他是最成功的农民，因为他自己培养的三个子女全部“跳出了农门”，真正成了“瓦城”的市民，李四活在这淳朴的荣耀乡情之中。李四代表的是一种农耕文明，李四的子女：李香、李瓦、李城则代表的是一种现代或后现代文明，这两种情感充满了“危机”。因为社会生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在中国m，使中国现代生活变得更加的复杂。李四自我身份的丧失，是因为身份证的丧失(李四用自己的身份证来代替胡来火化)，因此，李四的身份在这个世界消失了。李四他试图用父子的情感来证明自我“父亲”的身份，却遭遇拒绝。这与其说是农耕情感的湮灭，不如说是现代情感与农耕情感的断裂。“后现代化社会生存状态使人的共同性的丧失，那就是交流的困难，正是这种前提下，我们可以认为后现代生活是一种情感的断裂。”
晓雷与父亲陈村(《被雨淋湿的河》)也是这样，他们是现代自我价值准则和农耕思想道德守则情感的冲突，陈村是严格恪守传统道德准则的，对于生活的困苦陈村像虔诚的教徒一样默默地承受；而晓雷、则是反抗，他离家南下打工，要追寻自我的完善，叛逆的晓雷是与淳朴的民族情感产生了破裂。文中这样叙述：
晓雷说，反正工资是不能克扣的，谁扣了就可以告谁。人家电视台和报纸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陈村说，你们不就是出卖劳动力给人家打工的吗?你们的目的就是赚钱，可我们呢?我们是谁?
你们是谁?晓雷朝父亲反问了一句。
陈村说，我们是国家干部，我们是给我们的政府干活的，你们呢?你们那是给外国老板打工，知道吗?……
晓雷说，给政府干活又怎么样?给外国老板干活又怎么样?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他恨恨地骂了一句他父亲是一个傻蛋。
——《被雨淋湿的河》
我们说，父子的矛盾，是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悖论。在晓雷的现代情感那里，父亲的行为是“可鄙”的，他认为，父亲陈村守着不为现代商业社会称道的“为政府为国家”的奉献精神，这是“傻蛋”的行为。这种农耕的乡村民族情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当陈村无钱医病的时候，晓雷要告教育局长的贪污、挪用公款，但遭恶人先下手，把他陷害死于矿井中。陈村抱着晓雷的尸体，孱弱地行走在被雨淋湿的河床上时，他的精神已被彻底击毁，农耕文明在现代文明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在塑造晓雷这一坚硬的现代农民工的时候，鬼子还挑战了情与法的极限。鬼子先把晓雷叙述成了中国民族的不屈的符号，晓雷在日商的服装厂打工，日商因怀疑一女工偷衣服命全体工人下跪，晓雷没有下跪，这一行为被传媒盛赞：“又一个不跪的打工仔”。接着，晓雷在采石场打工，工资被苛扣，在与老板索工钱中，错手杀死了采石场作恶多端的杨老板，晓雷成了杀人犯。这个不失民族尊严不失自我尊严的人，又成为了社会罪大恶极的人。在这里作家的叙述遭到了挑战，严正的法律和江湖的道义发生在晓雷的身上，这本无法同时集注于一人身上的矛盾，使晓雷这个“坚硬的农民32"符码更加的复杂化。在以法治为秩序的现代化社会，我们没有办法寻找到具有民族性的江湖道义的精神之域。或许鬼子在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寓言式的话语：后现代社会是传统道义精神葬身之地。又或许是鬼子有意遮蔽地叙述这样一个隐喻：现代文明是一个“悲惨世界”。晓雷是冉阿让的替换。冉阿让与晓雷同样是带罪之身，雨果是通过天主教的宽容、仁爱道义的感化冉阿让得以重生。雨果目的是通过宗教的仁爱、仁慈的道德力量来拯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而鬼子的意指却是强烈的批判：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张力给人们带来灾难。鬼子遮蔽性的叙述，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叛。
在一个理想渐行渐远的年代，以现实情调来寓意农耕文明在现代文明中湮灭，是当代作家的反叛还是救赎?鬼子在文学写作上开创了一条心灵救赎之路，这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学人文精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