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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展览”披露出16位省部级贪官，引人注意的是，这16位省部级贪官中有10名是被不法地产开发商拉下水而导致身败名裂的。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原检察长李宝金、湖南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无一不与房地产腐败案有关。有媒体称，“这些落马高官，大多与房地产商形成了一条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
官商互勾结
有人说，几乎每一例牵扯地产的腐败案例，都是一个官商勾结的商业贿赂生态标本。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就是官商勾结的典型案例。
在安徽省纪委实施反“商业贿赂”的行动中，发现了一位在池州从事地产开发的浙江丽水籍商人多次向地方官员行贿，顺藤摸瓜便查到了时任副省长的何闽旭头上。于是，安徽省纪委立即上报给中纪委。
中纪委在调查中又发现，2000年7月至2004年3月，何闽旭还为池州某房地产公司在贵池市委、市政府大院土地开发，拆迁、规划方案审批，工程竣工验收等事宜提供了帮助，先后11次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孙某给予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34万余元。
在担任池州市委书记时，何闽旭也曾为安徽欧华公司在项目引进、商品房销售，城市建设拆迁、城市建设配套费减免等方面提供了帮助，先后向该公司董事长詹晓荣索贿8次。其中，2006年3月，何闽旭向詹晓荣一口气索要了100万元。2002年至2004年4月，何闽旭为安徽和泰房地产公司获取153亩国有土地开发使用权和变更建设规划等事宜提供了帮助，先后17次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王和平给予的人民币202万元，这也是何闽旭受贿案中数额最大的行贿人。
房地产商是何闽旭最大的摇钱树!经中纪委查实，在何闽旭的受贿金额中，与房地产公司有关的就达530余万元。
安徽省另一位原副省长王怀忠，也利用职务之便，为一些公司解决房地产开发用地，拆迁安置，减免城市建设配套费，为个人协调贷款等活动中，大肆收受贿赂。
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曾接受安徽多家房地产商请托，为这些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提供帮助。在被指控的44项受贿事实中，有24笔受贿数额超过10万元。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涉足房地产领域较深，不仅不遗余力地帮开发商征地，减免巨额税费，还动用公共资源——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替开发商处理拆迁纠纷，甚至动用警力拘留拆迁户。
江苏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索取和收受17名房产商贿赂270余万元，涉及具体楼盘近30个。
违规乱批地
如果说那些省部级高官是被不法地产商人拉下水，那么，基层的贪官则更多的是踮着脚跟往地产商身上贴、“傍大款”。
原重庆市沙坪坝区规划分局局长王政，算是和地产商“打成一片”的最低级别的官员了。经法院审理查明，在1999年至2007年6月之间，王政利用职务之便，为“百年世家”、“卫星半岛”等项目在用地规划、报建审查、调整容积率、减免配套费等方面积极协调，提供了方便，为此34次收受他人各种名义感谢费及房产等折合人民币共计966.3685万元。最后，因数额特别巨大，其中部分赃款被用于个人挥霍，在社会中造成恶劣影响，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广东英德市的几级国土部门上下串通，伪造21套虚假材料，居然顺利通过了镇、县(县级市)、市三级政府共16道审查，骗征到农民1226亩土地。群众多次举报，各级政府部门竟然屡屡查不出，直到国土资源部来人，才戳穿此骗局。
同在广东省的开平市(县级市)日前也曝出“近万份假材料流水线式审批掀起‘批地竞赛’”的丑闻。2002年5月至2005年9月，开平市、镇两级政府擅自将集体农用地视作国有未利用地，化整为零地把土地分批拆开成15亩以下的面积，在市内自行审批。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局长蓝社宜证实，开平市3年内炮制9714份假材料，非法突击批准土地3万亩，但实际在建或已建成的只有2300亩，开发比例只占7.7％。
开平市国土资源局一位干部透露：当时开平市政府成立了由常务副市长梁和平任组长的工业建设用地审批领导小组，专门负責批地，同时，全市13个镇、街道办专门成立土地开发公司，市、镇两级政府大举掀起“批地竞赛”。“当时镇里炮制的征地材料之多，需用麻袋和专车分批装运到市国土资源局作流水线式审批。”
去年年底，广东省纪委、监察厅对开平市违法批地问题作出处理，对开平市常务副市长梁和平处以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对开平市原副市长李学明处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开平市国土资源局原两任局长杨广忠，梁子贤分别处以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2007年4月6日，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周良洛因“海淀区政府涉嫌违规批地”被中纪委带走接受调查。自2002年周良洛主政海淀区后，房地产商刘军的“泰跃系”一直扎根于海淀区，曾开发“怡秀园”公寓及“太月园”，“太阳园”等楼盘。更令业界侧目的是，“泰跃系”在土地审批趋紧之时，仍在海淀区拥有超过9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炒房掩耳目
还有一些和地产商打交道的官员，自认为“艺高一筹”，往往不愿意直接拿地产商的贿赂，而是积极参与“炒房”，感觉这样的钱“赚”得很安全，其实，这不过是“掩耳盗铃”之举。
2004年，康慧军上任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正厅级)，同时担任“金桥出口加工区”党工委书记。此前，康慧军曾长期担任有“浦东地主”之称的陆家嘴(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上市公司陆家嘴的董事，董事长，主掌浦东CBD陆家嘴地区的土地交易达6年之久。而其担任副区长后，分管的金桥地区因区位优越，土地资源丰厚，亦被誉为“浦东新地主”。
去年10月4日，康慧军因严重违纪被上海市纪委宣布“双规”。原来，康慧军的“违纪行为”是在上述职位上利用职权便利，低价购房，高价抛售，挣取差价。其涉及的房产共计24套，其中8套已经出售，获利高达1600余万元。消息人士说，康慧军所涉及房源多为“豪宅”一级，其中16套在其妻子名下，8套在自己的名下。
原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宝山区区长秦裕所收682万元贿款中，同样包括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三处房产，这些房产也都是秦裕通过以差换好、以小换大等买卖方式获得的。
亲情更疯狂
本刊曾经报道过的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通过兄弟联手，在亦商亦仕的家族分工中，调动自己的权力，尽心尽力为家族牟利。
官至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后，胡星 被查出与昆明市某楼盘违规开发有关，仓惶出逃。而此楼盘，正是胡星弟弟李彬(本姓胡，因故改姓李)的公司所开发。胡星被从新加坡抓回后，交代了他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巨额贿赂4029，798万元，最疯狂的一次曾受贿港币1000万元、人民币500万元，从而“刷新”了中国贪官群体单笔受贿最多的记录。
胡星窝案中，除了他的弟弟以外，还牵扯到他的前任，继任和下属。胡星的前任李德昭，在任昆明市规划局局长期间受贿337万元，退休数月后案发，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去年3月20日，昆明市规划局原局长曾华受贿案在昆明开庭。公诉机关指控曾华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接受了17家单位的贿赂，非法收受钱物200多万元。在这17家单位中，有15家是昆明的房地产商。手握房地产规划审批重权仅两年，曾华就步前两任的后尘，在地产商频频“进贡”下把持不住而应声倒地。
上海房地产协会原会长陈士杰，涉嫌为其子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非法牟取利益，其子拿地多在上海松江、闵行一带，参与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包括松江的嘉富丽花园，贝沙湾，以及闵行区的商业地产“十尚坊”等。
山东原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也倒在了房地产上。杜世成涉嫌与2003年发生的崂山违法批租土地大案有关，他在青岛任职期间鼓吹“青岛房价不能倒”的谬论，导致官商勾结腐败大案频发和青岛房价疯涨。杜世成的儿子插手青岛诸多大型工程建设，并参与倒卖土地，帮助一些房地产公司修改规划，从中收取贿赂。杜世成还帮助他的外甥田某，在青岛市即墨区低价甚至无偿取得29平方公里的用地，经营建设和旅游项目。
落马漫柔乡
一些貪官除了伙同亲属跻身地产业外，还纷纷利用手中权利，为情妇们在规划更改，土地审批、地产开发等环节牟取不正当利益。上述杜世成落马后，就被查出身边有一位“红颜知己”——一个叫李薇的女子。
1963年出生的李薇祖籍云南昆明，曾就读于深圳，与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陈同海保持亲密私人关系，后经陈介绍认识杜世成，由此渗入青岛地产界。傍上两位高官的李薇，出手都是大手笔。无论是大炼油项目生活基地还是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的商业开发，李薇均有染指。
天津市原政协主席宋平顺是去年落马温柔乡的级别最高的贪官。2007年6月3日，宋平顺自杀身亡。随后，中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其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宋平顺道德败坏，包养情妇许某。许某的公开身份为港商，过去10年间，许某公司涉及的工程，多来自公安及交管系统，均属于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市政法委书记宋平顺的权力范围。
1990年初，香港商人梁志彬与时任天津市政法委书记宋平顺相识，并成立了天津永基房地产开发公司。1995年前后，永基公司获得了开发房地产的项目批文，集资40多亿元人民币的申请亦迅速获准实施。据后来公布的数字，公司集资总额高达43亿元，尤其是南开区，各党政机关几乎人人均有投资。
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则是直接倒在情妇的石榴裙下。2005年10月，北京市国土局宣布收回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基本成型的“摩根中心”。随后“摩根中心”以“朝阳区大屯北顶村项目”的名义重新招标，被北京首创集团与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17.6亿元收入囊中。而刘志华的情妇正是首创集团下属公司的股东，操作所有这一切的幕后指使者正是刘志华。“摩根中心”的背后老板出了“狠招”：用一盘长达60分钟的录像带揭露刘志华堕落奢靡的私生活，直接将其扳倒。
司法乱插手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本身与地产业等经济领域不搭边，但在查处的贪官中却不乏他们的身影。个别“能量”巨大的，甚至曾经左右过某个地区的地产业，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落马前在天津房地产界的影响就非常大。
虽然检察院的事务与商业扯不上关系，但李宝金主动在天津市搞“职务犯罪超前预防”，检察院由此介入到土地拍卖、招投标，政府采购等经济领域。天津市一位法学专家分析说，检察院有审判监督权，可以监督法院，有立案监督权，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个案子立案；还有司法执行监督权，监督司法局。也就是说，检察院的权力涵盖了公、检、法、司各个领域。
因为李宝金能积极主动地滥用这些权力，为地产商们“遮风挡雨”，天津的地产商都争先恐后地想结识李宝金。如大民营房地产商天津浩天集团董事长王小毛(女)与李宝金就过往较密，有着复杂的权钱交易。最后，甚至发展到很多人买房子都设法找到他，因为“只要李宝金给地产商打声招呼，到手的房子比市价便宜将近1000元／平方米。”
原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泽民去年8月已被广东省纪委“双规”。据称，王泽民被“双规”的主要原因是在南山区检察院大楼项目中收受贿赂。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栋大楼耗资约4亿元，4楼和8楼分别建有羽毛球和乒乓球两个场馆。12楼是王泽民的办公室，为跃层设计，整个楼层显得空荡大气，办公室的大门也比一般的大门宽。办公室门外正对面是一处突窗设计的会客区，有水晶吊灯和靓丽沙发，落地窗外就是大片公园绿地。可惜，王泽民再也没有机会坐在这间奢华的办公室里欣赏窗外的美景了。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一份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6年，全国因为土地违法违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是8698人，其中有122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仅去年一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就有3094人，其中50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从去年4月开始，国家八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房地产领域违法违规、权钱交易的专项行动，从各地不断曝光的地产腐败案件来看，这一行动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不过，在全国房地产业高温不下的环境中，消除地产腐败依然任重道远，而且，消除地产腐败的根本也有赖于对各级管理部门权力资本化的有效抑制。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中国房地产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房价，而在于权力资本化的发生频率与速度能否减缓并变得温和。
官商互勾结
有人说，几乎每一例牵扯地产的腐败案例，都是一个官商勾结的商业贿赂生态标本。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就是官商勾结的典型案例。
在安徽省纪委实施反“商业贿赂”的行动中，发现了一位在池州从事地产开发的浙江丽水籍商人多次向地方官员行贿，顺藤摸瓜便查到了时任副省长的何闽旭头上。于是，安徽省纪委立即上报给中纪委。
中纪委在调查中又发现，2000年7月至2004年3月，何闽旭还为池州某房地产公司在贵池市委、市政府大院土地开发，拆迁、规划方案审批，工程竣工验收等事宜提供了帮助，先后11次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孙某给予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34万余元。
在担任池州市委书记时，何闽旭也曾为安徽欧华公司在项目引进、商品房销售，城市建设拆迁、城市建设配套费减免等方面提供了帮助，先后向该公司董事长詹晓荣索贿8次。其中，2006年3月，何闽旭向詹晓荣一口气索要了100万元。2002年至2004年4月，何闽旭为安徽和泰房地产公司获取153亩国有土地开发使用权和变更建设规划等事宜提供了帮助，先后17次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王和平给予的人民币202万元，这也是何闽旭受贿案中数额最大的行贿人。
房地产商是何闽旭最大的摇钱树!经中纪委查实，在何闽旭的受贿金额中，与房地产公司有关的就达530余万元。
安徽省另一位原副省长王怀忠，也利用职务之便，为一些公司解决房地产开发用地，拆迁安置，减免城市建设配套费，为个人协调贷款等活动中，大肆收受贿赂。
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曾接受安徽多家房地产商请托，为这些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提供帮助。在被指控的44项受贿事实中，有24笔受贿数额超过10万元。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涉足房地产领域较深，不仅不遗余力地帮开发商征地，减免巨额税费，还动用公共资源——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替开发商处理拆迁纠纷，甚至动用警力拘留拆迁户。
江苏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索取和收受17名房产商贿赂270余万元，涉及具体楼盘近30个。
违规乱批地
如果说那些省部级高官是被不法地产商人拉下水，那么，基层的贪官则更多的是踮着脚跟往地产商身上贴、“傍大款”。
原重庆市沙坪坝区规划分局局长王政，算是和地产商“打成一片”的最低级别的官员了。经法院审理查明，在1999年至2007年6月之间，王政利用职务之便，为“百年世家”、“卫星半岛”等项目在用地规划、报建审查、调整容积率、减免配套费等方面积极协调，提供了方便，为此34次收受他人各种名义感谢费及房产等折合人民币共计966.3685万元。最后，因数额特别巨大，其中部分赃款被用于个人挥霍，在社会中造成恶劣影响，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广东英德市的几级国土部门上下串通，伪造21套虚假材料，居然顺利通过了镇、县(县级市)、市三级政府共16道审查，骗征到农民1226亩土地。群众多次举报，各级政府部门竟然屡屡查不出，直到国土资源部来人，才戳穿此骗局。
同在广东省的开平市(县级市)日前也曝出“近万份假材料流水线式审批掀起‘批地竞赛’”的丑闻。2002年5月至2005年9月，开平市、镇两级政府擅自将集体农用地视作国有未利用地，化整为零地把土地分批拆开成15亩以下的面积，在市内自行审批。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局长蓝社宜证实，开平市3年内炮制9714份假材料，非法突击批准土地3万亩，但实际在建或已建成的只有2300亩，开发比例只占7.7％。
开平市国土资源局一位干部透露：当时开平市政府成立了由常务副市长梁和平任组长的工业建设用地审批领导小组，专门负責批地，同时，全市13个镇、街道办专门成立土地开发公司，市、镇两级政府大举掀起“批地竞赛”。“当时镇里炮制的征地材料之多，需用麻袋和专车分批装运到市国土资源局作流水线式审批。”
去年年底，广东省纪委、监察厅对开平市违法批地问题作出处理，对开平市常务副市长梁和平处以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对开平市原副市长李学明处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开平市国土资源局原两任局长杨广忠，梁子贤分别处以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2007年4月6日，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周良洛因“海淀区政府涉嫌违规批地”被中纪委带走接受调查。自2002年周良洛主政海淀区后，房地产商刘军的“泰跃系”一直扎根于海淀区，曾开发“怡秀园”公寓及“太月园”，“太阳园”等楼盘。更令业界侧目的是，“泰跃系”在土地审批趋紧之时，仍在海淀区拥有超过9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炒房掩耳目
还有一些和地产商打交道的官员，自认为“艺高一筹”，往往不愿意直接拿地产商的贿赂，而是积极参与“炒房”，感觉这样的钱“赚”得很安全，其实，这不过是“掩耳盗铃”之举。
2004年，康慧军上任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正厅级)，同时担任“金桥出口加工区”党工委书记。此前，康慧军曾长期担任有“浦东地主”之称的陆家嘴(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上市公司陆家嘴的董事，董事长，主掌浦东CBD陆家嘴地区的土地交易达6年之久。而其担任副区长后，分管的金桥地区因区位优越，土地资源丰厚，亦被誉为“浦东新地主”。
去年10月4日，康慧军因严重违纪被上海市纪委宣布“双规”。原来，康慧军的“违纪行为”是在上述职位上利用职权便利，低价购房，高价抛售，挣取差价。其涉及的房产共计24套，其中8套已经出售，获利高达1600余万元。消息人士说，康慧军所涉及房源多为“豪宅”一级，其中16套在其妻子名下，8套在自己的名下。
原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宝山区区长秦裕所收682万元贿款中，同样包括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三处房产，这些房产也都是秦裕通过以差换好、以小换大等买卖方式获得的。
亲情更疯狂
本刊曾经报道过的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通过兄弟联手，在亦商亦仕的家族分工中，调动自己的权力，尽心尽力为家族牟利。
官至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后，胡星 被查出与昆明市某楼盘违规开发有关，仓惶出逃。而此楼盘，正是胡星弟弟李彬(本姓胡，因故改姓李)的公司所开发。胡星被从新加坡抓回后，交代了他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巨额贿赂4029，798万元，最疯狂的一次曾受贿港币1000万元、人民币500万元，从而“刷新”了中国贪官群体单笔受贿最多的记录。
胡星窝案中，除了他的弟弟以外，还牵扯到他的前任，继任和下属。胡星的前任李德昭，在任昆明市规划局局长期间受贿337万元，退休数月后案发，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去年3月20日，昆明市规划局原局长曾华受贿案在昆明开庭。公诉机关指控曾华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接受了17家单位的贿赂，非法收受钱物200多万元。在这17家单位中，有15家是昆明的房地产商。手握房地产规划审批重权仅两年，曾华就步前两任的后尘，在地产商频频“进贡”下把持不住而应声倒地。
上海房地产协会原会长陈士杰，涉嫌为其子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非法牟取利益，其子拿地多在上海松江、闵行一带，参与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包括松江的嘉富丽花园，贝沙湾，以及闵行区的商业地产“十尚坊”等。
山东原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也倒在了房地产上。杜世成涉嫌与2003年发生的崂山违法批租土地大案有关，他在青岛任职期间鼓吹“青岛房价不能倒”的谬论，导致官商勾结腐败大案频发和青岛房价疯涨。杜世成的儿子插手青岛诸多大型工程建设，并参与倒卖土地，帮助一些房地产公司修改规划，从中收取贿赂。杜世成还帮助他的外甥田某，在青岛市即墨区低价甚至无偿取得29平方公里的用地，经营建设和旅游项目。
落马漫柔乡
一些貪官除了伙同亲属跻身地产业外，还纷纷利用手中权利，为情妇们在规划更改，土地审批、地产开发等环节牟取不正当利益。上述杜世成落马后，就被查出身边有一位“红颜知己”——一个叫李薇的女子。
1963年出生的李薇祖籍云南昆明，曾就读于深圳，与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陈同海保持亲密私人关系，后经陈介绍认识杜世成，由此渗入青岛地产界。傍上两位高官的李薇，出手都是大手笔。无论是大炼油项目生活基地还是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的商业开发，李薇均有染指。
天津市原政协主席宋平顺是去年落马温柔乡的级别最高的贪官。2007年6月3日，宋平顺自杀身亡。随后，中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其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宋平顺道德败坏，包养情妇许某。许某的公开身份为港商，过去10年间，许某公司涉及的工程，多来自公安及交管系统，均属于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市政法委书记宋平顺的权力范围。
1990年初，香港商人梁志彬与时任天津市政法委书记宋平顺相识，并成立了天津永基房地产开发公司。1995年前后，永基公司获得了开发房地产的项目批文，集资40多亿元人民币的申请亦迅速获准实施。据后来公布的数字，公司集资总额高达43亿元，尤其是南开区，各党政机关几乎人人均有投资。
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则是直接倒在情妇的石榴裙下。2005年10月，北京市国土局宣布收回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基本成型的“摩根中心”。随后“摩根中心”以“朝阳区大屯北顶村项目”的名义重新招标，被北京首创集团与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17.6亿元收入囊中。而刘志华的情妇正是首创集团下属公司的股东，操作所有这一切的幕后指使者正是刘志华。“摩根中心”的背后老板出了“狠招”：用一盘长达60分钟的录像带揭露刘志华堕落奢靡的私生活，直接将其扳倒。
司法乱插手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本身与地产业等经济领域不搭边，但在查处的贪官中却不乏他们的身影。个别“能量”巨大的，甚至曾经左右过某个地区的地产业，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落马前在天津房地产界的影响就非常大。
虽然检察院的事务与商业扯不上关系，但李宝金主动在天津市搞“职务犯罪超前预防”，检察院由此介入到土地拍卖、招投标，政府采购等经济领域。天津市一位法学专家分析说，检察院有审判监督权，可以监督法院，有立案监督权，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个案子立案；还有司法执行监督权，监督司法局。也就是说，检察院的权力涵盖了公、检、法、司各个领域。
因为李宝金能积极主动地滥用这些权力，为地产商们“遮风挡雨”，天津的地产商都争先恐后地想结识李宝金。如大民营房地产商天津浩天集团董事长王小毛(女)与李宝金就过往较密，有着复杂的权钱交易。最后，甚至发展到很多人买房子都设法找到他，因为“只要李宝金给地产商打声招呼，到手的房子比市价便宜将近1000元／平方米。”
原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泽民去年8月已被广东省纪委“双规”。据称，王泽民被“双规”的主要原因是在南山区检察院大楼项目中收受贿赂。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栋大楼耗资约4亿元，4楼和8楼分别建有羽毛球和乒乓球两个场馆。12楼是王泽民的办公室，为跃层设计，整个楼层显得空荡大气，办公室的大门也比一般的大门宽。办公室门外正对面是一处突窗设计的会客区，有水晶吊灯和靓丽沙发，落地窗外就是大片公园绿地。可惜，王泽民再也没有机会坐在这间奢华的办公室里欣赏窗外的美景了。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一份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6年，全国因为土地违法违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是8698人，其中有122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仅去年一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就有3094人，其中50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从去年4月开始，国家八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房地产领域违法违规、权钱交易的专项行动，从各地不断曝光的地产腐败案件来看，这一行动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不过，在全国房地产业高温不下的环境中，消除地产腐败依然任重道远，而且，消除地产腐败的根本也有赖于对各级管理部门权力资本化的有效抑制。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中国房地产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房价，而在于权力资本化的发生频率与速度能否减缓并变得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