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黄墙纸》是女性主义者吉尔曼的代表作。文中通过描写妇女受到丈夫的控制以及男权影响的痛苦经历。揭露了性别歧视和压迫，批判了不平等的夫妻关系，探讨了女主人公的女性意识觉醒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象征含义，从而揭示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身心的摧残。
关键词：黄墙纸；话语权；女性主义；象征意象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07)12-0029-009
作为美国19世纪末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夏洛蒂·珀·吉尔曼竭力摆脱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努力实现作为女性的自我价值。她为了争取独立，从事写作事业，不仅使自己成为著名的小说家，还同时扮演着诗人、演说家、社会评论家和记者这些社会角色，成为当时争取独立的女性的典范。她在美国社会新秩序日益完善的19世纪末所写的《黄色墙纸》(TheYellow Wallpaper)便是一部体现女权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品。
《黄墙纸》描述了一个美国中上阶层女性因产后失调而患上轻微的精神抑郁症。身为医生的丈夫带她住进一所殖民时期的老房子进行“休息治疗”。这种休息治疗使她不得照看自己的孩子，不得离开，不得写作，不得做任何她喜欢做的事情。她几乎被囚禁在一间育婴室里，她惟一可做的就是坐着看墙纸。渐渐地，她似乎从孩子们撕得乱七八糟的墙纸上看出了图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似乎看到了牢笼里关着的一个女人。当她认出了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时，她疯了。
丈夫在他的现实世界中如鱼得水，然而妻子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中。她想象力丰富，忧愁而敏感。可能是浪漫美丽的遐思，可能是灰暗阴森的冥想，这一直为丈夫公开嘲笑并严加提防。他的这种家长制作风体现在对妻子的不屑的嘲讽、严厉的警告和亲热的诱骗中。他的男权思想固执的认为妻子身染重症，必须治疗。而一直以来所接受传统思想的妻子也不断强化自己的这种病态意识，乖巧听话地积极配合着丈夫。然而整日的沉睡并没有平静纷繁的思绪，反而在不断的压抑和无意识反抗下变得烦躁沮丧又神经质。在被丈夫拒绝了她“认真，诚恳，合情合理的谈话请求”后，她的精神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在尝试了最后一次与丈夫沟通后，妻子终于放弃了挣扎，任由自己走向疯狂。
西蒙·波伏瓦曾说过：“女人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这便将女性的命运放置到历史的历时性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对于处于中心地位的男性来说，他们总是藏在虚假的面具后面为自己的举动寻求某种道义上的依据，以此达到对女陸话语权利的剥夺，对女性意识的遮蔽。
“话语即权力”，那么对于始终处于失声野地中的女性来说，要确立自己的价值就必须逃脱男性的坐标，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
话语是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维、言说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法则，是一种文化对自身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它包括了术语概念层、语法规则层和文化架构层三层由表及里的内容。话语也相应成为一种身份的认定，一种权力的象征。几千年来的“菲勒斯中心”社会，造就了话语层面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这个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社会里，男人是基本原则，女人则是这一原则所排斥的对立面。男性话语成为了中心话语、强势话语，而女人则成为具有弱势话语，甚至是患有“失语症”的男性的“他者”，始终扮演着“第二性”的性别角色。总的来说，“女性失语”大体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1)现有语言是男性语言，压迫着女性；(2)女性在男性语言里，要么沉默，要么鹦鹉学舌。
这种压迫性沉默是强权集团施行沉默策略的一种结果。这策略向来被权力集团广泛使用，来对被统治者施加影响，以便于对其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强权者们可能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既微妙而又相当有效的方式来使其保持沉默，如洗脑、灌输、以及对被统治者群体的负面形象的刻板化塑造。这些方式通常在他们所控制的媒体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些媒体只允许有利于权力集团的言论公诸于众；而他们所拣选的灌输到大众耳中的关于被统治群体的信息，往往是为了使这个群体形成无力、顺从、卑贱、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言说的自我意象，这些沉默策略成功地使一个被统治群体的成员感觉到自身真实状况与外界所普遍接受的观念或规范之间的巨大矛盾，而这矛盾既不可消除又不可调和，并在一个人心中成压倒之势时，其结局便是沉默。一方面，它是一个顺从的标志；另一个方面，它是对由此导致的个人身份、地位的模糊与不明确性(即身份、地位的不同一性)的一种反应。当沉默成为一个被统治群体的特征并且该群体不能亦无法以自己的方式来打破沉默而言说时，这种沉默就具有了压迫性。在男权制的人类历史上，女性因其沉默的历时之久与人数之众，而成为这类群体的典型。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语言是权力斗争的场所和形成性别歧视与压迫的工具、策略。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由于在语言的创造与解释中女性的缺席和男性的控制，女性缺乏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女性的体验经常被男性话语忽略、排斥和扭曲。因此，女性主义者主张，要改变妇女的处境，首先必须冲破男性话语的囚笼，改变妇女的语言命运。
《黄墙纸》中的女主人公就面对着这样的言说困境。妻子热爱写作，但是周围的人都禁止她染指写作，更不要说有什么建议和指导了。在这样“令人沮丧”的环境下。她开始退缩、不自信：“我认为我自己没有能力写，而且约翰会认为这很荒诞”。女性的禁声，女性的失语，是男性权力话语压迫女性的结果。在男性权力话语的一统天下，女性因丧失说话的机会而无法显示其女性意识，从而掩盖了女性的真实存在，掩盖了女性的本质所在。
《黄墙纸》是一曲哀婉动人的妇女命运之歌，它反映世纪之交敏感的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对传统父权制家庭生活的不满，传神地表达了女性在父权制婚姻家庭中卑微从属的地位和长期受压抑、遭排斥的痛苦，揭示了父权制家庭模式的荒谬。它无情地暴露了受压迫、受歧视妇女的社会现状，强烈地表达出追求独立、自由和解放的妇女观。
吉尔曼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揭示：妇女被无意识地被当作囚犯，失去了自己的天地和话语权。作者正是通过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不寻常的社会本质意义向读者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的处境及社会地位，自醒并唤醒广大妇女。
为反映这个主题，作者避开了平铺直叙的如实交代，而是将她一贯关心的妇女命运主题放在一个充满象征性意象的环境中，全文各种象征性意象俯拾皆是，处处蕴藏着丰富的弦外之音。与世隔绝的房子、做过幼儿室的房间和黄色糊墙纸，这些构成了“我”的居住环境的主要特点。在读者对“我”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尚不熟悉的时候，“我”对环境的关注似乎只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普通写实性的环境描写，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我”初到“新家”时对周围环境的第一次打量。然而，随着叙述的展开，“我”的内心生活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环境的象征性逐渐增强，房子、景物、摆设这些本来普通的物象都被作者赋予了独特的象征意义，都从不同方面映照了“我”的内心世界。因此，通过这些象征色彩浓厚的物象分析它们的象征意义，对叙述者的心理活动和作品所表现的女权主义思想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女主人公不仅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而且为找到真正的自我，摆脱束缚而不断努力抗争。寂寞沉闷的房子犹如她被缚的身体，但并没有束缚住灵魂对自由的渴望。黄色墙纸象征着男权中心的十九世纪社会，幻觉中墙纸里出现的妇女形象则是维多利亚时代受压迫的女人画像。毫无疑问，墙纸中极力挣扎的女人就是主人公自己了。
女性如何在浓厚的父权制文化的氛围中谋求自己的权益，维护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而取得自身的解放?透过父权制文化温情脉脉的面纱，读者尽领那些生活在男人的压力下还浑然不觉的女人们的生活现状，那些母亲，妻子，姐妹们的内心世界等待着男人们去倾听了解，去用心与之相处。
《黄墙纸》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男性一直未能真正地尊重女性的内心世界，因此女陸有内心的失落渐行至行为的极端化。但女性的内心真正渴望的仍然是男性的理解与支持，由觉醒到反叛到失落，女性主体意识必然要走上回归之路。这是一种超越传统完善自我的过程。女性要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由，享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不是单凭自身的奋斗能成功的，还需要男性的理解，合作和支持。只有两性共同努力，人类的家庭和社会才是健全美好的。
关键词：黄墙纸；话语权；女性主义；象征意象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07)12-0029-009
作为美国19世纪末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夏洛蒂·珀·吉尔曼竭力摆脱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努力实现作为女性的自我价值。她为了争取独立，从事写作事业，不仅使自己成为著名的小说家，还同时扮演着诗人、演说家、社会评论家和记者这些社会角色，成为当时争取独立的女性的典范。她在美国社会新秩序日益完善的19世纪末所写的《黄色墙纸》(TheYellow Wallpaper)便是一部体现女权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品。
《黄墙纸》描述了一个美国中上阶层女性因产后失调而患上轻微的精神抑郁症。身为医生的丈夫带她住进一所殖民时期的老房子进行“休息治疗”。这种休息治疗使她不得照看自己的孩子，不得离开，不得写作，不得做任何她喜欢做的事情。她几乎被囚禁在一间育婴室里，她惟一可做的就是坐着看墙纸。渐渐地，她似乎从孩子们撕得乱七八糟的墙纸上看出了图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似乎看到了牢笼里关着的一个女人。当她认出了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时，她疯了。
丈夫在他的现实世界中如鱼得水，然而妻子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中。她想象力丰富，忧愁而敏感。可能是浪漫美丽的遐思，可能是灰暗阴森的冥想，这一直为丈夫公开嘲笑并严加提防。他的这种家长制作风体现在对妻子的不屑的嘲讽、严厉的警告和亲热的诱骗中。他的男权思想固执的认为妻子身染重症，必须治疗。而一直以来所接受传统思想的妻子也不断强化自己的这种病态意识，乖巧听话地积极配合着丈夫。然而整日的沉睡并没有平静纷繁的思绪，反而在不断的压抑和无意识反抗下变得烦躁沮丧又神经质。在被丈夫拒绝了她“认真，诚恳，合情合理的谈话请求”后，她的精神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在尝试了最后一次与丈夫沟通后，妻子终于放弃了挣扎，任由自己走向疯狂。
西蒙·波伏瓦曾说过：“女人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这便将女性的命运放置到历史的历时性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对于处于中心地位的男性来说，他们总是藏在虚假的面具后面为自己的举动寻求某种道义上的依据，以此达到对女陸话语权利的剥夺，对女性意识的遮蔽。
“话语即权力”，那么对于始终处于失声野地中的女性来说，要确立自己的价值就必须逃脱男性的坐标，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
话语是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维、言说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法则，是一种文化对自身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它包括了术语概念层、语法规则层和文化架构层三层由表及里的内容。话语也相应成为一种身份的认定，一种权力的象征。几千年来的“菲勒斯中心”社会，造就了话语层面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这个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社会里，男人是基本原则，女人则是这一原则所排斥的对立面。男性话语成为了中心话语、强势话语，而女人则成为具有弱势话语，甚至是患有“失语症”的男性的“他者”，始终扮演着“第二性”的性别角色。总的来说，“女性失语”大体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1)现有语言是男性语言，压迫着女性；(2)女性在男性语言里，要么沉默，要么鹦鹉学舌。
这种压迫性沉默是强权集团施行沉默策略的一种结果。这策略向来被权力集团广泛使用，来对被统治者施加影响，以便于对其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强权者们可能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既微妙而又相当有效的方式来使其保持沉默，如洗脑、灌输、以及对被统治者群体的负面形象的刻板化塑造。这些方式通常在他们所控制的媒体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些媒体只允许有利于权力集团的言论公诸于众；而他们所拣选的灌输到大众耳中的关于被统治群体的信息，往往是为了使这个群体形成无力、顺从、卑贱、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言说的自我意象，这些沉默策略成功地使一个被统治群体的成员感觉到自身真实状况与外界所普遍接受的观念或规范之间的巨大矛盾，而这矛盾既不可消除又不可调和，并在一个人心中成压倒之势时，其结局便是沉默。一方面，它是一个顺从的标志；另一个方面，它是对由此导致的个人身份、地位的模糊与不明确性(即身份、地位的不同一性)的一种反应。当沉默成为一个被统治群体的特征并且该群体不能亦无法以自己的方式来打破沉默而言说时，这种沉默就具有了压迫性。在男权制的人类历史上，女性因其沉默的历时之久与人数之众，而成为这类群体的典型。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语言是权力斗争的场所和形成性别歧视与压迫的工具、策略。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由于在语言的创造与解释中女性的缺席和男性的控制，女性缺乏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女性的体验经常被男性话语忽略、排斥和扭曲。因此，女性主义者主张，要改变妇女的处境，首先必须冲破男性话语的囚笼，改变妇女的语言命运。
《黄墙纸》中的女主人公就面对着这样的言说困境。妻子热爱写作，但是周围的人都禁止她染指写作，更不要说有什么建议和指导了。在这样“令人沮丧”的环境下。她开始退缩、不自信：“我认为我自己没有能力写，而且约翰会认为这很荒诞”。女性的禁声，女性的失语，是男性权力话语压迫女性的结果。在男性权力话语的一统天下，女性因丧失说话的机会而无法显示其女性意识，从而掩盖了女性的真实存在，掩盖了女性的本质所在。
《黄墙纸》是一曲哀婉动人的妇女命运之歌，它反映世纪之交敏感的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对传统父权制家庭生活的不满，传神地表达了女性在父权制婚姻家庭中卑微从属的地位和长期受压抑、遭排斥的痛苦，揭示了父权制家庭模式的荒谬。它无情地暴露了受压迫、受歧视妇女的社会现状，强烈地表达出追求独立、自由和解放的妇女观。
吉尔曼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揭示：妇女被无意识地被当作囚犯，失去了自己的天地和话语权。作者正是通过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不寻常的社会本质意义向读者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的处境及社会地位，自醒并唤醒广大妇女。
为反映这个主题，作者避开了平铺直叙的如实交代，而是将她一贯关心的妇女命运主题放在一个充满象征性意象的环境中，全文各种象征性意象俯拾皆是，处处蕴藏着丰富的弦外之音。与世隔绝的房子、做过幼儿室的房间和黄色糊墙纸，这些构成了“我”的居住环境的主要特点。在读者对“我”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尚不熟悉的时候，“我”对环境的关注似乎只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普通写实性的环境描写，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我”初到“新家”时对周围环境的第一次打量。然而，随着叙述的展开，“我”的内心生活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环境的象征性逐渐增强，房子、景物、摆设这些本来普通的物象都被作者赋予了独特的象征意义，都从不同方面映照了“我”的内心世界。因此，通过这些象征色彩浓厚的物象分析它们的象征意义，对叙述者的心理活动和作品所表现的女权主义思想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女主人公不仅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而且为找到真正的自我，摆脱束缚而不断努力抗争。寂寞沉闷的房子犹如她被缚的身体，但并没有束缚住灵魂对自由的渴望。黄色墙纸象征着男权中心的十九世纪社会，幻觉中墙纸里出现的妇女形象则是维多利亚时代受压迫的女人画像。毫无疑问，墙纸中极力挣扎的女人就是主人公自己了。
女性如何在浓厚的父权制文化的氛围中谋求自己的权益，维护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而取得自身的解放?透过父权制文化温情脉脉的面纱，读者尽领那些生活在男人的压力下还浑然不觉的女人们的生活现状，那些母亲，妻子，姐妹们的内心世界等待着男人们去倾听了解，去用心与之相处。
《黄墙纸》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男性一直未能真正地尊重女性的内心世界，因此女陸有内心的失落渐行至行为的极端化。但女性的内心真正渴望的仍然是男性的理解与支持，由觉醒到反叛到失落，女性主体意识必然要走上回归之路。这是一种超越传统完善自我的过程。女性要获得真正的独立自由，享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不是单凭自身的奋斗能成功的，还需要男性的理解，合作和支持。只有两性共同努力，人类的家庭和社会才是健全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