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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务劳动对收入有惩罚作用，这是学术界共识。当前在越来越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情况下，家务劳动对女性呈现出更大的收入惩罚，其中的原因和机理何在？其秘密就在于家务劳动的类型划分：男女两性往往参与不同类型的家务劳动，女性参加的多是琐碎、频繁的日常家务劳动，男性则更多地参与偶发性且多可以由个体自己协调时间的非日常家务劳动，比如修理工作。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家务劳动对个人收入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日常家务劳动产生影响，性别差异表现为：对男性而言，家务劳动对收入基本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而言，日常家务劳动量对收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家务劳动时间;日常家务劳动;非日常家务劳动;劳动收入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3.0009
两性的家务劳动分工及性别化的社会分层，是性别研究的两个重要议题。常识话语及传统理论观点常常默认现存性别分工的合理性，认为公私领域的角色分工是以性别差异为基础并吻合性别差异的。女性主义理论则质疑这种看法，认为没有所谓绝对的公私领域划分，二者不能截然割裂开来，比如，夫妻双方的传统家庭分工（女性在家庭事务尤其是家务劳动方面的投入大大超过男性）会影响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诸多表现，形塑出性别差异化的社会分层与地位。
但总体而言，家务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层基本上被划分为不同的研究领域。性别研究中关于家务分工的探讨很多，主要集中在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状况、发展趋势、影响因素等方面，家务分工作为研究的因变量出现，研究的理论框架包括资源对比、性别文化、时间分配等[1]。对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所产生后果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以一般性阐述为主，精确严谨的定量研究较少。
笔者认为，看似家庭内部事务的家务劳动分工与公共领域的性别社会分层具有紧密联系[2]，本文要研究的具体问题是，当前越来越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情況下，家务劳动对女性呈现出更大的收入惩罚，其中的原因和机理何在？
一、 文献回顾
近几十年来，虽然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逐步提高，但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家务劳动仍主要由女性承担[3]。已婚在职女性承担了三分之二的家务劳动，尤其是诸如做饭洗衣等这样一些琐碎无趣的日常家务劳动。这样的工作量大约是已婚在职男性的两倍[4]。因此，在两性之间家务分配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性。Hochschild用“第二轮班（theSecondShift）”这一概念来概述这样一种情形：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的量并没有根本的提高，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尽管经济地位日渐提升，妻子们除了在办公室进行第一轮班的工作，还要在家里进行第二轮班的工作（家务劳动）[5]。
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家庭责任的承担可能对个人的工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即所谓“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一些研究检验了已婚男性和女性的家务劳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效应，发现工作类型、工作时间、投入的精力以及雇主的歧视等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因素大多与家务劳动时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因此女性承担着格外多的家务劳动就可能是性别间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6]。
另外，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还存在性别差异，也就是说，相比男性，女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会引发更大的工资损失，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对女性更为严厉。其原因何在呢？
郑丹丹等： 你耕田来我织布：家务劳动对女性收入惩罚的机制分析研究者发现，家务劳动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其中洗衣、做饭、照料孩子、收拾屋子等这些家务劳动极耗精力，而且大多必须及时完成，几乎没有什么弹性，不能根据工作时间进行调整。最要命的是，这些工作永无止尽。其他一些家务劳动比如修理工作、零时性的体力活，甚至辅导孩子功课等，较之做饭、照料幼儿等家务，则不那么频繁且弹性大得多，可以根据工作时间进行调整。
很显然，这样两类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一般而言，前者主要由女性承担，后者大多由男性承担。为了凸显这一特点，有些研究者将前者命名为“女性家务劳动”，后者为“男性家务劳动”。然而，也有些学者担心这样的命名可能反而会去固化甚至合理化这样一种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现实，主张用更一般化的语言来对之加以界定，比如将前一类家务劳动称为“日常家务劳动”，后者称为“非日常家务劳动”[7]。
不论如何命名，研究者发现，男性家务劳动的灵活性和不频繁性特点意味着这些家务任务可能对工资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花费在女性家务任务上的时间对工作却会有负的影响。因此，对家务劳动类型的分类就可以解释先前的研究发现，即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总的时间负向影响女性的工资，而对男性工资的影响作用很小[8]。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性别平等的思想产生于对女性局限于家庭事务的批判，认为正是由于女性肩负了繁重的家务责任，才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因此，最初的解决方案是推广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并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因为这些政策，中国女性获得了接近于男性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比例，且女性工作比例为世界最高的90%。但是，高比例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没有自动带来社会主义所承诺的性别平等。相反，女性通常发现自己陷于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之中。尽管中国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在国际比较中已经是名列前茅，但总体上她们的收入还是要低约25%。即使控制了其他因素，女性的收入还是比男性少。特别是具有同等教育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工作经验的女性的收入仍然低于男性[9]。但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则相对不足。
通过简单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承担家务劳动对收入存在负面影响这样一个命题在中国是否也成立，或者说是否会出现怎样的独特性，家务劳动的类别是否是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分析。本文试图进行这样一个工作。
二、 研究假设与数据 本文关注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的社会后果。具体而言，就是探讨家务劳动类型和时间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一） 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国内外大量文献均已揭示，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机制是：家务劳动量会影响个体能用于工作的时间、能够投入工作的精力。因此，承担繁重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只能选择对时间和精力要求不高的职业，或者受到雇主歧视而被安排到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并相应地不能获得高收入。据此得到本文的研究假设1：
假设1：个体所花费的家务时间越长，则其收入越低。
前期研究还发现，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还存在性别差异，也就是说，相比男性，女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会引发更大的工资损失。其秘密部分地在于家务劳动的类型划分：由于花费时间、精力差异，以及劳动强度、密度和时间强制性的不同，与非日常家务任务相比，花费在日常家务任务上的时间造成的收入惩罚会更大。因此，我们得出本文的另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2：家务劳动类型会影响收入水平。
具体表述为：
假设2A：日常家务劳动量越大，收入越低;
假设2B：非日常家务劳动量对收入没有影响。
（二） 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该调查的主要对象是：调查标准时点上（2010年12月1日）全国除港澳台以外居住在家庭户内的18～64周岁的男女两性中国公民。采用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PPS）抽样方法选取样本，有效问卷26 171份，其中女性占51.6%，男性占48.4%;居住在城镇的占52.4%，居住在农村的占47.6%;汉族占90.4%，少数民族占9.6%;18～34岁占257%，35～49岁占43.6%，50～64岁占30.7%。分析过程中均用“全国权数”进行了加权处理。
本文主要考察家务劳动对劳动收入的影响，选取了18～50岁的城市在婚①在职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在我们的调查总体中，根据年龄、户口、职业状况、婚姻状况等几个变量的取值，最终选取了5662个被调查者组成了本文的分析样本。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个人劳动收入，即问卷中的c18aA（“2009年的劳动收入，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经营性收入和农林牧渔收入等”）。因为有少数取值为0的个案，为了减少缺失值，根据研究惯例，分析时对C18aA加1后取对数，下文均简称“收入对数”。
2.自变量。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自变量包括性别和家务劳动。
（1）性别。取值为男和女，为虚拟变量，研究中男性为参照类。
（2）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劳动时间为连续变量，将问卷中的家务劳动时间变量h2bd（问卷调查前一天用于包括做饭、清洁、照顾家人、日常采购等各项家务的时间，以“分钟”为单位）除以60，转化为“小时”，使分析结果更便于解读。
（3）家务劳动分类信息。问卷询问的是被调查者近一年中从事包括做飯、洗碗、洗衣做卫生、照料孩子、家庭日常维修等九项家务劳动的情况，选项包括“从不、很少、约一半、大部分、全部，以及不适用”。考虑到家务的弹性和工作量，笔者选择了做饭、洗碗、洗衣做卫生、照料孩子生活、照料老人等五项家务作为日常家务劳动的指标，直接相加得到从事日常家务劳动的量这一指标。因为照料孩子和照料老人这两项各有785和1234个“不适用”的回答，如果将这部分人剔除出去会损失过多个案，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笔者将回答“不适用”的个案用“从不”代替②。
问卷设计中，非日常家务劳动应该包括“家庭日常维修”和“买煤、换煤气/砍柴等”两项，但是很显然，后一项劳动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家庭。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城市家庭而言，不仅缺失值非常大，而且缺失值存在系统偏误。由于条件比较好的小区或者新小区基本都有管道煤气或天然气，即便没有，条件稍好的地区都有相当便宜的送气上门服务，显然，这个问题的回答包含家庭经济条件等信息，所以，笔者选择放弃这一题项③，而只用“家庭日常维修”来操作化非日常家务劳动。同样，“不适用”编码为“从不”承担这项劳动。
3.控制变量。为了考察性别和家务劳动对收入的影响，我们要考虑控制一些常见的、既存在性别差异又可能影响家务劳动及收入的因素，包括：
（1）教育。直接用上学年数表达。
（2）工作年资。根据惯例，为了揭示工作年资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包括工作年资这一连续变量及年资的平方项④。工作年资由年龄减去初次工作的年龄得到。
（3）政治资本。用“是否党员”来操作化，非党员为参照类。
（4）职业信息。包括各类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及操作人员等六大类，以及“其他不便分类人员”。同样，为了减少缺失值，将不便分类人员也纳入模型进行计算。
（5）行业信息。由于只是作为控制变量，为了简便，笔者将原行业二十大类再合并为四大类，其中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合为一大类，简称“农林牧渔、制造等基础行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及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合为一大类，简称“各类服务业”;水电气生产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研和技术服务及地质勘查业合为一大类，简称“水电计算机金融地产业”;教育、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文体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合为一大类，简称“文教卫及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三） 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描述统计分析，交代本文所用变量的基本信息，也汇报所分析样本在收入、家务劳动及个人基本信息方面的性别差异。在第二部分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各要素对收入的影响效应，检验家务劳动特别是家务劳动类别对收入的影响效果及性别差异。 三、 结果与分析
（一） 收入及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
由表1可知，在上学年数、工作年资、政治资本、职业、行业性质等方面，我们的分析样本没有太大的性别差异。
中国城市18～50岁在婚在职者2009年年均收入接近28000元，其中男性约为32000元，女性不到24000，女性年均收入仅为男性的74.3%。18～50岁在婚在职者平均每天花费1.4小时用于家务劳动，其中男性平均花0.9小时，而女性花2小时，女性是男性的一倍多。具体到家务劳动类型，在家庭日常维修方面，男性承担的量是女性的一倍，而在做饭洗衣等日常家务劳动方面，女性承担量为男性的一倍。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很多学者将这两种家务劳动分别命名为男性家务劳动和女性家务劳动。
（二） 模型结果
为了估计家务劳動对收入的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如何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笔者使用嵌套（nested）方式建立4个模型：首先是基准模型（模型1），单独估计家务劳动时间的效应，之后依次加入家务劳动类别（模型2）、性别（模型3）、上学年数等控制变量（模型4），以观察家务劳动对收入的影响效应（系数）的变化。模型的因变量是收入的自然对数。
另外，为了估计家务劳动对收入的效应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考察家务劳动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笔者对模型4进行了分性别的计算，得到模型5和模型6。
我们先来看所有样本的嵌套模型结果。基准模型显示，家务劳动时间对个人劳动收入有负的影响，被调查者平均每天多做1小时家务，年均劳动收入减少大约14%（e-0.15）。同时考察家务劳动类别，模型2显示，家务劳动时间对劳动收入依然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影响略有所降低。日常家务劳动量对劳动收入存在显著的负效应，非日常家务劳动量对收入有微弱的正效应。加入性别变量后，家务劳动时间和日常家务劳动量依然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影响均有所减低，但非日常家务劳动量对收入的影响则消失，说明之前呈现出的微弱正相关实际上是由于性别变量导致的：因为非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男性承担，而男性的劳动收入普遍高于女性，这就造成了非日常家务劳动量与劳动收入之间的虚假负相关。
在模型3的基础上，模型4进一步控制个人上学年数、年资、政治资本等变量，考察家务劳动时间及类别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控制上述一系列变量后，模型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非日常家务劳动量依然没有显著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和性别的影响的显著性和效应均略有降低，日常家务劳动量的影响却略有所上升，这也说明至少在控制目前这些影响变量后，我们可以肯定，家务劳动对个人收入的负面影响确实存在，而且确实主要是通过日常家务劳动来实现的。
模型5和模型6考察模型4的性别差异。综合考察这三个模型，我们发现，家务劳动对收入影响的性别差异确实存在，对男性而言（模型5），家务劳动对收入基本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而言（模型6）日常家务劳动量呈现出比模型4更强的负面影响（详见表2）。
四、 结论和讨论
由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尝试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2010年12月收集的数据显示，对18～50岁的城市在婚在职人口而言，男女两性在读书年数、工作时间等方面基本相当，男性党员、领导人比率略高于女性。女性做家务的时间及承担日常家务劳动的量大都是男性的两倍，而年均劳动收入仅为男性的74.3%。这些与之前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说明近几年来中国城市家务劳动分工及收入分配方面的性别平等进展并不是很大。
第二，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确实存在，且主要通过日常家务劳动产生影响。同时我们发现，家务劳动对收入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而言，家务劳动对收入基本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而言，日常家务劳动对收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显然，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与外部世界的性别分层是紧密联系的，可以说存在某种相互构建的关系：一方面，夫妻间社会地位的对比会影响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劳动分工等;另一方面，个人在私人领域的处境比如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也会影响她/他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因此，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议题就不只是家长里短的小事，而是值得重视的研究议题。
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性别不平等的一些表现可能变得更加隐蔽，比如很多时候，看似男女两性都承担了家务，似乎家务劳动分工很平等了，如果认识停滞于此，我们可能会把女性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弱势地位完全归咎于女性自身原因（客观的人力资本不足或者主观的成就动机不足等）。而实际上，本文的研究发现，“你耕田来我织布”（现在可能应该是“你修车来我带娃”）这样的具体的家务劳动类型分工中可能隐含着性别收入的惩罚机制，需要深入挖掘方可知其奥秘。
本文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个小的案例分析，揭示新时代背景下性别不平等机制的隐蔽性，提醒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时刻小心谨慎。根据本文的观点，没有纯粹的私人事务，家庭中、夫妻间的关系与安排既是宏观社会性别制度的体现，也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如何真正促进性别平等需要谨慎思考和深入研究，在一些主流话语和政策层面过于强调女性家庭角色的承担时，对其复杂影响的审视十分必要，否则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最后要说明的是，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确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反向因果关系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难点。要论证家务劳动确实会影响收入水平，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使用纵向追踪调查数据，更细致地考察家务劳动的变化与收入之间的时间关系[8]。但是，目前国内基本没有适合进行此分析的追踪数据，因此笔者选择使用了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处理此问题，结果表明本文揭示的因果关系确实存在⑤。同时，根据女性主义理论，私人领域的诸种安排必然会影响公共领域，我们所分析的因果关系从逻辑上也是存在的，因此进行这样的分析是有价值的。
注释
① 在婚：婚姻状况选择回答“已婚”者，“离异”及“丧偶”者不计入。 ② 参见Noonan的做法（Noonan，M.C..的The impact of domestic work on men’s and women’s wages，载于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1年第63期，第1134–1145页。笔者对选择“不适用”的个案进行了分析，发现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这部分人并不会导致系统性的偏差。具体而言，生成一个新变量missing1，将在这些题项中选择了“不适用”的个案定义为1，没有选择“不适用”的定义为0，将这个新变量纳入本文的模型中，模型的基本参数没有大的改变，且该变量missing1的系数没有显著影响。限于篇幅，此处略去具体过程和计算结果。
③ 参见前面的做法，笔者生成了一个新变量missing2，将在这两个题项中选择了“不适用”的个案定义为1，没有选择不适用的定义为0，将这个新变量纳入本文的模型中，发现该变量missing2的系数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对我们所研究的问题而言，这两个题目选择“不适用”的个体是有独特性的，因此不宜将他们编码为“从不”承担该项家务劳动。限于篇幅，此处略去具体过程和计算结果。
④ 为了便于解读系数，实际计算中将年龄平方除以100。
⑤ 限于本文篇幅，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没有给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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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isig，J.P..WhoDoesMore Housework：Rich or Poor？-A Comparison of 33 Countrie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1，76（1）：74-99.
[4] Lennon，M.C.&Rosenfield，S.Relative Fairnes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The Importance of Options[J].Journal of Sociology，1994，100（2）：50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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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ersch，J.，Stratton，L.S..Housework，fixedeffects，and wages of married workers[J].The Journalof Human Resources，1997，32（2）：285-307.
[8] Noonan M.C..The Impact of Domestic Work on Men’s and Women’s Wages[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1，63 （4）：1134-1145.
[9] 王天夫，賴扬恩，李博柏.城市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1995-2003[J].社会学研究，2008（2）：23-53，243.
（责任编辑 王婷婷）
关键词： 家务劳动时间;日常家务劳动;非日常家务劳动;劳动收入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3.0009
两性的家务劳动分工及性别化的社会分层，是性别研究的两个重要议题。常识话语及传统理论观点常常默认现存性别分工的合理性，认为公私领域的角色分工是以性别差异为基础并吻合性别差异的。女性主义理论则质疑这种看法，认为没有所谓绝对的公私领域划分，二者不能截然割裂开来，比如，夫妻双方的传统家庭分工（女性在家庭事务尤其是家务劳动方面的投入大大超过男性）会影响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诸多表现，形塑出性别差异化的社会分层与地位。
但总体而言，家务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层基本上被划分为不同的研究领域。性别研究中关于家务分工的探讨很多，主要集中在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状况、发展趋势、影响因素等方面，家务分工作为研究的因变量出现，研究的理论框架包括资源对比、性别文化、时间分配等[1]。对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所产生后果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以一般性阐述为主，精确严谨的定量研究较少。
笔者认为，看似家庭内部事务的家务劳动分工与公共领域的性别社会分层具有紧密联系[2]，本文要研究的具体问题是，当前越来越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情況下，家务劳动对女性呈现出更大的收入惩罚，其中的原因和机理何在？
一、 文献回顾
近几十年来，虽然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逐步提高，但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家务劳动仍主要由女性承担[3]。已婚在职女性承担了三分之二的家务劳动，尤其是诸如做饭洗衣等这样一些琐碎无趣的日常家务劳动。这样的工作量大约是已婚在职男性的两倍[4]。因此，在两性之间家务分配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性。Hochschild用“第二轮班（theSecondShift）”这一概念来概述这样一种情形：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的量并没有根本的提高，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尽管经济地位日渐提升，妻子们除了在办公室进行第一轮班的工作，还要在家里进行第二轮班的工作（家务劳动）[5]。
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家庭责任的承担可能对个人的工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即所谓“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一些研究检验了已婚男性和女性的家务劳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效应，发现工作类型、工作时间、投入的精力以及雇主的歧视等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因素大多与家务劳动时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因此女性承担着格外多的家务劳动就可能是性别间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6]。
另外，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还存在性别差异，也就是说，相比男性，女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会引发更大的工资损失，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对女性更为严厉。其原因何在呢？
郑丹丹等： 你耕田来我织布：家务劳动对女性收入惩罚的机制分析研究者发现，家务劳动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其中洗衣、做饭、照料孩子、收拾屋子等这些家务劳动极耗精力，而且大多必须及时完成，几乎没有什么弹性，不能根据工作时间进行调整。最要命的是，这些工作永无止尽。其他一些家务劳动比如修理工作、零时性的体力活，甚至辅导孩子功课等，较之做饭、照料幼儿等家务，则不那么频繁且弹性大得多，可以根据工作时间进行调整。
很显然，这样两类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一般而言，前者主要由女性承担，后者大多由男性承担。为了凸显这一特点，有些研究者将前者命名为“女性家务劳动”，后者为“男性家务劳动”。然而，也有些学者担心这样的命名可能反而会去固化甚至合理化这样一种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现实，主张用更一般化的语言来对之加以界定，比如将前一类家务劳动称为“日常家务劳动”，后者称为“非日常家务劳动”[7]。
不论如何命名，研究者发现，男性家务劳动的灵活性和不频繁性特点意味着这些家务任务可能对工资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花费在女性家务任务上的时间对工作却会有负的影响。因此，对家务劳动类型的分类就可以解释先前的研究发现，即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总的时间负向影响女性的工资，而对男性工资的影响作用很小[8]。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性别平等的思想产生于对女性局限于家庭事务的批判，认为正是由于女性肩负了繁重的家务责任，才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因此，最初的解决方案是推广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并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因为这些政策，中国女性获得了接近于男性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比例，且女性工作比例为世界最高的90%。但是，高比例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没有自动带来社会主义所承诺的性别平等。相反，女性通常发现自己陷于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之中。尽管中国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在国际比较中已经是名列前茅，但总体上她们的收入还是要低约25%。即使控制了其他因素，女性的收入还是比男性少。特别是具有同等教育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工作经验的女性的收入仍然低于男性[9]。但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则相对不足。
通过简单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承担家务劳动对收入存在负面影响这样一个命题在中国是否也成立，或者说是否会出现怎样的独特性，家务劳动的类别是否是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分析。本文试图进行这样一个工作。
二、 研究假设与数据 本文关注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的社会后果。具体而言，就是探讨家务劳动类型和时间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一） 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国内外大量文献均已揭示，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机制是：家务劳动量会影响个体能用于工作的时间、能够投入工作的精力。因此，承担繁重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只能选择对时间和精力要求不高的职业，或者受到雇主歧视而被安排到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并相应地不能获得高收入。据此得到本文的研究假设1：
假设1：个体所花费的家务时间越长，则其收入越低。
前期研究还发现，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还存在性别差异，也就是说，相比男性，女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会引发更大的工资损失。其秘密部分地在于家务劳动的类型划分：由于花费时间、精力差异，以及劳动强度、密度和时间强制性的不同，与非日常家务任务相比，花费在日常家务任务上的时间造成的收入惩罚会更大。因此，我们得出本文的另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2：家务劳动类型会影响收入水平。
具体表述为：
假设2A：日常家务劳动量越大，收入越低;
假设2B：非日常家务劳动量对收入没有影响。
（二） 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该调查的主要对象是：调查标准时点上（2010年12月1日）全国除港澳台以外居住在家庭户内的18～64周岁的男女两性中国公民。采用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PPS）抽样方法选取样本，有效问卷26 171份，其中女性占51.6%，男性占48.4%;居住在城镇的占52.4%，居住在农村的占47.6%;汉族占90.4%，少数民族占9.6%;18～34岁占257%，35～49岁占43.6%，50～64岁占30.7%。分析过程中均用“全国权数”进行了加权处理。
本文主要考察家务劳动对劳动收入的影响，选取了18～50岁的城市在婚①在职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在我们的调查总体中，根据年龄、户口、职业状况、婚姻状况等几个变量的取值，最终选取了5662个被调查者组成了本文的分析样本。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个人劳动收入，即问卷中的c18aA（“2009年的劳动收入，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经营性收入和农林牧渔收入等”）。因为有少数取值为0的个案，为了减少缺失值，根据研究惯例，分析时对C18aA加1后取对数，下文均简称“收入对数”。
2.自变量。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自变量包括性别和家务劳动。
（1）性别。取值为男和女，为虚拟变量，研究中男性为参照类。
（2）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劳动时间为连续变量，将问卷中的家务劳动时间变量h2bd（问卷调查前一天用于包括做饭、清洁、照顾家人、日常采购等各项家务的时间，以“分钟”为单位）除以60，转化为“小时”，使分析结果更便于解读。
（3）家务劳动分类信息。问卷询问的是被调查者近一年中从事包括做飯、洗碗、洗衣做卫生、照料孩子、家庭日常维修等九项家务劳动的情况，选项包括“从不、很少、约一半、大部分、全部，以及不适用”。考虑到家务的弹性和工作量，笔者选择了做饭、洗碗、洗衣做卫生、照料孩子生活、照料老人等五项家务作为日常家务劳动的指标，直接相加得到从事日常家务劳动的量这一指标。因为照料孩子和照料老人这两项各有785和1234个“不适用”的回答，如果将这部分人剔除出去会损失过多个案，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笔者将回答“不适用”的个案用“从不”代替②。
问卷设计中，非日常家务劳动应该包括“家庭日常维修”和“买煤、换煤气/砍柴等”两项，但是很显然，后一项劳动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家庭。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城市家庭而言，不仅缺失值非常大，而且缺失值存在系统偏误。由于条件比较好的小区或者新小区基本都有管道煤气或天然气，即便没有，条件稍好的地区都有相当便宜的送气上门服务，显然，这个问题的回答包含家庭经济条件等信息，所以，笔者选择放弃这一题项③，而只用“家庭日常维修”来操作化非日常家务劳动。同样，“不适用”编码为“从不”承担这项劳动。
3.控制变量。为了考察性别和家务劳动对收入的影响，我们要考虑控制一些常见的、既存在性别差异又可能影响家务劳动及收入的因素，包括：
（1）教育。直接用上学年数表达。
（2）工作年资。根据惯例，为了揭示工作年资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包括工作年资这一连续变量及年资的平方项④。工作年资由年龄减去初次工作的年龄得到。
（3）政治资本。用“是否党员”来操作化，非党员为参照类。
（4）职业信息。包括各类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及操作人员等六大类，以及“其他不便分类人员”。同样，为了减少缺失值，将不便分类人员也纳入模型进行计算。
（5）行业信息。由于只是作为控制变量，为了简便，笔者将原行业二十大类再合并为四大类，其中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合为一大类，简称“农林牧渔、制造等基础行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及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合为一大类，简称“各类服务业”;水电气生产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研和技术服务及地质勘查业合为一大类，简称“水电计算机金融地产业”;教育、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文体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合为一大类，简称“文教卫及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三） 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描述统计分析，交代本文所用变量的基本信息，也汇报所分析样本在收入、家务劳动及个人基本信息方面的性别差异。在第二部分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各要素对收入的影响效应，检验家务劳动特别是家务劳动类别对收入的影响效果及性别差异。 三、 结果与分析
（一） 收入及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
由表1可知，在上学年数、工作年资、政治资本、职业、行业性质等方面，我们的分析样本没有太大的性别差异。
中国城市18～50岁在婚在职者2009年年均收入接近28000元，其中男性约为32000元，女性不到24000，女性年均收入仅为男性的74.3%。18～50岁在婚在职者平均每天花费1.4小时用于家务劳动，其中男性平均花0.9小时，而女性花2小时，女性是男性的一倍多。具体到家务劳动类型，在家庭日常维修方面，男性承担的量是女性的一倍，而在做饭洗衣等日常家务劳动方面，女性承担量为男性的一倍。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很多学者将这两种家务劳动分别命名为男性家务劳动和女性家务劳动。
（二） 模型结果
为了估计家务劳動对收入的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如何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笔者使用嵌套（nested）方式建立4个模型：首先是基准模型（模型1），单独估计家务劳动时间的效应，之后依次加入家务劳动类别（模型2）、性别（模型3）、上学年数等控制变量（模型4），以观察家务劳动对收入的影响效应（系数）的变化。模型的因变量是收入的自然对数。
另外，为了估计家务劳动对收入的效应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考察家务劳动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笔者对模型4进行了分性别的计算，得到模型5和模型6。
我们先来看所有样本的嵌套模型结果。基准模型显示，家务劳动时间对个人劳动收入有负的影响，被调查者平均每天多做1小时家务，年均劳动收入减少大约14%（e-0.15）。同时考察家务劳动类别，模型2显示，家务劳动时间对劳动收入依然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影响略有所降低。日常家务劳动量对劳动收入存在显著的负效应，非日常家务劳动量对收入有微弱的正效应。加入性别变量后，家务劳动时间和日常家务劳动量依然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影响均有所减低，但非日常家务劳动量对收入的影响则消失，说明之前呈现出的微弱正相关实际上是由于性别变量导致的：因为非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男性承担，而男性的劳动收入普遍高于女性，这就造成了非日常家务劳动量与劳动收入之间的虚假负相关。
在模型3的基础上，模型4进一步控制个人上学年数、年资、政治资本等变量，考察家务劳动时间及类别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控制上述一系列变量后，模型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非日常家务劳动量依然没有显著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和性别的影响的显著性和效应均略有降低，日常家务劳动量的影响却略有所上升，这也说明至少在控制目前这些影响变量后，我们可以肯定，家务劳动对个人收入的负面影响确实存在，而且确实主要是通过日常家务劳动来实现的。
模型5和模型6考察模型4的性别差异。综合考察这三个模型，我们发现，家务劳动对收入影响的性别差异确实存在，对男性而言（模型5），家务劳动对收入基本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而言（模型6）日常家务劳动量呈现出比模型4更强的负面影响（详见表2）。
四、 结论和讨论
由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尝试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2010年12月收集的数据显示，对18～50岁的城市在婚在职人口而言，男女两性在读书年数、工作时间等方面基本相当，男性党员、领导人比率略高于女性。女性做家务的时间及承担日常家务劳动的量大都是男性的两倍，而年均劳动收入仅为男性的74.3%。这些与之前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说明近几年来中国城市家务劳动分工及收入分配方面的性别平等进展并不是很大。
第二，家务劳动的收入惩罚确实存在，且主要通过日常家务劳动产生影响。同时我们发现，家务劳动对收入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而言，家务劳动对收入基本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而言，日常家务劳动对收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显然，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与外部世界的性别分层是紧密联系的，可以说存在某种相互构建的关系：一方面，夫妻间社会地位的对比会影响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劳动分工等;另一方面，个人在私人领域的处境比如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也会影响她/他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因此，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议题就不只是家长里短的小事，而是值得重视的研究议题。
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性别不平等的一些表现可能变得更加隐蔽，比如很多时候，看似男女两性都承担了家务，似乎家务劳动分工很平等了，如果认识停滞于此，我们可能会把女性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弱势地位完全归咎于女性自身原因（客观的人力资本不足或者主观的成就动机不足等）。而实际上，本文的研究发现，“你耕田来我织布”（现在可能应该是“你修车来我带娃”）这样的具体的家务劳动类型分工中可能隐含着性别收入的惩罚机制，需要深入挖掘方可知其奥秘。
本文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个小的案例分析，揭示新时代背景下性别不平等机制的隐蔽性，提醒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时刻小心谨慎。根据本文的观点，没有纯粹的私人事务，家庭中、夫妻间的关系与安排既是宏观社会性别制度的体现，也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如何真正促进性别平等需要谨慎思考和深入研究，在一些主流话语和政策层面过于强调女性家庭角色的承担时，对其复杂影响的审视十分必要，否则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最后要说明的是，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确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反向因果关系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难点。要论证家务劳动确实会影响收入水平，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使用纵向追踪调查数据，更细致地考察家务劳动的变化与收入之间的时间关系[8]。但是，目前国内基本没有适合进行此分析的追踪数据，因此笔者选择使用了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处理此问题，结果表明本文揭示的因果关系确实存在⑤。同时，根据女性主义理论，私人领域的诸种安排必然会影响公共领域，我们所分析的因果关系从逻辑上也是存在的，因此进行这样的分析是有价值的。
注释
① 在婚：婚姻状况选择回答“已婚”者，“离异”及“丧偶”者不计入。 ② 参见Noonan的做法（Noonan，M.C..的The impact of domestic work on men’s and women’s wages，载于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1年第63期，第1134–1145页。笔者对选择“不适用”的个案进行了分析，发现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这部分人并不会导致系统性的偏差。具体而言，生成一个新变量missing1，将在这些题项中选择了“不适用”的个案定义为1，没有选择“不适用”的定义为0，将这个新变量纳入本文的模型中，模型的基本参数没有大的改变，且该变量missing1的系数没有显著影响。限于篇幅，此处略去具体过程和计算结果。
③ 参见前面的做法，笔者生成了一个新变量missing2，将在这两个题项中选择了“不适用”的个案定义为1，没有选择不适用的定义为0，将这个新变量纳入本文的模型中，发现该变量missing2的系数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对我们所研究的问题而言，这两个题目选择“不适用”的个体是有独特性的，因此不宜将他们编码为“从不”承担该项家务劳动。限于篇幅，此处略去具体过程和计算结果。
④ 为了便于解读系数，实际计算中将年龄平方除以100。
⑤ 限于本文篇幅，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没有给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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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oonan M.C..The Impact of Domestic Work on Men’s and Women’s Wages[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1，63 （4）：1134-1145.
[9] 王天夫，賴扬恩，李博柏.城市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1995-2003[J].社会学研究，2008（2）：23-53，243.
（责任编辑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