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们都是爱国的台湾人，都希望结束内战，实现祖国统一。其中不少人家境都不错，是台湾社会的精英，但他们同情底层群众，选择加入共产党，为追求社会进步将生死置之度外。”
台共在日据时代便在岛上生根，但壮大却是在1946年后的短短数年内。据保守估计，1949至1954年的“白色恐怖”期间，至少有3000名台湾共产党人、爱国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遇害，并有8000名以上的民众被投入刑期为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二十几年来，为了寻访被湮灭的历史，苗栗客家青年蓝博洲走遍台湾的城镇与山村，并远赴大陆各地、香港和日本，采集幸存者的历史证言。
郭琇琮：具有强烈中国人意识
郭琇琮是日据末期到光复初期台湾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同时代人流传的台北学运四巨头之一。据郭琇琮遗孀林雪娇和身边人回忆，郭琇琮在就读台北帝大医学部期间，在骑马、游泳、田径、音乐上已经展现了超出同侪的杰出才华，而且成为一个具有强烈中国人意识的民族主义者。
在弟弟郭琇琳眼里，他的二哥郭琇琮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当年之所以顺从父亲的意思学医，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救世。他甚至立志要当台湾的‘史怀哲’呢！”
果不其然，大学毕业前不久的1944年，因为在台北帝大发展汉民族意识的反日学生组织，郭琇琮与同学蔡忠恕等人被日本宪兵逮捕，判刑5年。日本宪兵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他，像他那样在日治台湾社会下受惠的菁英分子，何以还会走上抗日之途？郭琇琮回答：“身为一个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人，尽管个人的生活比别的台湾人安定，家境富裕;但这种个人与日本人的‘平等’，不过是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被同化的耻辱罢了！”
林雪娇说，郭琇琮1947年“二二八”之后参加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是他一个重要转折，从此“走出了思想苦闷的阴影”。“二二八”期间，他曾把学生分成几个小队去劫南机场的弹药仓库，试图解除国军的武装，但最后没有成功。
后来郭琇琮担任台北市工委会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支部，直到1950年5月2日被捕并判处死刑。临刑前一天，他在写给妻子的小纸条上写道：“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钟浩东：高唱《幌马车之歌》告别
钟浩东自小便是个有傲骨的人，他在中学时代偷偷阅读大陆作家的作品。有一次在课堂上被日籍教师发现后遭到辱骂，钟浩东倔强地辩称，“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读中文书”，日籍教师举鞭抽打并大骂“清国奴”，他抓起桌上的书扔向那个日籍教师。
1940年，钟浩东、蒋蕴瑜（钟浩东妻子）等5人决心赴祖国大陆去参加抗日战争。他们为了筹集路费，想过冒险违法私买黄金，然后把黄金炼成金条塞入肛门带出境。但他们过于乐观天真——在从香港坐火车到广东惠州淡水时，因联想起台湾的淡水，5人边走路边唱起日文进行曲《淡水河之歌》，结果被国民党边防军认为是“日本间谍”而抓捕。
时任国民常政府官员、和钟浩东交情甚笃的丘念台主动向官方担保，并说服这5个人到他东区服务队工作。广泛接触现实之后，钟浩东思想开始“左”倾。1944年，钟浩东、萧道应被秘密吸收，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外围进步组织——抗日民主同盟。
返台后，钟浩东担任基隆中学的校长，实现了自己的办学夙愿。原基隆中学老师、政治受难者李旺辉说，钟浩东当校长时，整个基隆中学上自校长下到校工，完全为学生设想，不争权夺利，学生的民主风气也很盛。但钟最为人敬重的，还是被捕之后拒绝国民党的“感训”。他曾经绝食，也不上课。“我的同志都死了！”他说，“我身为领导者，岂有脸面苟活下去！”
1950年10月14日清晨，钟浩东唱着他和蒋蕴瑜年轻恋爱时最喜欢的《幌马车之歌》，从容地走向刑场。“钟浩东每次唱起这首歌，就会忍不住想起南部家乡美丽的田园景色。”
吴思汉：三千里“洄游故里”
不同于钟浩东等人从台湾经上海到广东干革命的经历，同时期还有一名台湾青年，中断在日本的留学，伪造证件，只身一人经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华北沦陷区，最后抵达陪都重庆参加抗日。这个青年就是吴思汉。
出生在台南白河镇的吴思汉从小接受“军国主义”教育。“下课的时候，学生不能直接从大门走出去，得先面向挂有天皇玉照的校长室，脱帽，行九十度最敬礼，然后才能走出去;进来也是一样，没有敬礼会被处罚，没有人敢开玩笑，这是思想问题。”台北高等学校的同学蔡水源回忆，民族意识强烈的调和仔（昊思汉小名）就是那些敢于反抗的台湾学生之一。
学医是当时众多台湾学生的选择。考上京都帝大医学部后，吴思汉恐怕自己在毕业前就会以充当“日本军医”的名义被强征到前线，与祖国军士枪口相向，就和同学商量对策。读工学部土木系的国内留学生戴振本建议他可以“先随自己潜入沦陷区，然后再设法突破前线，深入内地”。
吴思汉当然为之雀跃，他买了将近一千日圆的药品以维持沿途开销。结果刚到东北，就被华人检查员和日籍主管拦下没收。这期间，他当过北大学生，也因为形势变化无法前行而在租界短期谋职，曾在街头过夜挨冻，也遇到过生平第一次的美机空袭。
好不容易到了河南，谁知县长竟断定他是日本人，下令将他们拘押。所幸查清事实后，县长将其释放，且以礼相待。一波三折。到达陪都重庆，吴思汉参加抗日工作的要求与热情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再次受到怀疑与陷害。国民党军方已与美军驻华机构接头停当，要用美军飞机把吴思汉投落台湾，叫他与阿里山的抗日游击队联系，以配合美軍登陆作战。
其实国民党也知道，阿里山是没有抗日游击队的。其结果，将是“用日本人之刀，杀台湾的抗日分子”。在当时的《大公报》记者李纯青看来，吴思汉寻找祖国三千里的过程，“一关比一关难闯难越，其曲折惊险，有如希腊神话英雄尤里西斯还乡记。”
台共在日据时代便在岛上生根，但壮大却是在1946年后的短短数年内。据保守估计，1949至1954年的“白色恐怖”期间，至少有3000名台湾共产党人、爱国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遇害，并有8000名以上的民众被投入刑期为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二十几年来，为了寻访被湮灭的历史，苗栗客家青年蓝博洲走遍台湾的城镇与山村，并远赴大陆各地、香港和日本，采集幸存者的历史证言。
郭琇琮：具有强烈中国人意识
郭琇琮是日据末期到光复初期台湾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同时代人流传的台北学运四巨头之一。据郭琇琮遗孀林雪娇和身边人回忆，郭琇琮在就读台北帝大医学部期间，在骑马、游泳、田径、音乐上已经展现了超出同侪的杰出才华，而且成为一个具有强烈中国人意识的民族主义者。
在弟弟郭琇琳眼里，他的二哥郭琇琮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当年之所以顺从父亲的意思学医，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救世。他甚至立志要当台湾的‘史怀哲’呢！”
果不其然，大学毕业前不久的1944年，因为在台北帝大发展汉民族意识的反日学生组织，郭琇琮与同学蔡忠恕等人被日本宪兵逮捕，判刑5年。日本宪兵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他，像他那样在日治台湾社会下受惠的菁英分子，何以还会走上抗日之途？郭琇琮回答：“身为一个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人，尽管个人的生活比别的台湾人安定，家境富裕;但这种个人与日本人的‘平等’，不过是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被同化的耻辱罢了！”
林雪娇说，郭琇琮1947年“二二八”之后参加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是他一个重要转折，从此“走出了思想苦闷的阴影”。“二二八”期间，他曾把学生分成几个小队去劫南机场的弹药仓库，试图解除国军的武装，但最后没有成功。
后来郭琇琮担任台北市工委会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支部，直到1950年5月2日被捕并判处死刑。临刑前一天，他在写给妻子的小纸条上写道：“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钟浩东：高唱《幌马车之歌》告别
钟浩东自小便是个有傲骨的人，他在中学时代偷偷阅读大陆作家的作品。有一次在课堂上被日籍教师发现后遭到辱骂，钟浩东倔强地辩称，“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读中文书”，日籍教师举鞭抽打并大骂“清国奴”，他抓起桌上的书扔向那个日籍教师。
1940年，钟浩东、蒋蕴瑜（钟浩东妻子）等5人决心赴祖国大陆去参加抗日战争。他们为了筹集路费，想过冒险违法私买黄金，然后把黄金炼成金条塞入肛门带出境。但他们过于乐观天真——在从香港坐火车到广东惠州淡水时，因联想起台湾的淡水，5人边走路边唱起日文进行曲《淡水河之歌》，结果被国民党边防军认为是“日本间谍”而抓捕。
时任国民常政府官员、和钟浩东交情甚笃的丘念台主动向官方担保，并说服这5个人到他东区服务队工作。广泛接触现实之后，钟浩东思想开始“左”倾。1944年，钟浩东、萧道应被秘密吸收，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外围进步组织——抗日民主同盟。
返台后，钟浩东担任基隆中学的校长，实现了自己的办学夙愿。原基隆中学老师、政治受难者李旺辉说，钟浩东当校长时，整个基隆中学上自校长下到校工，完全为学生设想，不争权夺利，学生的民主风气也很盛。但钟最为人敬重的，还是被捕之后拒绝国民党的“感训”。他曾经绝食，也不上课。“我的同志都死了！”他说，“我身为领导者，岂有脸面苟活下去！”
1950年10月14日清晨，钟浩东唱着他和蒋蕴瑜年轻恋爱时最喜欢的《幌马车之歌》，从容地走向刑场。“钟浩东每次唱起这首歌，就会忍不住想起南部家乡美丽的田园景色。”
吴思汉：三千里“洄游故里”
不同于钟浩东等人从台湾经上海到广东干革命的经历，同时期还有一名台湾青年，中断在日本的留学，伪造证件，只身一人经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华北沦陷区，最后抵达陪都重庆参加抗日。这个青年就是吴思汉。
出生在台南白河镇的吴思汉从小接受“军国主义”教育。“下课的时候，学生不能直接从大门走出去，得先面向挂有天皇玉照的校长室，脱帽，行九十度最敬礼，然后才能走出去;进来也是一样，没有敬礼会被处罚，没有人敢开玩笑，这是思想问题。”台北高等学校的同学蔡水源回忆，民族意识强烈的调和仔（昊思汉小名）就是那些敢于反抗的台湾学生之一。
学医是当时众多台湾学生的选择。考上京都帝大医学部后，吴思汉恐怕自己在毕业前就会以充当“日本军医”的名义被强征到前线，与祖国军士枪口相向，就和同学商量对策。读工学部土木系的国内留学生戴振本建议他可以“先随自己潜入沦陷区，然后再设法突破前线，深入内地”。
吴思汉当然为之雀跃，他买了将近一千日圆的药品以维持沿途开销。结果刚到东北，就被华人检查员和日籍主管拦下没收。这期间，他当过北大学生，也因为形势变化无法前行而在租界短期谋职，曾在街头过夜挨冻，也遇到过生平第一次的美机空袭。
好不容易到了河南，谁知县长竟断定他是日本人，下令将他们拘押。所幸查清事实后，县长将其释放，且以礼相待。一波三折。到达陪都重庆，吴思汉参加抗日工作的要求与热情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再次受到怀疑与陷害。国民党军方已与美军驻华机构接头停当，要用美军飞机把吴思汉投落台湾，叫他与阿里山的抗日游击队联系，以配合美軍登陆作战。
其实国民党也知道，阿里山是没有抗日游击队的。其结果，将是“用日本人之刀，杀台湾的抗日分子”。在当时的《大公报》记者李纯青看来，吴思汉寻找祖国三千里的过程，“一关比一关难闯难越，其曲折惊险，有如希腊神话英雄尤里西斯还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