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博物馆的服务对象为观众，如何增强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印象和如何让博物馆讲好自己的“故事”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针对收集的159份陕西历史博物馆调查问卷，讨论博物馆观众的来源与参观记忆的相关性，通过观众的性别、年龄、地域的差异性分析，总结观众记忆最深的展厅与感受到的文物价值的异同，从而分析不同地区观众的族群历史认同与其博物馆记忆的密切关系，为博物馆根据自身情况找到合适的策展方向提供思路。
　　关键词：陕西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参观记忆;展览;族群;族群边缘
　　0 引言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具有常驻展厅5个，分别是基本陈列1厅～3厅、大唐遗宝展厅和唐墓壁画精品展。每日接待观众除了来自中国不同地区，还有全球不同国家。2020年10月28日—10月29日，笔者随机选取了159名观众，填写了调查问卷，其中中国人144人，外国人15人，研究族群历史认同与观众参观博物馆记忆的相关性。
　　1 研究背景
　　1.1 族群与族群边缘
　　族群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传统的观念中，族群往往和民族混淆，被认为是一群有共同语言、宗教、服饰、血统、体质与风俗习惯等文化特征的人①，而某些文化特征就会被认为是民族特征。王明珂提出：“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①这也就是“我们”与“他们”的共生，“本族”与“异族”的共生，“异文化”与“本族文化”的共生。“没有族群边缘就没有族群核心”①，这也就引出了关于族群边缘的问题。族群边缘是一群人强调文化特征，以限定“我群”而区别他群。②这种文化特征的限定可以等同于认同感。同样，认同感也是相对的，即一个人可以既有民族认同感也有家乡认同感，这两者的“我群”与“他群”的界限明显不同。
　　1.2 历史认同与博物馆
　　一群人的认同来源于同一记忆，历史的认同来源于对历史的同一记忆，而历史的记忆是通过不同的歷史叙述传承。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述是历史的形成方式，包含了对史料的论证、编织情节和解释过程。③杜赞奇认为历史叙述和话语是“过去”的表述和传递形式。④对此学术界进行了诸多讨论，文献、口述、图像是历史记忆的承载形式，而固化的历史遗迹、建筑形式、博物馆、纪念碑等，甚至是少数民族身上的民族服饰，也是一种历史记忆的表达。博物馆所叙述的历史记忆可以使观众产生一种历史认同，这种认同是双线的，即认同及不认同。而不论认同还是不认同，都会产生一定的印象。本文则主要通过调查观众的印象，探讨族群的历史认同差异。
　　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2.1 观众性别与年龄
　　在随机调查中，填写调查表的男性为59人，女性为100人，男女性别约为1∶1.7，性别差异较大，女性高出男性几乎2倍。年龄段划分为20岁及以下、21～35岁、36～45岁、46～60岁及60岁以上。观众的性别与年龄分布年龄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参与调查的观众年龄集中在“20岁及以下”和“21～35岁”两个年龄段，其中数量较多的为“21～35岁”的女性观众，其次是“20岁及以下”的女性观众及“21～35岁”的男性观众。
　　中国男女性观众的人数在“20～35岁”最多，其次是“20岁及以下”，“36～45岁”又次之，最后为“46～60岁”和“60岁以上”。而女性观众的人数在大部分年龄段大于男性，“46～60岁”段的男女人数相等。除去不存在“大于60岁”的男性观众外，男女观众各年龄段（从年龄小到年龄大）的人数比分别为1∶1.8、1∶1.8、1∶2.2、1∶1，各年龄段人数男女性别比与总体性别比相吻合。
　　外国观众男性多于女性，比例约为1∶0.6。“46～60岁”的观众最多，其中“21～35岁”及“46～60岁”男性观众居多，其次是“46～60岁”女性观众。
　　填写调查表的中国观众大多为青壮年女性，其次为青年男性，而中年男性、老年男性和女性都极少。而外国观众则为壮年男性及老年男性居多，老年女性次之。产生这种差异可能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方面笔者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一般是年轻人更有意向填表，年轻人经常接触各类调查表，甚至大多自己曾经设计过调查表，故对此较为熟悉。而中年人可能更多的是带着家人孩子外出，需要照看孩子，无法填表。另一方面，对于老年人，在调查过程中，有老人如实告知笔者看不清字，老人视力下降也是没办法做调查表的原因之一。
　　2.2 观众地域分布
　　将中国地域按照七大行政区域划分为华北（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东北（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华东（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安徽省、福建省、山东省、台湾地区）、华南（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华中（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西南（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西北（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域分布比例如图1所示，另外还有未填地址11人，美国观众15人。由图可见，华东地区人数最多，其次是西北地区和华中地区，而且西北地区20人为陕西省人，华南地区和华北地区次之，最后为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
　　其中调查的15个外国观众均为美国人，28—29日所见外国观众基本上为旅行团观众，故国籍相同，年龄相仿。
　　3 参观印象的调查结果
　　笔者调查了观众认为博物馆记忆最深刻的展厅及所感受到的文物价值两个方面，分别得出以下结果。
　　3.1 文物价值的感受
　　中国文物保护法律体系从1960年起确定的表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①这也就是常说的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三大价值的由来。而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版中又增加了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第3条 文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②其中《准则》对文物各个价值的内涵也进行了阐释。① 　　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调查了观众参观完博物馆之后感受到更多的是展品什么价值，中国观众与外国观众的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可见，不论是中国观众还是外国观众，感受最深的都是历史价值，其次是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感受较少，这与观众来博物馆的目的与博物馆的引导有关。陕西历史博物馆本身就是以历史为主题的博物馆，其运用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顺序来展示，观众大多抱着感受历史心态而来，故最先感受的就是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是指一个地区的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标志，笔者另外做了一个小调查，调查观众是否认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了陕西特色。参与调查的159人中122人认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展示出了陕西特色，34人觉得一般，仅有3人觉得没有展出陕西特色，排除误差，基本上98.1%的人认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已经展出了陕西特色。
　　对于展品背后的科技水平与艺术技巧则需要观众自身较高的文化素质水平或者博物馆对其科技或艺术技艺的复原、解读等其他专业的解释说明。近些年来，各大博物馆都在努力让博物馆文物活化，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在逐渐体现。但作为地方性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所带来的文物科技和艺术水平展示相比于更加直接的文物承载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就稍显不足。
　　但也正是因为观众感受最深的是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笔者对陕西历史博物馆观众的族群认同感调查才成为可能。
　　3.2 记忆最深刻的展厅
　　陕西历史博物馆开放5个展厅，分别是基本陈列1厅～3厅、大唐遗宝展厅和大唐壁画精品展①，其中大唐遗宝展厅和大唐壁画精品展为收费展厅。因调查表为多选项，故人数总数多于159人。
　　中国观众与美国观众对比，观众记忆最深刻的展厅对比图如图3所示。由图可见，中国观众记忆最深刻的展厅为基本陈列3厅（唐至唐以后），其次是大唐遗宝展厅，接下来为基本陈列1厅和2厅，大唐壁画精品展次之。而由图3可以看到，对于美国观众来说，最令他们记忆深刻的是基本陈列展厅2厅（汉至魏晋南北朝），其次是基本陈列3厅，而其余展厅差别不大，这与中国观众有所区别。
　　3.3 国内对比数据
　　以中国地域划分观众对比，因大唐遗宝展厅与大唐壁画精品展是收费展厅，其展厅内部设施、陈列设计、观众参观心情与前三个基本展厅均有区别，故在此不与讨论。为了探讨族群的历史认同感，基本陈列展厅涵盖了古长安所经历的所有历史，作为对比组。横坐标为各个地区，纵坐标为三个展厅被选作印象最深的数量占各地区人群作答人数的百分比，如图4所示。
　　由图可见，虽基本陈列3厅在三个基本陈列展厅中令人普遍记忆深刻，但不同地区对三个展厅的记忆有所差别。对基本陈列1厅记忆深刻的占比从大到小的排列为华中西南、华南、华东、西北、东北、华北地区;基本陈列2厅的占比从大到小排列为华南、西南西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基本陈列3厅的占比从大到小队的排列为华北、东北、华中、西北、华东、华南、西南地区。其中，华北、东北地区人群对基本陈列3厅情有独钟，华南与西南地区对三个展厅差异较小。
　　4 小结
　　在对比中国观众与外国观众的差异时，我们可以看到明显差异，中国观众更加关注唐朝展厅，而外国观众大多选择了汉-魏晋南北朝的展厅。笔者认为在此可将中国观众看作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文物的历史主人的“我群”，而外国观众则可视为“他群”，“我群”看到同一历史记忆时，会产生正向的认同感，可以理解为我们日常说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这时群体中的个体会寻找最优秀的载体。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最繁盛的时期就是盛唐长安，绝对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际化大都市，所以中国观众对此有强烈的认同感，而记忆深刻。外国观众作为“他群”更加感兴趣“不认同感”，即与自己有边缘差异的“异文化”，见识不同的文化差异。基本陈列2厅是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由汉代展品构成。汉代作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时期，一直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如汉人、汉服、汉字、汉语等，是未与外来文化深入交流的较为纯粹的中华文化时期。基本陈列2厅较多地展出了陶俑、人俑、画像石、青铜器、明器等，基本陈列3厅展出较多的金银器、唐三彩及镇墓兽、人俑等。相比唐朝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结合，汉代的展品更加古朴自然，更加符合外国观众对古代中国人的期待。
　　对比中国不同地区的族群认同与博物馆记忆，因为族群边缘变化，此时“我群”可能仅仅是陕西人群甚至是西安人群，而其他区域的观众均为“他群”，这时除了以陕西人群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人群寻找历史认同感之外，其他地区人群均为“不认同感”，独特的“陕西”展品更能让其印象深刻，也就是各自区域所缺少的文化特点。大部分地区对基本陈列3厅的印象深刻的人数占比为50%左右，而华北与东北地区人数占比高达80%以上，除去人数较少带来的影响，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东北和华北地区在唐代文化并不繁荣，而古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来自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游客更容易被古长安吸引，补充家乡未见的中华文化的盛唐荣光;其次，这两个地区文化的地域性表现较为突出，具有“我群”标签的文物较多，东北地区的展品展示着边疆各族人民不断融合的特色，华北地区的展品则以独特的中山国、邢窑及明清文物见长，这些均与唐代长安中西融汇的文物差别较大，使这两个地区的观众对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展品印象深刻。
　　另外，三个展厅对华南与西南地区人群留下印象差别较小，可能与二者与长安历史时期完全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对于这两个地区人群来说，各个时期的“异文化”对他们的冲击差别不大，而唐代器物完全因其精美而略胜一筹。
　　通过此次调查，可以得知观众对博物馆的展出记忆与族群历史认同有极大的关系，而族群边缘的动态性也在展出记忆中有所体现。结合族群历史认同，博物馆应该根据自身的目标人群及日常主要观众来源为博物馆策展方向提供依据，让博物馆展览更加具有特点，更能给观众、社会带来价值。
　　在博物馆历史叙述中加入人类学视角，可以更加关注弱势文化，也就是各个地区更加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更好地找到文化精髓，保护弱势文化，让弱势文化不再“弱势”。人类学的加入会使博物馆更加贴近人群，了解观众，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觀众的参观心理、参观期望与参观感受，而不是高高在上。而文化人类学有了博物馆的支持，也会丰富自身学科内涵与分类，进行相关研究，促进自身发展，二者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