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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天书降临及东封西祀，并非是为了涤耻，也不是为了证明赵宋皇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更不是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真宗的这些举动，实是解决其自身统治危机的一种手段。从太宗为传位己子开始，宋政府统治便隐伏着危机，真宗继位后，危机并未解除，而是随着真宗诸子去世及澶渊之盟订立而加深。为解决这一危机，真宗与王钦若等人策划了这一场天书降临、东封西祀、冒称圣祖的闹剧。随着大中祥符三年真宗后宫再次产子，这场统治危机终于获得解决，但给宋政府带来政治上的恶劣影响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导致财政失衡、天怒人怨、民心尽失，最终促成了北宋走向积贫积弱的局面。
关键词：宋真宗;封禅;天书;统治危机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2000110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9.02.001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天降黄帛于皇宫左承天门南鸱尾上，于是，一场天书降临、东封西祀的闹剧拉开了帷幕。宋人对真宗这一大崇道教、劳民伤财的做法大加批评，把这场闹剧认作是真宗崇道的结果。现代学者在承认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力图寻找更为具体的动因，即探索此事件背后的真宗的目的。有学者认为是真宗在澶渊之盟后，需要涤耻而虚构的事件;有人反对涤耻说，认为是真宗“以盛大规模的封祀礼仪来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而且也是礼治社会整合和调适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1]。还有人认为真宗“用‘东封西祀’的‘神道设教’方式来重塑政权和君王权威，巩固统治和统一思想，实现‘两个凸显’的政治目的”，即“凸显赵氏王朝‘正统’地位和华夏文明中心地位的显著用意”[2]。这些观点自然都找到了某些史料来作证，也说出一定道理。但在我们看来，此事尚需再加深入研讨。
一、诸说质疑
其实冷静思考一下：如果真是真宗欲大崇道教，为何他继位后不马上开始崇兴道教？为何在其继位十年后才突然有“天书降临”，于是乎东封西祀、大修宫观，祥瑞连连？显然，说真宗是由于崇道教而蓄意制造天书降临、大修宫观、东封西祀显得比较勉强。那么是不是出于真宗为了涤耻、或者说是为了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乃或是神道设教之类的目的？笔者认为还需要细加研究。
众所周知，有宋立国，太祖、太宗兄弟对道教有一定的信仰李攸：《宋朝事实》卷七《道释》：“建隆初，太祖遣使诣真源祠老子，于京城修建隆观。”第656页。太宗时也建过太一宫、灵仙观、上清太平宫，参见王应麟《玉海》卷一〇〇《郊祀》，第1821页。，采用较为和善的政策，保护或建造过道教宫观，但大多只是局限在“宗教”信仰层面进行祈禳求福这一范畴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七《郊社考十》称：“太祖、太宗时，凡京师水旱稍久，上亲祷者，则有建隆观、大相国太平兴国寺、上清太一宫;甚，则再幸。或撤乐减膳，进蔬馔。”（第2392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太宗雍熙二年“六月己卯，诏两街供奉僧于内殿建道场。上谓宰相曰：‘今兹夏麦丰稔。比闻岁熟则民多疾疫，朕恐百姓或有灾患，故令设此，未必便能获佑，且表朕勤祷之意云。’”第596页。，并没有上升到国家制度的政治层面上。真宗当皇帝十年后突然对道教大感“兴趣”，与王钦若等人一唱一和，于是天书降临、建造玉清昭应宫、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乃至修订国家礼典，包容道教科仪某些因素，拉开了宋政府与道教蜜月的序幕。
这当然与澶渊之盟后真宗心理变化有极大关系，但笔者并不太赞同涤耻说。如果真是出于涤耻目的，那么为何景德四年（1007）王钦若“度上厌兵”，试探地提出“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时，真宗却推托“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3]卷六七，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第1506页，为何没有任何直接与辽决战的勇气？如果能够举全国之力与辽决一死战，即使不能挣回脸面，至少也显得真宗有点“雪耻”的骨气。因而可以判断出真宗心理并不在于涤耻，也不是真正在乎签订澶渊之盟后给了多少“岁币”。至于说要“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和“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这种观点也难以服人。因为赵宋王朝已经经过太祖太宗两代，不再需要证明其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而把天书降临及建宫观乃至封祀之举说成是真宗“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确实把真宗的“思想境界”说得太高了些。至于认为真宗此举是“凸显赵氏王朝‘正统’地位和华夏文明中心地位的显著用意”的观点，我们认为更难以成立。因为北宋继后周而来，占据中原地区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且建都于当时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赵氏王朝“正统”地位已无必要去争，更无需“凸显”其华夏文明中心。其实，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一直尽力维护着本民族的文化 辽朝维护本民族文化，在礼制方面，很少采纳中原的五礼制度，而是维护本民族的礼仪，从来没有与宋王朝争什么正统地位或华夏传统。，从来没有打算与赵宋王朝争夺华夏文明中心地位，当时也不存在与宋朝争正统地位问题刘浦江认为辽朝的中国观（正统论）始于兴宗重熙十一年（1052）与宋交往中对称南北朝。即使如此，也不表示已与宋王朝争正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因而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作者提到的“用‘东封西祀’的‘神道设教’方式来重塑政权和君王权威，巩固统治”一语确实令人深省，啟发了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在我们看来，这应该是指重塑真宗政权和真宗个人的权威而言，以实现巩固真宗统治的目的，而非泛指重塑整个“赵宋王朝”的权威。笔者认为，真宗采用天书降临、兴修宫观、东封西祀的连续剧式闹剧，实际是其摆脱自身统治危机的手段。
二、廷美之废与元佐发狂
从太宗即位后到真宗当皇帝之前，赵宋政权就存在着统治危机。 先说太宗长子。太宗长子元佐是元德皇后所生的，“太平兴国中，出居内东门别第，拜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卫王，赴上于中书。后徙居东宫，改赐今名，加检校太尉，进封楚王”[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元佐封楚王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但入居东宫时间史书未能详载。按照史书记载顺序，应该理解为元佐先封卫王、入居东宫、再改名封楚王。
入居东宫，自然可以视为太宗有将元佐作为继承人培养的意图。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元佐入居东宫时并没有册为皇太子，即并非是法定储君。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不是太子，自然不能入居东宫;而元佐以王的身份入居东宫，实在不合礼法。笔者以为：其中史家“曲笔”之余义确需发掘。
那么为何太宗会做出这种不符礼法的事？说白了，就是元佐被动地卷入了太宗与其四弟廷美的储位之争的矛盾旋涡之中。《宋史》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记载：
初，昭宪太后不豫，命太祖传位太宗，因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云“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开封，德昭实称皇子。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已而柴禹锡等告廷美阴谋，上召问普，普对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复密奏：“臣忝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太后顾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得誓书，遂大感悟。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为司徒兼侍中。他日，太宗尝以传国之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于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为也。脱脱：《宋史》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69页。应该理解为昭宪太后、太祖曾与太宗口头说过传位之顺序事，否则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不会对德昭说“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的话。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太宗却不知道有誓书藏于金匮之中。
治宋史者对此段记载当极为稔熟。如果这一记载确是信史有学者认为此史料不可信，不存在金匮之事。然从廷美、德昭屡受太宗打击之事来看，此事当有。否则太宗不会因军中欲立德昭而对他说“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也不会有人告廷美欲行取代之“阴谋”，置其死地而后快了。故笔者认为此事当非杜撰。，那么廷美之所以获罪，当与皇位继承有关，因为按昭宪太后排定的传位顺序是：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廷美，廷美传德昭太祖四子：长子滕王德秀，次子燕懿王德昭，三子舒王德林，四子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太宗权力的巩固而发生了变化。先是德昭被斥自杀，太平兴国“七年三月，或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不忍暴其事，遂罢廷美开封尹，授西京留守。赐袭衣、通犀带，钱千万缗，绢、彩各万匹，银万两，西京甲第一区”脱脱：《宋史》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66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记载略同。。为何廷美因骄恣罢开封尹，太宗却赐以钱财甲第？真是太宗“不忍暴其事”吗？显然还存有疑问。廷美骄恣当会有之，“将有阴谋窃发”或为莫须有之罪名。廷美受贬，实际已经暗示太宗要排斥廷美的继承权。
但此事仍未结束，赵普再告廷美与卢多逊“交通”赵普与卢多逊不和，卢氏却与廷美关系极佳，又身居高位，排斥赵普。，卢多逊下御史狱，廷美亲属被剥夺公主、驸马号，其他有关的官吏相继受到严厉惩处，而廷美则被监视居住。赵普再次落井下石，教唆知开封府李符上奏，以廷美谪居西洛非便为由要求驱逐他，最终太宗“顺应”舆论，诏降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廷美之妻也被剥夺楚国夫人号[4]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68页。其实，只要看一下太宗对德昭的态度，那么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太宗对廷美处置的必然性：德昭于太平兴国“四年，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悅。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4]卷二四四《燕懿王德昭传》，第8676页显然，太宗对“有谋立德昭”极为愤慨，也曲折地反映出太宗的传位之心结。而“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4]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69页，说明廷美已经深深感觉到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
不过，上面叙述在时间上模糊不清，因此还需要梳理一下时间。
按照史书记载，太宗了解昭宪顾命之事是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丙午，五天后，“以普为司徒、兼侍中”[3]卷二二，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丙午，第500页，即赵普恢复了宰相之职李焘明确称赵普“復入相，乃六年九月辛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辛亥，第495页。。赵普是在与卢多逊的权力斗争中不利，于是借柴禹锡告发廷美之机，主动表示“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向太宗表忠心，并密告昭宪顾命，太宗才获得金匮，得知太后与太祖曾背着他写下传位约誓书口头之语或可置之不理，然白纸黑字则难以抵赖。。而柴禹锡告发当在六年九月丙午之前[3]卷二二，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丙午，第500页，但据柴禹锡本传则载：“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4]卷二六八《柴禹锡传》，第9221页，柴氏任枢密副使却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甲子脱脱：《宋史》卷四《太宗纪一》载：太平兴国七年四月甲子，“如京使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第6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四月甲子载有“翰林副使杨守一为东上閤门使，充枢密都承旨。守一即守素也，与禹锡同告秦王廷美阴谋，故赏之。”第515页。另一可能是柴禹锡又与杨守一告发廷美勾结卢多逊。从柴氏人品来看，他是个热衷于密告的小人，最终连太宗也不相信他了。，两者似有矛盾。但根据史料大致可还原事件过程：柴禹锡告发在六年九月，太宗“隐忍不发”，也未赏赐禹锡;九月丙午太宗获知金匮之事，六天后即“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赵普下，从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子，第502页。即赵普复相次日，廷美要求居赵普之下。或许廷美或已了解太宗与赵普相谈之语，否则不会马上自动“乞班”于赵普之下。。当然，廷美想以此举来自保。七年三月，罢廷美开封尹。四月甲子，柴禹锡授区密副使，赏其告密之功。而“赵普既复相，卢多逊益不自安。普屡讽多逊令引退，多逊贪权固位，不能自决。会普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闻。上怒，戊辰，责授多逊兵部尚书，下御史狱”[3]卷二二，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四月丙寅，第516页。下卢多逊御史狱在太平兴国七年四月戊辰，即赏柴禹锡的四天之后。太宗诏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议后“诏削夺多逊官爵，并家属流崖州;廷美勒归私第;赵白、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皆斩于都门外，籍其家财”[4]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68页，不久又驱逐廷美至房陵。 回过头来要讲元佐。苏辙曾记载道：“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将立为嗣，坚辞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故当时以为狂，而实非狂也。”[5]卷上，第71页。这段话被杨仲良否定，杨氏称：“《龙川别志》言：太宗将立元佐为嗣，元佐辞，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按：太祖二子，德昭卒于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德芳卒于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月出閤，时太祖之子无存者矣。元佐虽封卫王，盖未尝有建储之议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发狂，其发狂固不缘辞位。《别志》误矣。司马光《日记》载宋敏求云：‘廷美之贬，元佐请其罪，由是失爱。’《日记》盖得其实矣。”[6]卷九《诸王事迹》， 第94页宋敏求与司马光同年生（真宗天禧三年），苏辙则小他们20岁，大致是同一时代之人。那么如何理解这两段记载？其实，苏辙记载称元佐不肯当太子，“欲立太祖之子”确实是错误，因为德昭、德芳先后去世，太祖已无子存世。然苏辙当是“笔误”，因为其父在仁宗时任著作佐郎，协修《太常因革祀》，时苏辙随父居京;苏辙本人在仁宗末年参加殿试，受到司马光、范镇、蔡襄等大臣赏识，虽因言论政事过于激切而未入高第，但仍被委以试秘书省校书郎。况且苏辙与朝廷大臣交往颇多，所撰《龙川略志》《龙川别志》两书，撰写了不少亲身经历及闻见前朝事迹，根据苏辙的这种经历，不可能不知道太宗欲立元佐时德昭、德芳已经去世之事实，同时也应当知道废黜在外的廷美，按昭宪太后嗣位顺序是有资格当皇帝的。故笔者以为此是笔误，若写“昭宪之子”则完全没有问题了。“由此遂废”是指元佐与太宗在立储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失爱”于太宗。故苏辙称“当时以为狂，而实非狂也”。笔者猜测苏氏之意：太宗拟立元佐，而元佐则坚持让位于其叔廷美，这一举动被时人认作是“发狂”之举，其实元佐并不是“狂”。也可以理解为：太宗逼死德昭、废黜廷美，正是要让自己儿子继位，而元佐却不领情！这种举动类似于发“狂”。史书明确记载：“廷美死，元佐遂发狂”[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苏辙应当了解元佐真正发狂时间的。值得回味的是，苏辙这段话讲到此便结束了，而其言外之意倒是值得好好领会的。故苏氏与宋氏两者记载都没有错，只不过各持一端罢了。至于杨氏所说“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发狂，其发狂固不缘辞位”也没错，指出了元佐寧愿冒着失爱于其父的危险，而坚持要让廷美继位，当廷美去世，元佐“梦想”破灭，受到这一极大刺激而发狂。不过，杨氏似乎误解了苏辙之语杨氏这段话，被胡三省抄入《通鉴注》中。。
倒是李心传所记一段话存在问题：“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将立为嗣，坚辞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故当时以为狂，而实非狂也。按《国史》，太平兴国四年，太祖长子武功郡王德昭暴薨。六年，其弟荥阳公德芳继卒。明年，宰相赵普如京使柴禹锡告秦王廷美与卢多逊交通，言涉不顺，坐是废死房陵，于是太祖子弟尽矣。其年，太宗乃封长子元佐为卫王。明年，进封楚王。又三年，元佐以病狂纵火废。此时太祖诸子之卒久矣。（原注：或曰元佐请秦王之罪，忤上旨，因得心疾也。）”[7]补遗，第6566页李氏前面一段是抄苏辙之语，中间是查《国史》德昭、德芳卒年，但称廷美“坐是废死房陵，于是太祖子弟尽矣。其年，太宗乃封长子元佐为卫王”出现了问题。因为李焘记廷美死于雍熙元年（984）正月乙丑[3]卷二五，太宗雍熙元年正月乙丑，第572页，《宋史》也称“雍熙元年，廷美至房州，因忧悸成疾而卒，年三十八。”[4]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68页而四个月前的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戊戌，“卫王德崇改名元佐”，同月“己酉，元佐进封楚王”[3] 卷二五，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戊戌，第555页。正与上举《宋史》“封卫王，赴上于中书。后徙居东宫，改赐今名，加检校太尉，进封楚王”一段相合。如果《长编》与《宋史》记载无误的话，封卫王、居东宫、改今名、封楚王是同一年，那么我们可以判定李心传称廷美去世之年元佐封卫王，明年进封楚王实是大误;按照此推算，“又三年”即雍熙四年（987）元佐焚宫也被推迟了两年，亦误。
按照李焘的记载，可以断定元佐入居东宫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戊戌（十六日）到己酉（二十七日）之间的十天之中。太宗如此快让元佐入居东宫，虽未宣布其为太子，然明确表示出要堵塞廷美继位之路，让自己儿子继位的决心。也正由于太宗让元佐入居东宫，廷美深感危机来临，才会“忧悸成疾”，并于雍熙元年正月去世。这短短的三个月的变化，确实让元佐如坐火山之上，其实，当初廷美谪迁涪陵居住，“元佐独申救之”[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这段史料当是元佐入居东宫之后事。元佐之所以能“独申救之”，这与其坚持让廷美继位的思想完全一致。遗憾的是，廷美却在三个月之后便去世了，极其严酷的事实沉重地打击了元佐，这是压垮他、促使他发狂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也反证元佐入东宫在雍熙元年廷美死之前，因为元佐发狂，太宗自然不可能让他再入居东宫。元佐发狂，史称“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到“雍熙二年，疾少间，帝喜，为赦天下”[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尽管元佐“疾少间”，然太宗仍视其为病人，故这年九月重阳日内宴，太宗以元佐之疾新愈而未叫其赴宴，元佐忿恨殿堂，醉酒纵火烧楚王宫而被废为庶人、均州安置据本传，元佐“行至黄山，召还，废居南宫，使者守护”，实际上在太宗眼中已不再对元佐抱有什么希望了。。在太宗眼里，元佐继位之路已经断绝。
三、真宗继位与元佐养晦
元佐被废，太宗又垂意次子元僖，“以元僖为开封尹兼侍中，改今名，进封许王，加中书令”[4]卷二四五《昭成太子元僖传》，第8697页，遗憾的是，元僖于淳化三年（992）十一月暴毙，太宗赠其皇太子。按理说，德昭、廷美先后去世，太宗完全扫清了障碍，可以不必考虑廷美和德昭因素，完全具备预立太子的可能与条件，可是他既没有立已入居东宫的元佐为皇太子，元僖也未立为太子，直到元僖去世后才赠皇太子。不立元佐自然还能解释，因为他曾坚持让位廷美，且不久又患病发狂了;但不立元僖似可说明太宗对金匮约誓书仍有忌讳之心――因为至少大臣中有了解昭宪太后及太祖对传位的安排！ 这里再分析一下元僖死后，太宗数子立储的可能性。太宗共九子：元佐被废，元僖、元亿先后去世，但太宗仍还有元侃（即赵恒）、元份、元杰、元偓、元偁、元俨六子可供选择，其选择余地甚大。按照顺序，当是元休继位。太平兴国八年十月封王时，德昌改名元休（即真宗），“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元侃。淳化五年九月，进封寿王，加检校太傅、开封尹”，一年后，即“至道元年八月，立为皇太子，改今讳，仍判府事”[4]卷六《真宗纪一》，第103-104页，赵恒立为太子的一年半后，太宗薨，赵恒继位。
太宗虽解决了传位己子，但他没有解决传位留下的矛盾，史书记载非常清楚：
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继恩忌上英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立楚王元佐，颇间上。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上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字，令亲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继恩白后至中书召端议所立。端前知其谋，即绐继恩，使入书閤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原注：王继恩等谋废立，《实录》、《国史》绝不见其事迹，盖若有所隐讳。今据《吕诲集？正惠公补传》及司马光《记闻》增修，补传所载，比之《记闻》尤详也。）[3]卷四一，太宗至道三年三月，第862-863页
此事司马光亦有记载：
太宗疾大渐，李太后与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继恩召宰相吕端，端知有变，锁继恩于阁内，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谓曰：“宫车已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先帝之命，更有异议？”乃迎太子立之。[8]卷六，第121页
显然，元佐与真宗之生母李太后当时主张立楚王，且获得王继恩、李昌龄、胡旦等大臣的支持，用“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来向吕端发难。不过，吕端早“疑有变”，果断采取措施，才使赵恒当上了皇帝。即使真宗即位时，吕端还不放心，定要升殿审视后才率群臣呼万岁。这记载虽十分简单，但如李焘所注：“王继恩等谋废立，《实录》《国史》绝不见其事迹，盖若有所隐讳”，显然这场继位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国史都已经有所篡改。也正是如此，真宗即位后，王继恩、李昌龄、胡旦等人都受到贬职或流放的惩处。
这就是说，即使真宗继位了，其正当性仍存在问题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患有严重疾病而继位者比比皆是，况且元佐之“疾”并没有想象的多么严重：
（六月）甲辰，以皇兄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复封楚王，听养疾不朝。上始欲幸元佐第，元佐固辞以疾，曰：“虽来，不敢见也。”由是终身不复见。[3]卷四一，太宗至道三年六月甲辰，第867页
真宗即位，起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复封楚王，听养疾不朝，再加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
上段史料出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段出于《宋史·楚王元佐传》，但《宋史》缺少了关键的后面的话。因为太宗去世在三月，六月真宗就封其兄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复楚王封爵，按道理说，元佐当感激涕零、深谢皇恩浩荡，为何固辞以疾不见？又为何“由是终身不复见”？此史家曲笔深意自可想见：元佐当已經知道其母之意，且以其弟继位为恨无论元佐是想让位于廷美或德昭之后，还是自己想当皇帝，都不会对真宗继位抱有好感，因此他才会终生不见其弟。真宗继位时，廷美之子德钧、德钦、德润、德文、德愿、德存均在，德昭子惟正、惟吉、惟忠、惟和也在。！按元佐还位于廷美之思想的发展脉络，他认为真宗当皇帝就是不合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此后真宗不断给元佐加官晋爵，但元佐深以为忌，韬光养晦，他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
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预知。帝尝遣术士管归真为醮禳，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管归真至矣。”[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
这段史料至少有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元佐“养疾”在家，被排除在政治圈之外;二是虽“不接人事”，但朝廷之事“或预知”;三是其疾早已痊愈元佐火烧宫室是对太宗不满，是酒后所为，并非是发病后所为。同时，史书中没有记载此后元佐有发病之事。。元佐在恢复王爵之时，思路非常清晰，不愿再与自己同胞兄弟见面，以示自己立场，那么就不存在还在患病的问题，而且此后所有记载到元佐的史料，没有提及他心疾复发！那么，真宗派术士为他醮禳有什么必要呢？至于元佐竟然马上能够知道是谁来了，一方面说明元佐确实无病，同时可看出真宗派遣术士醮禳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监视元佐。事实很清楚：如果元佐病未痊愈，仍需“在家养病”，那么就不可能“预知”朝廷事，如果他马上辨别出管归真到来，那么说明他没有病！更须注意的是，称元佐“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预知”，即他仍有获取朝廷政事的渠道与了解政事的能力，也证明朝廷中确实还有支持元佐的力量存在实际上，焚宫起因是太宗请诸子赴宴，以元佐有病而没请他，因此元佐在醉酒情况下焚烧自己宫室。史书没有讲焚烧导致多大损失，大致可以判断局限于元佐楚王宫，乃或可以认为是其中一部分房屋。不管怎么说，太宗废元佐的理由不充分，因此太宗病危时，李太后及部分大臣就愿意支持元佐称帝。而恢复元佐之位自然有“立嫡以长不以贤”之古训，这当然是极为过硬的理由。，也正由于此，真宗才需要对他处处提防。这不是笔者猜测，这有充分史料可以证明：
楚王元佐生辰，遣中使赐以宝带。使还，具言王感恩状。王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预知。上尝命道士管归真为设醮禳，家人未及白而曰：“管归真至矣。”上因言：“此非为邪所惑故耶？”又言：“王平居亦无他，但不束发，不喜见妇人，间阅书属文，召其子允升等置酒交谈，或心神不宁，则举措有异，言语无节，盖本由惊悸所致也。”[3]卷六八，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亥，第1521-1522页
真宗对其兄真是“关心备至”，屡加官赐物、派术士上门设醮祈福，但“使还，具言王感恩状”，说明真宗想了解元佐的一举一动，说更清楚一些，就是密察暗防。而“王平居亦无他”一语显示出真宗确实对元佐实行严密监控;而元佐“间阅书属文，召其子允升等置酒交谈”，也说明他思维正常;至于“或心神不宁，则举措有异，言语无节”当是他深深感到随时降临之危机的神态！因此他以“不束发，不喜见妇人”之怪异之举，“平居不接人事”来韬光养晦，避免遭受飞来横祸;又，“禁中火，元佐表停奉禀助完宫阙”[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显然元佐是以这些来避灾求福。 四、真宗丧子与澶渊之盟
从真宗即位来看，他确实面临着某种“危机”：尽管元佐没有直接与他争夺皇位，至少元佐的存在对他是个潜在的威胁按照宋初皇位传承，可以兄弟相继，并未规定一定是父子相承。因此理论上说，即使元佐本人不继位，其后裔仍有继位权力。。
这不是一种猜想，只需要分析一下真宗后嗣及真宗的一些行为，便可以大致看出问题来：“真宗六子：长温王禔，次悼献太子祐，次昌王祗，次信王祉，次钦王祈，次仁宗。禔、祗、祈皆蚤亡。”[4]卷二四五《悼献太子祐传》，第8707页据《宋会要辑稿》载：“温王禔，元符三年三月追赐名，赠太师、尚书令，封温王。昌王祗，元符三年三月追赐名，赠太师、尚书令，封昌王。信王祉，元符三年三月追赐名，赠太师、尚书令，封信王。钦王祁，元符三年三月追赐名，赠太师、尚书令，封钦王。”[9]帝系一，第3637页这几位皇子直到哲宗元符三年（1100）时才被追封，说明禔、祗、祉、祈都夭折于襁褓之中，若是年龄稍大，那么他们死后，真宗肯定会赠予封号的。
值得注意的是悼献太子。《宋史》称：“悼献太子祐，母曰章穆皇后。咸平初，封信国公。生九年而薨，追封周王，赐謚悼献。仁宗即位，赠太尉、中书令。明道二年，追册皇太子。”[4]卷二四五《悼献太子祐传》，第8707页明道是仁宗年号，因此这一赐封本身不在真宗朝。而且《宋史》称悼献太子咸平初封信国公的记载当有误，因为《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咸平五年（1002）十一月郊祭天地后，“己酉，以皇子元（玄）祐为左卫上将军，封信国公”[3]卷五三，真宗咸平五年十一月己酉，第1163页。然深受真宗宠爱的玄祐却身体不好，“上忧之，屡设斋醮祈禳”，但仍然于咸平六年（1003）四月辛巳卒，年仅“九岁，追封周王，谥悼献”，据称，“后十五日，王子生两月者亦不育，上乃取宗室子养之宫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真宗咸平六年四月辛巳，第1190页。李焘此段记载后称：“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养之宫中。范镇云当考。”。玄祐与其弟在半个月内先后去世，确实给真宗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从真宗欲想传位己子的话，此时已经没有亲生儿子了，他只能将就地取宗室之子养育于宫中。
仁宗是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4]卷九《仁宗纪一》，第175页。换言之，从悼献太子祐卒到仁宗生，其间长达七年真宗没有亲生之子，只是宫中养宗室之子，尽管史书未说此宗室之子是谁，但至少说明真宗已有传位的思考。更须值得注意的是，在真宗有亲生子嗣之时，并没有大臣提议建储，这说明当时皇位并没有确定必须由真宗亲生之子来继承。而当真宗亲生之子全部亡故之际，元佐却有三子允升、允言、允成，且都已长大成人，这不能说不对真宗的帝位传承形成一种威胁。这不是臆测，这在大中祥符元年下诏修昭应宫时表现得非常清楚：
初，议即宫城乾地营玉清昭应宫，左右有谏者。帝召问，谓对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愿以此论之。”[4]卷二八三《丁谓传》，第9567页
这段史料非常重要，但未见学者引用。众所周知，玉清昭应宫是天书降临后，为存放天书而建的道宫，然深知真宗之心的丁谓却说：“建一宫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这不是充分证明真宗的无子求嗣心理及感到的威胁吗？
事实上，咸平六年的丧子之痛，自然对真宗是个重大打击，但次年他又遇到辽军南下的麻烦事。
景德元年（1004）八月“边臣言契丹谋入寇”之时，真宗最初也企望对辽战争中打个大胜仗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因此“诏镇州所屯河东广锐兵及近南州军先分屯兵并赴定州”，九月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朕当亲征决胜”[3]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八月甲戌、九月丁酉，第1253、1256页，而实际上他并无这一胆量。闰九月，辽国大举南下进攻，真宗在王钦若等人的劝诱下，北上亲征的誓言已变成“南幸”“西迁”计划：先是，寇准已决亲征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上复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准[3]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癸酉，第1267页。
在寇准的坚持下，真宗不得不同意亲征。尽管宋辽之间战火越来越旺，但真宗一拖再拖，直到十一月庚午才勉强“亲征”。
所幸的是，真宗到澶州后，宋军击伤辽军主帅挞览而致其死亡，辽军大为受挫，宋军侥幸获胜，但真宗最终仍以割地赔款的方式议和。显然，真宗亲子在咸平六年全亡，景德元年在与辽战争中因签了城下之盟而威信受挫，其统治威望确实受到打击，真宗需要以一种方式来“摆脱”这种危机。当然，真宗此种危机心理，自然可以用雪景德四年澶州之耻来解释，因为这是真宗无法解开的心结——这一“耻辱”已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统治权威，加之无亲生之子，皇位继承也受到严峻的挑战！王钦若也正是看到这一点，在试探真宗有无决心与辽决战后，才提出进行封禅来提高真宗威望的建议，王钦若的建议果真被真宗马上接受了。于是，在真宗与王钦若共同的策划下，上演了一场“天书”降临的闹剧。显然，真宗并非是“崇道”、雪耻而导演这一场天书降临和封禅的闹剧，而是因为感受到自身的统治危机而利用了道教！
五、东封西祀与危机解决
历来研究真宗天书降临事件都把这一事件说成是“突然”产生的孤立事件，最多也称之是为雪耻而虚构的事件，实际并非如此。真宗之所以“想到”利用天书降临的办法来解决自身的危机，其实在宋朝有“光荣”的传统，即早在真宗利用天书事件之前，宋朝政府已经有此经验，利用过所谓“神”的传语来为自己统治服务。
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受命将整理好的道藏“就杭州监写本”[3]卷八六，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三月丙午，第1976页的张君房，是一位对道教颇为迷恋的官员王得臣称：“集贤张君房，字尹方，壮始从学，逮游场屋，甚有时名。登第时年已四十余，以校道书得馆职。”王得臣：《麈史》卷中《学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7页。，他撰写过道教著作《云笈七签》。在此书中，张君房特意撰写了《翊圣保德真君传》，记载了太宗潜邸以及北征太原之时，“真君”多次托道士张守真传言，并称极为灵验。《宋会要辑稿》也记载“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闰七月，诏以帝在晋邸日，尝有神告之应，特封显圣王，别建祠宇，春秋奉祀，仍立碑以纪其事”[9]礼二〇，第1048页，这个神祠便是要册湫神祠。张君房的记载被不少比较正统的宋代学者加以转录，如李焘、李攸、杨亿、邵博可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宋朝事实》卷七《道释》《杨公谈苑·黑杀将军》《玉海》等等。其中李焘记载后有一段明确的注释：“此据《国史·符瑞志》”;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则称“并出《国史》”，显然当时已经被载入官方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至于《湘山野录》等书也有记载，不过他们还不属于正统的严肃的史家。等等。且不说张君房所作的传是否真实，但至少在宋人记载中，这位有预知能力的“真君”确实存在，在史书及一些碑志都有记载。如徐铉《大宋凤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宫碑铭》：“粤御历之元祀，有神降于凤翔府盩厔县之望仙乡。其象不形，其言可纪。盖玄帝之佐命，禺强之官联，真位参于紫微，灵职分于井钺。其称述则儒玄之奥旨，其敷演则禳禬之严科。”[10]第335页这里所说的“有神降于凤翔府盩厔县之望仙乡”言之凿凿，似乎实有其事。这也是后来张君房记载的根据之一。 或许仅凭这一条资料难以使人信服真宗天书降临事件与太宗时期这一“神”之间的密切联系，那么李攸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材料，在太平兴国年间，“凡真君所降语，帝（太宗）命宰相王钦若编次之，为三卷，藏于秘阁，仍赐本宫”[11]659。可见，正是这位与真宗共同策划天书降临事件的王钦若，在太平兴国年间非常深入地参与到太宗与神接触的事件之中，这难道不能说明真宗天书下降事件的由来吗？由此我们也似乎可以了解真宗为何于大中祥符诏命王钦若校编道藏的原因了。
无论是要册湫神还是真君，都是太宗利用来为自己政治服务的。显然，这一传统到真宗这里发扬光大了。尽管王钦若与真宗策划了天书降临及封禅泰山，但宋朝提议封禅并非是王钦若首先发明的。在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兖州太山父老及瑕邱等七县民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诣阙请封禅”[3]卷二四，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己酉，第548页，被太宗拒绝了。次年“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千余人复诣阙请封禅。戊子，群臣上表请封禅” [3]卷二五，太宗太平兴国九年四月乙酉，第576页，太宗虽然答应了，但因“乾元、文明二殿灾，诏停封禅”[4]卷一〇四《礼志七》，第2527页。真宗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殿中侍御史郑湘也请封禅，但在宰相王旦反对下，真宗也只能悻悻地推辞道：“朕之不德，安能轻议。”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载王旦反对之语曰：“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此暗示真宗没有具备封禅的功、德，实际可视为大臣对真宗的评价，暗示着真宗统治权威受到怀疑。因为真宗如有权威，那么就不需要经过王旦同意，也不需要用美酒、宝珠来收买王旦，此刚好反证真宗统治权威受到挑战。第1506页。真宗不是谦虚，他确实当政十年来乏善可陈。同时从王旦反对后真宗所言，可看出真宗统治的权威性并不高。然而在王钦若的劝诱和真宗收买下《宋史·王旦传》载真宗召王旦品尝美酒，然后又赐尊酒，王旦回府后發现里面是珍珠。，到年底，王旦放弃了原持立场，不再反对。可以说，自景德四年十一月郑湘建议封禅起，真宗为摆脱自身统治的危机，想尽一切办法要以天书降临来愚弄天下，以进行封禅来摆脱自身危机的，到年底收买王旦成功，其政治目的才总算达到了。次年正月，真宗向大臣们讲了自己于一个多月前梦见神人，称有天书降临，并称神人命令在正殿内进行黄箓道场一个月，用以迎接天书。如此，真宗用天书降临之手法来宣扬、提高自己统治的“神圣性”，因为神人之所以给真宗授天书，可以“证明”真宗统治是由“神”授予并加以保护的。换句话说，这样的统治是不容任何人怀疑其合法性、正统性和权威性的。
但是，真宗还要解决这个“神”是谁、与宋王朝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会引起大臣们群起而攻之。而真宗身边有被大臣们称之“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为真宗演戏出谋划策。刘承珪在这一问题策划了一场好戏，立有“大功”刘承珪后改名承规，《宋史》有传，其死后，真宗赐其忠肃之号，“甚嗟惜之，遣内臣与鸿胪典丧，亲为祭文。玉清昭应宫成，加赠侍中，遣内侍邓守恩就墓告祭。”宫成后遣官就墓地告祭，充分说明承珪在修宫事上的“功绩”。《宋史》卷四六六《刘承规传》，第13610页。：
先是，有汀州人王捷者，咸平初贾贩至南康军，于逆旅遇道人，自言姓赵氏。是冬再见于茅山，命捷市铅汞炼之，少顷成金。捷即随至和州诸山，得其术，又授以小镮神剑，密缄之，戒曰：“非遇人主，切勿轻言。”捷诣阙求见不得，乃谋以罪名自达。至信州，佯狂大呼，遂坐配隶岭南。未几，逃至京师，官司捕系，閤门祗候谢德权尝为岭南巡检，知捷有异术，为奏请得释，乃解军籍。刘承珪闻其事，为改名中正，得对龙图阁，且陈灵应，特授许州参军，留止皇城廨舍，时出游廛市。常有道人偶语云：“即授中正法者，司命真君也。”承珪遂筑新堂，乃以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降堂之纱帱中，戴冠佩剑，服皆青色，自是屡降。中正常达其言，既得天书，遂东封，加号司命天尊，是为圣祖。凡瑞异，中正必先以告。辛卯，授中正左武卫将军致仕，给全俸，赐第通济坊，恩遇甚厚。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寅，第1593-1594页。李攸《宋朝事实》卷七《道释》亦有相应记载，第657页。
王捷是否真从赵姓道士那里学到炼金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承珪发现了王捷（改名为中正）“具有”与“神”沟通、传言的法术，从而解决了真宗所要“证实”的“神”身份——司命真君！由司命真君传达天书，自然为证明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和权威性提供了保障，因为司命真君既然降天书只给真宗一人，无疑是赵宋任何子弟所不具备的“绝对正统”的表现。这一记载中的“景德四年五月”甚可关注，因为这正是真宗苦思冥想要解决自身统治正统性、权威性的关键时刻，刘承珪帮助真宗解决了这一难题，于是次年便有天书降临之事。
但此事还未结束，当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皇子（即后来的仁宗）诞生后，真宗于五年十月再次“获得托梦”，明确赵姓圣祖的身份：
上梦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夜，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当斜设六位。”即于延恩殿设道场。是日，五鼓一筹，先闻异香，少顷，黄光自东南至，掩蔽灯烛。俄见灵仙仪卫，所执器物皆有光明，天尊至，冠服如元始天尊。又六人皆秉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绛纱袍。上再拜于阶下。俄有黄雾起，须臾雾散，天尊与六人皆就坐，侍从在东阶。上升西阶，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设榻，召上坐，饮碧玉汤，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邱。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及曙，以语辅臣，即召至殿，历观临降之所，又召修玉清昭应宫副使李宗谔、刘承珪，都监蓝继宗同观。[3]卷七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第1797-1798页 显然，真宗把赵姓圣祖称作“天尊”，上升到人皇九人之一、轩辕氏，并称圣祖嘱托他“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突显了君权神授的意义，暗示着自己统治是受赵氏祖先之神的授权！而早已被收买的王旦马上恭贺：“陛下款奉上真，亲承宝训，兹□殊异，简册所无。”[9]礼五一，第1885页尽管王旦所说“简册所无”似乎含有没有根据之意，但话中又说真宗“款奉上真，亲承宝训”，无疑是迎合了真宗所说的话，至此，真宗与王旦思想上完全达到了一致，也彻底解决了太宗传位给真宗的合法性问题，堵塞了元佐乃至其子通向帝位之路。
诚然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李宸妃生子之后，真宗已经稍舒一口气，但他毕竟不敢冒然立太子，而现在再次梦见圣祖传言“抚育苍生，无怠前志”，确认了真宗传位统绪的合法性，顺理成章，天禧二年九月他理直气壮地立赵桢为皇太子：“壬申，皇太子谒玉清昭应宫、景灵宫”[3]卷九二，真宗天禧二年九月壬申，第2125页，以此向祖宗宣告已立皇太子，真正解决了帝位传承统绪、解除了真宗心头之患两年后，乾兴元年正月戊午，真宗去世，享年55岁。。值得补充的是，天禧三年（1019）十一月“甲戌，皇太子言，于玉清昭应宫建殿置经藏，以资圣筭。功毕，有诏褒答，赐殿名曰长生崇寿”[3]卷九四，真宗天禧三年十一月甲戌，第2172页。赵桢时年9岁，恐怕还不足以提出如此“重大”的建议，此当是真宗一伙幕后操刀，欲提升皇太子的光辉形象的一次拙劣表演。
可见，透过真宗“崇道”假象，可以看出这一连串“崇道”之举都是真宗为了摆脱自身权威受到损害、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挑战的危机，他为了传承帝位的合法性而导演了天书下降，道教则是被真宗利用来宣示自己正统性、合法性、权威性的工具，并非道教“主动”渗透到国家礼仪大典之中去的。
当然，在澶渊之盟后，虽然宋辽之间不复有大战，此后真宗的东封西祀，解决了自身的统治危机，局势稍有安定的趋势，然有识之士对真宗東封西祀之批判却存诸史册。司马光记载“家居不仕”的邢惇，真宗召对治道而不答，问其原因，邢惇称：“陛下东封西祀，皆已毕矣，臣复何言？”真宗除其官，然当他死后，竟然发现真宗之敕“与废纸同束置屋梁间”[8]卷五，第103页。显然这是最强烈的无声抗议！王栐记载国初“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寖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12]卷二，第14页。洪迈也批评真宗时东封西祀、胡作非为，“一时邪谀之臣，唱为瑞应祺祥”，表彰“孙宣公奭独上疏争救”之壮举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孙宣公谏封禅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93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亦载相似内容，第113页。。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引《三朝符瑞志》，称：“天禧以前草木之瑞，史不绝书，而芝草尤多，然多出于大中祥符以后。东封西祀之时，王钦若、丁谓之徒，以此导谀，且动以万本计，则何足瑞哉。”[13]卷二九九《物异考五》，第8163页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真宗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14]卷一二七《本朝一》，第3044页显然，太宗真宗与神对话、交接，开启了宋代帝王装神弄鬼一途，以伪造天书、东封西祀、与神对话等等手法，证明自己“代天行道”，来解决统治合法性或政治危机等问题，明显地偏离了正确的施政轨道。尽管随着大中祥符三年真宗后宫再次产子，这场统治危机终于获得解决，但给宋政府带来政治上的恶劣影响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导致财政失衡、天怒人怨、民心尽失，最终促成了北宋走向积贫积弱的局面。历史已经把真宗钉在了耻辱柱上，成为警醒人们的反面教员。当然，真宗东封西祀还涉及到建造京师道教两宫问题，这有助于深入探讨宋政府是如何挥霍民财，使国家深陷于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的。
[参考文献]
[1]何立平.宋真宗“东封西祀”略论[J].学术月刊，2005（2）：89-95.
[2]闫化川.论宋真宗时期的“东封西祀”[D].济南：山东大学，2008.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7]李心传.旧闻证误：补遗 [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0]徐铉.大宋凤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宫碑铭[M]//全宋文：卷三三（第2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1]李攸.宋朝事实[M].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8.
[12]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4]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Question on Song Zhenzongs Theory of
“Enclosing Chan and Eliminating Shame”
——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uling Crisis of Zhenzong Dynasty
and the Coming of Tianshu and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acrifices
TANG Qinfu
（College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Shanxi Normal Unirersity， Linfen， shanxi 041004; Ancient Books Offi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years of Dazhong Xiangfu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Emperor Zhenzong conducted the coming of Tianshu and Eastern and Western sacrifices， which were not to purge shame， not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rationality and authority of Zhao Song Emperors power， and not to strengthen ideology or build spiritual beliefs of an ideological movement. These actions of Zhenzong are a means to solve the crisis of his own rul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aizongs reign to his son， there was a hidden crisis in the rule of Song Dynasty. After the succession of Zhenzong， the crisis did not end， but deepened with the death of Zhenzongs sons and the conclusion of Weiyuan and alliance. In order to solve this crisis， Zhenzong and Wang Qinruo planned a farce about the coming of Tianshu，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pretending to be the sage ancestors. In the third year of Dazhong Xiangfu， and after Zhenzong had another son， the ruling crisis was finally solved， but it brought the Song government a bad political impact and a heavy economic burden， resulting in financial imbalance， anger and resentment， loss of peoples hearts， and ultimately contributed to the situation of poverty and weaknes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关键词：宋真宗;封禅;天书;统治危机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2000110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9.02.001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天降黄帛于皇宫左承天门南鸱尾上，于是，一场天书降临、东封西祀的闹剧拉开了帷幕。宋人对真宗这一大崇道教、劳民伤财的做法大加批评，把这场闹剧认作是真宗崇道的结果。现代学者在承认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力图寻找更为具体的动因，即探索此事件背后的真宗的目的。有学者认为是真宗在澶渊之盟后，需要涤耻而虚构的事件;有人反对涤耻说，认为是真宗“以盛大规模的封祀礼仪来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而且也是礼治社会整合和调适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1]。还有人认为真宗“用‘东封西祀’的‘神道设教’方式来重塑政权和君王权威，巩固统治和统一思想，实现‘两个凸显’的政治目的”，即“凸显赵氏王朝‘正统’地位和华夏文明中心地位的显著用意”[2]。这些观点自然都找到了某些史料来作证，也说出一定道理。但在我们看来，此事尚需再加深入研讨。
一、诸说质疑
其实冷静思考一下：如果真是真宗欲大崇道教，为何他继位后不马上开始崇兴道教？为何在其继位十年后才突然有“天书降临”，于是乎东封西祀、大修宫观，祥瑞连连？显然，说真宗是由于崇道教而蓄意制造天书降临、大修宫观、东封西祀显得比较勉强。那么是不是出于真宗为了涤耻、或者说是为了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乃或是神道设教之类的目的？笔者认为还需要细加研究。
众所周知，有宋立国，太祖、太宗兄弟对道教有一定的信仰李攸：《宋朝事实》卷七《道释》：“建隆初，太祖遣使诣真源祠老子，于京城修建隆观。”第656页。太宗时也建过太一宫、灵仙观、上清太平宫，参见王应麟《玉海》卷一〇〇《郊祀》，第1821页。，采用较为和善的政策，保护或建造过道教宫观，但大多只是局限在“宗教”信仰层面进行祈禳求福这一范畴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七《郊社考十》称：“太祖、太宗时，凡京师水旱稍久，上亲祷者，则有建隆观、大相国太平兴国寺、上清太一宫;甚，则再幸。或撤乐减膳，进蔬馔。”（第2392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太宗雍熙二年“六月己卯，诏两街供奉僧于内殿建道场。上谓宰相曰：‘今兹夏麦丰稔。比闻岁熟则民多疾疫，朕恐百姓或有灾患，故令设此，未必便能获佑，且表朕勤祷之意云。’”第596页。，并没有上升到国家制度的政治层面上。真宗当皇帝十年后突然对道教大感“兴趣”，与王钦若等人一唱一和，于是天书降临、建造玉清昭应宫、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乃至修订国家礼典，包容道教科仪某些因素，拉开了宋政府与道教蜜月的序幕。
这当然与澶渊之盟后真宗心理变化有极大关系，但笔者并不太赞同涤耻说。如果真是出于涤耻目的，那么为何景德四年（1007）王钦若“度上厌兵”，试探地提出“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时，真宗却推托“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3]卷六七，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第1506页，为何没有任何直接与辽决战的勇气？如果能够举全国之力与辽决一死战，即使不能挣回脸面，至少也显得真宗有点“雪耻”的骨气。因而可以判断出真宗心理并不在于涤耻，也不是真正在乎签订澶渊之盟后给了多少“岁币”。至于说要“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和“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这种观点也难以服人。因为赵宋王朝已经经过太祖太宗两代，不再需要证明其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而把天书降临及建宫观乃至封祀之举说成是真宗“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确实把真宗的“思想境界”说得太高了些。至于认为真宗此举是“凸显赵氏王朝‘正统’地位和华夏文明中心地位的显著用意”的观点，我们认为更难以成立。因为北宋继后周而来，占据中原地区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且建都于当时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赵氏王朝“正统”地位已无必要去争，更无需“凸显”其华夏文明中心。其实，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一直尽力维护着本民族的文化 辽朝维护本民族文化，在礼制方面，很少采纳中原的五礼制度，而是维护本民族的礼仪，从来没有与宋王朝争什么正统地位或华夏传统。，从来没有打算与赵宋王朝争夺华夏文明中心地位，当时也不存在与宋朝争正统地位问题刘浦江认为辽朝的中国观（正统论）始于兴宗重熙十一年（1052）与宋交往中对称南北朝。即使如此，也不表示已与宋王朝争正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因而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作者提到的“用‘东封西祀’的‘神道设教’方式来重塑政权和君王权威，巩固统治”一语确实令人深省，啟发了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在我们看来，这应该是指重塑真宗政权和真宗个人的权威而言，以实现巩固真宗统治的目的，而非泛指重塑整个“赵宋王朝”的权威。笔者认为，真宗采用天书降临、兴修宫观、东封西祀的连续剧式闹剧，实际是其摆脱自身统治危机的手段。
二、廷美之废与元佐发狂
从太宗即位后到真宗当皇帝之前，赵宋政权就存在着统治危机。 先说太宗长子。太宗长子元佐是元德皇后所生的，“太平兴国中，出居内东门别第，拜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卫王，赴上于中书。后徙居东宫，改赐今名，加检校太尉，进封楚王”[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元佐封楚王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但入居东宫时间史书未能详载。按照史书记载顺序，应该理解为元佐先封卫王、入居东宫、再改名封楚王。
入居东宫，自然可以视为太宗有将元佐作为继承人培养的意图。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元佐入居东宫时并没有册为皇太子，即并非是法定储君。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不是太子，自然不能入居东宫;而元佐以王的身份入居东宫，实在不合礼法。笔者以为：其中史家“曲笔”之余义确需发掘。
那么为何太宗会做出这种不符礼法的事？说白了，就是元佐被动地卷入了太宗与其四弟廷美的储位之争的矛盾旋涡之中。《宋史》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记载：
初，昭宪太后不豫，命太祖传位太宗，因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云“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开封，德昭实称皇子。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已而柴禹锡等告廷美阴谋，上召问普，普对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复密奏：“臣忝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太后顾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得誓书，遂大感悟。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为司徒兼侍中。他日，太宗尝以传国之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于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为也。脱脱：《宋史》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69页。应该理解为昭宪太后、太祖曾与太宗口头说过传位之顺序事，否则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不会对德昭说“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的话。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太宗却不知道有誓书藏于金匮之中。
治宋史者对此段记载当极为稔熟。如果这一记载确是信史有学者认为此史料不可信，不存在金匮之事。然从廷美、德昭屡受太宗打击之事来看，此事当有。否则太宗不会因军中欲立德昭而对他说“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也不会有人告廷美欲行取代之“阴谋”，置其死地而后快了。故笔者认为此事当非杜撰。，那么廷美之所以获罪，当与皇位继承有关，因为按昭宪太后排定的传位顺序是：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廷美，廷美传德昭太祖四子：长子滕王德秀，次子燕懿王德昭，三子舒王德林，四子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太宗权力的巩固而发生了变化。先是德昭被斥自杀，太平兴国“七年三月，或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不忍暴其事，遂罢廷美开封尹，授西京留守。赐袭衣、通犀带，钱千万缗，绢、彩各万匹，银万两，西京甲第一区”脱脱：《宋史》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66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记载略同。。为何廷美因骄恣罢开封尹，太宗却赐以钱财甲第？真是太宗“不忍暴其事”吗？显然还存有疑问。廷美骄恣当会有之，“将有阴谋窃发”或为莫须有之罪名。廷美受贬，实际已经暗示太宗要排斥廷美的继承权。
但此事仍未结束，赵普再告廷美与卢多逊“交通”赵普与卢多逊不和，卢氏却与廷美关系极佳，又身居高位，排斥赵普。，卢多逊下御史狱，廷美亲属被剥夺公主、驸马号，其他有关的官吏相继受到严厉惩处，而廷美则被监视居住。赵普再次落井下石，教唆知开封府李符上奏，以廷美谪居西洛非便为由要求驱逐他，最终太宗“顺应”舆论，诏降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廷美之妻也被剥夺楚国夫人号[4]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68页。其实，只要看一下太宗对德昭的态度，那么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太宗对廷美处置的必然性：德昭于太平兴国“四年，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悅。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4]卷二四四《燕懿王德昭传》，第8676页显然，太宗对“有谋立德昭”极为愤慨，也曲折地反映出太宗的传位之心结。而“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4]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69页，说明廷美已经深深感觉到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
不过，上面叙述在时间上模糊不清，因此还需要梳理一下时间。
按照史书记载，太宗了解昭宪顾命之事是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丙午，五天后，“以普为司徒、兼侍中”[3]卷二二，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丙午，第500页，即赵普恢复了宰相之职李焘明确称赵普“復入相，乃六年九月辛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辛亥，第495页。。赵普是在与卢多逊的权力斗争中不利，于是借柴禹锡告发廷美之机，主动表示“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向太宗表忠心，并密告昭宪顾命，太宗才获得金匮，得知太后与太祖曾背着他写下传位约誓书口头之语或可置之不理，然白纸黑字则难以抵赖。。而柴禹锡告发当在六年九月丙午之前[3]卷二二，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丙午，第500页，但据柴禹锡本传则载：“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4]卷二六八《柴禹锡传》，第9221页，柴氏任枢密副使却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甲子脱脱：《宋史》卷四《太宗纪一》载：太平兴国七年四月甲子，“如京使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第6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四月甲子载有“翰林副使杨守一为东上閤门使，充枢密都承旨。守一即守素也，与禹锡同告秦王廷美阴谋，故赏之。”第515页。另一可能是柴禹锡又与杨守一告发廷美勾结卢多逊。从柴氏人品来看，他是个热衷于密告的小人，最终连太宗也不相信他了。，两者似有矛盾。但根据史料大致可还原事件过程：柴禹锡告发在六年九月，太宗“隐忍不发”，也未赏赐禹锡;九月丙午太宗获知金匮之事，六天后即“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赵普下，从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子，第502页。即赵普复相次日，廷美要求居赵普之下。或许廷美或已了解太宗与赵普相谈之语，否则不会马上自动“乞班”于赵普之下。。当然，廷美想以此举来自保。七年三月，罢廷美开封尹。四月甲子，柴禹锡授区密副使，赏其告密之功。而“赵普既复相，卢多逊益不自安。普屡讽多逊令引退，多逊贪权固位，不能自决。会普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闻。上怒，戊辰，责授多逊兵部尚书，下御史狱”[3]卷二二，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四月丙寅，第516页。下卢多逊御史狱在太平兴国七年四月戊辰，即赏柴禹锡的四天之后。太宗诏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议后“诏削夺多逊官爵，并家属流崖州;廷美勒归私第;赵白、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皆斩于都门外，籍其家财”[4]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68页，不久又驱逐廷美至房陵。 回过头来要讲元佐。苏辙曾记载道：“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将立为嗣，坚辞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故当时以为狂，而实非狂也。”[5]卷上，第71页。这段话被杨仲良否定，杨氏称：“《龙川别志》言：太宗将立元佐为嗣，元佐辞，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按：太祖二子，德昭卒于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德芳卒于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月出閤，时太祖之子无存者矣。元佐虽封卫王，盖未尝有建储之议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发狂，其发狂固不缘辞位。《别志》误矣。司马光《日记》载宋敏求云：‘廷美之贬，元佐请其罪，由是失爱。’《日记》盖得其实矣。”[6]卷九《诸王事迹》， 第94页宋敏求与司马光同年生（真宗天禧三年），苏辙则小他们20岁，大致是同一时代之人。那么如何理解这两段记载？其实，苏辙记载称元佐不肯当太子，“欲立太祖之子”确实是错误，因为德昭、德芳先后去世，太祖已无子存世。然苏辙当是“笔误”，因为其父在仁宗时任著作佐郎，协修《太常因革祀》，时苏辙随父居京;苏辙本人在仁宗末年参加殿试，受到司马光、范镇、蔡襄等大臣赏识，虽因言论政事过于激切而未入高第，但仍被委以试秘书省校书郎。况且苏辙与朝廷大臣交往颇多，所撰《龙川略志》《龙川别志》两书，撰写了不少亲身经历及闻见前朝事迹，根据苏辙的这种经历，不可能不知道太宗欲立元佐时德昭、德芳已经去世之事实，同时也应当知道废黜在外的廷美，按昭宪太后嗣位顺序是有资格当皇帝的。故笔者以为此是笔误，若写“昭宪之子”则完全没有问题了。“由此遂废”是指元佐与太宗在立储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失爱”于太宗。故苏辙称“当时以为狂，而实非狂也”。笔者猜测苏氏之意：太宗拟立元佐，而元佐则坚持让位于其叔廷美，这一举动被时人认作是“发狂”之举，其实元佐并不是“狂”。也可以理解为：太宗逼死德昭、废黜廷美，正是要让自己儿子继位，而元佐却不领情！这种举动类似于发“狂”。史书明确记载：“廷美死，元佐遂发狂”[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苏辙应当了解元佐真正发狂时间的。值得回味的是，苏辙这段话讲到此便结束了，而其言外之意倒是值得好好领会的。故苏氏与宋氏两者记载都没有错，只不过各持一端罢了。至于杨氏所说“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发狂，其发狂固不缘辞位”也没错，指出了元佐寧愿冒着失爱于其父的危险，而坚持要让廷美继位，当廷美去世，元佐“梦想”破灭，受到这一极大刺激而发狂。不过，杨氏似乎误解了苏辙之语杨氏这段话，被胡三省抄入《通鉴注》中。。
倒是李心传所记一段话存在问题：“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将立为嗣，坚辞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故当时以为狂，而实非狂也。按《国史》，太平兴国四年，太祖长子武功郡王德昭暴薨。六年，其弟荥阳公德芳继卒。明年，宰相赵普如京使柴禹锡告秦王廷美与卢多逊交通，言涉不顺，坐是废死房陵，于是太祖子弟尽矣。其年，太宗乃封长子元佐为卫王。明年，进封楚王。又三年，元佐以病狂纵火废。此时太祖诸子之卒久矣。（原注：或曰元佐请秦王之罪，忤上旨，因得心疾也。）”[7]补遗，第6566页李氏前面一段是抄苏辙之语，中间是查《国史》德昭、德芳卒年，但称廷美“坐是废死房陵，于是太祖子弟尽矣。其年，太宗乃封长子元佐为卫王”出现了问题。因为李焘记廷美死于雍熙元年（984）正月乙丑[3]卷二五，太宗雍熙元年正月乙丑，第572页，《宋史》也称“雍熙元年，廷美至房州，因忧悸成疾而卒，年三十八。”[4]卷二四四《魏王廷美传》，第8668页而四个月前的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戊戌，“卫王德崇改名元佐”，同月“己酉，元佐进封楚王”[3] 卷二五，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戊戌，第555页。正与上举《宋史》“封卫王，赴上于中书。后徙居东宫，改赐今名，加检校太尉，进封楚王”一段相合。如果《长编》与《宋史》记载无误的话，封卫王、居东宫、改今名、封楚王是同一年，那么我们可以判定李心传称廷美去世之年元佐封卫王，明年进封楚王实是大误;按照此推算，“又三年”即雍熙四年（987）元佐焚宫也被推迟了两年，亦误。
按照李焘的记载，可以断定元佐入居东宫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戊戌（十六日）到己酉（二十七日）之间的十天之中。太宗如此快让元佐入居东宫，虽未宣布其为太子，然明确表示出要堵塞廷美继位之路，让自己儿子继位的决心。也正由于太宗让元佐入居东宫，廷美深感危机来临，才会“忧悸成疾”，并于雍熙元年正月去世。这短短的三个月的变化，确实让元佐如坐火山之上，其实，当初廷美谪迁涪陵居住，“元佐独申救之”[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这段史料当是元佐入居东宫之后事。元佐之所以能“独申救之”，这与其坚持让廷美继位的思想完全一致。遗憾的是，廷美却在三个月之后便去世了，极其严酷的事实沉重地打击了元佐，这是压垮他、促使他发狂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也反证元佐入东宫在雍熙元年廷美死之前，因为元佐发狂，太宗自然不可能让他再入居东宫。元佐发狂，史称“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到“雍熙二年，疾少间，帝喜，为赦天下”[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尽管元佐“疾少间”，然太宗仍视其为病人，故这年九月重阳日内宴，太宗以元佐之疾新愈而未叫其赴宴，元佐忿恨殿堂，醉酒纵火烧楚王宫而被废为庶人、均州安置据本传，元佐“行至黄山，召还，废居南宫，使者守护”，实际上在太宗眼中已不再对元佐抱有什么希望了。。在太宗眼里，元佐继位之路已经断绝。
三、真宗继位与元佐养晦
元佐被废，太宗又垂意次子元僖，“以元僖为开封尹兼侍中，改今名，进封许王，加中书令”[4]卷二四五《昭成太子元僖传》，第8697页，遗憾的是，元僖于淳化三年（992）十一月暴毙，太宗赠其皇太子。按理说，德昭、廷美先后去世，太宗完全扫清了障碍，可以不必考虑廷美和德昭因素，完全具备预立太子的可能与条件，可是他既没有立已入居东宫的元佐为皇太子，元僖也未立为太子，直到元僖去世后才赠皇太子。不立元佐自然还能解释，因为他曾坚持让位廷美，且不久又患病发狂了;但不立元僖似可说明太宗对金匮约誓书仍有忌讳之心――因为至少大臣中有了解昭宪太后及太祖对传位的安排！ 这里再分析一下元僖死后，太宗数子立储的可能性。太宗共九子：元佐被废，元僖、元亿先后去世，但太宗仍还有元侃（即赵恒）、元份、元杰、元偓、元偁、元俨六子可供选择，其选择余地甚大。按照顺序，当是元休继位。太平兴国八年十月封王时，德昌改名元休（即真宗），“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元侃。淳化五年九月，进封寿王，加检校太傅、开封尹”，一年后，即“至道元年八月，立为皇太子，改今讳，仍判府事”[4]卷六《真宗纪一》，第103-104页，赵恒立为太子的一年半后，太宗薨，赵恒继位。
太宗虽解决了传位己子，但他没有解决传位留下的矛盾，史书记载非常清楚：
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继恩忌上英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立楚王元佐，颇间上。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上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字，令亲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继恩白后至中书召端议所立。端前知其谋，即绐继恩，使入书閤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原注：王继恩等谋废立，《实录》、《国史》绝不见其事迹，盖若有所隐讳。今据《吕诲集？正惠公补传》及司马光《记闻》增修，补传所载，比之《记闻》尤详也。）[3]卷四一，太宗至道三年三月，第862-863页
此事司马光亦有记载：
太宗疾大渐，李太后与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继恩召宰相吕端，端知有变，锁继恩于阁内，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谓曰：“宫车已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先帝之命，更有异议？”乃迎太子立之。[8]卷六，第121页
显然，元佐与真宗之生母李太后当时主张立楚王，且获得王继恩、李昌龄、胡旦等大臣的支持，用“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来向吕端发难。不过，吕端早“疑有变”，果断采取措施，才使赵恒当上了皇帝。即使真宗即位时，吕端还不放心，定要升殿审视后才率群臣呼万岁。这记载虽十分简单，但如李焘所注：“王继恩等谋废立，《实录》《国史》绝不见其事迹，盖若有所隐讳”，显然这场继位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国史都已经有所篡改。也正是如此，真宗即位后，王继恩、李昌龄、胡旦等人都受到贬职或流放的惩处。
这就是说，即使真宗继位了，其正当性仍存在问题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患有严重疾病而继位者比比皆是，况且元佐之“疾”并没有想象的多么严重：
（六月）甲辰，以皇兄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复封楚王，听养疾不朝。上始欲幸元佐第，元佐固辞以疾，曰：“虽来，不敢见也。”由是终身不复见。[3]卷四一，太宗至道三年六月甲辰，第867页
真宗即位，起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复封楚王，听养疾不朝，再加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
上段史料出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段出于《宋史·楚王元佐传》，但《宋史》缺少了关键的后面的话。因为太宗去世在三月，六月真宗就封其兄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复楚王封爵，按道理说，元佐当感激涕零、深谢皇恩浩荡，为何固辞以疾不见？又为何“由是终身不复见”？此史家曲笔深意自可想见：元佐当已經知道其母之意，且以其弟继位为恨无论元佐是想让位于廷美或德昭之后，还是自己想当皇帝，都不会对真宗继位抱有好感，因此他才会终生不见其弟。真宗继位时，廷美之子德钧、德钦、德润、德文、德愿、德存均在，德昭子惟正、惟吉、惟忠、惟和也在。！按元佐还位于廷美之思想的发展脉络，他认为真宗当皇帝就是不合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此后真宗不断给元佐加官晋爵，但元佐深以为忌，韬光养晦，他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
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预知。帝尝遣术士管归真为醮禳，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管归真至矣。”[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
这段史料至少有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元佐“养疾”在家，被排除在政治圈之外;二是虽“不接人事”，但朝廷之事“或预知”;三是其疾早已痊愈元佐火烧宫室是对太宗不满，是酒后所为，并非是发病后所为。同时，史书中没有记载此后元佐有发病之事。。元佐在恢复王爵之时，思路非常清晰，不愿再与自己同胞兄弟见面，以示自己立场，那么就不存在还在患病的问题，而且此后所有记载到元佐的史料，没有提及他心疾复发！那么，真宗派术士为他醮禳有什么必要呢？至于元佐竟然马上能够知道是谁来了，一方面说明元佐确实无病，同时可看出真宗派遣术士醮禳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监视元佐。事实很清楚：如果元佐病未痊愈，仍需“在家养病”，那么就不可能“预知”朝廷事，如果他马上辨别出管归真到来，那么说明他没有病！更须注意的是，称元佐“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预知”，即他仍有获取朝廷政事的渠道与了解政事的能力，也证明朝廷中确实还有支持元佐的力量存在实际上，焚宫起因是太宗请诸子赴宴，以元佐有病而没请他，因此元佐在醉酒情况下焚烧自己宫室。史书没有讲焚烧导致多大损失，大致可以判断局限于元佐楚王宫，乃或可以认为是其中一部分房屋。不管怎么说，太宗废元佐的理由不充分，因此太宗病危时，李太后及部分大臣就愿意支持元佐称帝。而恢复元佐之位自然有“立嫡以长不以贤”之古训，这当然是极为过硬的理由。，也正由于此，真宗才需要对他处处提防。这不是笔者猜测，这有充分史料可以证明：
楚王元佐生辰，遣中使赐以宝带。使还，具言王感恩状。王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预知。上尝命道士管归真为设醮禳，家人未及白而曰：“管归真至矣。”上因言：“此非为邪所惑故耶？”又言：“王平居亦无他，但不束发，不喜见妇人，间阅书属文，召其子允升等置酒交谈，或心神不宁，则举措有异，言语无节，盖本由惊悸所致也。”[3]卷六八，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亥，第1521-1522页
真宗对其兄真是“关心备至”，屡加官赐物、派术士上门设醮祈福，但“使还，具言王感恩状”，说明真宗想了解元佐的一举一动，说更清楚一些，就是密察暗防。而“王平居亦无他”一语显示出真宗确实对元佐实行严密监控;而元佐“间阅书属文，召其子允升等置酒交谈”，也说明他思维正常;至于“或心神不宁，则举措有异，言语无节”当是他深深感到随时降临之危机的神态！因此他以“不束发，不喜见妇人”之怪异之举，“平居不接人事”来韬光养晦，避免遭受飞来横祸;又，“禁中火，元佐表停奉禀助完宫阙”[4]卷二四五《楚王元佐传》，第8694页，显然元佐是以这些来避灾求福。 四、真宗丧子与澶渊之盟
从真宗即位来看，他确实面临着某种“危机”：尽管元佐没有直接与他争夺皇位，至少元佐的存在对他是个潜在的威胁按照宋初皇位传承，可以兄弟相继，并未规定一定是父子相承。因此理论上说，即使元佐本人不继位，其后裔仍有继位权力。。
这不是一种猜想，只需要分析一下真宗后嗣及真宗的一些行为，便可以大致看出问题来：“真宗六子：长温王禔，次悼献太子祐，次昌王祗，次信王祉，次钦王祈，次仁宗。禔、祗、祈皆蚤亡。”[4]卷二四五《悼献太子祐传》，第8707页据《宋会要辑稿》载：“温王禔，元符三年三月追赐名，赠太师、尚书令，封温王。昌王祗，元符三年三月追赐名，赠太师、尚书令，封昌王。信王祉，元符三年三月追赐名，赠太师、尚书令，封信王。钦王祁，元符三年三月追赐名，赠太师、尚书令，封钦王。”[9]帝系一，第3637页这几位皇子直到哲宗元符三年（1100）时才被追封，说明禔、祗、祉、祈都夭折于襁褓之中，若是年龄稍大，那么他们死后，真宗肯定会赠予封号的。
值得注意的是悼献太子。《宋史》称：“悼献太子祐，母曰章穆皇后。咸平初，封信国公。生九年而薨，追封周王，赐謚悼献。仁宗即位，赠太尉、中书令。明道二年，追册皇太子。”[4]卷二四五《悼献太子祐传》，第8707页明道是仁宗年号，因此这一赐封本身不在真宗朝。而且《宋史》称悼献太子咸平初封信国公的记载当有误，因为《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咸平五年（1002）十一月郊祭天地后，“己酉，以皇子元（玄）祐为左卫上将军，封信国公”[3]卷五三，真宗咸平五年十一月己酉，第1163页。然深受真宗宠爱的玄祐却身体不好，“上忧之，屡设斋醮祈禳”，但仍然于咸平六年（1003）四月辛巳卒，年仅“九岁，追封周王，谥悼献”，据称，“后十五日，王子生两月者亦不育，上乃取宗室子养之宫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真宗咸平六年四月辛巳，第1190页。李焘此段记载后称：“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养之宫中。范镇云当考。”。玄祐与其弟在半个月内先后去世，确实给真宗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从真宗欲想传位己子的话，此时已经没有亲生儿子了，他只能将就地取宗室之子养育于宫中。
仁宗是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4]卷九《仁宗纪一》，第175页。换言之，从悼献太子祐卒到仁宗生，其间长达七年真宗没有亲生之子，只是宫中养宗室之子，尽管史书未说此宗室之子是谁，但至少说明真宗已有传位的思考。更须值得注意的是，在真宗有亲生子嗣之时，并没有大臣提议建储，这说明当时皇位并没有确定必须由真宗亲生之子来继承。而当真宗亲生之子全部亡故之际，元佐却有三子允升、允言、允成，且都已长大成人，这不能说不对真宗的帝位传承形成一种威胁。这不是臆测，这在大中祥符元年下诏修昭应宫时表现得非常清楚：
初，议即宫城乾地营玉清昭应宫，左右有谏者。帝召问，谓对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愿以此论之。”[4]卷二八三《丁谓传》，第9567页
这段史料非常重要，但未见学者引用。众所周知，玉清昭应宫是天书降临后，为存放天书而建的道宫，然深知真宗之心的丁谓却说：“建一宫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这不是充分证明真宗的无子求嗣心理及感到的威胁吗？
事实上，咸平六年的丧子之痛，自然对真宗是个重大打击，但次年他又遇到辽军南下的麻烦事。
景德元年（1004）八月“边臣言契丹谋入寇”之时，真宗最初也企望对辽战争中打个大胜仗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因此“诏镇州所屯河东广锐兵及近南州军先分屯兵并赴定州”，九月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朕当亲征决胜”[3]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八月甲戌、九月丁酉，第1253、1256页，而实际上他并无这一胆量。闰九月，辽国大举南下进攻，真宗在王钦若等人的劝诱下，北上亲征的誓言已变成“南幸”“西迁”计划：先是，寇准已决亲征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上复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准[3]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癸酉，第1267页。
在寇准的坚持下，真宗不得不同意亲征。尽管宋辽之间战火越来越旺，但真宗一拖再拖，直到十一月庚午才勉强“亲征”。
所幸的是，真宗到澶州后，宋军击伤辽军主帅挞览而致其死亡，辽军大为受挫，宋军侥幸获胜，但真宗最终仍以割地赔款的方式议和。显然，真宗亲子在咸平六年全亡，景德元年在与辽战争中因签了城下之盟而威信受挫，其统治威望确实受到打击，真宗需要以一种方式来“摆脱”这种危机。当然，真宗此种危机心理，自然可以用雪景德四年澶州之耻来解释，因为这是真宗无法解开的心结——这一“耻辱”已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统治权威，加之无亲生之子，皇位继承也受到严峻的挑战！王钦若也正是看到这一点，在试探真宗有无决心与辽决战后，才提出进行封禅来提高真宗威望的建议，王钦若的建议果真被真宗马上接受了。于是，在真宗与王钦若共同的策划下，上演了一场“天书”降临的闹剧。显然，真宗并非是“崇道”、雪耻而导演这一场天书降临和封禅的闹剧，而是因为感受到自身的统治危机而利用了道教！
五、东封西祀与危机解决
历来研究真宗天书降临事件都把这一事件说成是“突然”产生的孤立事件，最多也称之是为雪耻而虚构的事件，实际并非如此。真宗之所以“想到”利用天书降临的办法来解决自身的危机，其实在宋朝有“光荣”的传统，即早在真宗利用天书事件之前，宋朝政府已经有此经验，利用过所谓“神”的传语来为自己统治服务。
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受命将整理好的道藏“就杭州监写本”[3]卷八六，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三月丙午，第1976页的张君房，是一位对道教颇为迷恋的官员王得臣称：“集贤张君房，字尹方，壮始从学，逮游场屋，甚有时名。登第时年已四十余，以校道书得馆职。”王得臣：《麈史》卷中《学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7页。，他撰写过道教著作《云笈七签》。在此书中，张君房特意撰写了《翊圣保德真君传》，记载了太宗潜邸以及北征太原之时，“真君”多次托道士张守真传言，并称极为灵验。《宋会要辑稿》也记载“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闰七月，诏以帝在晋邸日，尝有神告之应，特封显圣王，别建祠宇，春秋奉祀，仍立碑以纪其事”[9]礼二〇，第1048页，这个神祠便是要册湫神祠。张君房的记载被不少比较正统的宋代学者加以转录，如李焘、李攸、杨亿、邵博可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宋朝事实》卷七《道释》《杨公谈苑·黑杀将军》《玉海》等等。其中李焘记载后有一段明确的注释：“此据《国史·符瑞志》”;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则称“并出《国史》”，显然当时已经被载入官方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至于《湘山野录》等书也有记载，不过他们还不属于正统的严肃的史家。等等。且不说张君房所作的传是否真实，但至少在宋人记载中，这位有预知能力的“真君”确实存在，在史书及一些碑志都有记载。如徐铉《大宋凤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宫碑铭》：“粤御历之元祀，有神降于凤翔府盩厔县之望仙乡。其象不形，其言可纪。盖玄帝之佐命，禺强之官联，真位参于紫微，灵职分于井钺。其称述则儒玄之奥旨，其敷演则禳禬之严科。”[10]第335页这里所说的“有神降于凤翔府盩厔县之望仙乡”言之凿凿，似乎实有其事。这也是后来张君房记载的根据之一。 或许仅凭这一条资料难以使人信服真宗天书降临事件与太宗时期这一“神”之间的密切联系，那么李攸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材料，在太平兴国年间，“凡真君所降语，帝（太宗）命宰相王钦若编次之，为三卷，藏于秘阁，仍赐本宫”[11]659。可见，正是这位与真宗共同策划天书降临事件的王钦若，在太平兴国年间非常深入地参与到太宗与神接触的事件之中，这难道不能说明真宗天书下降事件的由来吗？由此我们也似乎可以了解真宗为何于大中祥符诏命王钦若校编道藏的原因了。
无论是要册湫神还是真君，都是太宗利用来为自己政治服务的。显然，这一传统到真宗这里发扬光大了。尽管王钦若与真宗策划了天书降临及封禅泰山，但宋朝提议封禅并非是王钦若首先发明的。在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兖州太山父老及瑕邱等七县民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诣阙请封禅”[3]卷二四，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己酉，第548页，被太宗拒绝了。次年“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千余人复诣阙请封禅。戊子，群臣上表请封禅” [3]卷二五，太宗太平兴国九年四月乙酉，第576页，太宗虽然答应了，但因“乾元、文明二殿灾，诏停封禅”[4]卷一〇四《礼志七》，第2527页。真宗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殿中侍御史郑湘也请封禅，但在宰相王旦反对下，真宗也只能悻悻地推辞道：“朕之不德，安能轻议。”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载王旦反对之语曰：“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此暗示真宗没有具备封禅的功、德，实际可视为大臣对真宗的评价，暗示着真宗统治权威受到怀疑。因为真宗如有权威，那么就不需要经过王旦同意，也不需要用美酒、宝珠来收买王旦，此刚好反证真宗统治权威受到挑战。第1506页。真宗不是谦虚，他确实当政十年来乏善可陈。同时从王旦反对后真宗所言，可看出真宗统治的权威性并不高。然而在王钦若的劝诱和真宗收买下《宋史·王旦传》载真宗召王旦品尝美酒，然后又赐尊酒，王旦回府后發现里面是珍珠。，到年底，王旦放弃了原持立场，不再反对。可以说，自景德四年十一月郑湘建议封禅起，真宗为摆脱自身统治的危机，想尽一切办法要以天书降临来愚弄天下，以进行封禅来摆脱自身危机的，到年底收买王旦成功，其政治目的才总算达到了。次年正月，真宗向大臣们讲了自己于一个多月前梦见神人，称有天书降临，并称神人命令在正殿内进行黄箓道场一个月，用以迎接天书。如此，真宗用天书降临之手法来宣扬、提高自己统治的“神圣性”，因为神人之所以给真宗授天书，可以“证明”真宗统治是由“神”授予并加以保护的。换句话说，这样的统治是不容任何人怀疑其合法性、正统性和权威性的。
但是，真宗还要解决这个“神”是谁、与宋王朝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会引起大臣们群起而攻之。而真宗身边有被大臣们称之“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为真宗演戏出谋划策。刘承珪在这一问题策划了一场好戏，立有“大功”刘承珪后改名承规，《宋史》有传，其死后，真宗赐其忠肃之号，“甚嗟惜之，遣内臣与鸿胪典丧，亲为祭文。玉清昭应宫成，加赠侍中，遣内侍邓守恩就墓告祭。”宫成后遣官就墓地告祭，充分说明承珪在修宫事上的“功绩”。《宋史》卷四六六《刘承规传》，第13610页。：
先是，有汀州人王捷者，咸平初贾贩至南康军，于逆旅遇道人，自言姓赵氏。是冬再见于茅山，命捷市铅汞炼之，少顷成金。捷即随至和州诸山，得其术，又授以小镮神剑，密缄之，戒曰：“非遇人主，切勿轻言。”捷诣阙求见不得，乃谋以罪名自达。至信州，佯狂大呼，遂坐配隶岭南。未几，逃至京师，官司捕系，閤门祗候谢德权尝为岭南巡检，知捷有异术，为奏请得释，乃解军籍。刘承珪闻其事，为改名中正，得对龙图阁，且陈灵应，特授许州参军，留止皇城廨舍，时出游廛市。常有道人偶语云：“即授中正法者，司命真君也。”承珪遂筑新堂，乃以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降堂之纱帱中，戴冠佩剑，服皆青色，自是屡降。中正常达其言，既得天书，遂东封，加号司命天尊，是为圣祖。凡瑞异，中正必先以告。辛卯，授中正左武卫将军致仕，给全俸，赐第通济坊，恩遇甚厚。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寅，第1593-1594页。李攸《宋朝事实》卷七《道释》亦有相应记载，第657页。
王捷是否真从赵姓道士那里学到炼金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承珪发现了王捷（改名为中正）“具有”与“神”沟通、传言的法术，从而解决了真宗所要“证实”的“神”身份——司命真君！由司命真君传达天书，自然为证明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和权威性提供了保障，因为司命真君既然降天书只给真宗一人，无疑是赵宋任何子弟所不具备的“绝对正统”的表现。这一记载中的“景德四年五月”甚可关注，因为这正是真宗苦思冥想要解决自身统治正统性、权威性的关键时刻，刘承珪帮助真宗解决了这一难题，于是次年便有天书降临之事。
但此事还未结束，当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皇子（即后来的仁宗）诞生后，真宗于五年十月再次“获得托梦”，明确赵姓圣祖的身份：
上梦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夜，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当斜设六位。”即于延恩殿设道场。是日，五鼓一筹，先闻异香，少顷，黄光自东南至，掩蔽灯烛。俄见灵仙仪卫，所执器物皆有光明，天尊至，冠服如元始天尊。又六人皆秉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绛纱袍。上再拜于阶下。俄有黄雾起，须臾雾散，天尊与六人皆就坐，侍从在东阶。上升西阶，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设榻，召上坐，饮碧玉汤，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邱。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及曙，以语辅臣，即召至殿，历观临降之所，又召修玉清昭应宫副使李宗谔、刘承珪，都监蓝继宗同观。[3]卷七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第1797-1798页 显然，真宗把赵姓圣祖称作“天尊”，上升到人皇九人之一、轩辕氏，并称圣祖嘱托他“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突显了君权神授的意义，暗示着自己统治是受赵氏祖先之神的授权！而早已被收买的王旦马上恭贺：“陛下款奉上真，亲承宝训，兹□殊异，简册所无。”[9]礼五一，第1885页尽管王旦所说“简册所无”似乎含有没有根据之意，但话中又说真宗“款奉上真，亲承宝训”，无疑是迎合了真宗所说的话，至此，真宗与王旦思想上完全达到了一致，也彻底解决了太宗传位给真宗的合法性问题，堵塞了元佐乃至其子通向帝位之路。
诚然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李宸妃生子之后，真宗已经稍舒一口气，但他毕竟不敢冒然立太子，而现在再次梦见圣祖传言“抚育苍生，无怠前志”，确认了真宗传位统绪的合法性，顺理成章，天禧二年九月他理直气壮地立赵桢为皇太子：“壬申，皇太子谒玉清昭应宫、景灵宫”[3]卷九二，真宗天禧二年九月壬申，第2125页，以此向祖宗宣告已立皇太子，真正解决了帝位传承统绪、解除了真宗心头之患两年后，乾兴元年正月戊午，真宗去世，享年55岁。。值得补充的是，天禧三年（1019）十一月“甲戌，皇太子言，于玉清昭应宫建殿置经藏，以资圣筭。功毕，有诏褒答，赐殿名曰长生崇寿”[3]卷九四，真宗天禧三年十一月甲戌，第2172页。赵桢时年9岁，恐怕还不足以提出如此“重大”的建议，此当是真宗一伙幕后操刀，欲提升皇太子的光辉形象的一次拙劣表演。
可见，透过真宗“崇道”假象，可以看出这一连串“崇道”之举都是真宗为了摆脱自身权威受到损害、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挑战的危机，他为了传承帝位的合法性而导演了天书下降，道教则是被真宗利用来宣示自己正统性、合法性、权威性的工具，并非道教“主动”渗透到国家礼仪大典之中去的。
当然，在澶渊之盟后，虽然宋辽之间不复有大战，此后真宗的东封西祀，解决了自身的统治危机，局势稍有安定的趋势，然有识之士对真宗東封西祀之批判却存诸史册。司马光记载“家居不仕”的邢惇，真宗召对治道而不答，问其原因，邢惇称：“陛下东封西祀，皆已毕矣，臣复何言？”真宗除其官，然当他死后，竟然发现真宗之敕“与废纸同束置屋梁间”[8]卷五，第103页。显然这是最强烈的无声抗议！王栐记载国初“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寖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12]卷二，第14页。洪迈也批评真宗时东封西祀、胡作非为，“一时邪谀之臣，唱为瑞应祺祥”，表彰“孙宣公奭独上疏争救”之壮举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孙宣公谏封禅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93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亦载相似内容，第113页。。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引《三朝符瑞志》，称：“天禧以前草木之瑞，史不绝书，而芝草尤多，然多出于大中祥符以后。东封西祀之时，王钦若、丁谓之徒，以此导谀，且动以万本计，则何足瑞哉。”[13]卷二九九《物异考五》，第8163页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真宗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14]卷一二七《本朝一》，第3044页显然，太宗真宗与神对话、交接，开启了宋代帝王装神弄鬼一途，以伪造天书、东封西祀、与神对话等等手法，证明自己“代天行道”，来解决统治合法性或政治危机等问题，明显地偏离了正确的施政轨道。尽管随着大中祥符三年真宗后宫再次产子，这场统治危机终于获得解决，但给宋政府带来政治上的恶劣影响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导致财政失衡、天怒人怨、民心尽失，最终促成了北宋走向积贫积弱的局面。历史已经把真宗钉在了耻辱柱上，成为警醒人们的反面教员。当然，真宗东封西祀还涉及到建造京师道教两宫问题，这有助于深入探讨宋政府是如何挥霍民财，使国家深陷于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的。
[参考文献]
[1]何立平.宋真宗“东封西祀”略论[J].学术月刊，2005（2）：89-95.
[2]闫化川.论宋真宗时期的“东封西祀”[D].济南：山东大学，2008.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7]李心传.旧闻证误：补遗 [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0]徐铉.大宋凤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宫碑铭[M]//全宋文：卷三三（第2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1]李攸.宋朝事实[M].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8.
[12]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4]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Question on Song Zhenzongs Theory of
“Enclosing Chan and Eliminating Shame”
——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uling Crisis of Zhenzong Dynasty
and the Coming of Tianshu and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acrifices
TANG Qinfu
（College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Shanxi Normal Unirersity， Linfen， shanxi 041004; Ancient Books Offi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years of Dazhong Xiangfu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Emperor Zhenzong conducted the coming of Tianshu and Eastern and Western sacrifices， which were not to purge shame， not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rationality and authority of Zhao Song Emperors power， and not to strengthen ideology or build spiritual beliefs of an ideological movement. These actions of Zhenzong are a means to solve the crisis of his own rul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aizongs reign to his son， there was a hidden crisis in the rule of Song Dynasty. After the succession of Zhenzong， the crisis did not end， but deepened with the death of Zhenzongs sons and the conclusion of Weiyuan and alliance. In order to solve this crisis， Zhenzong and Wang Qinruo planned a farce about the coming of Tianshu，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pretending to be the sage ancestors. In the third year of Dazhong Xiangfu， and after Zhenzong had another son， the ruling crisis was finally solved， but it brought the Song government a bad political impact and a heavy economic burden， resulting in financial imbalance， anger and resentment， loss of peoples hearts， and ultimately contributed to the situation of poverty and weaknes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