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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丙中教授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这部著作里论述了民俗学的两个基本理论问题。其中之一是研究取向的问题。在此之前，民俗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是硕果累累，只不过研究成果的侧重点不同。或者说，有些趋向化，比较侧重于事象研究，而忽略整体研究。无论事象研究还是整体研究：都是观察者综合主客体的观点，对民俗现象进行调查后的分析和总结。今天，两种研究取向在具体研究中逐渐一体化。
[关键词]事象研究 整体研究 文化与生活 一体化
中国现代民俗学标志性的起点是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及其刊物《歌谣周刊》的发行。这门既年青又古老的学科在多年的风雨飘摇中，从理论到方法，都在不断地完善。当然，基础理论的系统化是独立学科的标志。民俗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众多，其中之一是研究取向的问题。目前，高丙中教授所著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充分论述了这一问题。
一、民俗学的两种研究取向
作者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这部著作详细而深刻地论述了两种研究取向——民俗事象研究和民俗整体研究。事实上，两种研究取向各自抓住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两个方面：文化和生活。
高丙中教授认为，民俗事象研究是从文化的角度，对活生生的民俗事件的抽象，是研究榨干了生活汁液的文化现象。首先这种研究最终要探讨民俗的文化含义，将一个个民俗事件提升到文化的高度加以分析和解读。“民俗”说到底是人类的创造，是有关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学问。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民俗。人类的能动性使得自我创造的民俗呈现出活态性。它们不仅深蕴某种文化，而且具有活生生的生活气象。如此，民俗事象研究只是注重民俗的文化含义，而忽视了民俗主题(人)的作用以及它所发生的情景和过程。其次，任何一种研究都要求有足够的资料。作者认为事象研究表现为一种占有资料的方式，深含主观意识。也就是说为了某种研究而收集相关资料，或者有了一定的资料所以展开某项研究。言外之意，这种研究取向不需要进行田野作业，只在书斋之内便可完成。最后，民俗事象研究是将文化和传统相结合。长期采用这种研究取向的研究者达成一个共识——“民俗是与文化、与传统相关的概念，民俗是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或文化传统的一个一个的组成部分。”文化对传统的复原、传统对文化的塑造是一个历时的研究过程。
相对于民俗事象研究而言，民俗整体研究更具体，更全面。民俗整体研究注重具有生活气息的民俗事件，不像民俗事象研究仅限于文化现象的描述，而忽略了活生生的民俗事实。这种研究取向从生活的角度探讨民俗与人生的关系。它复原了民俗事象研究所摈弃的民俗发生的情境，将民俗活动主体置于重要的位置。因为主体是民俗创作之源，又是民俗载体。如此，民俗呈现活态化，不是被挤干汁液的民俗事象。如前所述，民俗整体研究探讨的是民俗与人生的关系，更关注民俗的现代性。通过田野调查可知这种研究要面向生活、面向人的活动、面向现代。虽然民俗事象研究与民俗整体研究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它们既互补又融为一体。
二、研究取向一体化
笔者认为民俗是生活和文化的结合体，对它的研究要运用主客体两方面的观点进行调查和分析。民俗学两种研究取向在具体的民俗研究中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下面以我国民俗学中的歌谣研究为例，说明两种研究取向互补而又一体。
中国民俗学滥觞于歌谣研究，一如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所说；“民俗学的产生或进展，往往从民间文学方面开始，就是说，从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的搜集、研究开始。”所以说，歌谣研究在民俗学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在漫长的学术实践中，歌谣研究的过程更能体现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如研究壮族歌谣不仅要听懂和记录歌词，而且要重现壮族歌谣特有的活态性。这需要两方面的调查。一方面，就歌谣本身而言，研究者必须清楚地记录歌谣的韵律、思想主题以及所表达的感情。探讨这种思想和感情体现出的歌谣的社会文化功能。另一方面，创造和承载歌谣的主体(人)是歌谣活态性的体现。人的能动性和他们选择演唱场景的意识也是研究者必须调查和描述的部分。在真实地记录歌谣活动过程的前提下，分析和概括其中的文化意蕴。如果歌谣活动不用文化加以解读，这种研究就流于表面化的单纯描述，没有实际意义。
这就说明各种民俗都需要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解读。笔者认为，在理论研究中，可以把民俗事象研究和整体研究分开来讲，就像高丙中教授在《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中进行的理论分析。不过在具体的民俗研究中，两者是互相交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以上从文化和生活关系的角度论述了民俗学两种研究取向的一体性。在具体的民俗研究中两者不可分开使用。高丙中教授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提出并论述了这一问题，将民俗基本理论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台阶。
参考文献
[1]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事象研究 整体研究 文化与生活 一体化
中国现代民俗学标志性的起点是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及其刊物《歌谣周刊》的发行。这门既年青又古老的学科在多年的风雨飘摇中，从理论到方法，都在不断地完善。当然，基础理论的系统化是独立学科的标志。民俗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众多，其中之一是研究取向的问题。目前，高丙中教授所著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充分论述了这一问题。
一、民俗学的两种研究取向
作者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这部著作详细而深刻地论述了两种研究取向——民俗事象研究和民俗整体研究。事实上，两种研究取向各自抓住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两个方面：文化和生活。
高丙中教授认为，民俗事象研究是从文化的角度，对活生生的民俗事件的抽象，是研究榨干了生活汁液的文化现象。首先这种研究最终要探讨民俗的文化含义，将一个个民俗事件提升到文化的高度加以分析和解读。“民俗”说到底是人类的创造，是有关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学问。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民俗。人类的能动性使得自我创造的民俗呈现出活态性。它们不仅深蕴某种文化，而且具有活生生的生活气象。如此，民俗事象研究只是注重民俗的文化含义，而忽视了民俗主题(人)的作用以及它所发生的情景和过程。其次，任何一种研究都要求有足够的资料。作者认为事象研究表现为一种占有资料的方式，深含主观意识。也就是说为了某种研究而收集相关资料，或者有了一定的资料所以展开某项研究。言外之意，这种研究取向不需要进行田野作业，只在书斋之内便可完成。最后，民俗事象研究是将文化和传统相结合。长期采用这种研究取向的研究者达成一个共识——“民俗是与文化、与传统相关的概念，民俗是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或文化传统的一个一个的组成部分。”文化对传统的复原、传统对文化的塑造是一个历时的研究过程。
相对于民俗事象研究而言，民俗整体研究更具体，更全面。民俗整体研究注重具有生活气息的民俗事件，不像民俗事象研究仅限于文化现象的描述，而忽略了活生生的民俗事实。这种研究取向从生活的角度探讨民俗与人生的关系。它复原了民俗事象研究所摈弃的民俗发生的情境，将民俗活动主体置于重要的位置。因为主体是民俗创作之源，又是民俗载体。如此，民俗呈现活态化，不是被挤干汁液的民俗事象。如前所述，民俗整体研究探讨的是民俗与人生的关系，更关注民俗的现代性。通过田野调查可知这种研究要面向生活、面向人的活动、面向现代。虽然民俗事象研究与民俗整体研究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它们既互补又融为一体。
二、研究取向一体化
笔者认为民俗是生活和文化的结合体，对它的研究要运用主客体两方面的观点进行调查和分析。民俗学两种研究取向在具体的民俗研究中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下面以我国民俗学中的歌谣研究为例，说明两种研究取向互补而又一体。
中国民俗学滥觞于歌谣研究，一如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所说；“民俗学的产生或进展，往往从民间文学方面开始，就是说，从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的搜集、研究开始。”所以说，歌谣研究在民俗学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在漫长的学术实践中，歌谣研究的过程更能体现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如研究壮族歌谣不仅要听懂和记录歌词，而且要重现壮族歌谣特有的活态性。这需要两方面的调查。一方面，就歌谣本身而言，研究者必须清楚地记录歌谣的韵律、思想主题以及所表达的感情。探讨这种思想和感情体现出的歌谣的社会文化功能。另一方面，创造和承载歌谣的主体(人)是歌谣活态性的体现。人的能动性和他们选择演唱场景的意识也是研究者必须调查和描述的部分。在真实地记录歌谣活动过程的前提下，分析和概括其中的文化意蕴。如果歌谣活动不用文化加以解读，这种研究就流于表面化的单纯描述，没有实际意义。
这就说明各种民俗都需要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解读。笔者认为，在理论研究中，可以把民俗事象研究和整体研究分开来讲，就像高丙中教授在《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中进行的理论分析。不过在具体的民俗研究中，两者是互相交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以上从文化和生活关系的角度论述了民俗学两种研究取向的一体性。在具体的民俗研究中两者不可分开使用。高丙中教授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提出并论述了这一问题，将民俗基本理论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台阶。
参考文献
[1]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