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是一种体验生命本体的审美符号。它浸淫于中国古老的哲学美学之中，在笔飞墨舞的音乐律动中完成一种时空审美形式，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并为洞悉中国文化精神和华夏哲学美学品格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文化视界。
　　古老的中国书法伴随文字的生成和意义的交流而出现，又伴随着抒情达意和文化转型而向今天的人们显示其魅力和困境。它召唤当代书法美学理论家为其在中国文化转型中重新审视书法艺术并加以文化定位和价值厘定。
　　当代书法艺术的价值定位与整个世界的文化思潮紧密相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影响弥深，并生成和发扬为具有本土特色的书法形式（如日本近代诗文书法、少字数、墨象书、前卫书法），进而导致中国现代书法受日本现代书道影响的“影响的焦虑”。同时，西方国家也在“发现中国书法”的惊喜中，吸收中国书法真髓去拓展他们的抽象绘画和现代、后现代艺术。于是西方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新画种——“书法画”，甚至有些画家被称为“西方书法家”。因此，国内有些学者对这种中国书法界与各国艺术家共结笔墨姻缘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也有学者对中国书法的价值定位并不高，认为“书法越来越由中国文化的视觉实在而蜕变为一种民族的历史陈迹或一种古董，换言之，书法的价值不在其艺术性而只在其历史性”,“而西方现代艺术家对中国书法的赞美和吸收恰恰代表着一种对无意识文化超越的决心：正是因为西方人有这种否定自我固有文化引进外来文化的勇气，他们的艺术才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革命性”。
　　其实，无论是对中国书法影响他国艺术感到欣慰还是感到不满，都只是停留在书法价值厘定的表面。透过这个表面，我们可以看到艺术的当代文化审美意义。事实上，东西方文化危机是人的危机、情怀的危机、艺术的危机的集中表征。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后现代文化，使西方“现代主义”遭致冲击。后现代主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运用，科技高视阔步导致了合法化危机（利奥塔德）。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深度同时消失，消费意识的渗透使自然与人类意识这两个领域日益商品化。从此，后现代文化和美学浸渍了无所不在的商品意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在此归于失效，商品禀有一种“新型”的审美特征，而文化则贴上了商品的标签。复制、消费和平面感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代码。
　　对这种自现代主义文化以来的文化危机，东西方的思想家艺术家早就已经体察到了。台湾诗人罗门指出，人们沦入物质的疯狂贪欲中时，人和世界同时失去人性的尊严：“当那个被物质文化推动着的世界，日渐占领人类居住的任何地区，人类精神文明便面临了可怕的威胁与危机。譬如生活在纽约那种使‘人’几乎完全没有地位的机械环境中，窗外自然的太阳是沉落了，窗内电气化的太阳代之而升起。人们对于春夏秋冬的气象，也不太注意。因为在密封式的房子里，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高耸的摩天楼围拢来，将那能引起人类产生玄想的天空挤出去，将那能引起人类产生静观默想的田园埋入视境之外，人内心的联想世界，被压缩到接近零度。人与神与天与自然与自我的交通连线，都相继被机械急转的齿轮辗断了。人的内心世界，几乎趋于静止。这种抽离与落空，不但是使人的内在失明与阴暗，而且已造成人类文化的最大危机。人不再去度过幽美的心灵生活，人失去精神上的古典与超越的力量，人只是猛奔在物欲世界中的一头文明的野兽。”（转引自张汉良、萧萧编《现代诗导读·理论篇》，台湾故乡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回首近百年来人类文化历程，令人震慑的不仅仅是战争频仍、瘟疫蔓延、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而且包括深达人类心灵的信仰危机。传统价值系统遭到虚无主义的浸渍，价值观念上真实与虚妄的冲突愈演愈烈。对真理、良善、正义的追求，在后现代哲人的语言游戏中逐渐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终于销蚀在话语的操作过程中。这逼得我们更深一层地去探求人类文化遭遇到的困境，进而瞩目西方哲人对“精神不死鸟”从文明的废墟中再生的希冀。同时，躬身自问，正在走向新世纪的华夏文明，究竟应有怎样的文化策略？
　　哲人们为了救赎几近窒息的心灵，解放被榨取殆尽的生命，开出的药方竟众口一词：以艺术之气韵给生命以血性，以艺术之意境提升人生的境界，使之摆脱物欲，重返精神家园。于是，艺术灵性成为诗人哲人追求的目标。因此，海德格尔要人们转变向外求索的欲望，凝神静思，体会诗哲的灵魂时时感受着的愁绪，使自己成为趋近诗思的人。这种强调诗意的倾听和本质直观的方式，就是以有限生命把握人生意义，以本己之心性通过艺术作品去体味感受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尽心澄情，才能存神见道。这一观点对西方艺术美学影响重大，其后阿多诺、布洛赫、马尔库塞都相当重视通过人的感性审美生成去解救人们被遮蔽的心性。因为美和艺术把未来的理想先行带入历史现实，艺术积淀着人类远古无意识，并从一个更高的存在（道）出发召唤人们进入审美境界，从纯审美（如书法之纯净的线条墨趣）中规范现实向纯存在转换。
　　这种关心人的心性超越、灵魂安顿，以达到精神的自由解放，在中国哲学美学家那里更是独有见地的。中国美学、中国艺术（诗文、书法、绘画、音乐）重视性灵、气韵、意境、神形，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注重凝神寂照，澄怀味道，游目周览，俯仰自得，创造出的意境泊然无染，空灵幽渺。这是以艺术之清泉洗涤世俗之尘埃，在宁静的蕴涵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既超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人生。
　　中国书法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心相通（“书者散也”），与道相通（“以形媚道”），与人生相通（“书人不朽于千古”）。书法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撇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的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美学散步》第183页）。
　　正因为书法艺术精神是最具哲学精神的，因而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是一种心性之美，哲思之美，生命力之美。正惟此，日本学者井岛勉在《书法的现代性及其意义》中说：“人类无论进行知识性或行为性的活动，都经常受到某些概念和规则的约束，可以说都只能不很自由地生活。这样，本来的生命自由受到了限制，不得不隐藏起来，但是，在进行美的活动或者艺术活动时，人类就能从这种限制中解放出来，自由地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恢复了本来的生命自由。”“书法是一门以书写文字为中心而形成的艺术，但与其他艺术一样，作为艺术的书法，不仅仅是书写文字而已，它要求由此认识自己本来的生命。就艺术要求的认识生命而言，书法可谓最纯粹、最内涵的艺术。流动的书法线条，正是传导生命节奏的标记。”“它的备受欢迎的主要前提是因为恢复了书法艺术自由的创造精神和认识了现代的人类生命。简言之，在现代的环境中，它们再现了书法的本源。”（《日本现代书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同样，英国文艺批评家赫伯特·里德在《现代绘画简史》中说：“抽象表现主义作为一个艺术运动，不过是中国书法的表现主义的扩展和苦心经营而已。”他在为美籍华人书画家蒋彝先生的《中国书法》一书第二版作序时说：“第一次拜读蒋先生的著作时，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一美学与现代‘抽象’艺术的美学之间的相似之处。”
　　除了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艺术对这压抑的解脱，使得书法在现代文化中日益兴盛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解构主义哲学诗学对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清算和对“书写”的高扬。不了解这一重要的文化哲学氛围，对书法的深层次理论探讨就显得失去了时代文化背景。
　　（待续）
　　 （本文刊载于《书法研究》1994年第3期及20世纪书法研究丛书《文化精神篇》第26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2000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