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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雅，亲切，谦和，一位顶级杰出科学家带着早春的微笑向记者走来。
淡蓝色的衬衫，黑色西装，步履矫健，气韵从容，神采奕奕。
持续国外出访奔波劳顿，归来主持相关领域院士大会，同时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行程密集鲜有余暇。此次相逢，他挤出宝贵时间，在春光中倾谈。
“中国不仅河流众多，而且有世界上最复杂的江河，水土流失严重，水利工作关系国计民生，历来是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我理应坚守，做出开创性贡献。”阅历丰富，视野开阔，成就卓越。对学术领域的不懈探索，对人生命运的透彻思考，对社会时政的深入关切，时常掀起他情感的波澜。听他一席话，不见遮遮掩掩，更无唯唯诺诺，而是一语中地令人心智受益。
他就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光谦。
潜心治学 献身水利
翻开岁月的书简，缤纷的记忆叠映心间。1978年，王光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前对“治河系”所学所用尚无所知。“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河史。”初入课堂，老师的启发使他意识到黄河、长江治理的重要性，激发起对治河专业最初的信心与热爱。“文革”十年禁锢，加上对知识的渴求，使得王光谦极为用功，每天学习的有效时间达十几个小时。晚上10点半熄灯后，校园的路灯下、宿舍的走廊里常见他孜孜不倦的身影。自强不息，厚积薄发，回顾时王光谦院士的脸上泛起一抹自豪：“那时能考进大学有书读就不错。那年高考，我的分数是346分，和重点线两分之差便与第一志愿清华大学擦肩而过。后来我进入武汉水利学院治河专业。我们那一届学生成材率很高，一个大班70多人今天已是部长和司局长级的不少。2009年，我成为班里的首位院士。”
大学期间，老师带着治河系学生进行地质实践，最开始看了湖北省内的小河流，和在建中的葛洲坝。当时大家充满活力与新奇感。临近毕业时，王光谦参观三门峡水利工程。滔滔黄河水，滚滚向东流，驻足河边的他显得形单影只，迎面袭来夹沙的凛冽大风，放眼寸草不生的荒凉沙丘，对于黄河的初次直观印象，震惊了这个在江汉流域长大的青年。提及当时的所见所感，王光谦院士的记忆清晰：“我先说下见到黄河之前对河的认识。我老家在南阳，最大的河是白河。在白河的支流沿陵河岸边长满柳树，绿意盎然。河水清得不得了。夏天我们经常在河里游泳、摸鱼。有一年回老家，我下到河里只用了一小时就捉满一桶螃蟹。我第一次接触黄河是1982年上实习课时，相比家乡清澈见底的河流，黄河分不清河与滩。我感到很生疏，看了半天不敢下去。见此情景，不少同学想转专业，认为前人几千年都没办法治理，我们肯定也不行。”
在王光谦看来，与其失望叹息，不如日进有功。他相信学术、技艺的成就是在持之以恒的热爱与奋斗中取得。1982年，王光谦夙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水利工程硕士、博士研究生。已是青黄不接、严重断代的中国水利事业，在历经曲折后终于迎来新一批青年才俊。此时国家经济建设正以全新的时代面貌飞速向前发展，全国大江大河水利工程陆续论证、上马，急需水利专业人才对涉及工程的各项问题把关。王光谦充满紧迫感，格外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在为人和术业方面，费祥俊、夏震寰，钱宁、黄万里，他的很多老师堪称大师级。遇到学术争论时，他们各抒己见，只讲不同观点，没有面红耳赤地吵架，尽显学者风范。王光谦坦言，清华大学不同学术流派竞相并存，这就促使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分析能力，而不只是照单接收。他曾为清华大学泥沙研究室5位教授当助手，参加三峡泥沙淤积研究，同时听到黄万里的不同观点。
在求学过程中，中国第一位在美国获得水利工程学博士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给王光谦留下难忘印象。“两年前，黄先生的夫人整理资料时，发现我的博士论文。黄先生评审后在封面上写了很多好的评语。此前我已经没有自己的博士论文，因而显得非常珍贵。”王光谦院士身体微微前倾，饱含感情地说道，“作为知识分子，黄先生实事求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坚持。他的观点大部分正确，但也有些认识是阶段性、局限性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好好研究。黄先生觉得有些水利工程有问题，我们也希望将他的观点留存，哪怕短期理解不了、无法实施，先记录下来。为此，我组织请他就黄河、长江、淮河的基本规律和治河原理等内容讲了七次。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讲课。”那一年，88岁高龄的黄万里身着雪白西装，系红色领结，精神矍铄。说到动情时，黄万里热泪潸然，感叹未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人才匮乏。王光谦带着年轻师生在下面听，这一情景令他深受震动：“我当时感到可惜，很多东西未被采纳。后来，我就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注意一下方式可能会好很多。”
1992年王光谦博士后出站，1993年任清华大学水利治沙系主任，年仅31岁。刚工作那些年，他面临极大困境，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判断、摸索，而且还要带领一支科研队伍。水利不是理论专业，所得出的每个结论都将转换成国家政策或水利工程，直接关系到民众生产生活安全。王光谦深感责任重大。他不畏挑战，迎难而上，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三峡工程坝区泥沙模型试验研究。三峡工程泥沙问题是争论时间最长，也是中国工程泥沙研究投入力量最大的课题。三峡没建成时，只有清华大学他这里有一个1：180的模型，参观者达数千人。王光谦和同事们用了5年时间严谨论证，结果表明经过80年的泥沙淤积，三峡水库的库容从刚建成的398亿立方米减少到220亿立方米，达到冲淤平衡，以后能保持近200亿立方米的有效库容，不会出现泥沙淤积使三峡水库报废的局面。
三峡工程建设的高潮是大江截流，1997年，王光谦受施工机构委托为大江截流施工预测截流口门水流特性，成果及时应用于大江截流实践，关键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有幸成为15位获奖者之一，代表数千位参加大江截流的贡献者分享这一崇高的荣誉。1990年代以来所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中，都有王光谦的身影。在南水北调工程论证中，他4次随全国政协考察团对中线工程进行实地调研，并于2001年“两会”期间作为新闻发言人在人民大会堂回答中外记者关于南水北调工程的提问。 治理黄河 举世瞩目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文化繁衍源远流长。1970年代以来，沿黄地区对黄河水资源进行大规模开发，引用水量剧增，黄河断流频繁发生。特别是1997年黄河断流超过300天，长达700多公里，170多位院士、专家联名给中央写信呼吁“拯救黄河”。保护黄河成为多年来的热门话题。水利部原部长汪恕诚曾针对黄河问题提出“四不”要求——不断流、不决口、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
对于黄河，最重要的是解决断流问题。这就需要进行全流域统一的水量调度，合理分配使用水资源。王光谦院士积极参加“黄河全流域水资源管理系统”开发工作，带领清华大学课题组数十次赴实地攻坚克难。“我们要做的是，在不知道黄河当年水量和各地需水量多少、且用水过程中又会遇到突然降水或持续干旱等突发因素的情况下，制定一套方案，既能保证各地用水需求，又不至于让下游没水用。”为此，他带领团队用滚动修正的方法，假设一条中等年份、来水平均时正常标准的目标曲线，建立黄河水量自适应调度模型，通过预先分水决定各省市用水量，同时根据水文监测了解黄河实时水量，按旬实施水量调度，丰增枯减十天调整一次。王光谦研究的这套系统涵盖黄河流域五大水库相关数据，规模之大世界绝无仅有，为黄河不再断流发挥关键技术支撑作用。
访谈中，柔和的阳光洒向室内，映照在王光谦院士红润的面庞上。语速和缓，他介绍起开发模型的难度和细节故事：“首先，这样大规模的调配系统没有先例。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到拉斯维加斯进入干旱地区，调配方式只分上下游两端，而中国则要给沿黄河各省都分配清楚。我们当时承受的压力在于一方面不知道究竟能否干出来，另一方面相关机构又急切需要，而且他们也不清楚要什么，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带着课题组在郑州租房子，参与研究的那批学生是非常厉害。在专业上，所涉及的知识已经超出我们掌握的范畴，于是大家边学边干一起商讨，都不懂时我就自己摸索。整个团队没有到点吃饭、按时下班的状态，熬夜很常见，我要求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精力开展工作。平时我早睡早起作息规律，但这期间特别繁忙时四点即起投入工作。从最基础研究、软件系统、装载应用，到2005年这套模型调试成功，我们一年一个台阶。”
为给黄河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保障，“数字黄河”工程应运而生。王光谦院士和团队参与多项研究，“黄河全流域水资源管理系统”是其中的一个应用部分，而最核心的是“黄河数字流域模型”。黄河是典型的“游荡性河流”，即短时间内河道摆动、变化非常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成为形象描述。为防止黄河决口、改道，王光谦带领研究组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数值模拟、动床模型试验、遥感分析等关键技术，提出描述“游荡性河流”演变规律的理论公式，建立与之相应的数值和物理模型。项目成果广泛应用，有效保护了堤防安全。由此，“黄河数字流域模型”建立。这又是一项开创性工作。作为学科带头人，王光谦亲力亲为克服众多技术难题，研究成果赢得世界瞩目。国际泥沙领域的权威科学家们听完介绍难抑激动，高度称赞王光谦和团队完成了他们一直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
备受肯定和褒扬之余，王光谦院士保持着难得的平常心与清醒认知。在建设国家、造福民生的历程上，尽力给别人提供方便，成为他的追求和实践。如今科研人员只要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清华数字流域模型”，就能便捷找到免费下载使用。提及此，王光谦院士露出欣慰的笑容：“中国人多成果也多，但效果差的原因之一是大家做完保密，导致重复研究。我在浙江大学遇到从国外回来的青年老师，他非常吃惊连说没想到。其实发达国家多是这样，彼此合作。我曾说，保密使人落后，公开使人进步。我们有了非常先进的技术，愿意与大家分享，现在还没看到类似开放到这个程度的。”
良知良能 履职尽责
岁月流逝，春华秋实。中国围绕大型水利工程开展的相关研究代表世界领先水平，王光谦院士正是其中的实干者、佼佼者。在取得的辉煌成就面前，语及个人他惜字如金，却对科研团队的贡献与建设尤为重视。课题组老师加上学生达30人。他只是厘清方向，找到重要问题来做，绝不束缚年轻人，给他们自由空间。王光谦院士向学生提出要求与告诫：“别人能做的我们不做，别人说过的我们不说。我们要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这样才能保持领先。现在很多人一味追热点，两三年换一个方向，这是不行的。方向不明确宁可不干，也比选错目标要好。就像南辕北辙，稀里糊涂地跑，越快出的问题越多。”
在清华大学任教多年，提及眼中水利系教授和学生的优秀标准，王光谦院士神态祥和，言辞恳切：“我最近和大家讲三个问题：第一，国家重大工程哪些核心技术是你的？你解决了怎样的关键问题？如果没有，不是一流。第二，国家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你是否参加？从来都不去，不是一流。第三，在重大水事件中，比如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你做了什么？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的堰塞湖处理，你是身在现场为改善民众实际困境努力，还是天天看着电视哭、仅仅捐钱、坐在房间里骂两句，或者写几篇不痛不痒的论文？如果是后者，不是一流。”
“北京7·21特大暴雨后，作为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师生，我们整个团队非常震惊，哪有城市暴雨会导致这样大伤亡，特别是立交桥下淹死人的？这样大的事，学水利的人无动于衷，怎么能行？7月22日我们就开始动手，赶赴现场要在立交桥下装测水位的仪器，但有相关法规不允许。我在北京市水务局挂职，立即写报告，跟北京市交通委和市领导进行沟通。当时预报7月27日还有一场大雨，让我们在26日前将这项工作完成。经过几天奔波，我们从零赶制出六套能实时显示的装置，安装在建国门桥、莲花桥等处。这套装置将水位信息跟交通信息牌连在一起，每隔30秒更新一次，这样民众就可以清楚知道，雨天积水达到12厘米时小轿车暂缓行驶，24厘米时大轿车不能通过。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们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包括十几位教授都在第一线。最大的唐家山堰塞湖，由水利部主抓，我们配合。第二大的安县萧家桥堰塞湖，由我们提供技术方案。经过这样的锻炼，我们的学生更具备敏锐的应急性和高度的责任感，知道应该怎样做学问。” 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在履职尽责、参政议政方面，王光谦院士朴实无华，尽心竭力。每到一地，他都要学、要问、要看，以便了解更多真实情况。他随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24天穿越黄河流经的8个省区，行程近万公里，对黄河沿岸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黄河本身进行深入调研。他感受最深的是退耕还林后的效果，生态形势发生变化。比如到青海省贵德县、陕西省洛川县，看到从小沟道和山上流出来的水是清的，原来光秃秃的梯田，现在种上一片片树林青草。谈到单纯追求高GDP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人水和谐，更好地保护江河尚有很多切实工作要做，认识上的转变更重要。成语‘泾渭分明’原指在泾河和渭河交汇处看到泾河水清、渭河水黄，现在是黑黄分明。只讲经济发展，对治污认识不到位，我们调研中各省汇报进入本省的水是差的，流出是好的。这说明制度尚未建立，都把责任推到别的地方。原来我们只管理水量保证不断流，后来认为水质也要监督，不能自己污染，让他人承担后果，因为黄河是整体的。”
在身体力行和劳碌工作之余，王光谦院士注重读书思考，一年至少要读一百本书，包含文化、历史、传记。他从先驱贤达的人生经历中汲取教益，感知历史的沉淀和时代的脉动，尤其看重知识分子行胜于言，因为批评别人容易，但倘若严人宽己，把自己列为遵守规则之外，毫无格调与意义。自身深厚的学养和务实的作风，使他不搞语言的花架子，而是针对现存问题向中央建言。“我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15年，成为教育界资格最老的委员。我对时下大学的理解，分行政主导、学术主导、利益主导，有些兼而有之。像清华大学是学术和行政双主导，现在慢慢往学术主导倾向，利益主导少，所以教授话语权较强。有些地方大学是行政主导，教授没有地位，很多人去竞争处长职位，甚至科长都干。此外，近年来还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就是很多大学是利益主导，做事情只认钱，没钱不干。我希望大学都是学术主导，行政和利益是服务与从属地位。对一个科学家也是如此。如果学术业务能力和人品不行，其他弄得再热闹也无法让人信服。”
谈起2013年的提案，王光谦院士表达心中的关注：“我这次在联组讨论中谈改善青年人的成长环境，与国际接轨。现在青年人的待遇低，我曾在政协选题时说从薪酬结构开始调研，先从知识分子改起。我举例日本神户大学和中国著名大学，成立时间接近，学生与教职工数量相仿，学校排名它靠前但差不多，2011年经费我们是它的两倍。通过比较发现效率差别不小。除教授、老师自主权外，他们将45%的资金用于人工，我们用在哪？再就是工资待遇低。像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助学金，一千多元钱让他们干什么呢？如果提高到五六千元，他们可以安心高质将工作做好。与国际接轨就是要关心和投入到‘人’，特别是创造性人才身上。我们有一位年轻副教授，扣除房贷、孩子上幼儿园等费用，工资表是负的。有些现象很奇怪，盖楼、修路、买设备、出国考察花钱大方得很，但就是给人不行。我提的是零成本改革，不要一分钱，这样你就不能用增加成本没钱来说事。而且总量不增加，不产生腐败问题，都是透明的，只对结构进行调整。这反映的是观念与机制问题。”
作为年轻的全国政协常委，王光谦院士亲历连续四届政协工作，从理论走向工程，从专业范畴提升至国家宏观决策，视野所及更关切与注重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江河天际流，豪情万重山。与水利工作结缘30余年，他谈起心中的感想：“首先要具备对这项事业的热爱。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我们天天离不开，但除搞水利的人，很少有人将它当作事业关注。老一辈水利人真苦，水利工程多在山沟，住帐篷风餐露宿，一年半载才有探亲假。当年黄万里、钱宁这些老先生到黄河考察，骑着毛驴几十天也走不完全程。而现在交通便捷，很多水利工程都在当地有名景区，发展理念也得到改变，注重生态建设。再有，科研工作者要有对科学信仰的追求，科学研究是螺旋上升的过程，要脚踏实地、花大力气、长期投入，永无止境；人生也是不断奋斗、超越自己的过程，每个阶段有相应的任务，专心做好本职工作，未来会有所成就。一个人的自身素质尤其是努力程度，将在职业发展中发挥更长远和至关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 陈晰
淡蓝色的衬衫，黑色西装，步履矫健，气韵从容，神采奕奕。
持续国外出访奔波劳顿，归来主持相关领域院士大会，同时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行程密集鲜有余暇。此次相逢，他挤出宝贵时间，在春光中倾谈。
“中国不仅河流众多，而且有世界上最复杂的江河，水土流失严重，水利工作关系国计民生，历来是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我理应坚守，做出开创性贡献。”阅历丰富，视野开阔，成就卓越。对学术领域的不懈探索，对人生命运的透彻思考，对社会时政的深入关切，时常掀起他情感的波澜。听他一席话，不见遮遮掩掩，更无唯唯诺诺，而是一语中地令人心智受益。
他就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光谦。
潜心治学 献身水利
翻开岁月的书简，缤纷的记忆叠映心间。1978年，王光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前对“治河系”所学所用尚无所知。“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河史。”初入课堂，老师的启发使他意识到黄河、长江治理的重要性，激发起对治河专业最初的信心与热爱。“文革”十年禁锢，加上对知识的渴求，使得王光谦极为用功，每天学习的有效时间达十几个小时。晚上10点半熄灯后，校园的路灯下、宿舍的走廊里常见他孜孜不倦的身影。自强不息，厚积薄发，回顾时王光谦院士的脸上泛起一抹自豪：“那时能考进大学有书读就不错。那年高考，我的分数是346分，和重点线两分之差便与第一志愿清华大学擦肩而过。后来我进入武汉水利学院治河专业。我们那一届学生成材率很高，一个大班70多人今天已是部长和司局长级的不少。2009年，我成为班里的首位院士。”
大学期间，老师带着治河系学生进行地质实践，最开始看了湖北省内的小河流，和在建中的葛洲坝。当时大家充满活力与新奇感。临近毕业时，王光谦参观三门峡水利工程。滔滔黄河水，滚滚向东流，驻足河边的他显得形单影只，迎面袭来夹沙的凛冽大风，放眼寸草不生的荒凉沙丘，对于黄河的初次直观印象，震惊了这个在江汉流域长大的青年。提及当时的所见所感，王光谦院士的记忆清晰：“我先说下见到黄河之前对河的认识。我老家在南阳，最大的河是白河。在白河的支流沿陵河岸边长满柳树，绿意盎然。河水清得不得了。夏天我们经常在河里游泳、摸鱼。有一年回老家，我下到河里只用了一小时就捉满一桶螃蟹。我第一次接触黄河是1982年上实习课时，相比家乡清澈见底的河流，黄河分不清河与滩。我感到很生疏，看了半天不敢下去。见此情景，不少同学想转专业，认为前人几千年都没办法治理，我们肯定也不行。”
在王光谦看来，与其失望叹息，不如日进有功。他相信学术、技艺的成就是在持之以恒的热爱与奋斗中取得。1982年，王光谦夙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水利工程硕士、博士研究生。已是青黄不接、严重断代的中国水利事业，在历经曲折后终于迎来新一批青年才俊。此时国家经济建设正以全新的时代面貌飞速向前发展，全国大江大河水利工程陆续论证、上马，急需水利专业人才对涉及工程的各项问题把关。王光谦充满紧迫感，格外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在为人和术业方面，费祥俊、夏震寰，钱宁、黄万里，他的很多老师堪称大师级。遇到学术争论时，他们各抒己见，只讲不同观点，没有面红耳赤地吵架，尽显学者风范。王光谦坦言，清华大学不同学术流派竞相并存，这就促使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分析能力，而不只是照单接收。他曾为清华大学泥沙研究室5位教授当助手，参加三峡泥沙淤积研究，同时听到黄万里的不同观点。
在求学过程中，中国第一位在美国获得水利工程学博士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给王光谦留下难忘印象。“两年前，黄先生的夫人整理资料时，发现我的博士论文。黄先生评审后在封面上写了很多好的评语。此前我已经没有自己的博士论文，因而显得非常珍贵。”王光谦院士身体微微前倾，饱含感情地说道，“作为知识分子，黄先生实事求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坚持。他的观点大部分正确，但也有些认识是阶段性、局限性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好好研究。黄先生觉得有些水利工程有问题，我们也希望将他的观点留存，哪怕短期理解不了、无法实施，先记录下来。为此，我组织请他就黄河、长江、淮河的基本规律和治河原理等内容讲了七次。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讲课。”那一年，88岁高龄的黄万里身着雪白西装，系红色领结，精神矍铄。说到动情时，黄万里热泪潸然，感叹未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人才匮乏。王光谦带着年轻师生在下面听，这一情景令他深受震动：“我当时感到可惜，很多东西未被采纳。后来，我就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注意一下方式可能会好很多。”
1992年王光谦博士后出站，1993年任清华大学水利治沙系主任，年仅31岁。刚工作那些年，他面临极大困境，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判断、摸索，而且还要带领一支科研队伍。水利不是理论专业，所得出的每个结论都将转换成国家政策或水利工程，直接关系到民众生产生活安全。王光谦深感责任重大。他不畏挑战，迎难而上，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三峡工程坝区泥沙模型试验研究。三峡工程泥沙问题是争论时间最长，也是中国工程泥沙研究投入力量最大的课题。三峡没建成时，只有清华大学他这里有一个1：180的模型，参观者达数千人。王光谦和同事们用了5年时间严谨论证，结果表明经过80年的泥沙淤积，三峡水库的库容从刚建成的398亿立方米减少到220亿立方米，达到冲淤平衡，以后能保持近200亿立方米的有效库容，不会出现泥沙淤积使三峡水库报废的局面。
三峡工程建设的高潮是大江截流，1997年，王光谦受施工机构委托为大江截流施工预测截流口门水流特性，成果及时应用于大江截流实践，关键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有幸成为15位获奖者之一，代表数千位参加大江截流的贡献者分享这一崇高的荣誉。1990年代以来所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中，都有王光谦的身影。在南水北调工程论证中，他4次随全国政协考察团对中线工程进行实地调研，并于2001年“两会”期间作为新闻发言人在人民大会堂回答中外记者关于南水北调工程的提问。 治理黄河 举世瞩目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文化繁衍源远流长。1970年代以来，沿黄地区对黄河水资源进行大规模开发，引用水量剧增，黄河断流频繁发生。特别是1997年黄河断流超过300天，长达700多公里，170多位院士、专家联名给中央写信呼吁“拯救黄河”。保护黄河成为多年来的热门话题。水利部原部长汪恕诚曾针对黄河问题提出“四不”要求——不断流、不决口、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
对于黄河，最重要的是解决断流问题。这就需要进行全流域统一的水量调度，合理分配使用水资源。王光谦院士积极参加“黄河全流域水资源管理系统”开发工作，带领清华大学课题组数十次赴实地攻坚克难。“我们要做的是，在不知道黄河当年水量和各地需水量多少、且用水过程中又会遇到突然降水或持续干旱等突发因素的情况下，制定一套方案，既能保证各地用水需求，又不至于让下游没水用。”为此，他带领团队用滚动修正的方法，假设一条中等年份、来水平均时正常标准的目标曲线，建立黄河水量自适应调度模型，通过预先分水决定各省市用水量，同时根据水文监测了解黄河实时水量，按旬实施水量调度，丰增枯减十天调整一次。王光谦研究的这套系统涵盖黄河流域五大水库相关数据，规模之大世界绝无仅有，为黄河不再断流发挥关键技术支撑作用。
访谈中，柔和的阳光洒向室内，映照在王光谦院士红润的面庞上。语速和缓，他介绍起开发模型的难度和细节故事：“首先，这样大规模的调配系统没有先例。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到拉斯维加斯进入干旱地区，调配方式只分上下游两端，而中国则要给沿黄河各省都分配清楚。我们当时承受的压力在于一方面不知道究竟能否干出来，另一方面相关机构又急切需要，而且他们也不清楚要什么，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带着课题组在郑州租房子，参与研究的那批学生是非常厉害。在专业上，所涉及的知识已经超出我们掌握的范畴，于是大家边学边干一起商讨，都不懂时我就自己摸索。整个团队没有到点吃饭、按时下班的状态，熬夜很常见，我要求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精力开展工作。平时我早睡早起作息规律，但这期间特别繁忙时四点即起投入工作。从最基础研究、软件系统、装载应用，到2005年这套模型调试成功，我们一年一个台阶。”
为给黄河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保障，“数字黄河”工程应运而生。王光谦院士和团队参与多项研究，“黄河全流域水资源管理系统”是其中的一个应用部分，而最核心的是“黄河数字流域模型”。黄河是典型的“游荡性河流”，即短时间内河道摆动、变化非常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成为形象描述。为防止黄河决口、改道，王光谦带领研究组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数值模拟、动床模型试验、遥感分析等关键技术，提出描述“游荡性河流”演变规律的理论公式，建立与之相应的数值和物理模型。项目成果广泛应用，有效保护了堤防安全。由此，“黄河数字流域模型”建立。这又是一项开创性工作。作为学科带头人，王光谦亲力亲为克服众多技术难题，研究成果赢得世界瞩目。国际泥沙领域的权威科学家们听完介绍难抑激动，高度称赞王光谦和团队完成了他们一直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
备受肯定和褒扬之余，王光谦院士保持着难得的平常心与清醒认知。在建设国家、造福民生的历程上，尽力给别人提供方便，成为他的追求和实践。如今科研人员只要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清华数字流域模型”，就能便捷找到免费下载使用。提及此，王光谦院士露出欣慰的笑容：“中国人多成果也多，但效果差的原因之一是大家做完保密，导致重复研究。我在浙江大学遇到从国外回来的青年老师，他非常吃惊连说没想到。其实发达国家多是这样，彼此合作。我曾说，保密使人落后，公开使人进步。我们有了非常先进的技术，愿意与大家分享，现在还没看到类似开放到这个程度的。”
良知良能 履职尽责
岁月流逝，春华秋实。中国围绕大型水利工程开展的相关研究代表世界领先水平，王光谦院士正是其中的实干者、佼佼者。在取得的辉煌成就面前，语及个人他惜字如金，却对科研团队的贡献与建设尤为重视。课题组老师加上学生达30人。他只是厘清方向，找到重要问题来做，绝不束缚年轻人，给他们自由空间。王光谦院士向学生提出要求与告诫：“别人能做的我们不做，别人说过的我们不说。我们要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这样才能保持领先。现在很多人一味追热点，两三年换一个方向，这是不行的。方向不明确宁可不干，也比选错目标要好。就像南辕北辙，稀里糊涂地跑，越快出的问题越多。”
在清华大学任教多年，提及眼中水利系教授和学生的优秀标准，王光谦院士神态祥和，言辞恳切：“我最近和大家讲三个问题：第一，国家重大工程哪些核心技术是你的？你解决了怎样的关键问题？如果没有，不是一流。第二，国家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你是否参加？从来都不去，不是一流。第三，在重大水事件中，比如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你做了什么？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的堰塞湖处理，你是身在现场为改善民众实际困境努力，还是天天看着电视哭、仅仅捐钱、坐在房间里骂两句，或者写几篇不痛不痒的论文？如果是后者，不是一流。”
“北京7·21特大暴雨后，作为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师生，我们整个团队非常震惊，哪有城市暴雨会导致这样大伤亡，特别是立交桥下淹死人的？这样大的事，学水利的人无动于衷，怎么能行？7月22日我们就开始动手，赶赴现场要在立交桥下装测水位的仪器，但有相关法规不允许。我在北京市水务局挂职，立即写报告，跟北京市交通委和市领导进行沟通。当时预报7月27日还有一场大雨，让我们在26日前将这项工作完成。经过几天奔波，我们从零赶制出六套能实时显示的装置，安装在建国门桥、莲花桥等处。这套装置将水位信息跟交通信息牌连在一起，每隔30秒更新一次，这样民众就可以清楚知道，雨天积水达到12厘米时小轿车暂缓行驶，24厘米时大轿车不能通过。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们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包括十几位教授都在第一线。最大的唐家山堰塞湖，由水利部主抓，我们配合。第二大的安县萧家桥堰塞湖，由我们提供技术方案。经过这样的锻炼，我们的学生更具备敏锐的应急性和高度的责任感，知道应该怎样做学问。” 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在履职尽责、参政议政方面，王光谦院士朴实无华，尽心竭力。每到一地，他都要学、要问、要看，以便了解更多真实情况。他随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24天穿越黄河流经的8个省区，行程近万公里，对黄河沿岸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黄河本身进行深入调研。他感受最深的是退耕还林后的效果，生态形势发生变化。比如到青海省贵德县、陕西省洛川县，看到从小沟道和山上流出来的水是清的，原来光秃秃的梯田，现在种上一片片树林青草。谈到单纯追求高GDP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人水和谐，更好地保护江河尚有很多切实工作要做，认识上的转变更重要。成语‘泾渭分明’原指在泾河和渭河交汇处看到泾河水清、渭河水黄，现在是黑黄分明。只讲经济发展，对治污认识不到位，我们调研中各省汇报进入本省的水是差的，流出是好的。这说明制度尚未建立，都把责任推到别的地方。原来我们只管理水量保证不断流，后来认为水质也要监督，不能自己污染，让他人承担后果，因为黄河是整体的。”
在身体力行和劳碌工作之余，王光谦院士注重读书思考，一年至少要读一百本书，包含文化、历史、传记。他从先驱贤达的人生经历中汲取教益，感知历史的沉淀和时代的脉动，尤其看重知识分子行胜于言，因为批评别人容易，但倘若严人宽己，把自己列为遵守规则之外，毫无格调与意义。自身深厚的学养和务实的作风，使他不搞语言的花架子，而是针对现存问题向中央建言。“我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15年，成为教育界资格最老的委员。我对时下大学的理解，分行政主导、学术主导、利益主导，有些兼而有之。像清华大学是学术和行政双主导，现在慢慢往学术主导倾向，利益主导少，所以教授话语权较强。有些地方大学是行政主导，教授没有地位，很多人去竞争处长职位，甚至科长都干。此外，近年来还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就是很多大学是利益主导，做事情只认钱，没钱不干。我希望大学都是学术主导，行政和利益是服务与从属地位。对一个科学家也是如此。如果学术业务能力和人品不行，其他弄得再热闹也无法让人信服。”
谈起2013年的提案，王光谦院士表达心中的关注：“我这次在联组讨论中谈改善青年人的成长环境，与国际接轨。现在青年人的待遇低，我曾在政协选题时说从薪酬结构开始调研，先从知识分子改起。我举例日本神户大学和中国著名大学，成立时间接近，学生与教职工数量相仿，学校排名它靠前但差不多，2011年经费我们是它的两倍。通过比较发现效率差别不小。除教授、老师自主权外，他们将45%的资金用于人工，我们用在哪？再就是工资待遇低。像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助学金，一千多元钱让他们干什么呢？如果提高到五六千元，他们可以安心高质将工作做好。与国际接轨就是要关心和投入到‘人’，特别是创造性人才身上。我们有一位年轻副教授，扣除房贷、孩子上幼儿园等费用，工资表是负的。有些现象很奇怪，盖楼、修路、买设备、出国考察花钱大方得很，但就是给人不行。我提的是零成本改革，不要一分钱，这样你就不能用增加成本没钱来说事。而且总量不增加，不产生腐败问题，都是透明的，只对结构进行调整。这反映的是观念与机制问题。”
作为年轻的全国政协常委，王光谦院士亲历连续四届政协工作，从理论走向工程，从专业范畴提升至国家宏观决策，视野所及更关切与注重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江河天际流，豪情万重山。与水利工作结缘30余年，他谈起心中的感想：“首先要具备对这项事业的热爱。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我们天天离不开，但除搞水利的人，很少有人将它当作事业关注。老一辈水利人真苦，水利工程多在山沟，住帐篷风餐露宿，一年半载才有探亲假。当年黄万里、钱宁这些老先生到黄河考察，骑着毛驴几十天也走不完全程。而现在交通便捷，很多水利工程都在当地有名景区，发展理念也得到改变，注重生态建设。再有，科研工作者要有对科学信仰的追求，科学研究是螺旋上升的过程，要脚踏实地、花大力气、长期投入，永无止境；人生也是不断奋斗、超越自己的过程，每个阶段有相应的任务，专心做好本职工作，未来会有所成就。一个人的自身素质尤其是努力程度，将在职业发展中发挥更长远和至关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 陈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