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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25日，应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文化旅游局的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子初先生赴叶县县衙博物馆，对出土不久的叶县旧县4号墓乐器进行鉴定。笔者和同学贺志凌作为王老师的研究生，有幸随同参加了这次有关音乐考古的实地考察。
2002年4月12日，在河南省叶县旧县村4号墓出土了一批乐器。这些乐器包括编钟、编磬和瑟3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数一套编钟，总数达37件，论其规模仅次于曾侯乙编钟。王老师认为，由2组甬钟、1组钮钟和2组不同风格的编镈组成一个庞大的青铜乐钟群，这种组合是前所未见的。另据平顶山市及叶县文博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该墓中的编磬为石灰岩质，由于地下水的长年溶蚀，保存很差，几乎全部毁坏。我们所见仅两块，大部完整，其余估计已不存。同出的木瑟保存较好，出土时瑟体基本完整，瑟的弦痕和岳山清晰可辨。为了得到及时的保护，已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人员带回郑州处理，我们这次无缘得见，较为遗憾。墓中这批规模庞大的乐器，加上同时出土的鼎、甗、簠等青铜礼器，戈、矛、戟等兵器，马衔、车軎等车马器，体现了此墓的规格之高，其墓主当非诸侯身份莫属。
旧县4号墓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县城以南约20公里的旧县村。旧县上古为豫州地，周代为应侯国，春秋时期属楚，封给沈诸梁，赐叶姓，史称“叶公”。由于在出土的兵器上刻有“许公”、“许公宁”或“许公之车戈”等铭文，在场一些专家推测，该墓的墓主有可能为春秋中期许国的国君许公宁，亦即许灵公（公元前591~公元前547在位）。这一推断与墓葬的规格相吻合。但该墓的发掘资料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叶县旧县4号墓到底是“许公墓”或是“叶公墓”，尚待进一步考证。
一、 考察内容及编钟的形制与组合
我们此行的主要考察对象是编钟。这套编钟保存较好，大多数钟仍能很好地发音。特别是其中的两组甬钟和一组钮钟，均按音高排列构成独具特色的五声、六声及七声音阶，因而可以肯定，这套编钟不是“明器”，而是“实用器”。正如王子初老师所说：“其规格、音乐性能及音列特点都出乎我们的意外。”在此后的整整3天里，我们对这套编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逐一地进行了数据测录工作。工作内容包括：
1. 对这套编钟的形制数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测量，为以后做系统研究收集量化资料；
2. 记录编钟的保存情况、造型、纹饰，收集重要的文字资料；
3.详细考察了编钟的音乐音响性能，收集当时乐器铸造、调音方法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4.对这套编钟做了测音研究前的录音采样，为日后分析其音位及音阶结构特点提供精确数据；
5.拍摄了全套编钟和各单件以及大量细部特写的照片，为将来编辑出版有关研究报告提供真实的图片资料；
6.摄录了较为丰富的动态画面，为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多角度的直观资料。
这些重要资料将与叶县博物馆协商后，以适当的方式正式公布。这里笔者仅就在分析、整理过程中的一些粗浅的想法作一简单的说明。
旧县4号墓共出土总数达37件的编钟，其规模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是罕见的。它虽仅次于战国初期曾侯乙编钟，但在春秋时期的同类出土物中，这套编钟的规模是空前的。全套编钟根据钟形可分为五组。其中镈钟两组，每组4件；甬钟两组，每组10件；钮钟一组，9件。
这套编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两组不同风格的编镈的组合：一组是两侧带扉棱和前后带中脊、呈“四翼”形的椭圆体有脊编镈4件；另一组是不带扉棱和中脊的合瓦体有枚无脊编镈4件。有脊镈腔体两铣微鼓，近于口稍敛。舞部略下凹，舞上置龙形繁钮。腔面中脊占腔体上部2/3，腔体下半部素面。其形制与宋内府旧藏的陕西秦公镈风格接近，应为同一体系。所不同的是，后者钲部有三横排乳钉状短枚和两条蟠螭纹篆带相间；而前者舞部与腔面一致，着浮雕龙纹，龙饰内凹，8个小乳钉镶嵌于腔体纹饰上下缘的带饰之上，其年代应为春秋早期后段或中期上段。另一组编镈造型为合瓦体无翼带乳型，平舞平口，舞面置有8条龙构成的繁钮，胎体较轻薄。对照其形制、纹饰等方面的情况，这组编镈的年代要比前一组稍晚，如果将春秋早期的秦武公镈与秦公镈、旧县四翼镈与旧县无翼镈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它们在制作上体现出一种由繁而逐渐简化的审美思维。
二、 编钟的音梁结构和调音手法体现的过渡性
据初步的研究，旧县4号墓出土的5组编钟，可分3层悬挂。这些编钟除极个别的以外，大多数钟腔内近于口处均留有三棱状内唇，4个侧鼓部内面有圆凸长条状音梁。西周时期的编钟并不设置音梁，而是采用在4个侧鼓部磨砺出沟槽的办法来进行调音。旧县编钟的这种设置音梁的方法是对西周的磨槽调音手法的科学改进。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改进和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晚期乃至战国初期出现在钟腔侧鼓部设置板块状音梁的调音设置才得以出现。所以，从编钟的制作历程看，旧县4号墓腔内侧鼓部圆凸长条状音梁设置，体现了它所在年代的典型性。然而，从每一组编钟具体的调音锉磨手法看，尚带有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和随意性。这里可以略举几例。甲组第2号甬钟于口内腔基本平整，在两正鼓和两铣角处，留有4个弧形锉磨缺口，仅一面的侧鼓部微有锉磨，正、侧鼓部的发音构成较准确的小三度，这种锉磨部位的选择是最为典型的。但是，其内腔平整而无音梁设置；乙组第5号甬钟除两正鼓、两铣角外，钟腔内四侧鼓部也出现较深的锉磨弧缺，获取准确的小三度，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调音手法。其音梁虽短，但较明显。此二例可以说明，当时编钟的调音技术正在走向成熟。再看甲组第5号甬钟和乙组第6号甬钟的情形便大相径庭了，前者无锉磨，无音梁，是一个钟胚；后者音梁较长，除两正鼓、两铣角外，正面侧鼓部3处锉磨，而背面仅一处。后者获取小三度，前者构成大二度，是音列组合的需要，还是工匠的疏忽或另有意图？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此阶段少数编钟的钟腔调音情形的非一致性，已经反映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编钟的调音手法走向进一步成熟的过渡性含义。
三、 纹饰的从简趋势
与年代更早的编钟相比，旧县4号墓编钟的纹饰带有明显的从简趋势。这一特点在两种编镈及甬钟的钟体上均可见到。陕西眉县窑藏中出土的西周后期编镈、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窖藏出土的西周后期后段的克镈、宝鸡县太公庙春秋窖穴出土的春秋早期秦武公编镈和宋内府旧藏的秦公镈以及旧县4号墓中的一组编镈，代表了这种青铜乐器发展的4个阶段。这4个阶段，无论从其形制、钮式还是纹饰方面分析，其基本的造型特点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如均为椭圆体四翼型和风格相近的繁钮等。所不同的是，4个阶段镈的纹饰的写实性由强逐渐转弱。如眉县镈的夔凤合体钮、扁虎侧翼、钲中扁鸟形中翼和钲面象鼻夔纹等，都能较为清楚地分辨出来，其造型栩栩如生；克镈的蟠夔纹繁钮、侧翼夔纹、钲面的对夔纹及大兽纹面还都基本保留其本来面目。至秦公镈，其各部纹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并加入了一些写意的、装饰性的图案；至旧县镈的纹饰，则带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原来十分写实的一些动物造型不见了，代之以动物的抽象形貌，很难准确描摹这些造型的每一部位；尤其出现了较多无写实意义的图案装饰。关于这一特点，在同出的甬钟和另一组编镈上的情形亦是如此，如三角纹、绹索纹、蜗纹、“S”纹、“T”纹、云纹、螺旋纹及重环纹等图饰就是写意风格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出，旧县4号墓的编钟上已经开始出现一种由繁而简、由写实到抽象的纹饰发展趋势。
四、 音位排列的多元性
对旧县4号墓整套编钟的测音研究，特别是各音的频率及相对音位的精确数据的统计工作尚在进行之中。不过，从现场考察时的耳测结果来看，已可发现这套编钟的音位和音阶组合有其鲜明的特点。
其一，这套编钟音域宽广。两组保存较好的甬钟，其音位从小字组的“b”至小字四组的“d”，超出3个八度。
其二，两组甬钟的相对音位排列不同，构成的音阶不同。甬钟甲组从①号至⑩号的正鼓音和侧鼓音依次为：b-e1、d1-f1、#f-a1、b1-d2、e2-#f2、#f2-a2、a2-↓#c3、b2-↓d3、g3-↓b 3、c4-d4；甬钟乙组从①号至⑩号的正鼓音和侧鼓音依次为：b-d1、↑d 1-g1、↓#f-a1、a1-#c2、b1-d2、#f2-a2、↑b 2-d3、e3-a3、#f 3-a3、b3-↓d 4。甲组编钟的音高构成了以sol为a1（1=D）的“la do re mi sol la”五声音阶、“do re mi sol la si do”六声音阶以及“fa la bsi do”四音列；乙组构成以sol为a1（1=D）的“la do mi fa sol la”五声音阶、“la si do mi sol la”六声音阶以及“do re mi sol la do”五声音阶。
其三，钮钟中有两个已破裂，其音位依次为：g-b1、已哑、#c2-f2、已哑、e2-g2、b2-d3、↓e3-g3、f3-a3、b3-↓d 3，如果仍以sol为a1，则不能构成任何常用音阶，但其后一段音可构成以re为a1（1=G）的“（la do）mi sol la bsi do re mi”的六声音阶。说明在这套编钟上存在两种调高的现象。
更有趣的是，这三组钟横向孤立起来听都不构成七声，若纵向结合起来听，则在每个八度区各至少构成一个完整的七声音阶，用现代简谱唱名能更清晰地表示。
用这些编钟演奏七声音阶构成的乐曲，要求两名演奏者左右配合，上下顾及。这种音阶排列与曾侯乙编钟各组钟的音位排列的情形，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将两名演奏者四只手换成一名演奏者的两只手而已。曾侯乙编钟超出两个八度的音域中，上下两排各自均难以构成常用七声音阶；但如果将上下两排编钟相结合演奏，则可获得每一个八度中十二律俱全效果，还可转到其它的调上去。叶县编钟的甬钟和钮钟音位的构成，似与今天的演奏者的音列理念有较大的差异。这可能涉及到古代的音列音阶的使用问题、古代成编乐器演奏法的问题等等，值得进一步探讨。但从上表中反映出来的各组综合构成完整音阶，体现了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特点，已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另外，前面提到钮钟在另一个调高构成五声，是否可以认为是古人在“乐悬”这种特殊的乐器上对旋宫的运用或探索，体现出曾侯乙成编乐器庞大的音律体系的一种前奏？值得我们思考。
旧县4号墓出土的乐器，给我们留下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历史、地域、社会音乐制度、艺术交流等各个方面。目前，国内的一些专家对旧县4号墓的各种出土物正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关的研究不断深入。叶县编钟所体现出来的礼仪规格和乐器规模、富于特色的青铜乐钟组合及乐器文物保存较为完好的现状，给我们研究当时的音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孔义龙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
2002年4月12日，在河南省叶县旧县村4号墓出土了一批乐器。这些乐器包括编钟、编磬和瑟3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数一套编钟，总数达37件，论其规模仅次于曾侯乙编钟。王老师认为，由2组甬钟、1组钮钟和2组不同风格的编镈组成一个庞大的青铜乐钟群，这种组合是前所未见的。另据平顶山市及叶县文博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该墓中的编磬为石灰岩质，由于地下水的长年溶蚀，保存很差，几乎全部毁坏。我们所见仅两块，大部完整，其余估计已不存。同出的木瑟保存较好，出土时瑟体基本完整，瑟的弦痕和岳山清晰可辨。为了得到及时的保护，已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人员带回郑州处理，我们这次无缘得见，较为遗憾。墓中这批规模庞大的乐器，加上同时出土的鼎、甗、簠等青铜礼器，戈、矛、戟等兵器，马衔、车軎等车马器，体现了此墓的规格之高，其墓主当非诸侯身份莫属。
旧县4号墓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县城以南约20公里的旧县村。旧县上古为豫州地，周代为应侯国，春秋时期属楚，封给沈诸梁，赐叶姓，史称“叶公”。由于在出土的兵器上刻有“许公”、“许公宁”或“许公之车戈”等铭文，在场一些专家推测，该墓的墓主有可能为春秋中期许国的国君许公宁，亦即许灵公（公元前591~公元前547在位）。这一推断与墓葬的规格相吻合。但该墓的发掘资料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叶县旧县4号墓到底是“许公墓”或是“叶公墓”，尚待进一步考证。
一、 考察内容及编钟的形制与组合
我们此行的主要考察对象是编钟。这套编钟保存较好，大多数钟仍能很好地发音。特别是其中的两组甬钟和一组钮钟，均按音高排列构成独具特色的五声、六声及七声音阶，因而可以肯定，这套编钟不是“明器”，而是“实用器”。正如王子初老师所说：“其规格、音乐性能及音列特点都出乎我们的意外。”在此后的整整3天里，我们对这套编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逐一地进行了数据测录工作。工作内容包括：
1. 对这套编钟的形制数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测量，为以后做系统研究收集量化资料；
2. 记录编钟的保存情况、造型、纹饰，收集重要的文字资料；
3.详细考察了编钟的音乐音响性能，收集当时乐器铸造、调音方法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4.对这套编钟做了测音研究前的录音采样，为日后分析其音位及音阶结构特点提供精确数据；
5.拍摄了全套编钟和各单件以及大量细部特写的照片，为将来编辑出版有关研究报告提供真实的图片资料；
6.摄录了较为丰富的动态画面，为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多角度的直观资料。
这些重要资料将与叶县博物馆协商后，以适当的方式正式公布。这里笔者仅就在分析、整理过程中的一些粗浅的想法作一简单的说明。
旧县4号墓共出土总数达37件的编钟，其规模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是罕见的。它虽仅次于战国初期曾侯乙编钟，但在春秋时期的同类出土物中，这套编钟的规模是空前的。全套编钟根据钟形可分为五组。其中镈钟两组，每组4件；甬钟两组，每组10件；钮钟一组，9件。
这套编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两组不同风格的编镈的组合：一组是两侧带扉棱和前后带中脊、呈“四翼”形的椭圆体有脊编镈4件；另一组是不带扉棱和中脊的合瓦体有枚无脊编镈4件。有脊镈腔体两铣微鼓，近于口稍敛。舞部略下凹，舞上置龙形繁钮。腔面中脊占腔体上部2/3，腔体下半部素面。其形制与宋内府旧藏的陕西秦公镈风格接近，应为同一体系。所不同的是，后者钲部有三横排乳钉状短枚和两条蟠螭纹篆带相间；而前者舞部与腔面一致，着浮雕龙纹，龙饰内凹，8个小乳钉镶嵌于腔体纹饰上下缘的带饰之上，其年代应为春秋早期后段或中期上段。另一组编镈造型为合瓦体无翼带乳型，平舞平口，舞面置有8条龙构成的繁钮，胎体较轻薄。对照其形制、纹饰等方面的情况，这组编镈的年代要比前一组稍晚，如果将春秋早期的秦武公镈与秦公镈、旧县四翼镈与旧县无翼镈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它们在制作上体现出一种由繁而逐渐简化的审美思维。
二、 编钟的音梁结构和调音手法体现的过渡性
据初步的研究，旧县4号墓出土的5组编钟，可分3层悬挂。这些编钟除极个别的以外，大多数钟腔内近于口处均留有三棱状内唇，4个侧鼓部内面有圆凸长条状音梁。西周时期的编钟并不设置音梁，而是采用在4个侧鼓部磨砺出沟槽的办法来进行调音。旧县编钟的这种设置音梁的方法是对西周的磨槽调音手法的科学改进。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改进和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晚期乃至战国初期出现在钟腔侧鼓部设置板块状音梁的调音设置才得以出现。所以，从编钟的制作历程看，旧县4号墓腔内侧鼓部圆凸长条状音梁设置，体现了它所在年代的典型性。然而，从每一组编钟具体的调音锉磨手法看，尚带有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和随意性。这里可以略举几例。甲组第2号甬钟于口内腔基本平整，在两正鼓和两铣角处，留有4个弧形锉磨缺口，仅一面的侧鼓部微有锉磨，正、侧鼓部的发音构成较准确的小三度，这种锉磨部位的选择是最为典型的。但是，其内腔平整而无音梁设置；乙组第5号甬钟除两正鼓、两铣角外，钟腔内四侧鼓部也出现较深的锉磨弧缺，获取准确的小三度，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调音手法。其音梁虽短，但较明显。此二例可以说明，当时编钟的调音技术正在走向成熟。再看甲组第5号甬钟和乙组第6号甬钟的情形便大相径庭了，前者无锉磨，无音梁，是一个钟胚；后者音梁较长，除两正鼓、两铣角外，正面侧鼓部3处锉磨，而背面仅一处。后者获取小三度，前者构成大二度，是音列组合的需要，还是工匠的疏忽或另有意图？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此阶段少数编钟的钟腔调音情形的非一致性，已经反映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编钟的调音手法走向进一步成熟的过渡性含义。
三、 纹饰的从简趋势
与年代更早的编钟相比，旧县4号墓编钟的纹饰带有明显的从简趋势。这一特点在两种编镈及甬钟的钟体上均可见到。陕西眉县窑藏中出土的西周后期编镈、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窖藏出土的西周后期后段的克镈、宝鸡县太公庙春秋窖穴出土的春秋早期秦武公编镈和宋内府旧藏的秦公镈以及旧县4号墓中的一组编镈，代表了这种青铜乐器发展的4个阶段。这4个阶段，无论从其形制、钮式还是纹饰方面分析，其基本的造型特点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如均为椭圆体四翼型和风格相近的繁钮等。所不同的是，4个阶段镈的纹饰的写实性由强逐渐转弱。如眉县镈的夔凤合体钮、扁虎侧翼、钲中扁鸟形中翼和钲面象鼻夔纹等，都能较为清楚地分辨出来，其造型栩栩如生；克镈的蟠夔纹繁钮、侧翼夔纹、钲面的对夔纹及大兽纹面还都基本保留其本来面目。至秦公镈，其各部纹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并加入了一些写意的、装饰性的图案；至旧县镈的纹饰，则带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原来十分写实的一些动物造型不见了，代之以动物的抽象形貌，很难准确描摹这些造型的每一部位；尤其出现了较多无写实意义的图案装饰。关于这一特点，在同出的甬钟和另一组编镈上的情形亦是如此，如三角纹、绹索纹、蜗纹、“S”纹、“T”纹、云纹、螺旋纹及重环纹等图饰就是写意风格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出，旧县4号墓的编钟上已经开始出现一种由繁而简、由写实到抽象的纹饰发展趋势。
四、 音位排列的多元性
对旧县4号墓整套编钟的测音研究，特别是各音的频率及相对音位的精确数据的统计工作尚在进行之中。不过，从现场考察时的耳测结果来看，已可发现这套编钟的音位和音阶组合有其鲜明的特点。
其一，这套编钟音域宽广。两组保存较好的甬钟，其音位从小字组的“b”至小字四组的“d”，超出3个八度。
其二，两组甬钟的相对音位排列不同，构成的音阶不同。甬钟甲组从①号至⑩号的正鼓音和侧鼓音依次为：b-e1、d1-f1、#f-a1、b1-d2、e2-#f2、#f2-a2、a2-↓#c3、b2-↓d3、g3-↓b 3、c4-d4；甬钟乙组从①号至⑩号的正鼓音和侧鼓音依次为：b-d1、↑d 1-g1、↓#f-a1、a1-#c2、b1-d2、#f2-a2、↑b 2-d3、e3-a3、#f 3-a3、b3-↓d 4。甲组编钟的音高构成了以sol为a1（1=D）的“la do re mi sol la”五声音阶、“do re mi sol la si do”六声音阶以及“fa la bsi do”四音列；乙组构成以sol为a1（1=D）的“la do mi fa sol la”五声音阶、“la si do mi sol la”六声音阶以及“do re mi sol la do”五声音阶。
其三，钮钟中有两个已破裂，其音位依次为：g-b1、已哑、#c2-f2、已哑、e2-g2、b2-d3、↓e3-g3、f3-a3、b3-↓d 3，如果仍以sol为a1，则不能构成任何常用音阶，但其后一段音可构成以re为a1（1=G）的“（la do）mi sol la bsi do re mi”的六声音阶。说明在这套编钟上存在两种调高的现象。
更有趣的是，这三组钟横向孤立起来听都不构成七声，若纵向结合起来听，则在每个八度区各至少构成一个完整的七声音阶，用现代简谱唱名能更清晰地表示。
用这些编钟演奏七声音阶构成的乐曲，要求两名演奏者左右配合，上下顾及。这种音阶排列与曾侯乙编钟各组钟的音位排列的情形，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将两名演奏者四只手换成一名演奏者的两只手而已。曾侯乙编钟超出两个八度的音域中，上下两排各自均难以构成常用七声音阶；但如果将上下两排编钟相结合演奏，则可获得每一个八度中十二律俱全效果，还可转到其它的调上去。叶县编钟的甬钟和钮钟音位的构成，似与今天的演奏者的音列理念有较大的差异。这可能涉及到古代的音列音阶的使用问题、古代成编乐器演奏法的问题等等，值得进一步探讨。但从上表中反映出来的各组综合构成完整音阶，体现了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特点，已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另外，前面提到钮钟在另一个调高构成五声，是否可以认为是古人在“乐悬”这种特殊的乐器上对旋宫的运用或探索，体现出曾侯乙成编乐器庞大的音律体系的一种前奏？值得我们思考。
旧县4号墓出土的乐器，给我们留下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历史、地域、社会音乐制度、艺术交流等各个方面。目前，国内的一些专家对旧县4号墓的各种出土物正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关的研究不断深入。叶县编钟所体现出来的礼仪规格和乐器规模、富于特色的青铜乐钟组合及乐器文物保存较为完好的现状，给我们研究当时的音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孔义龙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