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莫言获诺贝尔奖之后，李安又获奥斯卡奖。国人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激动之余，莫言、李安的获奖却被多数人娱乐化、商业化，缺少真正的艺术反思。这不能不是巨大的遗憾与损失—在一个急需树立自信的地方，我们居然极不严肃地一笑而过。
　　曾几何时，不在少数的人一再慨叹，我们的时代是个不能产生大师的时代。于是，他们一方面把西方的大师做成其表达敬意或者别有所图的标签，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蝇营狗苟式的写作找出理由—反正出不了大师，怎么弄都行。然而，莫言之后，李安又给了这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任何时间、任何地域、任何种族、任何艺术种类，都有可能出现大师级的作品。不过，事实是，时至今日，我所热爱的中国画领域，很少出现黄宾虹、齐白石那样开一时之风的艺术家。之所以如此，恐怕依旧与我们的信心缺失有关。
　　由于相信自己，莫言一直以他的老家山东高密东北乡为根据地开始自己的创作。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高密东北乡不可能只有莫言一个人从事写作，但只有莫言一个人获了奖。莫言获奖当然是因为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地社会融合在一起”。可是，为什么他融合了，别人没有呢？因为他把自己的智力投入到了艺术经验中。他不仅怀揣感情、激情，而且带有智力。由此想到诸多画家的写生：路也跑了，写生也写了很多，就是只有客观，只有固有的样式，却没有自己的智商与创意。如此一来，他们的作品便只有样式，没有主意。这样的作品当然可以进入市场运作，却永远缺乏艺术的高度。
　　再看李安的启示。多年以前，我们奉奥斯卡为神话。当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登台后，我们看到了奥斯卡的希望。但是，每次角逐，奥斯卡都和大陆的导演失之交臂。是张艺谋、陈凯歌等人没有才气？显然不是。李安曾用一句话评价他的同行张艺谋：他出名太早了。此言有点儿让人想起王安石的《伤仲永》。天生异秉的方仲永很小就能以诗养父母。于是，“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终至“泯然众人矣”。
　　张艺谋当然还没有“泯然众人矣”，但明眼人都能看到，资本（王安石所谓的“利”）也的确一点儿一点儿地把张艺谋推向了“众人”之境。他的后期创作虽然也有特点，但总免不了“好大喜功”四个字。而李安却偏偏从细节入手。他的作品不是没有大场面，只是他的大场面中从来不缺少人性的细节。无论是《色戒》的悲怆感，还是《少年派》所凸显的人神之间的关系，他都呈现得细致而饱满。这又提示我们如何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丰富情感细节，丰富笔墨细节，丰富自己的艺术经验。
　　除却智力投入，除却人性深度，除却细节丰富，莫言、李安的相继获奖还有一个重要提示，那就是大师就在你我身边。具体到我们的中国画创作，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又出现了震撼世人的大师。因此，在笔墨越来越讲究的中国画坛，提振自己的信心或许也是当下艺术创作中刻不容缓的问题。毕竟，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不过，提振信心之外，我们还要破除迷信。诺贝尔也好，奥斯卡也罢，尽管它们都是老字号奖项，但毕竟只是一个奖。诺贝尔奖大家都清楚，我不说了。奥斯卡奖则是米高梅公司经理梅耶在1 9 2 8年5月一个晚宴上的一个倡议。随后，他草拟了一份“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提案，并用颁奖的方式来嘉奖在电影、摄制方面有显著成就的人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奥斯卡”奖。之所以将这个奖称为“奥斯卡”，只是因为学院图书馆的女管理员玛格丽特·赫里奇看到那个小金人后，大呼一声：“它太像我的叔叔奥斯卡了。”奥斯卡是做什么的？有什么成就？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奖有了自身的艺术高度。因此，奥斯卡并无多少神秘，也没有太厚的人文背景，但它有自己的艺术标准和艺术精神。为此，我不得不说，我们最好回到艺术，而不是追风某个艺术奖项。如果我们真正抵达了黄宾虹、齐白石的艺术高度，得不得奖好像并不重要。而这并不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信心提振的一个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