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科举世家的典范式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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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江南素为人文渊薮之地,清代科举世家之现犹如雨后春笋。吴县潘氏祖籍安徽,清初以业鹾迁徙至苏。经过数百年由儒贾立身,到专力举业的晋身之阶取换,在乾隆时期崛起为吴中著名科第艺文之家。潘氏子弟兰茁其芽,秀彩竞发,对清代中后期政治、社会、文学、文化及学术影响深巨。通过梳理吴县潘氏世系及其崛起的天命人为因素,将家族崛起置于清代中后期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景深中,探究家族文化与文学典范性成长的动力与过程。
  [关键词]清代;江南;科举世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5-0060-04
  The typical rise of the imperial family
  in Jiangnan region of Qing Dynasty
  LI Gui-lian
  (College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Jiangnan region has been the place of talented people given birth. The imperial family appeared in Qing Dynasty like mushrooms after rain. The ancestral home of Pan family in Wuxian County is Anhui province and migrated from Shexian Count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fter hundreds of years efforts to specialize imperial examination, Pan family change for a famous literary family and so many people successed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paper probe into the impetus and growing process of the family culture by teasing out the bloodline of Pan family and also by exploring the fatal and artificial reason of thriving of the family.
  Key words:Qing Dynasty; Jiangnan region ; imperial family ; typical rise
  [收稿日期]2014-06-30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资助(Y201431751)。
  ①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12页。岑仲勉校记云:“伯季,《广韵》、《姓解》、《通志》俱作季孙,《类稿》一六、《备要》一四、《新书》六亦均引作季孙。”见同书第512页。
  吴县(今苏州)潘氏不仅是清代中后期颇负盛名的簪缨仕宦之族,亦是文华灿然的世代书香之家。经过数百年由商向儒的转型,在乾嘉时期崛起为苏州声势最为煊赫的科第、仕宦、艺文、积善之家。虽历经咸同兵燹,潘氏家族尚能临危力持,不颓家声。其崇儒重商之理念,艺文学术之精研,经世学行之践求始终紧跟甚至引领时代风潮。考察这一典范式科第艺文家族的致力修为及历史衍变,是观照清代尤其是中后期政治、社会、文学、文化、学术等问题的上佳视角,对探究清代士绅家族崛起繁衍的过程、社会地位与其影响所及、文化底蕴之涵养积育及其濡染浸润之力等均起到见一叶而知满秋的重要作用。
  一、吴县潘氏世系溯源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心态中,对宗祖的追溯始终是让人诚敬知本与凝聚众心的重要因素。与大多数文化世家相同,吴县潘氏对先祖的历史亦溯源至尽可能的遥远。“周文王子毕公高之后,子伯季,食采于潘,因氏焉”① ,衍为荥阳、广宗两望。吴县潘氏先世郡望河南荥阳,后迁闽之三山。唐时潘伯福长子潘名,字逢时,于乾符年间登进士,授度支员外郎。广明元年(880年),拜歙州刺史。甫之官,以父丧去。时黄巢作乱闽中,道阻不得行,因寓居歙之篁墩。服阕授青州盐铁转运副使,以廉能闻。光启二年(886年),黄巢之乱初息,江左民夫流离。诏求忠厚慈祥堪为民长者,复拜为歙州刺史。下车行省刑、劝农、薄赋、兴学诸惠政,并有息火灾、除虎患等善举,百姓安居乐业。观察使以闻,赐玺书褒美且征其入朝,百姓乞留终任。任满致仕,父老攀辕挽留,遂家于篁墩。潘名生于唐开成元年(836年)五月六日,卒于唐天复二年(902年)九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七。被奉为潘氏迁歙之始祖,称刺史公。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潘氏松鳞庄铅印本《大阜潘氏支谱》卷三《世系源流考·刺史公治歙迁歙考》于此详有考订。[1]
  潘氏迁歙后,乔木相承,椒繁瓜衍,遂为望氏巨族。同据光绪《大阜潘氏支谱》卷三《世系源流考》,潘氏二世潘敬祖,天性孝友,亲殁,庐于墓侧,后因家焉。里人义之,名其地曰潘坞。坞中有文笔山,因避时乱,隐居其下。潘敬祖末年偕子徙居寒山。三世潘瑫,歧嶷不凡,宿负大志。见大阜山水清秀,爰构别业于在大阜后山隝,遗命后嗣卜居。四世细六,早世。五世潘现,遵祖命奉母程氏迁居大阜,被称为大阜公。自此,大阜之名世被奉为居歙潘氏宗本。甚至光绪年间早已数世入籍吴县的潘承谋等纂修族谱时,还将宗谱溯源命名为《大阜潘氏支谱》。潘氏六世从龙,曾任职崇安令。潘氏七世为潘英,八世为潘旺,九世为潘琮。十世师心以文学升上舍,监桐城县税务。以从使金国有功,迁成忠郎,摄桐城县事,裁决如神,刑清讼简。十一世潘惇,仕宋为将仕郎。其二弟潘恪、四弟潘恬皆举进士,三弟潘慥为太学生。十二世为潘云,十三世为潘魁,十四世为文一,十五世为潘寿,十六世为潘祐,十七世为潘庆, 十八世为全寿。十九世佛生,为明国学生。二十世廷护,冠带耆民。二十一世道童,亦明国学生。二十二世为万安, 二十三世为孟信。二十四世仲兰,字谷馨,号筠友。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六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诰赠奉直大夫候选主事加一级。因业浙鹾往来吴中,始侨寓苏州南北行货集散地,商业繁盛之南濠。   歙县隶属的徽州,古称歙州,又名新安。“新安为郡,在万山间。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骍刚而不化,水湍悍,少潴蓄”(《叙贡赋》)[2],是以“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汪伟奏疏》)[3]。以至“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倚顿之盐,鸟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縠,拥赵女,鸣琴跕屣,多新安之人”[4](p.319)。潘氏数世业盐,家号素封。二十五世潘景文更是经营有方,具产丰饶。景文为潘仲兰次子,字其蔚。生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五日,卒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六日。康熙初年,潘景文“卜宅苏城黄鹂坊桥巷,榜曰研经堂,嗣后遂为吴人焉” [1](卷四)。除娶妻罗氏外,潘景文更纳侧室沈氏、金氏、顾氏、高氏。生九子七女。九子分别为兆鼎、兆臣、兆纲、兆缙、兆夔、兆科、兆青、兆聪,兆垂,形成了迁吴潘氏一支九脉的基本格局。
  二、儒贾立身到专力举业
  从民胞物与高度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到显身荣亲层面的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入仕为宦,执掌权柄,始终是人类自有阶级以来的主流向往。虽说“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5](p.412),但相比“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 [6](p.694)的成少损多,漂泊流离,功名举业才是毫不夸张真正渗入世人心底可带来荣名与底气的上佳路径。“救贫舍学非良策,惜别销魂是远游”[7](卷一),当温饱康裕不再成为须夙兴夜寐拼力挣取的常在境态,徽人本就长期奉行的儒贾并用往往会转而为全意科举。吴敬梓的先祖始而务农,继而行医,在中国传统的立身方式中素来稳妥而又允尊。但致富之后即转而全力科举,如愿一门贵盛,乡里为荣。明初由江西迁吴,行伍起家的的彭定求家族亦在《彭氏宗谱·修谱条例》中明确规定:“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次则训徒学医务农,次则商贾贸迁。”[8]
  史载:“赢绌之大鹾为最,操其业者类出奇以丰己” [9](卷十八),盐业经营云泥莫测,充斥儇巧扞格。是以潘氏“移居苏州后,读书应举成为‘训族第一事’”[10](p.104)。研经堂“原是明代状元宰相申时行的八大宅之一,讲究风水的潘景文卜宅于此,显然隐含着潘氏意欲进军科举仕途的目的”[10] (p.104)。潘仲兰“少读书……贯穿子史,综览古今。发论常屈其座人”,虽然其后“不得已业鹾,遨游江淮间”,但时常教训子孙“以尊师取友为先” [9](卷十八)。其子景隆与景文专攻举业,每日“手持一编,篝灯诵读,至夜分不辍” [9](卷十八)。潘景隆早世后,景文益发愤,下帏攻苦。后虽由学使拔置杭州府庠第三名并以明经贡入太学,但与吴敬梓高祖吴沛“力学好修,穷年攻苦,未博一第”[11](卷十三)类似,潘景文亦踬于京兆试,终身未获中举。但一如吴沛对八股制义的深研传承施惠于其子国鼎、国缙、国对、国龙的纷纷蟾宫折桂,潘景文对举业的焚膏继晷亦潜移默化并促成了潘氏后世的科第蝉联,奕叶荣光。
  虽然顿学累功与攻苦茹淡的重要性深知于内里的意识层面,但科举路途中实在充斥着各种随意与不确定性。远溯唐代,科举考试“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 [12](p.166)。近至清朝,曹振镛“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13](p.2929),而阮元则“惟以文学裁成后进” [13](p.2935)。《儒林外史》中周进至广东衡文,其他考生还未交卷,而周学道已将范进定了第一,魏好古取了第二十名。世事每如关汉卿所言:“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14](p.663)。因此,士子们难免会将运程祸福时常归因于天地造就铸成。在天者言,积德行善,表于地者,吉壤风水。是以裴度还带,厚有福报之类的故事屡见不鲜。如是“代有令德”, 即使“不于其身”,福报也“必于其子孙”(李楘《桂门自订初稿序》)[15]。一如彭定求在《续修宗谱序》中所言:“家道寖昌,洊登科第”,乃是缘于“先畴旧德,尚得厚庇”[8]。潘氏也将科第显赫、清绮门楣归美于祖德先芬。迁歙始祖刺史公的惠举善政被详细记载并世代传诵。除渺远湮没不可详知的世系以外,解纷救难、睦姻任恤、仁悯孝友、收养瘗骼、捐金营缮等等有裨国计民生的良辞善语从十六世祖潘祐的行传开始即屡见不鲜。历代墓志家传是否多有溢美之词姑且不论,潘氏先祖的仁厚孝义形象读之感人颇深。韩愈《与卫中行书》有言:“凡祸福吉凶之来,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祸为不幸,而小人得祸为恒;君子得福为恒,而小人得福为幸:以其所为似有以取之也。” [12](p.194)潘氏于先祖令德之详尽记述,所寓含的对子孙之敦促劝勉之意亦不言而喻。
  《晋书·周光传》有云:“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冈见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16](p.1586)形法风水也是潘氏溯因后世昌隆的重要因素。“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17](p.901),潘氏不仅历代甚为讲究风水,而且不乏精于堪舆者。潘氏三世潘瑫精青乌术,居恒叹曰:“予安能郁郁久居此乎?” [1](卷三)乃相度四方,择可为卜居聚族之地,遂构别业于大阜。遗命其子细六曰:“大阜之原,平壤沃衍,山水环秀。卜居善地,无逾于此。予生平属意处也,汝其识之,无忘吾言。”[1](卷三)潘氏十六世潘祐亦精于堪舆。里中有高冈厥行如牛处,乃嘱子孙曰:“此陶家牛眠地也,他日当以此窆我”[9](卷十八)。潘廷护更是于“山经地志、农圃医卜、青乌白马、星纬风角之学”[9](卷十八)无不揣摩。潘景文亦于盛夏奔走于山谷林麓之间,为其父营卜吉兆。因缘获得曾为梁上君子但被自己两次释放,并慷慨予金的邻村某子所献 “葬此富贵累世”[9](卷首)的叶备坞凤形地。以至钱泳感叹:“吉地非遥,根于心地”[18](p.253)。除牛眠、凤形外,潘氏屡以为善的还有十九世潘佛生与其妻程氏得之“天赐非偶然”的汪家坞蛇形。祖德、风水兼之历代攻苦举子业的持之有恒,在潘氏心目中助成了其迁吴之后的天眷不断,不仅“位极人臣”而且“富贵累世”,成功转型为清代中后期不可多得的艺文世家。   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吴县潘氏迁居苏州初期,多以商籍试于浙江抑或仍在歙县本籍应试。亦有在浙省应试后又改归歙县本籍的。如潘景文为浙江杭州府岁贡生。景文长子潘兆鼎为浙江钱塘县岁贡生,次子潘兆臣为浙江钱塘县岁贡生,四子兆缙为浙江仁和县岁贡生,五子兆夔为歙县岁贡生,六子兆科为浙江仁和县岁贡生,七子兆青为浙江仁和县庠生。潘兆鼎长子潘克顺为浙江仁和县庠生,次子潘昱为浙江杭州府庠生,四子潘暄为浙江钱塘县贡生。潘兆臣次子邦协为浙江仁和县庠生,改归歙县籍增生。兆臣四子潘纶为浙江钱塘县庠生,改归歙县籍廪膳生。他例尚多,不烦赘举。随着潘氏定居苏州日久,遂渐渐开始就试于苏州。潘兆夔次子鸾翔、潘兆青次子潘綋,即较早的就学苏州,分别成为吴县附监生及附贡生。
  清代学校之制,“京师立国子监曰太学,直省府、州、县、卫各于所治立学”。[19](p.253)国子监“教国子及俊选之士” [19](p.814),凡贡生、监生皆得与学。潘景文子、孙辈的潘氏二十六世二十七世为国学生者有邦良、如江、邦怀等23人、府学庠生有潘昱、潘震2人,县学贡生、监生、庠生有兆鼎、克顺、鸾翔等16人,共41人。潘氏专力举业者虽多,然要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实现出类拔萃亦洵非易事。苏、杭素为人才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龄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尽然。然每岁大比,棘围之外林立。京兆裁以解额,隽者百三十五人耳。故虽方州大邑,恒不能三四数。至或连岁无举者,有司以为耻”[20](p.122)。明代如此,吴县潘氏所处的清代亦然,“每岁直省提学所取于童试者无虑数千人。三岁大比,举于乡者不过百之一。由乡贡而登进士,数十而取其一”(孙衍庆《重游泮水诗跋》)[21]。是以潘氏虽不乏“罗胸星宿纵横富,脱口珠玑次第传”[22](p.32)如潘纶者,在迁居苏州之后并未能迅速实现登贤书获及第之梦想。仕宦多以兵备道、州同、通政司经历、知县、县丞、按察司经历、教谕、训导、州吏目等下级官吏为主。
  举子应试,除制义、经解、策论之外,诗赋也是重要的考试内容。迁吴潘氏不仅时艺文章之钻研经验日丰,文学学术之含蕴积淀亦日渐深厚。据《同治苏州府志》所载,潘氏二十七世潘暄著有《鸥盟诗草》二卷,从弟潘纶著有《读史纂要》20卷、《涑水通鉴提要》16卷、《手书分韵》4卷、《默庵偶吟》二卷、《黄山纪游诗》一卷。潘暄四子宗邺著有《习虚堂草》一卷,潘纶长子应椿著有《锲镂录》及《训士琐言》[23](p.492)。惜乎战乱播迁,冯桂芬等纂修府志时所采篇简已“不皆见原书”[23](p.475),今更湮没渺远。据潘冕、潘宗邺等所撰《貤封文林郎内阁中书协办侍读加一级显考闲斋府君行述》所言,潘暄著有“《制义遗稿》二册、《课孙草》一册、《鸥盟诗草》二卷” [9](卷十八)。又据潘世恩《思补老人自订年谱》所载,潘暄著有《寸耕草堂文钞》行于世[24](p.108),惜乎今皆不传。潘氏先泽除潘宗邺《习虚堂草》尚见于潘氏三十四世潘承弼所辑《陟冈楼丛刊甲集》之十一《潘氏一家诗》之外,余今均难寻其精言妙意。所幸其时及之后文人笔端字面于潘氏先祖多有描绘留存,让我们差可想见其文采风流。
  长洲沈景运,为王鸣盛婿黄宗易之师,“通经博古,学问充足。文望之隆,并于诗词”[25](p.126)。其《黄山诗三十六首序》云:“黄山仙境也。余于三十年前闻潘闲斋前辈快述游览之胜,遂心焉慕之。” [25](p.164)潘暄字赋含,号闲斋。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九月二日,卒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二月十日,享年八十有四。其所著《鸥盟诗草》《寸耕草堂文钞》虽已不可寻见,然想来既曾有黄山胜游并使景运心向往之,或亦有相关题咏如其从弟潘纶,润饰增色云海奇松。潘曾沂《习虚堂草序》有云:“昔闲斋公好远游,历燕齐蓟赵,直走医巫闾。至新安,登天都峰绝顶,闻者壮之。故其诗沈雄清快,如其为人。而闲斋公之后,皆好为诗且能以其名传人间。”[26](卷一)潘暄次子潘冕,字贡湖。其诗文辞藻虽无流传,但其幽兴高致却于今不难想见。“邓尉山中花万树,筍舆入花花障路。寒香疏影扑春衣,借得僧楼三日住”,高洁隐秀,疏淡清雅,难免让观者有“妒尔披裘独往人”之叹[27](p.475)。翁方纲《潘贡湖探梅图》亦于潘冕流连美景,“三面山光一面湖,坐臥行吟尽花海”[28](p.472)的心旷神怡细有描述。除此之外,姻亲汪缙《挽潘贡湖》[29](p.185)四首之刻画更是如生栩栩:
  隙里悠悠驹不留 悼亡潘令岁三周 鹿门夫妇朱门老 剩与人间羡晚收
  意气高于春日烟 推襟送抱自年年 陶公情话刘公酒 忆著灯前一惘然
  自嫌箕帚惯遗忘 三箧多君似倒囊 闲唤扁舟虎阜去 故人诗话满山塘
  我是人间焦尾薪 上林新竹愧精神 知君大有耽书癖 酝酿诸郎做缙绅
  李楘《桂门自订初稿序》云:“苟非家学渊源酝酿深厚,鲜有博大而昌明者。”[30]潘氏迁苏之后虽然未能很快得意科举仕途,然流光积善,却是余庆裕后的天命前提。至“大有耽书癖”的潘冕长子——潘氏二十九世奕隽,潘氏终于积微成著,得偿夙愿。从此渐次在制义、艺文、学术等领域皆大擅其场。《周书·洪范第六》云:“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31](p.478) 潘暄虽“屡踬场屋”,但能获见“ 孙曾蔚起,克享大年”(潘承弼《潘氏一家诗》)[32],亦《书》之所言天与厚福者。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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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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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一种观点在历史学家中非常普遍: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俄国)的发展进程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进化过程中不存在规律性,但这种观点是非建设性的。“现代化”这一概念的使用不仅因为它是通俗科学理论论述的一部分,还因为这一概念承认在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人类生活不同领域所观察到的很多个别变化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很多国家在最近几个世纪所经历的全面变化过程中具有某种规律性(当然,不同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存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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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闻一多对《诗经》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为丰富,对《诗经》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诗经》研究的观念、方法是正确的,但理论与实践有时不尽相符;其二,他以廋语解释《诗经》之兴,与兴之本义、《诗经》创作实际以及古人对兴的认识皆不符;其三,闻一多认为“《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间互称对方之廋语,无一实指鱼者”,对理解《国风》比、兴喻义有启发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以此言《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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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中的重要议题。布迪厄认为,不同的个体行动者通过某种惯习来取得社会空间中的不同位置,从而出现了阶级划分,惯习既是内化了的性情倾向,又要依靠实践来生成;与此相似,朱迪斯·巴特勒强调性别是表演性的,是个体行动者根据主体本身的一种效果而建构起来的,但这种表演并不是先于主体选择的,而是遵循着异性恋规范。两种理论虽然讨论范畴不同,分别关注阶级和性别,但都涉及到结构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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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民大革命过程中,国民党的党治模式从广东一隅推向南方数省,在此前后随着国民党内权力结构的持续变化,“以党治军”“以党统政”等党治原则逐渐被修改。长沙《大公报》在北伐期间的大量报道,以舆论的角度呈现了湖南地区党政军三者之间的博弈,展现了党治模式推广过程中多种矛盾的交织,以微观视角再现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面貌。  [关键词]国民大革命;长沙大公报;党治模式;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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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贝蒂与赫施立足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认为伽达默尔因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而陷入了相对主义困境。伽达默尔则立足于生存论存在论的解释学模式,描述了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现象得以可能的条件。解释学意义上的“事情本身”制约着理解与解释的限度,使“不同的理解”不等于任意的理解;解释学真理超出了科学方法论的控制范围,使解释者在视域融合中,倾听文本所传达的内容和真理。正是这两方面确保了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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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完满是莱布尼茨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其内涵经历了从形式论到程度论的演化过程。莱布尼茨从形而上学层面和道德层面区分了两种完满。形而上学的完满是“现实性或本质的程度”,即是单子、单子间关系和可能世界存在之依据。道德的完满是指基于完满的量的规定性,上帝将之作为标准和原则运用于从无限多的可能世界中选择最好的世界。道德的完满概念既是保证上帝自由选择的内在基础,也是回答恶的相关问题的有力依据。而完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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