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东北军集团产生内讧，曾经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虎狼之师雄风不再；那些在事变中坚决反蒋抗日的军官，在八年抗战中有多人沦为了汉奸。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古城西安的宁静。上午9时许，躲到骊山上的国家元首蒋介石被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等人押赴西安城中。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兵谏——“西安事变”。12月24日，少帅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宁一去不回。东北军集团产生内讧，曾经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虎狼之师雄风不再；那些在事变中坚决反蒋抗日的军官，在八年抗战中有多人沦为了汉奸。这些人当中有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鲍文樾、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东北军总部政治处少将处长应德田、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骑兵军一○六师师长白凤翔等人。他们为何走上背叛国家、民族的不义之途？不妨透过当时的时代背景看其人生轨迹。
司令高参鲍文樾
鲍文樾字志一，1892年生于辽宁辽城，满族， 东北军少壮派将领。保定军校2期步科、北京陆军大学6期毕业。毕业后历任东北军26旅中校参谋，安国军第三、第四联合军团（张学良和韩麟春）参谋长、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特别区警务处处长等职。1931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参谋次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办公厅二厅副厅长、办公厅副主任等。《何梅协定》签订后，何应钦南下，鲍文樾代理军委会北平分会办公厅主任。
张学良送蒋到南京以后，鲍文樾代表东北军面见蒋介石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可以遵照委员长意旨接受整编，但请求委员长必须让张副司令返回西安处理。蒋介石答复：“汉卿在这个时候回去，对事没有好处，等候事情结束后，他可以回去，现在汉卿本人他也暂时不愿意回去的。”蒋介石准许鲍文樾与张学良会面。鲍文樾到浙江奉化雪窦寺见到张学良时，告知了西安方面已三位一体，加强了军事防线，已向蒋说了可以接受甲案（驻防甘肃），但必须让张副司令回去，并把我写的信也交给了他。张学良说：“我没有想到你们能支持这么久，你们能坚持，我有办法，你们也有办法，要撑下去。”张学良留鲍文樾在寺内一同吃饭，在席间张学良曾与在座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谈论到“剿共”与抗日的问题，张仍然坚持他“双十二”的主张。鲍文樾返回后，还带回张学良写给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的一封信。信中大意说：为国家、为东北，希望和平解决，勿扩大内战，以致有违抗日爱国的初衷。
鲍文樾后来经过汪精卫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介绍，参加了汪伪政权，任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年，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到湖南凤凰山见张学良，让张写信给鲍文樾，劝他不要同汪精卫同流合污。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按戴之意致信给鲍，叫他不要 “ 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 ” ，不要认贼作父。
周佛海通过鲍文樾的关系，招降了不少鲁苏战区的原东北军旧部和山东战场的抗日部队。鲍文樾最大的“功劳”是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手中，将新四师师长吴化文以及东北军第111师334旅旅长荣子桓拉到汪伪阵营中来。在鲍文樾等人的策反下，1943年1月，吴化文率部投降汪伪，所部改为山东方面军，吴任总司令，后改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荣子桓于同年6月在鲁南附敌，改编为第十军，荣被授为军长。
1943年 ，汪伪政权任命鲍文樾为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华北委员，10月10日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1945年任伪河南省省长，后代理军政部长。抗战胜利后鲍文樾被逮捕关押，1946年被国民政府苏州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但未执行。后由家人托傅作义向蒋介石求情才免去死罪，改判为无期徒刑。 1949年鲍文樾被移往台湾，1975年获释，1980年4月在台北病逝。
少帅股肱苗剑秋
苗剑秋，字诚实，1902年生于辽宁铁岭。1918年进入由大连著名抗日爱国实业家周文贵创办的哈尔滨东华学校读书，并与周文贵长子周武福同学，毕业后由周文贵全资资助进入日本最有名的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深造。
在苗剑秋的成长过程中，周文贵的实业救国精神和“断指明志”抗日爱国壮举深深地影响着他。1926年，周文贵两次前往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就周家在发展民族企业过程中所受到的日本殖民者“威胁与限制”提起上诉。在历经半年的起诉过程中，苗剑秋在东京给予了周文贵许多生活上的帮助，并促使国际舆论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协助周文贵最终赢得了“矿权与国家主权相关”这场国际官司。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日本打赢这场涉及国家主权的国际官司，实属不易，这在国际上造成了深远影响。后来，苗剑秋成为周文贵的女婿、周武福的妹夫。苗剑秋留学回国后，本想到周家企业工作，走实业救国这条路，但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他参加了东北军，并在促成“西安事变”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剿共，并一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陈经老调。很多将领对此都已经厌烦，尤其是一部分东北籍军官，对亡省亡家更有切肤之痛。加之这些人大多数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是接受的，而对于蒋氏的反共演说及其虚伪的所谓“四维八德”之类的说教，都觉得不是滋味，甚至很反感。特别是东北军内的少壮派，想效仿日本年轻军官发动的“二二六事件”来革除蒋介石的军事领导权，进而将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
尽管苗剑秋身为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曾经留学日本，但是他一贯坚持抗日，抗日爱国的态度非常明朗，并曾多次规劝张学良要与毛泽东会晤，张学良对此一直心有余悸。
为了加强军事上的独裁统治和宣扬“剿共”主张，蒋介石经常对东北军军官进行训话。在一次军训团集会上，苗剑秋慷慨激昂地说：“团结抗日，是救国之策，是完全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楚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稍有血气的东北人，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这番话，被特务获悉，很快就报告到监督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西北行营参谋长晏道刚那里，晏立刻要求张学良把演讲人交出来。张学良为缓和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而虚与委蛇，一方面又以畏罪潜逃之名将其送到北平。这件事无法追究，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他们是难以自解的。事变前，苗剑秋劝他说：“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后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混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混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地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有什么资格骂我混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混蛋！”简单地说，“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混蛋。因此，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南京后，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军内出现分裂，以孙铭久、苗剑秋和应德田“三剑客”为核心的36名东北军少壮派急于营救被蒋囚禁的张学良，错误地发动了“二二事变”，错杀了王以哲军长，招致蒋介石有了十足的理由对东北军进行重新组编，致使东北军彻底瓦解。这也使促成“西安事变”这一英雄壮举的东北军少壮派们在名分上打了折扣。
“二二事变”后，为抗日统一战线考虑，苗剑秋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离开了前方战场，扮成商人出逃。苗剑秋开始投到戴笠麾下当一名特工，后来又投靠日本，在东京创办了《自由中国》月刊。
抗日先锋应德田
应德田，1900年出生于辽宁灯塔县。1929年东北大学毕业时，以考试第一名的资格被保送到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大学学习政治，后到密歇根大学学习市政专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应德田离开美国返华。
回国后，应德田先在北平创办“念一中学”，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后又与原景德等人创立“东北民众自救会”，并出版《自救》半月刊。应德田在沈阳读书时曾与张学良相识，1934年7月他到汉口的张学良东北军总部任少校科员。1935年夏天，应德田奉张学良之命，组织东北大学校友会，并任校友会主席，常与张学良研讨联共抗日的大计。张学良为了改造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前，成立了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应德田任书记。与此同时，应德田写了一本《抗日的理论与实践》的小册子，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必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观点。中共联络员刘鼎对之赞赏不已，还带了许多宣传册去苏区。他专门负责给张学良提供抗日意见和理论研讨材料，张学良的许多抗日战争口号均出自其手。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为加强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将其总部的政训处改为政治处，任命应德田为少将处长，兼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张学良被软禁后，应德田投靠到汪精卫政府，任伪河南省教育厅厅长。20世纪50年代，应德田受到审查，后来政府给予宽大处理。
应德田到晚年，撰写了一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回忆录，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应德田病逝于北京。
捉蒋英雄孙铭九
孙铭九1909年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27年加入东北军，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孙铭九在昔日同窗好友、时任天津市长张学铭手下当教官，张学铭是张学良之弟。1931年，张学良出任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从南京经天津赴北平，途经天津时，张学铭派孙铭九护送张学良，张十分器重孙铭九，还送给他一块表面上印着自己头像的瑞士名表。
后来孙铭九先后担任了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营长等职，成为张学良的心腹嫡系之一。张学良秘密会见周恩来，身边就带着孙铭九。叶剑英秘密到西安作中共代表，张学良就安排叶住在孙铭九家里。后来更是委孙以捉蒋大任，不难看出张对孙的信任之深，依托之重。
1936年7月，在与中共约定下西北割据计划的背景下，由中共联络员刘鼎建议，并由中共党员刘澜波策划推动，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成立了一个专门效忠于他个人的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亲任主席，孙铭九任行动部长，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材料，准备将各级军官换上自己人。孙创立抗日学兵队，查抄西安中国国民党党部，印刷、散发抗日小册子，抗日气氛营造得相当浓厚。
张杨兵谏消弭了一触即发的内战，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外抗日。但张学良的遭禁，却使东北军内部出现裂痕，两派产生严重分歧。以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蒋斌、高崇民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避免内战，一致对外，反对与中央军贸然开战，并接受国民政府提出的整编条件，从陕西潼关北撤；但是以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为首的中下级军官，则坚决主张南京方面先放张学良回陕才撤兵，否则不惜与中央军兵戎相见。2月2日，孙铭九等人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剿总副官长宋学礼、参谋处处长徐方以及西北抗日联军交通委员会主任蒋斌、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杀害。事发后，东北军军师长们极为愤怒，要求惩办凶手。孙铭九等人遂连夜逃离西安。2月4日，周恩来指示刘鼎将其送入云阳彭德怀驻防区暂避。事变中曾任捉蒋行动总指挥的东北军独立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认为，最早帮张学良接上中共关系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也参与了杀害王以哲活动，派人于2月5日将高诱杀。许多军师长们也认为中共庇护孙铭九等人，愤而宣布效忠南京，服从国民党中央的调遣命令。
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逐渐形成民族抗日统一局面，根据党中央会议精神，中共为了划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不愿收留孙铭九等人，他们不得不离开苏区。孙铭九先是躲入天津租界，后又躲进上海租界。1943年春，孙铭九到汪精卫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因功升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
1945年冬，孙铭九又参加了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委派的国民党先遣大队，曾经带队占领黑龙江宾县。被解放军俘虏到哈尔滨后，始向东北抗日联军李兆麟部投降。
1954年秋，南京市副市长柯庆施调任上海市市长，聘用孙铭九为市府参事。 后来孙铭九受到审查，当时政府给的结论是，抗战爆发后，迫于生计孙铭九走过了一段弯路。
孙铭九与张学良感情颇深，1990年曾有人问张学良将军，如果他重访大陆要见些什么人，张学良第一个便提到了孙铭九。1991年8月，沉默多年的张学良在台北一家饭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导演长井晓的专访，首次向外界披露了当年的风风雨雨。此后不久，长井晓来上海，给孙铭九放映了采访张学良的录像带，并说：“张将军很关心你的情况。”孙铭九看着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少帅，不禁老泪纵横。
晚年后，孙铭九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许多社会职务。2000年4月8日，孙铭九在上海因病医治无效辞世，享年92岁。根据孙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当时国内各大媒体均以“骊山捉蒋立大功英雄孙铭九病逝”为题对此事作了报道。
骑兵悍将白凤翔
白凤翔，字瑞麟，1897年生，热河省围场县新拨镇（今属河北省）人，自幼家贫，10岁左右即随父耕牧。十七八岁只身赶驮子往返蒙古旗贩盐。后聚众进山为匪，外号叫白三阎王。常活动于赤峰、围场一带。后率部投靠张作霖，张见白凤翔善于骑射，枪法精湛，特给其编一支骑兵旅，委任他为旅长，1930年随张学良入关驻防河北保定。1934年，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白凤翔率部开往河南省息县，所部改为骑六师，白任师长。同年夏，他赴庐山受训，结业时蒋介石赠给白凤翔大量金钱，想离间他与张的关系，但其不为所动。1935年，张学良任西北军总司令，他率部开往陕西乾县，改编为骑兵军一○六师，仍任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以堂兄刘多荃为掩护在东北军中活动，他在与刘接触中知道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白凤翔派师参谋长汪镛在宁夏固原县杨郎镇与红军代表朱瑞秘密签订了局部停战协议。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电召白来西安，向其秘密布置了临潼兵谏的任务。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以准备让白凤翔回热河打游击为名，带领白凤翔来华清池见蒋介石，其实是为了让白熟悉华清池地形和认清蒋介石容貌。12月12日，兵谏行动开始后，白凤翔指挥本部和东北军侍卫营孙铭九部直冲临潼华清池，经过一番激战，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其部下骑六师第十八团上校团长刘桂五在骊山半山腰抓住了蒋介石，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张学良嘉奖。
张学良被蒋扣押后，白凤翔被免职，一直在北平闲居。抗日战争爆发后，白凤翔奔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战，被任命为热河省抗日先遣军总司令。从南京返回到西安后，白凤翔先将原骑六师库存的武器弹药拿出来，然后招回部分旧部并收拢陕北各县土匪，渡过黄河，经常在日本占领的绥远省西部各县山地神出鬼没，逐步发展到万人，辖四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1939年后半年，白凤翔率部深入到热察边境多伦附近，给日伪军造成很大威胁。日军集中数倍兵力将其包围在固阳地区，战斗中，他受重伤，部队弹尽援绝。
重庆军统负责人指示白凤翔按“曲线救国”办法行事，他接受了伪蒙疆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李守信（原东北军骑兵第17旅34团团长）劝降，日军大造声势，并将七个骑兵师和一个步兵师交白凤翔统领，任命他为东亚同盟军总司令。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后，白凤翔认为反正时机已到，准备起义。因机密泄露，被日本驻包头特务机关长福森利柱探知，派日本医生以看病为名，暗放毒药将他害死，其部队只有两个师起义成功。
国难当头、民族危难之际，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等人在“西安事变”后选择了浴血抗战而名垂青史。上苍赋予每个人书写人生春秋的机会，就看如何去抉择。“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西安事变”距今已70余载，时移世易、物是人非，今日中国已非往昔东亚病夫。过往的峥嵘岁月亦如淘沙大浪，让那个时代的人物在其中荣枯浮沉。是非成败、千秋功罪，留予后人评说！
编辑：郑军海
司令高参鲍文樾
鲍文樾字志一，1892年生于辽宁辽城，满族， 东北军少壮派将领。保定军校2期步科、北京陆军大学6期毕业。毕业后历任东北军26旅中校参谋，安国军第三、第四联合军团（张学良和韩麟春）参谋长、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特别区警务处处长等职。1931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参谋次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办公厅二厅副厅长、办公厅副主任等。《何梅协定》签订后，何应钦南下，鲍文樾代理军委会北平分会办公厅主任。
张学良送蒋到南京以后，鲍文樾代表东北军面见蒋介石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可以遵照委员长意旨接受整编，但请求委员长必须让张副司令返回西安处理。蒋介石答复：“汉卿在这个时候回去，对事没有好处，等候事情结束后，他可以回去，现在汉卿本人他也暂时不愿意回去的。”蒋介石准许鲍文樾与张学良会面。鲍文樾到浙江奉化雪窦寺见到张学良时，告知了西安方面已三位一体，加强了军事防线，已向蒋说了可以接受甲案（驻防甘肃），但必须让张副司令回去，并把我写的信也交给了他。张学良说：“我没有想到你们能支持这么久，你们能坚持，我有办法，你们也有办法，要撑下去。”张学良留鲍文樾在寺内一同吃饭，在席间张学良曾与在座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谈论到“剿共”与抗日的问题，张仍然坚持他“双十二”的主张。鲍文樾返回后，还带回张学良写给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的一封信。信中大意说：为国家、为东北，希望和平解决，勿扩大内战，以致有违抗日爱国的初衷。
鲍文樾后来经过汪精卫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介绍，参加了汪伪政权，任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年，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到湖南凤凰山见张学良，让张写信给鲍文樾，劝他不要同汪精卫同流合污。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按戴之意致信给鲍，叫他不要 “ 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 ” ，不要认贼作父。
周佛海通过鲍文樾的关系，招降了不少鲁苏战区的原东北军旧部和山东战场的抗日部队。鲍文樾最大的“功劳”是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手中，将新四师师长吴化文以及东北军第111师334旅旅长荣子桓拉到汪伪阵营中来。在鲍文樾等人的策反下，1943年1月，吴化文率部投降汪伪，所部改为山东方面军，吴任总司令，后改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荣子桓于同年6月在鲁南附敌，改编为第十军，荣被授为军长。
1943年 ，汪伪政权任命鲍文樾为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华北委员，10月10日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1945年任伪河南省省长，后代理军政部长。抗战胜利后鲍文樾被逮捕关押，1946年被国民政府苏州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但未执行。后由家人托傅作义向蒋介石求情才免去死罪，改判为无期徒刑。 1949年鲍文樾被移往台湾，1975年获释，1980年4月在台北病逝。
少帅股肱苗剑秋
苗剑秋，字诚实，1902年生于辽宁铁岭。1918年进入由大连著名抗日爱国实业家周文贵创办的哈尔滨东华学校读书，并与周文贵长子周武福同学，毕业后由周文贵全资资助进入日本最有名的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深造。
在苗剑秋的成长过程中，周文贵的实业救国精神和“断指明志”抗日爱国壮举深深地影响着他。1926年，周文贵两次前往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就周家在发展民族企业过程中所受到的日本殖民者“威胁与限制”提起上诉。在历经半年的起诉过程中，苗剑秋在东京给予了周文贵许多生活上的帮助，并促使国际舆论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协助周文贵最终赢得了“矿权与国家主权相关”这场国际官司。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日本打赢这场涉及国家主权的国际官司，实属不易，这在国际上造成了深远影响。后来，苗剑秋成为周文贵的女婿、周武福的妹夫。苗剑秋留学回国后，本想到周家企业工作，走实业救国这条路，但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他参加了东北军，并在促成“西安事变”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剿共，并一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陈经老调。很多将领对此都已经厌烦，尤其是一部分东北籍军官，对亡省亡家更有切肤之痛。加之这些人大多数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是接受的，而对于蒋氏的反共演说及其虚伪的所谓“四维八德”之类的说教，都觉得不是滋味，甚至很反感。特别是东北军内的少壮派，想效仿日本年轻军官发动的“二二六事件”来革除蒋介石的军事领导权，进而将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
尽管苗剑秋身为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曾经留学日本，但是他一贯坚持抗日，抗日爱国的态度非常明朗，并曾多次规劝张学良要与毛泽东会晤，张学良对此一直心有余悸。
为了加强军事上的独裁统治和宣扬“剿共”主张，蒋介石经常对东北军军官进行训话。在一次军训团集会上，苗剑秋慷慨激昂地说：“团结抗日，是救国之策，是完全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楚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稍有血气的东北人，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这番话，被特务获悉，很快就报告到监督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西北行营参谋长晏道刚那里，晏立刻要求张学良把演讲人交出来。张学良为缓和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而虚与委蛇，一方面又以畏罪潜逃之名将其送到北平。这件事无法追究，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他们是难以自解的。事变前，苗剑秋劝他说：“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后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混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混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地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有什么资格骂我混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混蛋！”简单地说，“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混蛋。因此，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南京后，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军内出现分裂，以孙铭久、苗剑秋和应德田“三剑客”为核心的36名东北军少壮派急于营救被蒋囚禁的张学良，错误地发动了“二二事变”，错杀了王以哲军长，招致蒋介石有了十足的理由对东北军进行重新组编，致使东北军彻底瓦解。这也使促成“西安事变”这一英雄壮举的东北军少壮派们在名分上打了折扣。
“二二事变”后，为抗日统一战线考虑，苗剑秋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离开了前方战场，扮成商人出逃。苗剑秋开始投到戴笠麾下当一名特工，后来又投靠日本，在东京创办了《自由中国》月刊。
抗日先锋应德田
应德田，1900年出生于辽宁灯塔县。1929年东北大学毕业时，以考试第一名的资格被保送到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大学学习政治，后到密歇根大学学习市政专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应德田离开美国返华。
回国后，应德田先在北平创办“念一中学”，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后又与原景德等人创立“东北民众自救会”，并出版《自救》半月刊。应德田在沈阳读书时曾与张学良相识，1934年7月他到汉口的张学良东北军总部任少校科员。1935年夏天，应德田奉张学良之命，组织东北大学校友会，并任校友会主席，常与张学良研讨联共抗日的大计。张学良为了改造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前，成立了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应德田任书记。与此同时，应德田写了一本《抗日的理论与实践》的小册子，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必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观点。中共联络员刘鼎对之赞赏不已，还带了许多宣传册去苏区。他专门负责给张学良提供抗日意见和理论研讨材料，张学良的许多抗日战争口号均出自其手。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为加强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将其总部的政训处改为政治处，任命应德田为少将处长，兼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张学良被软禁后，应德田投靠到汪精卫政府，任伪河南省教育厅厅长。20世纪50年代，应德田受到审查，后来政府给予宽大处理。
应德田到晚年，撰写了一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回忆录，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应德田病逝于北京。
捉蒋英雄孙铭九
孙铭九1909年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27年加入东北军，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孙铭九在昔日同窗好友、时任天津市长张学铭手下当教官，张学铭是张学良之弟。1931年，张学良出任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从南京经天津赴北平，途经天津时，张学铭派孙铭九护送张学良，张十分器重孙铭九，还送给他一块表面上印着自己头像的瑞士名表。
后来孙铭九先后担任了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营长等职，成为张学良的心腹嫡系之一。张学良秘密会见周恩来，身边就带着孙铭九。叶剑英秘密到西安作中共代表，张学良就安排叶住在孙铭九家里。后来更是委孙以捉蒋大任，不难看出张对孙的信任之深，依托之重。
1936年7月，在与中共约定下西北割据计划的背景下，由中共联络员刘鼎建议，并由中共党员刘澜波策划推动，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成立了一个专门效忠于他个人的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亲任主席，孙铭九任行动部长，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材料，准备将各级军官换上自己人。孙创立抗日学兵队，查抄西安中国国民党党部，印刷、散发抗日小册子，抗日气氛营造得相当浓厚。
张杨兵谏消弭了一触即发的内战，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外抗日。但张学良的遭禁，却使东北军内部出现裂痕，两派产生严重分歧。以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蒋斌、高崇民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避免内战，一致对外，反对与中央军贸然开战，并接受国民政府提出的整编条件，从陕西潼关北撤；但是以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为首的中下级军官，则坚决主张南京方面先放张学良回陕才撤兵，否则不惜与中央军兵戎相见。2月2日，孙铭九等人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剿总副官长宋学礼、参谋处处长徐方以及西北抗日联军交通委员会主任蒋斌、西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杀害。事发后，东北军军师长们极为愤怒，要求惩办凶手。孙铭九等人遂连夜逃离西安。2月4日，周恩来指示刘鼎将其送入云阳彭德怀驻防区暂避。事变中曾任捉蒋行动总指挥的东北军独立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认为，最早帮张学良接上中共关系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也参与了杀害王以哲活动，派人于2月5日将高诱杀。许多军师长们也认为中共庇护孙铭九等人，愤而宣布效忠南京，服从国民党中央的调遣命令。
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逐渐形成民族抗日统一局面，根据党中央会议精神，中共为了划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不愿收留孙铭九等人，他们不得不离开苏区。孙铭九先是躲入天津租界，后又躲进上海租界。1943年春，孙铭九到汪精卫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因功升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
1945年冬，孙铭九又参加了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委派的国民党先遣大队，曾经带队占领黑龙江宾县。被解放军俘虏到哈尔滨后，始向东北抗日联军李兆麟部投降。
1954年秋，南京市副市长柯庆施调任上海市市长，聘用孙铭九为市府参事。 后来孙铭九受到审查，当时政府给的结论是，抗战爆发后，迫于生计孙铭九走过了一段弯路。
孙铭九与张学良感情颇深，1990年曾有人问张学良将军，如果他重访大陆要见些什么人，张学良第一个便提到了孙铭九。1991年8月，沉默多年的张学良在台北一家饭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导演长井晓的专访，首次向外界披露了当年的风风雨雨。此后不久，长井晓来上海，给孙铭九放映了采访张学良的录像带，并说：“张将军很关心你的情况。”孙铭九看着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少帅，不禁老泪纵横。
晚年后，孙铭九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许多社会职务。2000年4月8日，孙铭九在上海因病医治无效辞世，享年92岁。根据孙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当时国内各大媒体均以“骊山捉蒋立大功英雄孙铭九病逝”为题对此事作了报道。
骑兵悍将白凤翔
白凤翔，字瑞麟，1897年生，热河省围场县新拨镇（今属河北省）人，自幼家贫，10岁左右即随父耕牧。十七八岁只身赶驮子往返蒙古旗贩盐。后聚众进山为匪，外号叫白三阎王。常活动于赤峰、围场一带。后率部投靠张作霖，张见白凤翔善于骑射，枪法精湛，特给其编一支骑兵旅，委任他为旅长，1930年随张学良入关驻防河北保定。1934年，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白凤翔率部开往河南省息县，所部改为骑六师，白任师长。同年夏，他赴庐山受训，结业时蒋介石赠给白凤翔大量金钱，想离间他与张的关系，但其不为所动。1935年，张学良任西北军总司令，他率部开往陕西乾县，改编为骑兵军一○六师，仍任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以堂兄刘多荃为掩护在东北军中活动，他在与刘接触中知道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白凤翔派师参谋长汪镛在宁夏固原县杨郎镇与红军代表朱瑞秘密签订了局部停战协议。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电召白来西安，向其秘密布置了临潼兵谏的任务。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以准备让白凤翔回热河打游击为名，带领白凤翔来华清池见蒋介石，其实是为了让白熟悉华清池地形和认清蒋介石容貌。12月12日，兵谏行动开始后，白凤翔指挥本部和东北军侍卫营孙铭九部直冲临潼华清池，经过一番激战，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其部下骑六师第十八团上校团长刘桂五在骊山半山腰抓住了蒋介石，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张学良嘉奖。
张学良被蒋扣押后，白凤翔被免职，一直在北平闲居。抗日战争爆发后，白凤翔奔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战，被任命为热河省抗日先遣军总司令。从南京返回到西安后，白凤翔先将原骑六师库存的武器弹药拿出来，然后招回部分旧部并收拢陕北各县土匪，渡过黄河，经常在日本占领的绥远省西部各县山地神出鬼没，逐步发展到万人，辖四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1939年后半年，白凤翔率部深入到热察边境多伦附近，给日伪军造成很大威胁。日军集中数倍兵力将其包围在固阳地区，战斗中，他受重伤，部队弹尽援绝。
重庆军统负责人指示白凤翔按“曲线救国”办法行事，他接受了伪蒙疆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李守信（原东北军骑兵第17旅34团团长）劝降，日军大造声势，并将七个骑兵师和一个步兵师交白凤翔统领，任命他为东亚同盟军总司令。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后，白凤翔认为反正时机已到，准备起义。因机密泄露，被日本驻包头特务机关长福森利柱探知，派日本医生以看病为名，暗放毒药将他害死，其部队只有两个师起义成功。
国难当头、民族危难之际，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等人在“西安事变”后选择了浴血抗战而名垂青史。上苍赋予每个人书写人生春秋的机会，就看如何去抉择。“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西安事变”距今已70余载，时移世易、物是人非，今日中国已非往昔东亚病夫。过往的峥嵘岁月亦如淘沙大浪，让那个时代的人物在其中荣枯浮沉。是非成败、千秋功罪，留予后人评说！
编辑：郑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