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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使用P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1994～2008年间我国省级税制结构、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结论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显著的促进了税制结构和税负水平的提高，但税制结构和税收水平的提高没有显著阻碍经济的增长。所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和整体税负水平，不但可以调节贫富差距增加社会和谐，还可以增加政府支出水平和提高消费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关键词：税制结构；税收负担；Panel VAR；经济增长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不仅是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政策工具。根据税负是否可以转嫁可以把税收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相对而言，直接税较之间接税，具有更大的经济调节作用；间接税较之直接税，则具有更大的收入和财产存量的调节作用。所以，在一国的税收总量中，如果间接税占的比重较高则意味着更注重经济效率而轻公平，反之，则意味着较注重公平而缺乏效率。所以，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成为衡量一国税制体系效率与公平的重要指标。而税负水平则表示一国政府从社会创造的国民收入中所获份额，它代表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一般来说，政府税收收入规模过小，必然难以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的资金需要；而规模过大，又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在西方国家，对税制结构、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的甚为广泛和透彻。其中把三者一起进行研究的主要有Engen和Skinner（1996），Tanzi和Zee（1997），Widmalm（2001），Arnold（2008），Johansson（2008）和Myles（2008）等。由于政府活动对经济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收税会阻碍经济增长，而政府支出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仅仅考虑税负水平的高低，而是要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作用。西方学者的研究也证实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很明确，税负的高低并不是绝对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而不同的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而间接税较利于经济增长。
受国外学者的启示，我国学者也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现有文献多数是分开进行的。其中对经济增长与税负水平关系主要有马栓友（2001）、李永友（2004）、刘凤良等（2009）等；对经济增长与税制结构的关系研究的有马拴友（2002）、武彦民和李明雨（2009）、吴玉霞（2009）等。但同时研究经济增长、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之间关系的文章则相对较少。刘军（2006）虽然研究了三者的关系，但是使用的是1978～2004年的税收数据，众所周知，1978-1993年是我国税利并存的年代，所以仅用税收数据难以反映当时的实际税负。刘涵（2008）、何茵与沈高明（2009）虽然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但却是分开研究的。
在结论方面，国内学者尚未对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达成共识，如刘军（2006）、赵志耘、杨朝峰（2010）认为我国税收收入结构对经济增长虽有影响，但影响较小。而马栓友（2001）、王亮（2004）却认为税制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显著。对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如何茵、沈高明（2009）认为我国各口径统计的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净作用都显著为负，已经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相反，赵志耘、杨朝峰（2010）则认为，在我国现行的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微弱。
此外，大多数实证方面的文献都集中在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分析上，忽视了经济增长对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的反向作用，从而导致了变量的内生性偏差问题，因为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本身也是由经济增长和其它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内生变量。鉴于此，赵志耘、杨朝峰（2010）使用不区分内外生变量的VAR模型研究了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三者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可文章是以1994～2007年的国家年度数据，而VAR模型对数据数量要求较高，仅仅14年的年度数据显然不符合要求，而数据不足可能会导致结果无效。所以，有必要使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对我国省级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计量方法与变量选择
（一）计量方法
由于到目前为止，我国具有可比较的税收数据是从1994～2008年间的15年年度数据，所以不能满足VAR模型的数据长度。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这就需要使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PVAR）的估计方法。因为与普通VAR相比，PVAR对时间序列的长度要求大大降低：如果以T为时间长度、以m为滞后项的阶数，那么只要T≥m+3时，就可以进行参数估计；而当T≥2m+2时，就可以估计稳态下的滞后项参数。
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根据脉冲-响应函数的施瓦兹信息准则和赤池信息准则，经多次试验后选用了滞后三阶的模型：
其中 ，i代表样本单位（省份），t代表年度， 、 、 均是4×4维的系数矩阵， 、 分别是4×1维的个体效应向量和时间效应向量，第 （=1，2，3，4）个方程的误差项 满足 。本文对所有样本单位均施加了具有相同斜率系数的约束，而对因变量 的无条件均值和方差没有做任何限制。估计步骤分为以下两步：
1．PVAR估计。由于本文模型包含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所以在估计时应先把二者消除掉，方法是：首先运用横截面上的均值差分去掉时间效应 ，采用向前均值差分来消除个体效应 ，以避免由于个体效应和回归元素相关而造成的系数估计有偏。然后，采用GMM估计方法得出系数的有效估计。为了避免有限样本产生的偏差，工具变量只选取了 。
2．脉冲-响应函数估计。本文考察的是经济增长与税制结构的关系，所以把gdp、ts设定为主要观察变量，然后根据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关联关系而加入tr、tb两个参与变量。由于Choleski正交分解对变量的排序敏感，排列顺序意味着后面变量的同期和滞后期都受到前面变量影响，而前面变量只会受到后面变量滞后期的影响，经验证，四个变量的排序为{gdp，tr，tb，ts }。本文Monte-Carlo模拟给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在90%的置信区间内。
（二）变量选择
本文用直接税（DT）收入与间接税（IDT）收入的比值来反映税制结构（ts）的变化，其中间接税是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大流转税，除这三种税收以外的税收都归为直接税；用实际税收收入增长率表示税收增长（tax）；用实际GDP增长率（gdp）来表示经济增长；用 TAX占GDP的比例（tb）来衡量税负水平；用税收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比值表示税收弹性（tr）。GDP、TAX、DT和IDT均是以当年价格计算，但gdp和tr是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实际增长率。相关数据见表1。
注：GDP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TAX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全国税务机关组织收入表”。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制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直接税的比重提高了大约50%，但就整个税制体系的布局而言，现行税制的格局仍然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这样的税制格局有利于有效地取得收入，但却不利于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明显提高就是明证。就税收负担而言，十几年来，我国的税收水平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已经从1994年的9.59%上升到2008年的18.42%，几乎涨了一倍，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关键词：税制结构；税收负担；Panel VAR；经济增长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不仅是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政策工具。根据税负是否可以转嫁可以把税收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相对而言，直接税较之间接税，具有更大的经济调节作用；间接税较之直接税，则具有更大的收入和财产存量的调节作用。所以，在一国的税收总量中，如果间接税占的比重较高则意味着更注重经济效率而轻公平，反之，则意味着较注重公平而缺乏效率。所以，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成为衡量一国税制体系效率与公平的重要指标。而税负水平则表示一国政府从社会创造的国民收入中所获份额，它代表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一般来说，政府税收收入规模过小，必然难以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的资金需要；而规模过大，又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在西方国家，对税制结构、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的甚为广泛和透彻。其中把三者一起进行研究的主要有Engen和Skinner（1996），Tanzi和Zee（1997），Widmalm（2001），Arnold（2008），Johansson（2008）和Myles（2008）等。由于政府活动对经济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收税会阻碍经济增长，而政府支出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能仅仅考虑税负水平的高低，而是要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作用。西方学者的研究也证实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很明确，税负的高低并不是绝对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而不同的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而间接税较利于经济增长。
受国外学者的启示，我国学者也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现有文献多数是分开进行的。其中对经济增长与税负水平关系主要有马栓友（2001）、李永友（2004）、刘凤良等（2009）等；对经济增长与税制结构的关系研究的有马拴友（2002）、武彦民和李明雨（2009）、吴玉霞（2009）等。但同时研究经济增长、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之间关系的文章则相对较少。刘军（2006）虽然研究了三者的关系，但是使用的是1978～2004年的税收数据，众所周知，1978-1993年是我国税利并存的年代，所以仅用税收数据难以反映当时的实际税负。刘涵（2008）、何茵与沈高明（2009）虽然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但却是分开研究的。
在结论方面，国内学者尚未对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达成共识，如刘军（2006）、赵志耘、杨朝峰（2010）认为我国税收收入结构对经济增长虽有影响，但影响较小。而马栓友（2001）、王亮（2004）却认为税制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显著。对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如何茵、沈高明（2009）认为我国各口径统计的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净作用都显著为负，已经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相反，赵志耘、杨朝峰（2010）则认为，在我国现行的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微弱。
此外，大多数实证方面的文献都集中在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分析上，忽视了经济增长对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的反向作用，从而导致了变量的内生性偏差问题，因为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本身也是由经济增长和其它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内生变量。鉴于此，赵志耘、杨朝峰（2010）使用不区分内外生变量的VAR模型研究了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三者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可文章是以1994～2007年的国家年度数据，而VAR模型对数据数量要求较高，仅仅14年的年度数据显然不符合要求，而数据不足可能会导致结果无效。所以，有必要使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对我国省级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计量方法与变量选择
（一）计量方法
由于到目前为止，我国具有可比较的税收数据是从1994～2008年间的15年年度数据，所以不能满足VAR模型的数据长度。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这就需要使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PVAR）的估计方法。因为与普通VAR相比，PVAR对时间序列的长度要求大大降低：如果以T为时间长度、以m为滞后项的阶数，那么只要T≥m+3时，就可以进行参数估计；而当T≥2m+2时，就可以估计稳态下的滞后项参数。
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根据脉冲-响应函数的施瓦兹信息准则和赤池信息准则，经多次试验后选用了滞后三阶的模型：
其中 ，i代表样本单位（省份），t代表年度， 、 、 均是4×4维的系数矩阵， 、 分别是4×1维的个体效应向量和时间效应向量，第 （=1，2，3，4）个方程的误差项 满足 。本文对所有样本单位均施加了具有相同斜率系数的约束，而对因变量 的无条件均值和方差没有做任何限制。估计步骤分为以下两步：
1．PVAR估计。由于本文模型包含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所以在估计时应先把二者消除掉，方法是：首先运用横截面上的均值差分去掉时间效应 ，采用向前均值差分来消除个体效应 ，以避免由于个体效应和回归元素相关而造成的系数估计有偏。然后，采用GMM估计方法得出系数的有效估计。为了避免有限样本产生的偏差，工具变量只选取了 。
2．脉冲-响应函数估计。本文考察的是经济增长与税制结构的关系，所以把gdp、ts设定为主要观察变量，然后根据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关联关系而加入tr、tb两个参与变量。由于Choleski正交分解对变量的排序敏感，排列顺序意味着后面变量的同期和滞后期都受到前面变量影响，而前面变量只会受到后面变量滞后期的影响，经验证，四个变量的排序为{gdp，tr，tb，ts }。本文Monte-Carlo模拟给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在90%的置信区间内。
（二）变量选择
本文用直接税（DT）收入与间接税（IDT）收入的比值来反映税制结构（ts）的变化，其中间接税是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大流转税，除这三种税收以外的税收都归为直接税；用实际税收收入增长率表示税收增长（tax）；用实际GDP增长率（gdp）来表示经济增长；用 TAX占GDP的比例（tb）来衡量税负水平；用税收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比值表示税收弹性（tr）。GDP、TAX、DT和IDT均是以当年价格计算，但gdp和tr是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实际增长率。相关数据见表1。
注：GDP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TAX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全国税务机关组织收入表”。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制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直接税的比重提高了大约50%，但就整个税制体系的布局而言，现行税制的格局仍然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这样的税制格局有利于有效地取得收入，但却不利于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明显提高就是明证。就税收负担而言，十几年来，我国的税收水平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已经从1994年的9.59%上升到2008年的18.42%，几乎涨了一倍，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