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就业歧视不仅仅是女性的困惑，也是社会公众普遍的伤痛。女性权利的不彰，也是社会公众正当权利的损失。
　　女性就业难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随着高校女生比例的不断上升和“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女性在职场上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11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发布的《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工资水平均低于男性，女性在就业和晋升过程都受到限制。
　　事实上，女性就业难一直是舆论高度关注的话题。每年的毕业季，都会引来公众吐槽。某种程度上讲，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由来已久的深刻隐痛。
　　而与之对应的则是，对于这种强烈的诉求，目前的社会政策还鲜有积极回应。尽管男女平权已經不成问题，至少没有人公开歧视女性，而诸多劳动法规也一再强调公平就业，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女性在平等就业、公正评价等方面，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无论是从入职的难度、升职的空间，还是薪酬的分配、权利的实现等，均与男性有一定差别。
　　前述《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中对此有详尽的数据支撑。当然，这还只是高度概括后的呈现，具体到现实生活，相信很多人都有清晰的体感来佐证报告中女性就业中遭遇不公的数据。女性就业长期被“抑制”、被“歧视”，甚至也会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定例”，即女性在就业上与男性是有“差等”的，这种“差等”的存在也具有某种合理性。这实际上也对女性就业在社会认知上产生某种“规训”，逼迫女性接受、就范。
　　可见，女性就业难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问题，亟待从社会文化乃至制度体系求解。一方面，社会已经习惯或者固化了对于女性就业的“偏见”，很多人非但意识不到这种不公平有碍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也会损害一个社会总体公平公正的实现。换言之，女性的就业歧视不仅仅是女性的困惑，也是社会公众普遍的伤痛。女性权利的不彰，也是社会公众正当权利的损失。
　　另一方面，相关社会政策尽管也提倡平权，却鲜见明晰具体的规定，更不要说有针对性的解放妇女的政策。很多女性权利只是停留在表面，更像是一种表态性质的敷衍。以众所瞩目的二孩政策为例，这一政策出台以后，感觉到压力陡增的往往首先是女性，而我们却看不到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比如，能不能切实调整中小学上下学时间，能不能提供更多的高质量托幼机构等等。
　　女性不只是“另一半”，很多时候，女性负责承担的很多家庭事务属于“隐性劳动”，往往看不到很明显的绩效，女性的大量付出也因此被低估甚至忽略。而女性在下一代培养等等方面的劳动，却是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其在人口生产、人才养成方面的功劳，无论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我们既要反对那种将男女混杂、缺乏明显界限的“混同”，更要反对那种无视男女分工、片面强调同一性的做法。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承认男女有别且尊重这种差别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