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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常有“文人抑武”的说法，文人不与武人为伍。其实不然，中国古代的文人许多都有尚武的意气。
太史公作《史记》，专辟了两个列传，均为“武”有关，曰“游侠”，曰“刺客”，把自己胸中羡侠尚武之意挥诉得淋漓极矣。心之所系，则诉诸笔端。在《史记》中，《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正是“民”与“义”之气息最浓的亮点。《史记》以宏大叙述之巨笔写尽盛事，但却又往往对于一些大事着墨不多，简笔带过，少加赅言，不常表露史家观点，常于个人之事，反而浓笔重描，并且多加批评。《游侠》与《刺客》两列传，志人不过数位，笔力却沉。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卷首即云：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
对于其中的“讥”字，张守义正义曰：“讥，非言也，儒敝乱法，二道皆非，而学士多称于世者，故太史公引韩子，欲陈游侠之美。”很明显，司马迁不惜驳斥韩非子的观点来高度评价“游侠”的感情是很强烈的。
此段之后司马迁又云：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又于《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末加评云：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太史公对于侠与义的褒夸态度是诚恳且发自内心的。太史公虽身为史官文吏，其侠义的气度亦是非凡之至，其言道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实恰是写照自身。司马迁因直谏获刑，身心俱辱，但正直不阿，兼能负重含诟，直到完成《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其“尚武”之心，昭然可明。太史公之精神气概，即便是真正习武之勇士，亦难企及。
不止如此，文人创制的诗歌文字中也是时常透露着尚武崇武的心理和理想的。如北朝乐府中《琅琊王歌辞其一》写爱兵器甚于妙龄美女：
“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诗歌开门见山，平铺直叙，令人读来感到亲切可爱，亦能从这些文字中感知到尚武之人的直言豪爽与潇洒痛快。
又如唐初四杰中杨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诚然是典型的文人“尚武”诗了。唐代即如作诗“呕心沥血”、身体羸弱的李贺和思想正统刻板的杜甫都难掩心中尚武之意，云“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候”与“男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唐代文人尚武之气，自诗以观，可见一斑。诗中不仅仅是抒发胸臆，愿为国杀敌，投笔从戎之类的内容，诗人还常常回溯先秦，追忆并力赞古代武者侠士，试看李白《侠客行》古风：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诗中述典甚多。“赵客缦胡缨”句出于《庄子》，其中说剑篇言赵文王好剑，养剑客三千，“缦胡之缨”“短后之衣”意为武士粗服。该诗主要提的是信陵君窃符救赵旧事，末尾“太玄经”系扬雄拟《易》与《道德经》所作的一部哲学著述。李白一贯重武，他在诗中并没有径直评述出“武”的好来，而是借其浪漫豪放之笔清浅表露，但又气势夺人，其效果达到一种毫不着力而又浑然天成的境界。
然而自唐及五代以降，文人“尚武”就不如之前明显了。五代十国长期战乱，黔首涂炭，黍离遭殃，再少有人会念道“武”的好处来。故而此时多流传指斥战争而述说人民之苦的作品；更或如《花间集》，多抒及时行乐之臆，乐得一个偏安苟全，不思改易社会。这种重文轻武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两宋。北宋政权得自兵变，统治者害怕故旧重蹈，于是压斥武将，重用文臣。但是尚武崇义之积习难易，故而自宋始，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文人意气大多由爱好武艺转之为快意恩仇，淡看得失和一任自然的无比超然的精神气韵，这使得文人的传统精神意念超于“儒”而近乎“仙”，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极峰。
宋元明清历代之交，少数民族科技文化日臻成熟，逐渐强大起来，与中原时有战事，间或于中原大地建立王朝。愤于外族欺压，其时诗文著作，时露愿投身抗敌之意，时露哀婉自家不争之痛；或欲为武将，为国报效而力不从心，或欲置身事外隐遁山野而又心有所系，竟多现声凄色哀之颓败景象。故时人之精神徘徊于崇武与恶武之间，同时又难继往贤之超然洒脱。诗词不振，便以小说补之。这段时期的小说，尤以公案小说为例，无非钦慕侠士，向往能有侠与武的存在，弥公案之不及处。其中石玉昆之《三侠五义》最为经典。不止于此，流传最广，功力最著的小说均是宏大叙事之历史小说，即使以神魔鬼怪为题材，也需仗历史传说之支持。如《三国》《水浒》之类，无不以“武”功当头，间谈智略策谋，写尽仁勇侠义的武者之风，表现出当时的文人仍以一种对个性化勇士之武的崇尚心理来完成著述的；后者又如《西游》《封神》，借用历史与宗教来提升“武”的境界，使得“武”在高层次的精神世界中无处不在。尚武之风之盛，可见于斯。
至于清代，文人尚武已非个人之情操，而是社会性的大趋势。满人以武安天下，重武甚于前朝各代。清廷众多享膺威赫之名的文臣，无不同样长于武功，行军布阵不亚堂阁作书之能。但这已不单是文人独自培养出的一种气质，故此掠过不详表。
文人尚武的意气，可谓是传承千百年之固习，大凡卓有成就的文学艺术界之巨匠大师，鸿儒耆宿，骨子里大多有一种“武”与“义”的元素，倘若次之即是淡看世情的超然气度，这种精神气度的传承衍化，实在可算得是一种推进文化甚或社会进步不可忽视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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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作《史记》，专辟了两个列传，均为“武”有关，曰“游侠”，曰“刺客”，把自己胸中羡侠尚武之意挥诉得淋漓极矣。心之所系，则诉诸笔端。在《史记》中，《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正是“民”与“义”之气息最浓的亮点。《史记》以宏大叙述之巨笔写尽盛事，但却又往往对于一些大事着墨不多，简笔带过，少加赅言，不常表露史家观点，常于个人之事，反而浓笔重描，并且多加批评。《游侠》与《刺客》两列传，志人不过数位，笔力却沉。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卷首即云：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
对于其中的“讥”字，张守义正义曰：“讥，非言也，儒敝乱法，二道皆非，而学士多称于世者，故太史公引韩子，欲陈游侠之美。”很明显，司马迁不惜驳斥韩非子的观点来高度评价“游侠”的感情是很强烈的。
此段之后司马迁又云：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又于《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末加评云：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太史公对于侠与义的褒夸态度是诚恳且发自内心的。太史公虽身为史官文吏，其侠义的气度亦是非凡之至，其言道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实恰是写照自身。司马迁因直谏获刑，身心俱辱，但正直不阿，兼能负重含诟，直到完成《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其“尚武”之心，昭然可明。太史公之精神气概，即便是真正习武之勇士，亦难企及。
不止如此，文人创制的诗歌文字中也是时常透露着尚武崇武的心理和理想的。如北朝乐府中《琅琊王歌辞其一》写爱兵器甚于妙龄美女：
“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诗歌开门见山，平铺直叙，令人读来感到亲切可爱，亦能从这些文字中感知到尚武之人的直言豪爽与潇洒痛快。
又如唐初四杰中杨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诚然是典型的文人“尚武”诗了。唐代即如作诗“呕心沥血”、身体羸弱的李贺和思想正统刻板的杜甫都难掩心中尚武之意，云“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候”与“男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唐代文人尚武之气，自诗以观，可见一斑。诗中不仅仅是抒发胸臆，愿为国杀敌，投笔从戎之类的内容，诗人还常常回溯先秦，追忆并力赞古代武者侠士，试看李白《侠客行》古风：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诗中述典甚多。“赵客缦胡缨”句出于《庄子》，其中说剑篇言赵文王好剑，养剑客三千，“缦胡之缨”“短后之衣”意为武士粗服。该诗主要提的是信陵君窃符救赵旧事，末尾“太玄经”系扬雄拟《易》与《道德经》所作的一部哲学著述。李白一贯重武，他在诗中并没有径直评述出“武”的好来，而是借其浪漫豪放之笔清浅表露，但又气势夺人，其效果达到一种毫不着力而又浑然天成的境界。
然而自唐及五代以降，文人“尚武”就不如之前明显了。五代十国长期战乱，黔首涂炭，黍离遭殃，再少有人会念道“武”的好处来。故而此时多流传指斥战争而述说人民之苦的作品；更或如《花间集》，多抒及时行乐之臆，乐得一个偏安苟全，不思改易社会。这种重文轻武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两宋。北宋政权得自兵变，统治者害怕故旧重蹈，于是压斥武将，重用文臣。但是尚武崇义之积习难易，故而自宋始，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文人意气大多由爱好武艺转之为快意恩仇，淡看得失和一任自然的无比超然的精神气韵，这使得文人的传统精神意念超于“儒”而近乎“仙”，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极峰。
宋元明清历代之交，少数民族科技文化日臻成熟，逐渐强大起来，与中原时有战事，间或于中原大地建立王朝。愤于外族欺压，其时诗文著作，时露愿投身抗敌之意，时露哀婉自家不争之痛；或欲为武将，为国报效而力不从心，或欲置身事外隐遁山野而又心有所系，竟多现声凄色哀之颓败景象。故时人之精神徘徊于崇武与恶武之间，同时又难继往贤之超然洒脱。诗词不振，便以小说补之。这段时期的小说，尤以公案小说为例，无非钦慕侠士，向往能有侠与武的存在，弥公案之不及处。其中石玉昆之《三侠五义》最为经典。不止于此，流传最广，功力最著的小说均是宏大叙事之历史小说，即使以神魔鬼怪为题材，也需仗历史传说之支持。如《三国》《水浒》之类，无不以“武”功当头，间谈智略策谋，写尽仁勇侠义的武者之风，表现出当时的文人仍以一种对个性化勇士之武的崇尚心理来完成著述的；后者又如《西游》《封神》，借用历史与宗教来提升“武”的境界，使得“武”在高层次的精神世界中无处不在。尚武之风之盛，可见于斯。
至于清代，文人尚武已非个人之情操，而是社会性的大趋势。满人以武安天下，重武甚于前朝各代。清廷众多享膺威赫之名的文臣，无不同样长于武功，行军布阵不亚堂阁作书之能。但这已不单是文人独自培养出的一种气质，故此掠过不详表。
文人尚武的意气，可谓是传承千百年之固习，大凡卓有成就的文学艺术界之巨匠大师，鸿儒耆宿，骨子里大多有一种“武”与“义”的元素，倘若次之即是淡看世情的超然气度，这种精神气度的传承衍化，实在可算得是一种推进文化甚或社会进步不可忽视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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