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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上半年开始到2017年底，全国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陆续展开，有9亿多选民将参加选举，直接选举产生250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疑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好的民主制度。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采取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给合的办法，即全国、省、市人大代表的产生，奠基于县乡的基层人民代表的自由选举。直接选举由选民直接投票表达意愿，直接集中选民的意志，不需要中间委托传递，意见比较真实、准确，是国家权力产生的基础。
尽管6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现行的人大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也不可否认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选民对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并不热心，个别学者甚至公开声称“没有见过选票”“不如民国时期”等。另外，从国际层面上看，中国也常常被西方国家视为“非民主国家”，认为中国人大多少还像个“橡皮图章”。因此，时不时有人怀疑我们“一人一票”的权威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诚然，我们中国民主建设也有着自身的不足。这个不足就是落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力度还不够。要改变这种局面，有关负责选举的机构当然应该首负其责，但也有赖于我们执政党的每个成员的积极认真的参与。无论是在宣传方面，还是在亲自参加选举，作为选民，有时还作为候选人方面，党员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回想60多年前我国首次人大代表选举的热烈场景，应仍有启示。中国宪法学泰斗许崇德亲身经历了那次全民一人一票的普选，记忆尤深，直到晚年还感慨万千。1953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刚刚毕业并留校任教的许崇德被派往山东泰安，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农村开展的第一次基层普选试点工作队。许崇德虽然因为出身问题直至1961年才入党，但当时作为专业人员的他，同工作队其他同志一道帮助当地的乡政府，开展了从选民登记一直到召开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的全过程工作。他所在的普选试点地是泰安县城关乡。刚开始，农民基本上都搞不清选举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和同事们找来青年团员组成宣传队挨家挨户宣讲。告诉大家要选出最能代表大家利益、反映大家愿望和意见的人做代表，来代表大家讲话、管理国家的事情。这样，农民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许崇德后来回忆，当时农民的“参加率是很高的，差不多100%了，老人八九十岁，他的孙子扶着他，拄着拐杖进入会场，那个场面非常动人。通过这样的选举选出的代表，他是代表人民的，他们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利”，“老百姓都说：‘有选举权的才是人民！’”1990年许崇德旧地重游，发现一个老人还保留了当年的选民证。他感叹道：“说明农民有多重视这个选举！”
当我们不少人抱怨当今的人大代表选举是走过场，甚至说是“先富”人群的博弈场的时候，我们党员首先应该做的是，带头积极认真行使我们的民主权利，而且还要以自己的行动影响身边的亲戚朋友和同事。全国有8000多万党员，只要都能够对人大代表选举有正确认识，并且付诸行动，可以肯定，我们的选举工作就会上一个台阶。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党中央领导人排着长队，逐一庄严地投下神圣的一票的时候，我们每个党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应该以此为榜样，珍惜手中的一票。如果发现选举中有违法违规现象，应该采取合法合规的方式，及时提出申诉或者举报。作为党员更应记住，一句风凉话或许就会给旁人一个负能量，一个认真的举动则会给选举增添一分权威。
作为党员，我们不但要认真投票，而且可以积极竞选。这些年来的选举，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不少候选人并不主动和选民联系，甚至当选后，还是不主动与选民联系。这样的代表，严格地说是不称职的。在这种情况下，鉴于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党员应该有很大的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
在这方面，多次被选为北京市海淀区和北京市人大代表的党外人士吴青女士，很值得我们学习。她是著名作家冰心和著名学者吴文藻之女，退休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1984年海淀区人大换届选举，吴青作为外国语大学的代表当选。她的母亲冰心也曾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吴青当选当日，冰心送给女儿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鼓励她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此后，吴青把每周二下午4点设为接待日，来倾听民声，沟通民心，并以此反映民意。她还向选民公开了自家电话，随时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了更及时地与选民沟通，吴青还经常举行报告会，让选民知道每件事情处理的进度。北外师生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报告会，都来找吴青反映学校里的种种问题。
如果我们的党员，哪怕是只有一部分具有吴青这样的公民意识和代表意识，那无论是对我们国家的民主建设，还是对我们党的威望，都能起到极大的完善作用。
此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大陆移民中首位加拿大国会众议员谭耕，原在大陆学习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到加拿大留学并在毕业后加入了加拿大国籍。为了在政坛传递华人声音，他决定竞选议员。他认为“说服一户人家，就有可能拉到3张选票”，于是户户去敲门。最后他亲自拜访了1万多户选民，他的义工团队访问了其他3万多户选民。虽然吃过闭门羹，看过某些选民的坏脸色，听过一些难听的话，但在他的不懈努力和他的义工团队的支持下，他终于当选了议员。当选后，他每天要接待各种各样的来访市民。他还说：“不少人要求周末来见我，反映一些问题和诉求，我的办公室都是常年开放的。”
类似这样的消息出现在我们各种媒体上的并不少见。我们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消息会有怎样的感受，是不言而喻的。前段时间，国内有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载文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网络上引来了不小的质疑。实际上，这句话在道理上是正确的，但是普通民众最直接的感受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如果我们的人大代表，特别是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都像吴青、谭耕那样，我们的选民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同时完全可以肯定，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形象都会更上一层楼。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党员都能积极参与选举，把“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环节都争取做到位，其他的选民肯定也会珍惜自己手中的选票。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良性循环。这对于落实人民当家做主，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维护社会稳定和做好依法治国等方面工作，都一定会大有益处。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疑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好的民主制度。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采取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给合的办法，即全国、省、市人大代表的产生，奠基于县乡的基层人民代表的自由选举。直接选举由选民直接投票表达意愿，直接集中选民的意志，不需要中间委托传递，意见比较真实、准确，是国家权力产生的基础。
尽管6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现行的人大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也不可否认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选民对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并不热心，个别学者甚至公开声称“没有见过选票”“不如民国时期”等。另外，从国际层面上看，中国也常常被西方国家视为“非民主国家”，认为中国人大多少还像个“橡皮图章”。因此，时不时有人怀疑我们“一人一票”的权威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诚然，我们中国民主建设也有着自身的不足。这个不足就是落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力度还不够。要改变这种局面，有关负责选举的机构当然应该首负其责，但也有赖于我们执政党的每个成员的积极认真的参与。无论是在宣传方面，还是在亲自参加选举，作为选民，有时还作为候选人方面，党员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回想60多年前我国首次人大代表选举的热烈场景，应仍有启示。中国宪法学泰斗许崇德亲身经历了那次全民一人一票的普选，记忆尤深，直到晚年还感慨万千。1953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刚刚毕业并留校任教的许崇德被派往山东泰安，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农村开展的第一次基层普选试点工作队。许崇德虽然因为出身问题直至1961年才入党，但当时作为专业人员的他，同工作队其他同志一道帮助当地的乡政府，开展了从选民登记一直到召开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的全过程工作。他所在的普选试点地是泰安县城关乡。刚开始，农民基本上都搞不清选举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和同事们找来青年团员组成宣传队挨家挨户宣讲。告诉大家要选出最能代表大家利益、反映大家愿望和意见的人做代表，来代表大家讲话、管理国家的事情。这样，农民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许崇德后来回忆，当时农民的“参加率是很高的，差不多100%了，老人八九十岁，他的孙子扶着他，拄着拐杖进入会场，那个场面非常动人。通过这样的选举选出的代表，他是代表人民的，他们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利”，“老百姓都说：‘有选举权的才是人民！’”1990年许崇德旧地重游，发现一个老人还保留了当年的选民证。他感叹道：“说明农民有多重视这个选举！”
当我们不少人抱怨当今的人大代表选举是走过场，甚至说是“先富”人群的博弈场的时候，我们党员首先应该做的是，带头积极认真行使我们的民主权利，而且还要以自己的行动影响身边的亲戚朋友和同事。全国有8000多万党员，只要都能够对人大代表选举有正确认识，并且付诸行动，可以肯定，我们的选举工作就会上一个台阶。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党中央领导人排着长队，逐一庄严地投下神圣的一票的时候，我们每个党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应该以此为榜样，珍惜手中的一票。如果发现选举中有违法违规现象，应该采取合法合规的方式，及时提出申诉或者举报。作为党员更应记住，一句风凉话或许就会给旁人一个负能量，一个认真的举动则会给选举增添一分权威。
作为党员，我们不但要认真投票，而且可以积极竞选。这些年来的选举，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不少候选人并不主动和选民联系，甚至当选后，还是不主动与选民联系。这样的代表，严格地说是不称职的。在这种情况下，鉴于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党员应该有很大的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
在这方面，多次被选为北京市海淀区和北京市人大代表的党外人士吴青女士，很值得我们学习。她是著名作家冰心和著名学者吴文藻之女，退休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1984年海淀区人大换届选举，吴青作为外国语大学的代表当选。她的母亲冰心也曾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吴青当选当日，冰心送给女儿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鼓励她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此后，吴青把每周二下午4点设为接待日，来倾听民声，沟通民心，并以此反映民意。她还向选民公开了自家电话，随时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了更及时地与选民沟通，吴青还经常举行报告会，让选民知道每件事情处理的进度。北外师生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报告会，都来找吴青反映学校里的种种问题。
如果我们的党员，哪怕是只有一部分具有吴青这样的公民意识和代表意识，那无论是对我们国家的民主建设，还是对我们党的威望，都能起到极大的完善作用。
此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大陆移民中首位加拿大国会众议员谭耕，原在大陆学习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到加拿大留学并在毕业后加入了加拿大国籍。为了在政坛传递华人声音，他决定竞选议员。他认为“说服一户人家，就有可能拉到3张选票”，于是户户去敲门。最后他亲自拜访了1万多户选民，他的义工团队访问了其他3万多户选民。虽然吃过闭门羹，看过某些选民的坏脸色，听过一些难听的话，但在他的不懈努力和他的义工团队的支持下，他终于当选了议员。当选后，他每天要接待各种各样的来访市民。他还说：“不少人要求周末来见我，反映一些问题和诉求，我的办公室都是常年开放的。”
类似这样的消息出现在我们各种媒体上的并不少见。我们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消息会有怎样的感受，是不言而喻的。前段时间，国内有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载文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网络上引来了不小的质疑。实际上，这句话在道理上是正确的，但是普通民众最直接的感受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如果我们的人大代表，特别是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都像吴青、谭耕那样，我们的选民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同时完全可以肯定，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形象都会更上一层楼。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党员都能积极参与选举，把“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环节都争取做到位，其他的选民肯定也会珍惜自己手中的选票。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良性循环。这对于落实人民当家做主，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维护社会稳定和做好依法治国等方面工作，都一定会大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