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某独立调查委员会将发布其关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研究结果。据猜测，该委员会可能建议外包《营商环境报告》，取消为营商容易度进行排名，甚至建议取缔该报告。
　　如此挑战并不新鲜。自该报告2002年开始发布以来，世界银行的权势股东就一直在试图取消它。如今，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行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也在寻求取消报告的国家排名和其他内容。今年的《营商环境报告》将中国排在185个被考察的经济体的第91位。
　　但削减或砍掉《营商环境报告》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不啻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该报告所使用的方法较为完善，其目的相当合理，其结论颇为有用。
　　2013年的报告包括了由11组指标组成的量化数据，从创办企业容易度到信用获得容易度无所不包。在185个经济体间，就商业监管方面的比较涉及有“破产清算”“跨境贸易”等方面。今年全球受访者的回应超过9600个，影响着报告的结论。
　　《营商环境报告》并不是要对各国经济进行全面评估。它是为决策提供基准，成为改革讨论的起点。
　　事实上，该报告有效性的关键来自简洁性。《营商环境报告》是整合量化主观数据，形成有指导意义的简明的指标。通过限制调查指标的总数量并产生明确的基准，来帮助决策者限定目标，并改善关键领域的监管效率。
　　此外，《营商环境报告》也有助于消除阻碍中小企业立足、滋生腐败、把小企业主推向灰色地带的壁垒，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提高准入壁垒、设置程序障碍是既得利益所为，而《营商环境报告》提供的数据有助于形成一种政治意愿和公共支持，以克服既得利益对竞争的阻碍。
　　《营商环境报告》是世界银行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已被证明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为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提供促进改革和加强投资的依据。比如，自2003年以来，随着格鲁吉亚在排名榜上升至第九，其GDP上升了200%以上，其外国投资流入也上升了将近300%。自2005年以来，该报告所囊括的所有经济体中，只有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的指标没有实现持续改善。
　　但成功并没有阻止对该项目的批评。早期的批评来自法国，这些批评主要针对2004年和2006年报告中对法系渊源理论的支持，这一理论认为，普通法国家从监管效率中获得的益处大于民法国家。
　　与过去的法国一样，中国反对《营商环境报告》对英美的偏向。其他人批评报告的方法论，指出指标并不具有包容性，或者报告衡量各国监管环境的手段不合适。还有人指出，《营商环境报告》存在针对监管和税收的偏见，这可能导致鼓励各国采取应付的方式，而不是采取改革措施。
　　平心而论，这些反对不乏中肯之处；方法论显然存在改进的空间。这正是《营商环境报告》根据反馈和批评每年调整指标的原因。比如，根据人们对“雇用工人”指标的批评，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的私人贷款部门）做了反思，不再把它作为排名的影响因子。其他指标，比如“纳税”也应该做类似的调整，对一些指标的考查是长期的——这是《营商环境报告》项目的主要优势之一。
　　该报告的方法论漏洞可以通过定向反思和改革予以纠正，一刀切地否定该报告太过极端，而且毫无必要。
　　外包或取缔《营商环境报告》可能伤害世界银行的名誉。上个月，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在国会听证会中力挺《营商环境报告》，以证明美国对多边开发银行的支持。更广泛地说，抛开这一项目将会损害世行对以法制为基础的体系和法律的确定性的推广，也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改革家的力量，这些人力图改变以逢迎老顾客和屈从于投资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
　　最后，尽管《营商环境报告》注意力集中在帮助最贫困国家改善经济表现，但它也影响着发达国家的决策者和商业行为。如果该项目被取缔，欧洲的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将会损失更多的重要信息。比如，在希腊注册产权比在吉布提还要难；强制执行合同在意大利所耗费的时间是越南三倍；而在西班牙开办企业所需要的时间比在阿塞拜疆长3.5倍。
　　《营商环境报告》并不提供政策解决方案。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严格的、可信的政策辩论框架，从而也提供了所有经济体都不可或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