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曾长居长沙岳麓山下,在岳麓书院的文庙中读的小学,毛泽东青年时在岳麓书院自学期间的卧室正好是我所在班的教室。生于斯、长于斯,常常观摩着高挂在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堂上古老的“实事求是”匾额,对湖湘文化自有一种比他人更深的感受。我感觉到湖湘文化有三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湖湘文化有三个源头。
　　
　　一、三湘四水的灵动多彩,蕴育着激越冲突型的文化思想。
　　自古湖南属楚,湘楚文化实为一体。从现存的楚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湘楚文化先人的激越、浪漫和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一特点﹖我认为这种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同江南水乡的文秀和蒙古高原的雄浑一样。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的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四十一摄氏度,夜晚的气温仍可高达三十三摄氏度。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尽管湖南号称鱼米之乡,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荒蛮之地,以至于贾谊分配到长沙作王太傅,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劣,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如楚辞中的离骚、天问、招魂,湘楚巫文化中的祭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漆画等,其不同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追求对称和工稳,而是更跳跃、更激情,特别表现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二千多年过去了,湖南的自然环境依旧,从屈原到欧阳询、怀素,到王船山、魏源、曾、左、彭、胡,到谭嗣同、王闿运、齐白石,到黄兴、蒋翊武、蔡锷、毛泽东,这种情怀和精神一以贯之。我们在面对湖湘文化的时候,决不能低估了这种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二、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有影响。
　　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多达四十五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可以说没有一个湖南人能听懂省内的所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而不管移民来自哪里,其最根本的特点是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和拼搏的精神,这种气质再上承先人楚文化的跳越浪漫,就形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激越而又有序、笃实而又灵动、浪漫而又实际的鲜明地域特征。
　　
　　三、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
　　近四百年湖湘文化的道统脉络非常清楚,前后大家相望,从王船山的旁征博引、评述宏论,到魏源的洋为中用,到曾国藩的笃实学风,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唯实”的思想路线是前后相继的。
　　身为万世师表的伦理思想家孔子,生前并不得意。他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晚期提出了新的、有浓厚唯物辩证特征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借复古的口号行革新变法和挽救人心之实,孔子生前实是改革家。汉代董仲舒尊孔,抽掉孔子的革新的辩证精神,留下了伦理道德。而对孔子精华破坏最大的则是宋代的朱程理学,理学家用佛学道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玄说来注解和重构孔子的学说,结果儒学理论体系越来越大,离孔子的真理,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朱程理学以心学为号召,知行两端,基本上把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阉割掉了。南宋的灭亡和元明两代儒学日益走向唯心的“心学”,使有远见的文人不能不从实际出发来思考当时的社会诸多问题,其代表就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开山祖王船山。船山先生以激越的文人情怀和不屈不挠的实际斗争生活体验,上续诸子,提出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唯物的基础上复古了孔子的革新辩证精神。可以说船山学说相当的部分是独立于朱程理学之外的。船山学说经世致用,经清中叶魏源、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推崇,遂成当世显学,它对发奋图强的清末洋务运动,对立志救国的“五四”前后大批文化青年都有深广的影响。
　　要而言之,今天谈到近代湖湘文化的传承,无论思想哲学还是文学艺术,其思想路线就是“格物致知”、“实事求是”。
　　有人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所倡导的“实是求是”理论路线,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的精髓,也承续了传统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
　　(本文作者系湖南雄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