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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不努力就去死”的蔡依林,也不会比汪峰更努力了——他强迫自己保持每天创作的习惯来抵御批评。而他的微信名字的确就叫MUSIC KING,在汪峰式逻辑里,用汪峰式努力最终能获得汪峰式成功。
汪峰差不多是一个做什么都很努力的人。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汪峰就从来不睡懒觉。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dxnb/dxnb201706/dxnb20170641-1-l.jpg)
写歌是迄今为止,汪峰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他在酒店里写歌,在赶飞机的时候写歌,甚至在马桶上写歌——无论如何,写歌这件事的意义是进行时的,存在于写歌这件事本身当中。他不是等着灵感降临才开始写作的人,比起灵感,他更信任劳动本身——汪峰对以天才自居几乎是警惕的。“依靠灵感写作是一种最愚蠢的想法。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能了解的那些我所特别钦佩的创作者,绝大多数都应该是这么想的。我到现在发表了148首歌,還有600多首没有发表,在这将近800首歌里,我认为纯灵感的只有几首,它的标志是写完之后你不用修改。”
而在灵光没有降临的那些漫漫日子里,通常每天四五个小时会给他带来一首歌——“一天肯定可以出一首歌,但是肯定不能首首都满意,平均三四天应该能有一首满意的”,汪峰的每张专辑都建立在这庞大的曲库之上。
毫无疑问,这是全中国最勤勉的歌手,保持着稳定的专辑产量。而他的同行们——无论是朴树、许巍、崔健这些老牌摇滚歌手,或者是摩登天空旗下的那一票新晋乐队,甚至是“不努力就去死”的蔡依林,如今都无一可以比拟。
命之所系
写歌的确是汪峰命之所系——可以说,汪峰的整个人生,还有他的自我塑造,皆与之相关。
“我从5岁开始做的就是你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做的事情。”汪峰说。5岁,那是他成为小提琴琴童的开始。他父亲的命运是被音乐改变的——因为音乐,他得以来到北京,成为海政歌舞团的长号乐手。他也将此当作儿子的人生路径。童年的汪峰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玩具,他只能从窗户里看着其他小孩们游戏打闹,“从5岁开始,我每天练习小提琴三个小时,5岁到10岁这个阶段,左手夹着琴,右手拉着空弦。10岁到15岁,开始拉音阶。那个过程几乎已经达到成人社会里残酷的程度,我每天都在经历这个煎熬。”
汪峰的人生路程是这样的:小学读的是中央音乐学校附小,中学读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大学,当然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了十多年小提琴之后,他才在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中泪如雨下,第一次明确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
大学毕业以后,在父亲的努力下,汪峰进入中国芭蕾舞团下属的交响乐团,因为专业很不错,他甚至被当做未来的首席培养。那是1995年,汪峰每个月基本工资有900块,加上其他的一些补贴,有时候甚至可以拿到三四千元。演出时他穿的西装革履,打着领结,正是父母所期待他成为的样子——从他5岁开始学琴,他父母对他的期望就是这个:衣食无忧的高雅人士。
然而汪峰只在中芭呆了半年。他无法与周围的同事相谈甚欢,而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头的人生也让他觉得恐惧。在反复挣扎之后,他决定辞职。
父亲给了他一耳光。
汪峰搬出家里,开始在北京颠沛流离地租房过活,同时把头发留长过肩膀。有一年冬天,汪峰住在一间没有暖气的房子里,天冷到脸盆里的水都结冰了。母亲去看他,心疼了,眼泪汪汪地拉着他要他回家住,他却不肯回头。
他在多年以后写了那首著名的《春天里》,“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指的大约就是他那段到处租房的岁月。
争议
歌词是汪峰最在乎的部分——其重要程度,汪峰给了一个精确的分数,70%。可以说,他把大部分创作精力都投入到了歌词。和绝大多数创作人不同,汪峰所说的“写歌”,通常指的是写歌词。他的绝大多数创作,都是先有歌词,再有旋律。
“我从小学音乐,音乐方面我速度可以很快。给我8个小时,我差不多能写出20种旋律和动机,而且都是我认可的,觉得相当不错的。”
但自我认知与他人对其认知中间的巨大反差,这可能是汪峰终其一生也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汪峰在音乐上的所有争议,几乎都是因为他所呕心沥血的歌词。偶尔也有人指责他的歌过于流畅和好听了——而这实在是因为他写出好听旋律的能力已近乎本能,所以写得毫不费劲。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dxnb/dxnb201706/dxnb20170641-1-l.jpg)
汪峰在“星空演讲”的舞台上
汪峰不认为自己写《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这类斗志昂扬的歌里存在着投机。他觉得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可言:“除非我疯了!真的,我从很早写歌就明白一个道理,当你抱着一个目的写歌的时候,必败!因为你已经没有一个客观的心去审视你这首歌了,你已经满怀着热情去拥抱一个虚荣,你怎么肯定大众就能喜欢呢?你就这么准吗?面对自己的时候一定要真诚,我问自己:现在这首歌是不是你想写的?是,OK,干,别的不要想,所有的好歌都是这么出来的,不可以想别的。我创作生涯到今天只有一首歌是约稿写的,就是《我们的梦》,因为那是我们的奥运会,我觉得中国太牛了,我愿意写。”
汪峰不认为自己有一个类似“汪峰歌词生成器”那样的词库存在。他仍旧觉得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可言:“我不会因为他们挑出了这些词,以后就会少用这些词语,我觉得这个很愚蠢,该用的时候当然还是会用。我一句话你就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请把我歌词里从来不重复的词语、主题挑出来。你会发现,比他们用那个目的去挑出来的,不知道多多少。”
而汪峰在音乐之外所有的争议,基本上来自于两点,一点是挣钱的态度过于努力积极,另外一点是感情经历。比如,在过去的《同一首歌》时代,“摇滚歌手”里只有汪峰对此态度积极,他接受不带乐队而用一张伴奏带到处走穴的方式,这被认为是没有“摇滚气节”的行为。 同樣,汪峰也觉得这样的批评毫无道理,“难道我站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我汪峰瞬间就变成一个特别卑劣、特别虚伪的一个人了吗?我只要不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是一个极其圣洁的热血青年,特别单纯?绝对不是这样,我把自己当作艺人,同时有自己的坚持和个性,有什么问题吗?”
至于感情问题,汪峰拒绝回答。
在汪峰内心,抵抗这些批评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读摇滚先贤的传记,一个是写歌。汪峰阅读过大量这个行业的名人传记,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中都顺手拈来——
关于摇滚人该不该努力的挣钱:“大门乐队的主唱Jim Morrison和他的键盘手在海边抽大麻,键盘手问,我们是不是该干点什么。Jim Morrison说,我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能做什么?键盘手说,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好的歌。于是Jim回答,这样吧,我们组个乐队看看能不能挣到一百万。如果你看过Jim Morrison的诗,你会发现他绝对是个伟大的诗人。但如果我们以传统的角度去看这个故事,会觉得这是什么啊?!这哪是为了艺术。但他说出这一百万的时候,没有引申义,他可爱就可爱在这里。”
关于有钱了之后有没有资格还写愤怒痛苦的歌:“我研究过鲍勃·迪伦、约翰·列侬。尤其是约翰·列侬,他在临死前那四五年时间,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拥有全世界所有艺术家当中最大的财富,想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你看他个人时期的作品,比披头士时期尖锐得多、锋利得多。他有必要装吗?他能做到和大野洋子在床上三天,让全世界的记者都来采访,他有必要装这个吗?!”
不过,真正建立起汪峰抵抗批评与内心自我怀疑的堤坝的,还是写歌这件事——1994年,汪峰在建国门立交桥上,突然获得了感召,写出了他最好的作品《晚安北京》,而10年以后,他也曾忧虑自己是否感受力变得迟钝,那种敏感和忧郁已经不再——于是他再次来到建国门立交桥上“感受了一下”,然后就写出了《北京北京》。
“我只是想测试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退步了,我第一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个。说什么都不如写一首歌能够最准确地评定出来你现在是不是还能写出让人刻骨铭心的歌。”汪峰说,这首歌写出来,他就笃定了。
关于北京的下一首歌,汪峰已经想好了,“估计要到80岁,写《再见北京》,”不过他还是颇为自得地补充了一句,“其实要写随时都可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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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峰有满腔的表达欲
同时,汪峰对自己的作品有着精确的打分。在他心目中,拿到最高分的作品是《晚安北京》《北京北京》《存在》《花火》《河流》《春天里》,而他最红的《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则只能算做他的二流作品。
他对自己二流作品给的分值是,“100分的话,也就拿个85分吧”。
正是凭着每天都坚持写歌,每年几十首成品的成绩,汪峰在内心里打败了所有被怀疑与自我怀疑的时刻。
创业
但如今,写歌这件事虽然仍然极其重要,却也已经不足以提供给汪峰所有的成就感了。
汪峰又多了一重更时髦的身份——“创业者”——先是Fill耳机,后来是音乐平台“碎乐”——以他自己对这个项目的解释是,他希望藉此“来帮助音乐人有尊严地活着”。而以我们所见,这个APP的核心模式是通过付费试听,从而分账给这个平台上每首歌曲的所有参与者——从歌手到词曲作者到编曲等人。碎乐CEO陈超仁说:“音乐这个行业链条很长,音乐人可以分得的利益特别少,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比较窘迫的环境里面,汪峰这几年一直在琢磨怎么帮音乐人们摆脱这个困境,提供一个可以凭借音乐挣钱的平台,所以他投入了极大的心力在碎乐上。”
汪峰认为金钱和音乐人的尊严息息相关。他记得当年自己在《勇敢的心》《信仰在空中飘扬》两张专辑过后,歌坛地位上升到了“准一线”,从而也开始接触一些投资界的人,“在他们的世界里,身价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如同他们带的小弟、马仔,你能感受到他们话里话外就是那么一个意思,反正你们是一些没有钱的人。我觉得特别悲哀。”
他不仅时常替自己义愤填膺,“我该收到但没有收到的那些版权费,至少买得起两架飞机”,他也替自己同行愤愤不平,“窦唯本该是一个身家至少上亿的音乐家,你说那样的话,还至于他没事儿就被拍到坐地铁、骑自行车的照片吗?他会过得更舒适,也有自己的隐私。张楚也是,他有过人的才华,同时又是一个特别自我拧巴的人,如果他的歌一直能有版权保护,他就可以找到更多在一起的同类,不断写歌、排练、出东西。”
而汪峰之所以并没有成为窦唯、张楚的原因或许就在这:他在乎金钱,重视金钱,并且拥有“用劳动换取生存”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能力。
“碎乐肯定是个商业行为”,碎乐音乐总监曾克说,“汪峰对于金钱的态度很光明,他认为遮遮掩掩谈商业就是虚伪,要么你就真不谈,要么你就努力地按照商业的合理规则去完成商业的价值”。此外,曾克还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在音乐这种被大家看成是没落产业的行业里,一切尝试都是有意义的。”
大多圈内人和曾克一样,认同碎乐之于音乐产业的意义。
和热爱写歌一样,汪峰也对他如今的创业者工作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碎乐的投资方之一,青山资本的创始人张野感慨:“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人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睡觉时间很少,要上节目、带学员、写歌,还要去公司打磨产品,半夜还要和我们投资人一起开会。几乎每天都是这样,这些都属于一个优秀创业者的素质,居然在一个艺人身上全部体现了,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是一个永远都情绪浓烈而又亢奋的人,过着一种极度消耗能量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都并不算是令人愉快的工作伙伴——哪怕对他的多年老友来说,某些时刻的汪峰都令人难以忍受。 “他每天都來上班,一旦不工作,他就会有强烈的焦虑,非常的强烈。他性格非常急,如果他认为这件事一分钟就能做好,那你就必须一分钟做好。比如我们在碎乐上听到一个非常好的作品,他想见这个创作人,上飞机之前,他就说,我现在要起飞了,我的航程是几个小时,我希望下了飞机我就得到答案。一下飞机,他就说我到了,你们的答案在哪儿?”
“你不能跟他说可能、也许、大概,这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他让你去联系一个事儿,你如果告诉他这个事儿你去办了,没办成,他就会问你说,有没有把对方的电话打烂了?如果你只是联系了一两次,他就会觉得这事儿你还没尽力。”
在更加急躁的时候,“他还有一种方式是倒数,他会说我现在倒数30分钟,过5分钟说,现在是25分钟,现在是20分钟”,曾克承认这种工作方式他有时候会“受不了”。
“偶尔他和下属起争执——也是好朋友,他会咆哮,但如果有人和他对着咆哮,他又会觉得自己非常受伤害,就会去找第三个人去倾诉。”曾克总结出一套“对付”汪峰的办法,“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找另外一件工作上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有点会像小孩子一样破涕而笑,迅速忘了这件事。”
有时候,汪峰也知道自己的“不招人喜欢”。曾克曾劝汪峰换个编曲,“不是说他现在编曲不好,而是咱也得换个风格吧”,而汪峰对此的回答是,“你告诉我,除了他,还有谁能够忍受我”?
逻辑
年轻时,汪峰曾极为羞涩与内向,以汪峰自己的话说是,“我猜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有点像零几年的朴树,就是一点儿杂质都不能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所以即便是最缺钱的时候,他也几乎没有在酒吧演出过,“客人要点周华健的歌,我确实不会唱。一个晚上,点罗大佑、崔健、李宗盛的人不到十分之一,另外那十分之九我真的没什么兴趣”。
和汪峰早年有过接触的乐评人丁宁回忆汪峰,那个时候全北京的音乐青年都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大厦门口买卖打口碟,汪峰也支了一个摊,但他生意不好——开价贵,且不善于推销,每当顾客试图还价的时候,汪峰就托一托眼镜,颇为严肃,一口拒绝,“你可以不买。”比起来,隔壁摊左小祖咒的打口碟生意就成功多了。
但汪峰还是成功了,他没有患忧郁症,也没有成为朴树。而是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推销者和中国收入最高的音乐人之一,以及《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那个只会在手机上玩《保卫萝卜》和《开心消消乐》的汪峰,在其他一些游戏上,是全中国最顶级的玩家——他是德扑中国梦之队的名誉队长,此外,他还擅长台球——他擅长逻辑游戏,曾克说他“这几年以来每一把重要的牌局,全部都能记住,能记住对方出了什么牌,表情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总之,真的太厉害了。”
汪峰的世界一半由那些羞涩的、固执的、咆哮的、急躁的感性构建,另外一半则是这种会给他带来最终胜利的逻辑构建——就像他坚称他在写歌的时候,从不考虑太多,然而他在挑歌的时候,则像一个精心的大厨,配置着自己专辑的比例,“有一半是和现实有关系的,和感情有关的占四分之一,另外还有一些形而上的,或者是纯粹玩的,加起来也有四分之一。”
汪峰总是有汪峰的逻辑,在他的逻辑里,只要坚持,他总是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那或许是汪峰做“碎乐”的仰仗所在。某种程度上,它带着强烈的汪峰个人特质:既理想,又世俗,伴随着轰隆作响的进取心——那响声如此震耳欲聋,有时让人想扭过头去。
他的微信名字,真的就叫MUSIC KING。
(刘芳荐自腾讯网)
汪峰差不多是一个做什么都很努力的人。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汪峰就从来不睡懒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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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歌是迄今为止,汪峰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他在酒店里写歌,在赶飞机的时候写歌,甚至在马桶上写歌——无论如何,写歌这件事的意义是进行时的,存在于写歌这件事本身当中。他不是等着灵感降临才开始写作的人,比起灵感,他更信任劳动本身——汪峰对以天才自居几乎是警惕的。“依靠灵感写作是一种最愚蠢的想法。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能了解的那些我所特别钦佩的创作者,绝大多数都应该是这么想的。我到现在发表了148首歌,還有600多首没有发表,在这将近800首歌里,我认为纯灵感的只有几首,它的标志是写完之后你不用修改。”
而在灵光没有降临的那些漫漫日子里,通常每天四五个小时会给他带来一首歌——“一天肯定可以出一首歌,但是肯定不能首首都满意,平均三四天应该能有一首满意的”,汪峰的每张专辑都建立在这庞大的曲库之上。
毫无疑问,这是全中国最勤勉的歌手,保持着稳定的专辑产量。而他的同行们——无论是朴树、许巍、崔健这些老牌摇滚歌手,或者是摩登天空旗下的那一票新晋乐队,甚至是“不努力就去死”的蔡依林,如今都无一可以比拟。
命之所系
写歌的确是汪峰命之所系——可以说,汪峰的整个人生,还有他的自我塑造,皆与之相关。
“我从5岁开始做的就是你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做的事情。”汪峰说。5岁,那是他成为小提琴琴童的开始。他父亲的命运是被音乐改变的——因为音乐,他得以来到北京,成为海政歌舞团的长号乐手。他也将此当作儿子的人生路径。童年的汪峰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玩具,他只能从窗户里看着其他小孩们游戏打闹,“从5岁开始,我每天练习小提琴三个小时,5岁到10岁这个阶段,左手夹着琴,右手拉着空弦。10岁到15岁,开始拉音阶。那个过程几乎已经达到成人社会里残酷的程度,我每天都在经历这个煎熬。”
汪峰的人生路程是这样的:小学读的是中央音乐学校附小,中学读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大学,当然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了十多年小提琴之后,他才在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中泪如雨下,第一次明确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
大学毕业以后,在父亲的努力下,汪峰进入中国芭蕾舞团下属的交响乐团,因为专业很不错,他甚至被当做未来的首席培养。那是1995年,汪峰每个月基本工资有900块,加上其他的一些补贴,有时候甚至可以拿到三四千元。演出时他穿的西装革履,打着领结,正是父母所期待他成为的样子——从他5岁开始学琴,他父母对他的期望就是这个:衣食无忧的高雅人士。
然而汪峰只在中芭呆了半年。他无法与周围的同事相谈甚欢,而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头的人生也让他觉得恐惧。在反复挣扎之后,他决定辞职。
父亲给了他一耳光。
汪峰搬出家里,开始在北京颠沛流离地租房过活,同时把头发留长过肩膀。有一年冬天,汪峰住在一间没有暖气的房子里,天冷到脸盆里的水都结冰了。母亲去看他,心疼了,眼泪汪汪地拉着他要他回家住,他却不肯回头。
他在多年以后写了那首著名的《春天里》,“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指的大约就是他那段到处租房的岁月。
争议
歌词是汪峰最在乎的部分——其重要程度,汪峰给了一个精确的分数,70%。可以说,他把大部分创作精力都投入到了歌词。和绝大多数创作人不同,汪峰所说的“写歌”,通常指的是写歌词。他的绝大多数创作,都是先有歌词,再有旋律。
“我从小学音乐,音乐方面我速度可以很快。给我8个小时,我差不多能写出20种旋律和动机,而且都是我认可的,觉得相当不错的。”
但自我认知与他人对其认知中间的巨大反差,这可能是汪峰终其一生也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汪峰在音乐上的所有争议,几乎都是因为他所呕心沥血的歌词。偶尔也有人指责他的歌过于流畅和好听了——而这实在是因为他写出好听旋律的能力已近乎本能,所以写得毫不费劲。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dxnb/dxnb201706/dxnb20170641-1-l.jpg)
汪峰不认为自己写《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这类斗志昂扬的歌里存在着投机。他觉得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可言:“除非我疯了!真的,我从很早写歌就明白一个道理,当你抱着一个目的写歌的时候,必败!因为你已经没有一个客观的心去审视你这首歌了,你已经满怀着热情去拥抱一个虚荣,你怎么肯定大众就能喜欢呢?你就这么准吗?面对自己的时候一定要真诚,我问自己:现在这首歌是不是你想写的?是,OK,干,别的不要想,所有的好歌都是这么出来的,不可以想别的。我创作生涯到今天只有一首歌是约稿写的,就是《我们的梦》,因为那是我们的奥运会,我觉得中国太牛了,我愿意写。”
汪峰不认为自己有一个类似“汪峰歌词生成器”那样的词库存在。他仍旧觉得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可言:“我不会因为他们挑出了这些词,以后就会少用这些词语,我觉得这个很愚蠢,该用的时候当然还是会用。我一句话你就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请把我歌词里从来不重复的词语、主题挑出来。你会发现,比他们用那个目的去挑出来的,不知道多多少。”
而汪峰在音乐之外所有的争议,基本上来自于两点,一点是挣钱的态度过于努力积极,另外一点是感情经历。比如,在过去的《同一首歌》时代,“摇滚歌手”里只有汪峰对此态度积极,他接受不带乐队而用一张伴奏带到处走穴的方式,这被认为是没有“摇滚气节”的行为。 同樣,汪峰也觉得这样的批评毫无道理,“难道我站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我汪峰瞬间就变成一个特别卑劣、特别虚伪的一个人了吗?我只要不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是一个极其圣洁的热血青年,特别单纯?绝对不是这样,我把自己当作艺人,同时有自己的坚持和个性,有什么问题吗?”
至于感情问题,汪峰拒绝回答。
在汪峰内心,抵抗这些批评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读摇滚先贤的传记,一个是写歌。汪峰阅读过大量这个行业的名人传记,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中都顺手拈来——
关于摇滚人该不该努力的挣钱:“大门乐队的主唱Jim Morrison和他的键盘手在海边抽大麻,键盘手问,我们是不是该干点什么。Jim Morrison说,我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能做什么?键盘手说,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好的歌。于是Jim回答,这样吧,我们组个乐队看看能不能挣到一百万。如果你看过Jim Morrison的诗,你会发现他绝对是个伟大的诗人。但如果我们以传统的角度去看这个故事,会觉得这是什么啊?!这哪是为了艺术。但他说出这一百万的时候,没有引申义,他可爱就可爱在这里。”
关于有钱了之后有没有资格还写愤怒痛苦的歌:“我研究过鲍勃·迪伦、约翰·列侬。尤其是约翰·列侬,他在临死前那四五年时间,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拥有全世界所有艺术家当中最大的财富,想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你看他个人时期的作品,比披头士时期尖锐得多、锋利得多。他有必要装吗?他能做到和大野洋子在床上三天,让全世界的记者都来采访,他有必要装这个吗?!”
不过,真正建立起汪峰抵抗批评与内心自我怀疑的堤坝的,还是写歌这件事——1994年,汪峰在建国门立交桥上,突然获得了感召,写出了他最好的作品《晚安北京》,而10年以后,他也曾忧虑自己是否感受力变得迟钝,那种敏感和忧郁已经不再——于是他再次来到建国门立交桥上“感受了一下”,然后就写出了《北京北京》。
“我只是想测试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退步了,我第一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个。说什么都不如写一首歌能够最准确地评定出来你现在是不是还能写出让人刻骨铭心的歌。”汪峰说,这首歌写出来,他就笃定了。
关于北京的下一首歌,汪峰已经想好了,“估计要到80岁,写《再见北京》,”不过他还是颇为自得地补充了一句,“其实要写随时都可以写。”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dxnb/dxnb201706/dxnb20170641-3-l.jpg)
同时,汪峰对自己的作品有着精确的打分。在他心目中,拿到最高分的作品是《晚安北京》《北京北京》《存在》《花火》《河流》《春天里》,而他最红的《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则只能算做他的二流作品。
他对自己二流作品给的分值是,“100分的话,也就拿个85分吧”。
正是凭着每天都坚持写歌,每年几十首成品的成绩,汪峰在内心里打败了所有被怀疑与自我怀疑的时刻。
创业
但如今,写歌这件事虽然仍然极其重要,却也已经不足以提供给汪峰所有的成就感了。
汪峰又多了一重更时髦的身份——“创业者”——先是Fill耳机,后来是音乐平台“碎乐”——以他自己对这个项目的解释是,他希望藉此“来帮助音乐人有尊严地活着”。而以我们所见,这个APP的核心模式是通过付费试听,从而分账给这个平台上每首歌曲的所有参与者——从歌手到词曲作者到编曲等人。碎乐CEO陈超仁说:“音乐这个行业链条很长,音乐人可以分得的利益特别少,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比较窘迫的环境里面,汪峰这几年一直在琢磨怎么帮音乐人们摆脱这个困境,提供一个可以凭借音乐挣钱的平台,所以他投入了极大的心力在碎乐上。”
汪峰认为金钱和音乐人的尊严息息相关。他记得当年自己在《勇敢的心》《信仰在空中飘扬》两张专辑过后,歌坛地位上升到了“准一线”,从而也开始接触一些投资界的人,“在他们的世界里,身价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如同他们带的小弟、马仔,你能感受到他们话里话外就是那么一个意思,反正你们是一些没有钱的人。我觉得特别悲哀。”
他不仅时常替自己义愤填膺,“我该收到但没有收到的那些版权费,至少买得起两架飞机”,他也替自己同行愤愤不平,“窦唯本该是一个身家至少上亿的音乐家,你说那样的话,还至于他没事儿就被拍到坐地铁、骑自行车的照片吗?他会过得更舒适,也有自己的隐私。张楚也是,他有过人的才华,同时又是一个特别自我拧巴的人,如果他的歌一直能有版权保护,他就可以找到更多在一起的同类,不断写歌、排练、出东西。”
而汪峰之所以并没有成为窦唯、张楚的原因或许就在这:他在乎金钱,重视金钱,并且拥有“用劳动换取生存”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能力。
“碎乐肯定是个商业行为”,碎乐音乐总监曾克说,“汪峰对于金钱的态度很光明,他认为遮遮掩掩谈商业就是虚伪,要么你就真不谈,要么你就努力地按照商业的合理规则去完成商业的价值”。此外,曾克还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在音乐这种被大家看成是没落产业的行业里,一切尝试都是有意义的。”
大多圈内人和曾克一样,认同碎乐之于音乐产业的意义。
和热爱写歌一样,汪峰也对他如今的创业者工作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碎乐的投资方之一,青山资本的创始人张野感慨:“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人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睡觉时间很少,要上节目、带学员、写歌,还要去公司打磨产品,半夜还要和我们投资人一起开会。几乎每天都是这样,这些都属于一个优秀创业者的素质,居然在一个艺人身上全部体现了,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是一个永远都情绪浓烈而又亢奋的人,过着一种极度消耗能量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都并不算是令人愉快的工作伙伴——哪怕对他的多年老友来说,某些时刻的汪峰都令人难以忍受。 “他每天都來上班,一旦不工作,他就会有强烈的焦虑,非常的强烈。他性格非常急,如果他认为这件事一分钟就能做好,那你就必须一分钟做好。比如我们在碎乐上听到一个非常好的作品,他想见这个创作人,上飞机之前,他就说,我现在要起飞了,我的航程是几个小时,我希望下了飞机我就得到答案。一下飞机,他就说我到了,你们的答案在哪儿?”
“你不能跟他说可能、也许、大概,这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他让你去联系一个事儿,你如果告诉他这个事儿你去办了,没办成,他就会问你说,有没有把对方的电话打烂了?如果你只是联系了一两次,他就会觉得这事儿你还没尽力。”
在更加急躁的时候,“他还有一种方式是倒数,他会说我现在倒数30分钟,过5分钟说,现在是25分钟,现在是20分钟”,曾克承认这种工作方式他有时候会“受不了”。
“偶尔他和下属起争执——也是好朋友,他会咆哮,但如果有人和他对着咆哮,他又会觉得自己非常受伤害,就会去找第三个人去倾诉。”曾克总结出一套“对付”汪峰的办法,“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找另外一件工作上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有点会像小孩子一样破涕而笑,迅速忘了这件事。”
有时候,汪峰也知道自己的“不招人喜欢”。曾克曾劝汪峰换个编曲,“不是说他现在编曲不好,而是咱也得换个风格吧”,而汪峰对此的回答是,“你告诉我,除了他,还有谁能够忍受我”?
逻辑
年轻时,汪峰曾极为羞涩与内向,以汪峰自己的话说是,“我猜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有点像零几年的朴树,就是一点儿杂质都不能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所以即便是最缺钱的时候,他也几乎没有在酒吧演出过,“客人要点周华健的歌,我确实不会唱。一个晚上,点罗大佑、崔健、李宗盛的人不到十分之一,另外那十分之九我真的没什么兴趣”。
和汪峰早年有过接触的乐评人丁宁回忆汪峰,那个时候全北京的音乐青年都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大厦门口买卖打口碟,汪峰也支了一个摊,但他生意不好——开价贵,且不善于推销,每当顾客试图还价的时候,汪峰就托一托眼镜,颇为严肃,一口拒绝,“你可以不买。”比起来,隔壁摊左小祖咒的打口碟生意就成功多了。
但汪峰还是成功了,他没有患忧郁症,也没有成为朴树。而是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推销者和中国收入最高的音乐人之一,以及《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那个只会在手机上玩《保卫萝卜》和《开心消消乐》的汪峰,在其他一些游戏上,是全中国最顶级的玩家——他是德扑中国梦之队的名誉队长,此外,他还擅长台球——他擅长逻辑游戏,曾克说他“这几年以来每一把重要的牌局,全部都能记住,能记住对方出了什么牌,表情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总之,真的太厉害了。”
汪峰的世界一半由那些羞涩的、固执的、咆哮的、急躁的感性构建,另外一半则是这种会给他带来最终胜利的逻辑构建——就像他坚称他在写歌的时候,从不考虑太多,然而他在挑歌的时候,则像一个精心的大厨,配置着自己专辑的比例,“有一半是和现实有关系的,和感情有关的占四分之一,另外还有一些形而上的,或者是纯粹玩的,加起来也有四分之一。”
汪峰总是有汪峰的逻辑,在他的逻辑里,只要坚持,他总是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那或许是汪峰做“碎乐”的仰仗所在。某种程度上,它带着强烈的汪峰个人特质:既理想,又世俗,伴随着轰隆作响的进取心——那响声如此震耳欲聋,有时让人想扭过头去。
他的微信名字,真的就叫MUSIC KING。
(刘芳荐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