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收藏界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四公子』了，其中除了清宗室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另一位就是『东北王』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世人风闻『少帅』的遗世风流，而甚少了解其收藏至珍。这些珍品除一部分永远伫立在图书馆里等待着好奇者的翻阅外，另一部分正以拍卖的方式寻找着它们新主人。历经战火硝烟，饱受颠沛 流离，它们浸染『少帅』特有的神秘风烟，而更添魅力。
　　
　　购置藏品的时间仅有短短的十几年，拥有藏品的时间却长达六十多年，哪怕是在生活举步维艰的时候，他也绝不出卖珍藏，“少帅”张学良无疑是一位真正的“嗜书画如饮食”的大收藏家。今年是张学良将军诞辰110周年，中国嘉德推出了“少帅墨缘―张氏家族藏珍”专场。继1994年台北苏富比推出“张学良定远斋藏书画”专场大热收藏界之后，这位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再次以拍卖其收藏品专场的形式与公众见面。
　　
　　风流“公子”大风雅
　　
　　在中国近现代收藏历史上，“定远斋”斋主张学良是个重要人物，所谓“民国四公子”之一。这样的称谓，不只是炫耀其豪门出身，更是点明其共有的风雅特色—喜好古物，皆是藏之大家。溥侗精于治印，酷爱剧艺，乃金石、碑帖收藏名家。袁克文的藏书楼富甲古籍界，两位张公子则嗜好古书画。张学良在二十多岁掌管东北军政大权时就四处搜罗名贵书画。
　　著名鉴藏家张伯驹《春游琐谈》说，曾有一册张氏书画的油印本目录，记载其藏品有241种，633件之多。其中不乏王献之、董源、赵孟頫、吴镇、王蒙、文徵明、沈周、唐伯虎、仇英、徐渭、朱耷、石涛、郑板桥等历代名家真迹，赫赫有名者有王献之的《内含帖》、董源的《山水卷》、 郭熙《寒林图》、宋徽宗的《敕书》、谢元的《桃花》等国宝级藏品。
　　就藏书而言，张学良颇有心得。虽不能比袁克文，但也极丰富，不乏孤本和善本。在张学良的收藏中，最为著名的大概要算王献之的行书名迹《舍内帖》。“九一八”之后， 《舍内帖》与“定远斋”许多书画藏品均被日军将领盗走。《舍内帖》后曾短暂收藏于伪“奉天博物馆”中，抗日战争结束后，流入日本，今已不知下落。《舍内帖》是张学良一生收藏中价格最为昂贵的一件书画名迹，他晚年在对唐德刚教授“口述历史”时，犹对此帖念念不忘。
　　相较于“存莫之夺，殁则以殉”的收藏者，受过新式教育的张学良显然更了解文物的社会价值。为此，他延聘了文物鉴赏专家金梁到东北去筹设沈阳博物馆。
　　1929年4月沈阳故宫正式对外开放后，为了让博物馆馆藏文物更加丰富，张学良也率先捐赠文物。主政期间，他还支持东三省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让这处前朝旧阙第一次有益于社会。而博物馆的建立，也有利于故宫建筑和藏品的保存维护，这些也为中国未来的博物馆事业做了有益探索。
　　
　　聚散离合终有时
　　
　　张学良一生百年，收藏古书画七十载，藏品丰厚，但也如他浮萍般的人生一样，历经战火硝烟，饱受颠沛流离。在其漫长的囚禁生涯中，这些血脉源长的藏品成了他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
　　张学良藏品一部分存于东北，抗日战争中散失。另一部分，藏于西安行署中，西安事变后由爱人赵一荻等人亲自护送至浙江省奉化溪口。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批书画藏品又随他先后辗转于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最后转运到了台湾。
　　张学良也一直在考虑自己百年以后，如何处理这些历经坎坷从祖国内地迁到台湾来的珍藏品的最后归宿—他和赵一荻去世后，这些跟随他们多年的文物，放在哪一家学校或图书馆里最为妥善，谁可能代替他们保存和利用这些历史文物。
　　1993年，张学良将一部分收藏以个人名义，无偿捐献给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超过2000册之多。东海大学的董事长周联华是张学良和赵一荻多年挚友。1964年张学良和赵一荻受洗和结婚，周联华先生是见证人。在这批捐献的书籍中，包括历史、宗教、美术、哲学各类书籍，还有一些日本学者研究“大帅”张作霖的著作。许多明代书籍上面，都有张学良亲笔所作的眉批。一些英文书刊上还可见到张学良对一些单字单词阅后所加的详细注解。圣经、明儒、宋元学案上张氏所加的注释都是用工整的毛笔小楷，本身就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在阳明哲学等书籍中，张学良甚至整理出可供后人披阅的人名、地名目录索引。足见“少帅”隐而不彰的学问功夫。而更多的珍贵文物，张学良不想把他们留在台湾。除了岛上潮湿的气候让他生厌之外，还有心理上难以言喻的障碍—那里监禁和消磨了他的生命，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希望离开台湾的真正原因。
　　1993年冬天，张学良和赵一荻终于告别他们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台湾，飞往美国夏威夷作永久定居。而留在台北旧居里，还有一批珍贵藏品。张学良委托侄女张闾芳代为管理。张闾芳想为两位老人定居海外积些养老金，于是和苏富比公司一起筹划了拍卖。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获开始不赞成，中间犹豫，最后勉强同意。
　　到了夏威夷的张学良，身边难以割舍的还有一批珍贵的书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知张学良有捐赠的意愿以后，主动表示，可以接受张学良的任何合理要求。在这以前，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曾对张学良进行过口述记录。友谊是逐步形成的，1995年张学良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将带在身边的最后一批收藏品，也无偿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
　　这些珍贵的文物送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后，受到校方重视，决定马上在该校的图书馆成立“张学良和赵一荻书斋”，以便将上述文物分开展出。该馆由张学良题写了“毅荻书斋”的馆名。至此，张学良身边最后一批私人藏品也不再属于他个人所有。
　　
　　人事已尽，人世很长
　　
　　1994年4月10日下午3时，台北新光美术馆二楼因张学良的“定远斋”而被聚焦。这是张学良幽居半个世纪以后，首次对自己的多年随身藏品进行公开处理。其中不仅包括谢元、吴道子、徐渭、郑板桥等诸多名家的绢本手卷真迹，还包括《君臣图》、《出相图》等几幅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的顾绣珍品。
　　这次拍卖，吸引了来自香港、台湾、东南亚和美国、日本等地的收藏家、古董商汇聚一堂，经过激烈的竞拍，“定远斋”所藏书画拍品无一流标，总成交额近1.4亿新台币。
　　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部主管张超群曾对媒体回忆说：“1994年‘定远斋藏中国书画’拍卖造成的影响力，内地收藏界有亲身体会的人可能不太多，因为当时内地才刚刚兴起艺术品拍卖。可在海外，那真是极其轰动，观者如云。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地的中国书画大收藏家基本都到场了，207件东西全部被人买走，成交总价超出预估两三倍，就连拍卖图录也成了难得的收藏资料。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这场拍卖的成交结果已经很让人惊异了。”据当年关注这场拍卖的台湾媒体在报道中披露，这场拍卖的大买家有两个，分别是香港收藏界名人张宗宪和另一位古画经纪商、前苏富比纽约地区古书画部主任张鸿，他们各自经手买下了超过千万新台币的张学良旧藏。
　　有分析家认为，拍卖能够获得空前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这批书画本身的价值，也因为它们与张学良在云山雾罩般历史面目下形成的个人魅力早已融为一体，海内外收藏界才会有这么多想象和激情。
　　就在今年，中国嘉德又征得15件张氏旧藏。让人惊艳的是，此次露面的14件书画珍品，均为首次出现在拍卖市场上，这无疑将大大刺激藏家的“味蕾”。中国嘉德方面负责人说，“特别是张宗苍的《云林烟艇》轴，不仅被著录清晰，更是使用了精美的宫廷纸张，使得发墨效果更佳。而顾正谊《秋林归棹图》则成为了研究当年松江画派的重要史料，特别是上面还有董其昌等大家的题跋，更使得该画作在绘画史占有一席之地。”
　　除了画作本身之外，张学良夫人赵四小姐亲手缝制的画套也成为了一大看点。画套锦缎花纹雅致，针针线线，一丝不苟，张学良藏室名“定远斋”，因此其藏品多钤有“定远斋”、“定远斋主人”、“毅庵”、“汉卿”等藏印。鲜红的鉴藏印迹，历历在目，犹见少帅风雅倜傥。
　　张学良已经作古，而他的收藏至珍，除了一部分永远地伫立在图书馆里等待着好奇者的翻阅外，另一部分正在以拍卖的方式让自己找到新的生命，新的主人。
　　
　　部分“少帅”藏品拍卖成交价
　　张学良藏达70年的绢本长卷《桃花》为北宋画家谢元所绘，估价300万至500万新台币，最终以1655万新台币成交。明代王宠书法《行书》、蓝瑛的设色山水手卷、赵之谦的水墨花卉等古书画也都以超出10余倍的价格拍出。
　　张学良收藏的近现代书画分量不多，而许多是张大千的大作。他们彼此缔交50多年，始终相互敬重、关怀，也成就了一段深刻的翰墨情缘。因此在拍卖会上，张学良收藏的张大千的18幅作品也成为角逐的焦点。其中三幅作品，《湖山清舟》、《水竹幽居》、《秋声图》分别以1050万、520万和390万新台币成交。
　　张学良的藏品也让收藏家们收获了物质的丰厚的回报。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翰海2003年8月推出的王宠《行书十律》，就是当年张学良定远斋的珍藏，成交价为176万元，而其1994年的成交价格为379万新台币（约合98万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