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为宣言，杨庆祥郑重为这个时代赋予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名字——“新伤痕时代”。“新伤痕时代”直指改革开放后急速发展的这四十年，这四十年中国经历了前途迷惘的困顿、断尾求生式的改革、贫富两极的资源分配和被正当化的不平衡。与之前不同的是，“新伤痕时代”下的人们生活在汩汩流血的伤痕中却不自知，相对于以往具体的、有形的、刻骨的伤痕——如战争或暴力带来的伤痛和死亡而言，这种新时代下的“伤痕”往往是“隐性的、不具体的、绵软的，是一种“天鹅绒式”的伤害，这种伤害经常表现为一种精神的阵痛和心理的内伤，直接导致的是群体性的精神创伤、抑郁和分裂症状——个体隐秘的病症因子悄悄植入庞大的社会群体中，个人病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笼统而言，“新伤痕”便是中国改革之阵痛及其后遗症。
　　这时，人们不得不重返文学与艺术的世界感知真实的疼痛，寻求爱与希望。自媒体时代，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对“疼痛”的感知和对“爱”的真实体验却处于日益萎靡的状态。杨庆祥认为，人们需要这样一种文学，它不仅揭露伤痕，更重要的是以文学为契机重建一种“爱的美学”和“希望的哲学”——他将这种重新赋予人们希望的精神性文学命名为“新伤痕文学”。在80后青年作家孙频笔下，人們能隐隐窥见杨庆祥所希望看到的“新伤痕文学”。
　　《万兽之夜》中，李成静被追求“自由”的恋人所轻慢、抛弃，小年夜时来到恋人的城市准备挽回这段失败的爱情;小秦因父亲投资的乡镇企业破产而负债累累，面临着小年夜被高利贷者追债的困窘和愁苦，本来毫无关联的两个人却因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交集：小秦误以为李成静不要新买的男款大衣而“偷”走，李成静因被男友抛弃而将追回来的大衣又转赠给小秦，随后李成静跟随这个陌生的女孩回家，经历了相互了解、遭遇追债、戕与自戕甚至死亡，整部小说弥漫着不同个体的痛苦和共同的孤独：李成静是因为在爱情中被轻视和抛弃，小秦是因为高昂的债务和未知的追债手段，追债的父子是因为贫穷和无望漫长的讨债生涯，秦父是因为被时代所抛弃的孤独、欠下巨债连累妻儿的愧疚和被债主伤至残疾的痛苦……不同的恐惧和痛苦构成了整个文本的多层空间，但在无解的精神和物质困境中，弥漫着丝丝爱与温情：善良的李成静将衣服送个贫穷的小秦;讨债者将要债当成生存念想，小秦替父母面对追债，不愿逃避可怜的讨债父子;穷困潦倒的讨债者对穷困的小秦和失恋的李成静的理解和温情……个人的创伤与社会的创伤是相互滋生的，爱亦如此。
　　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中曾关注“我们如何在这个黑暗时代从人身上的正面力量中找到一种美好的寄托”。“具有的修复性力量的爱”是孙频给出的回答，这些微光也是孙频底色灰暗苍凉的小说中希望所在：《我看过草叶葳蕤》中出走半生郁郁不得志的艺术家最终回到年老但深情的爱人身边，《东山宴》中阿德将头埋入土中希望与母亲团聚，《圣婴》中为了弱智的女儿母亲倾其所有甚至生命，《自由故》中杀人犯王发财将爱当成信仰赎罪……在这许多的故事中，爱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照亮和价格重估，小说中的人物以此为支点开始与自己和解。孙频在《疼》的后记《我们的疼痛》中说：“人只有通过痛苦才能真正去爱。”痛苦只是通道、契机与体验，爱才是目的，爱赋予了痛苦更深一层的意义。虽然她时因情感宣泄的用力过猛而让读者感觉怪异荒诞和虚无缥缈，但其注入的真挚的情感往往能让读者获得共情的能力，从而使读者收获杨庆祥说的“爱的美学”。
　　有学者认为：“在杨庆祥对于‘新伤痕文学’的所有界定中，最吸引人的，也是最具有文学命名辨识度的，不是对于‘伤痕’的指认和清算，而是以‘爱’为名的光明的、抵抗的、变革的声音，是‘重建确定和信任的希望哲学’的人文学远景。”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补偿性，文学中对爱的强调凸显了这个时代的氛围和诉求，但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是有生命力与修复力的爱，而非虚假的图景和短暂的抚慰——当“爱的美学”被扭曲为一种“审美的乌托邦”时，文学艺术很容易便成为极权社会的“帮凶”，成为一种让人对现实苦难放松警惕的“精神大麻”。因此，在小说中，比起80后青春作家所喜爱的“为赋新词强说愁”时造出的矫饰的“青春疼痛”，孙频更喜欢赋予人物最极致的疼痛，杀人、自杀、自残、强暴、通奸、抑郁……逼迫人们在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去思考和理解人的尊严、自由、爱、善良的价值，迸发最本真的、重塑的、向上的力量。
　　在与魏冰心的对话中，杨庆祥曾回答“何为疗愈”：“指在一种启蒙精神的关照之下，通过书写、阅读、互动，然后能够真正认识自我，能够重建一个具有理性精神的现代自我。”可以说，真正认识自我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强烈的精神阵痛，必须以最深层次的疼痛去破坏稳固的内在精神结构，而爱提供疗愈和拯救的希望，成为主体自我修复的重要力量。如何跨出个体的困境，如何打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创伤和疼痛，如何将人心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站在整体性的维度从历史与现实中重建爱与痛的共同体叙事，重建爱与新生活的秩序，这是“新伤痕文学”使命所系。
　　孙频曾说自己乃至80后一代的青年作家“难免只是前代作家们的衍生品”，但从其近作《松林夜宴图》来看，她已经在自知自省中尝试进一步抵达历史和文学的深处，思考知识分子对历史、时代的责任。可以期待的是，未来定然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爱的情感和哲思转化成更精准的文字切入时代的核心，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断地讨论“新伤痕”这一命题，在基于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政治的整体性环境下，重建“一种刚健的、阔大的，融合了古今中西最优秀精神遗产的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文化，一种基于此时此刻并同时内含了过去和未来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必然包含着一种引导人们想象更美好生活的能力。
　　（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