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女人的话，那么，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家书是不说谎的历史，是窥探心灵的窗户。让我们透过邓颖超与亲人的部分书信，来看看其如何做妻子、当母亲。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解这位平凡而伟大女性的人性光辉。

相濡以沫 肝胆相照

　　邓颖超和周恩来于1925年8月在广州结婚。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做夫妻、为伴侣、当战友的光辉岁月。在艰险的革命斗争环境里，无论发生什么，邓颖超总是以女性的温婉体贴和妻子的特有情怀，给周恩来以关心与呵护。
　　1942年7月，周恩来在重庆因过度劳累，生病住院。邓颖超常去医院看望和陪护。每当不在一起时，邓颖超便鸿雁传书，给周恩来以热切的问候和贴心的抚慰。7月7日，邓颖超在信中以“来”开头，“颖妹”落款，动情地写道：“正以你为念。接到泰隆信，知你昨夜睡眠好，不曾受日间多人谈话的影响，悬念着的心，如一释重负，而感到恬适轻松……现在你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而且快出院了，我真快活……明天不来看你，也不打算再来，一心一意地在欢迎你回来，我已在开始整洁我们的房子迎接你了。”信的结尾是“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给夫君一份甜蜜大礼和心灵的慰藉。
　　1954年4月至7月间，周恩来以外长身份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由于美英等西方敌对势力的阻挠破坏，会议前后开了80多天。在家的邓颖超看到院内周恩来喜欢的海棠花开了，见花思人，就剪下硕大的一朵放进一本厚书里压实，然后连同之前采自北京香山的红叶，一起装进信封，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红叶一片，寄上想念”，托信使捎给周恩来。周恩来收到后，知道妻子在想他。由于工作太忙，周恩来多日未能回信。经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催促，周恩来6月13日深夜回信并对邓颖超感言“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我愧不及你”。海棠寄语，红叶传情，方式别致，简约而芬芳，质朴而浪漫，为的是给心上人紧张生活中“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
　　1970年3月底，眼看再有几天就将出访朝鲜，周恩来抓紧处理国事，没日没夜地工作，整个人看上去很疲惫。邓颖超几次劝告无果，于是以书代言，郑重发声：“你无论如何要下决心在繁忙工作中，要有稍事喘息的安排，要做最低标准的一点精力储备，否则，可能引起极不利的影响。故在行前要狠舍一些事物，凡能回来办的就留着回来办，也可使繁从简……”并明确表示这“是从全局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提出来的”，“希望你能认真地注意考虑并采纳我的这些意见”。
　　此番忠告得到了周恩来的回应：“同意你的好建议，我当照办。”这样，邓颖超悬着的心总算有些许放下。为了周恩来的休息和健康，为了他“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邓颖超及工作人員曾“设计”以6岁的小咪（侄女周秉宜乳名）作“秘密武器”，央求、生拽伯伯带她去公园看花。工作人员还在周恩来办公室门上贴“大字报”，请求他“改变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适应身体变化情况”。这些举动看似有些无奈，却也难得一片苦心。

慈严相济 亦师亦友

　　邓颖超曾两次怀孕。由于险恶的斗争环境和当时的医疗技术所限，一次流产，一次难产致婴儿夭折。无后，对于两位情深笃厚的伴侣来说，是件非常残酷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活出了一种新境界。
　　邓颖超、周恩来出于“对国家和社会负一份责任”，以其博大的爱，收养呵护了很多孩子，有烈士遗孤、社会遗孤及其亲属家的孩子。
　　周恩来由于肩负大任，公务繁忙，爱妻“小超”更多地扛起了关心照料养子养女之责，并与孩子们结下了深厚感情。
　　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是周恩来、邓颖超收养的烈士遗孤之一。孙维世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励志上进。周恩来夫妇视其为心肝宝贝，各方面给予关心。作为妈妈，邓颖超更是对孙维世疼爱有加，时时处处想着她。
　　1950年1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孙维世作为俄语翻译组组长一同前往。1月18日这天，当年重庆红岩村的老房东托回家省亲的女儿给邓颖超带去红岩村本地生长的水仙花。水仙花正值花季，清香扑鼻。邓颖超十分珍惜和喜欢，决定分享并送上祝福。1月21日，她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特寄三枝给你，望分一枝给女儿，把我的想念和祝福托花儿带给她！”孙维世得知后倍感喜悦和温馨，因为这是远方妈妈的爱和她的一份心。
　　1958年4月下旬，得知孙维世因病住院，邓颖超迅即赶去看她。回来后，仍觉不放心，4月24日这天，她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亲爱的闺女——维世：匆促地看了你，未能尽所欲言。回来后总觉得不能释怀！说真的，在你的病未痊愈之前，我是不能放心的！亲爱的维世！你必须认识你所害的病的性质——慢性消耗病，还可能引起并发症。”提醒女儿既要注意配合治疗，又要重视“排除一切人为的消耗”，特别叮嘱“千万要少看书，最好不看，善于自己消遣，积蓄力量，以便对疾病作胜利的斗争！”信末深情地写道：“衷心地望你能重视我的话，祝福你早日痊愈健康！”落款：“你爱的、爱你的妈妈手书。”这封家书，真是“字字见母情，行行显慈意”。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邓颖超超越血缘、超越代际，对病中女儿那种至真至纯、至笃至厚的牵挂、慈爱、深情和博大。
　　大侄女周秉德，12岁随伯伯（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住进中南海，直至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周恩来眷顾她，邓颖超更是将其视为己出，关心周秉德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亲爱的秉德，我可想你啦！不知起过多少次念头，要给你回信，直拖到今天才写。”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邓颖超到广州养病时给周秉德信的开头。“我看了你每一封信，都很高兴！因为从你信里知道你们修水库的情形，从苦干实干到巧干的过程。更高兴的是你到下边去在群众工作中锻炼得有了长进。”在勉励周秉德继续好好干后，七妈以亲切而又充满爱的口吻写道：“我从南方回来时，买了一双凉鞋，准备送给三个闺女，看谁穿得合适。结果是维世、粤生都一致让给你啦！等你回来时，送你作奖品吧。让我在这里紧紧握手和拥抱你！祝你劳动、工作、思想都丰收。”
　　一年多以后，周秉德来信就自己的终身大事请教七妈。邓颖超很快回信：“我应该也必须把我的意见快答复你，不过这只是供你参考，决定问题，还是应该由你自主。”信中邓颖超根据养女遇到并提出的问题，与之谈原则、指方向、给建议，情真意切，言近旨远。信的落款为“你的七妈同志”。
　　1964年国庆节这天，周秉德与党外知名人士沈钧儒老先生的孙子沈人骅喜结连理，邓颖超携礼前往祝贺。当沈人骅的姑父范长江、姑母沈谱等惊讶邓颖超亲自登门相贺时，邓颖超笑呵呵地说：“嫁女儿，我能不来吗！”
　　几十年的生死相依，半个多世纪的肝胆相照。当伴侣，邓颖超善尽为妻之责;做母亲，邓颖超倾尽母爱之能。无私，润泽山河一片;无后，养育孤困一群。家书中声声对“恩来”的呼，对“女儿”的唤，凝聚了邓颖超的万千情怀，展现了其贤妻良母的拳拳大爱和至高境界。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检察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