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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清末到民国，位于山西忻州五台县的槐荫村，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和探索，积极吸收外部思想文化，通过出国留学，宣传革命思想，兴办新式教育，剪辫放足等。在周边地区，较早地促使村落文化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关键词】：清末民初 槐荫村 村落文化 近代化
在清末新政的时代的背景下，位于晋北的槐荫村人开始积极吸收外部先进思想，废弃旧俗，与时俱进。很多优秀人才先后出国留学，归国以后，积极兴办新式教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改革旧的风俗，在晋北地域范围上，开始了向近代村落的转变。
一、教育的近代化
1、出国留学潮的兴起
清末，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救国救民思想的传播，人们都在探讨如何使中国强盛起来，很多人认为必须放下固有的思想，向西方国家学习。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日本的崛起更加引起了中国人的深刻反省。日本作为一个小国，却能在明治维新之后走上强国之路，值得中国人去学习，于是留学日本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随着清末新政的开展，全国性的新学开办，官派留学出现以及西方先进思想，引发了槐荫村接受新式思想，出国留学的热潮。赵三成1904年入宏文师范学堂，赵子礽1904年入早稻田大学，赵承经1905年赴日留学，赵涵溪1906年公费留学日本，此外还有东冶镇其他村落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形成一个群体，主要分布在日本的经纬学堂师范班、振武学堂士官学校、明治大学、警监学校、政法大学堂、苍野高等农业学校等。他们不仅促进了槐荫村留学热潮，而且推动了整个山西的留学热。这些人归国后积极投身革命，兴办新学，宣传西方思想，推动了槐荫村和山西的教育近代化。
2、槐荫村新式学校的创办
清末新学制颁布后，由于山西新式学堂的开办，西方文化逐步在槐荫村传播开来，尤其随着槐荫村留日学生的归来，新式教育在槐荫村开办起来，槐荫村教育开始向近代过渡。
1912年，赵三成、赵长治等一批留学日本，在槐荫村带头搞起剪辫放足、扳倒神像，拆翻了全村最大的神殿“大寺庙”中的神像，将旧有殿宇加工修葺，建立了槐荫第一所公立学校——槐荫村公立学堂。课程设置国文、算术、修身、历史、地理、格物七门，教师有赵奋鼎、赵长庚、赵铭箴、白映斗、赵集成等，学生全部为男生，共计80余人。按年龄分为甲、乙、丙三个班授课，从此公学正式设立，私塾自行废止。1913年，在赵三成、赵长庚等人的提议下，以提高女权、实践男女平等思想为宗旨，在本村正和堂的一所小祠堂里，建立该村也是五台县第一所女子学校，取名“植学圃”。
五四时期，槐荫村正式成立公立女校，学校除将“植学圃”的学生全部收入外，又增加一部分新生，教师有张长庚、马知本、赵之椿等，学生大致有50人左右。此时，学校教师、教学质量也有所提高，校风也大有转变，学校教育由严厉的体罚教育转向引导说服教育，在县里参加的各项活动中，包括体育运动会，都名列全县前茅。
国民革命时期，原“植学圃”的学生赵佩兰从省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26年回到槐荫小学担任学校校长，使村里的教育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显著变化：一是男女合校，男女生分别按所在年级合并为一个班共同授课;二是由校长赵佩兰提议，聘请了7名清一色的五台籍女教师。这一时期村公所与学校密切配合，学校秩序井然，教学成绩优异。
槐荫的新式学校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比如，槐荫村最早的共产党员、革命先烈赵子清，革命烈士赵源，共产党人赵子云、赵鹏飞，山西教育界先驱赵佩兰，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先驱续西峰的妻子赵金竹等。
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的入侵，主权沦丧，领土丧失，政府腐败黑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广大仁人志士站出来，宣传革命思想，开展民族民主革命。槐荫村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依靠于留日归国的留学生和乡土革命精英。
首先是留日归国的留学生，他们在日本学习期间接受了近代西方思想，而且大多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比如，赵承经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赵涵溪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赵子礽在1906年2月16日加入同盟会，赵三成在1906年2月15日加入同盟会。这些人留学归国后，返回家乡，有的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大力发展同盟会员，组织武装力量，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建立民主共和为目标。
有的则推广近代新式教育，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思想，培养了一大批接受新思想的學生，大大加速了槐荫村落文化近代化进程。1907年，由槐荫村长赵长庚发起，在东冶镇创办了新型学校沱阳学堂，由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赵子礽任校长，由留学日本的张侗等任教，宣传革命思想，传播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使沱阳学堂一开始便成为一所政治倾向进步，革命思想活跃的新型学校，培养了赵承绶、杨爱源等一批辛亥革命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加深了民主革命思想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其次是乡土革命精英。1906年至1909年间，国外留学的槐荫村同盟会员相继回国，他们联络同志，宣传革命，积极发展同盟会员，在槐荫村集中发展了一批同盟会员。形成了一支反清革命的有生力量，同时也形成了一批乡土革命精英的中坚骨干力量。其中包括：“赵星西，秀才，曾参加“东冶会议”，1906年加入同盟会，号召青壮年加入革命力量保安社。赵晋屏，1906年加入同盟会，助赵三成宣传革命，开广升钱庄，在家乡创办养鸡场、养鱼场。赵长治，秀才，创办“文西学校”，1909年加入同盟会。赵全珠，1909年加入同盟会。赵长庚，1909年加入同盟会，协助赵三成宣传革命。赵承绶，先后就读于山西陆军小学，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曾担任忻代宁公团教练官，参加大同保卫战。”
乡土革命精英大多数于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为山西乃至周边地区，特别是归绥塞外地区的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见识虽不及留学归国的革命精英，但是他们富有革命热情和斗争精神，对当地情势更为了解，并且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
三、风俗的变迁
新式教育的兴办，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不仅对教育和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导致清末民初的槐荫村风俗也随之发生了合乎时代性的变迁。
改变的开始首先来自留日学生的带头倡导，留日同盟会员赵子礽1906年归国后，倡导新风，在村中与赵三成，赵长治一起提倡剪辫放脚，并身体力行，带头自剪辫子，妻子放脚，同时破除迷信，搬了神像设学堂。接着在开明本土人士、乡土精英的支持下，各种旧时代的旧习陋俗被废弃，而符合新时代的文明习惯则得到大力倡导。赵斐成与村中的同盟会员赵子礽，赵三成等倡导剪辫放足，还与赵长庚一起筹建“植学圃”，创立五台县第一座女子学校，招收周边适龄女子入学，学习新学，宣传新思想，实践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新观念。民国初年，阎锡山在河边大办近代教育，要求周边各县推倒各村庙里的神像，作为教室，兴办新式学校。当时在五台、定襄一带民间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随着官方和民间一批又一批接受新思想的人的出现，尤其是女子学堂设立后，女子接受教育，更加推动近代槐荫村风俗文化的变迁。
小结
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槐荫村人加入到了当时赴日本留学的潮流中，归国后，他们创办新式学校，开始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型。而且通过留日学生构建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人才，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推动了社会风俗的变迁。通过留日归国的留学生和乡土革命精英的努力，槐荫村在清末民初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把这种思想融入到了近代槐荫村落文化当中，成为近代槐荫村落文化与时俱进的标志，并且推动了周边地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培成.槐荫村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赵培成，赵红岩.东冶人物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3】卢荣轩，童辉波.试论村落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历史性变革[J].社会主义研究，1993（1）.
【4】刘克辉.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评述[J].史学月刊，2007（11）.
【关键词】：清末民初 槐荫村 村落文化 近代化
在清末新政的时代的背景下，位于晋北的槐荫村人开始积极吸收外部先进思想，废弃旧俗，与时俱进。很多优秀人才先后出国留学，归国以后，积极兴办新式教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改革旧的风俗，在晋北地域范围上，开始了向近代村落的转变。
一、教育的近代化
1、出国留学潮的兴起
清末，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救国救民思想的传播，人们都在探讨如何使中国强盛起来，很多人认为必须放下固有的思想，向西方国家学习。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日本的崛起更加引起了中国人的深刻反省。日本作为一个小国，却能在明治维新之后走上强国之路，值得中国人去学习，于是留学日本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随着清末新政的开展，全国性的新学开办，官派留学出现以及西方先进思想，引发了槐荫村接受新式思想，出国留学的热潮。赵三成1904年入宏文师范学堂，赵子礽1904年入早稻田大学，赵承经1905年赴日留学，赵涵溪1906年公费留学日本，此外还有东冶镇其他村落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形成一个群体，主要分布在日本的经纬学堂师范班、振武学堂士官学校、明治大学、警监学校、政法大学堂、苍野高等农业学校等。他们不仅促进了槐荫村留学热潮，而且推动了整个山西的留学热。这些人归国后积极投身革命，兴办新学，宣传西方思想，推动了槐荫村和山西的教育近代化。
2、槐荫村新式学校的创办
清末新学制颁布后，由于山西新式学堂的开办，西方文化逐步在槐荫村传播开来，尤其随着槐荫村留日学生的归来，新式教育在槐荫村开办起来，槐荫村教育开始向近代过渡。
1912年，赵三成、赵长治等一批留学日本，在槐荫村带头搞起剪辫放足、扳倒神像，拆翻了全村最大的神殿“大寺庙”中的神像，将旧有殿宇加工修葺，建立了槐荫第一所公立学校——槐荫村公立学堂。课程设置国文、算术、修身、历史、地理、格物七门，教师有赵奋鼎、赵长庚、赵铭箴、白映斗、赵集成等，学生全部为男生，共计80余人。按年龄分为甲、乙、丙三个班授课，从此公学正式设立，私塾自行废止。1913年，在赵三成、赵长庚等人的提议下，以提高女权、实践男女平等思想为宗旨，在本村正和堂的一所小祠堂里，建立该村也是五台县第一所女子学校，取名“植学圃”。
五四时期，槐荫村正式成立公立女校，学校除将“植学圃”的学生全部收入外，又增加一部分新生，教师有张长庚、马知本、赵之椿等，学生大致有50人左右。此时，学校教师、教学质量也有所提高，校风也大有转变，学校教育由严厉的体罚教育转向引导说服教育，在县里参加的各项活动中，包括体育运动会，都名列全县前茅。
国民革命时期，原“植学圃”的学生赵佩兰从省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26年回到槐荫小学担任学校校长，使村里的教育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显著变化：一是男女合校，男女生分别按所在年级合并为一个班共同授课;二是由校长赵佩兰提议，聘请了7名清一色的五台籍女教师。这一时期村公所与学校密切配合，学校秩序井然，教学成绩优异。
槐荫的新式学校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比如，槐荫村最早的共产党员、革命先烈赵子清，革命烈士赵源，共产党人赵子云、赵鹏飞，山西教育界先驱赵佩兰，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先驱续西峰的妻子赵金竹等。
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的入侵，主权沦丧，领土丧失，政府腐败黑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广大仁人志士站出来，宣传革命思想，开展民族民主革命。槐荫村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依靠于留日归国的留学生和乡土革命精英。
首先是留日归国的留学生，他们在日本学习期间接受了近代西方思想，而且大多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比如，赵承经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赵涵溪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赵子礽在1906年2月16日加入同盟会，赵三成在1906年2月15日加入同盟会。这些人留学归国后，返回家乡，有的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大力发展同盟会员，组织武装力量，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建立民主共和为目标。
有的则推广近代新式教育，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思想，培养了一大批接受新思想的學生，大大加速了槐荫村落文化近代化进程。1907年，由槐荫村长赵长庚发起，在东冶镇创办了新型学校沱阳学堂，由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赵子礽任校长，由留学日本的张侗等任教，宣传革命思想，传播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使沱阳学堂一开始便成为一所政治倾向进步，革命思想活跃的新型学校，培养了赵承绶、杨爱源等一批辛亥革命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加深了民主革命思想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其次是乡土革命精英。1906年至1909年间，国外留学的槐荫村同盟会员相继回国，他们联络同志，宣传革命，积极发展同盟会员，在槐荫村集中发展了一批同盟会员。形成了一支反清革命的有生力量，同时也形成了一批乡土革命精英的中坚骨干力量。其中包括：“赵星西，秀才，曾参加“东冶会议”，1906年加入同盟会，号召青壮年加入革命力量保安社。赵晋屏，1906年加入同盟会，助赵三成宣传革命，开广升钱庄，在家乡创办养鸡场、养鱼场。赵长治，秀才，创办“文西学校”，1909年加入同盟会。赵全珠，1909年加入同盟会。赵长庚，1909年加入同盟会，协助赵三成宣传革命。赵承绶，先后就读于山西陆军小学，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曾担任忻代宁公团教练官，参加大同保卫战。”
乡土革命精英大多数于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为山西乃至周边地区，特别是归绥塞外地区的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见识虽不及留学归国的革命精英，但是他们富有革命热情和斗争精神，对当地情势更为了解，并且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
三、风俗的变迁
新式教育的兴办，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不仅对教育和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导致清末民初的槐荫村风俗也随之发生了合乎时代性的变迁。
改变的开始首先来自留日学生的带头倡导，留日同盟会员赵子礽1906年归国后，倡导新风，在村中与赵三成，赵长治一起提倡剪辫放脚，并身体力行，带头自剪辫子，妻子放脚，同时破除迷信，搬了神像设学堂。接着在开明本土人士、乡土精英的支持下，各种旧时代的旧习陋俗被废弃，而符合新时代的文明习惯则得到大力倡导。赵斐成与村中的同盟会员赵子礽，赵三成等倡导剪辫放足，还与赵长庚一起筹建“植学圃”，创立五台县第一座女子学校，招收周边适龄女子入学，学习新学，宣传新思想，实践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新观念。民国初年，阎锡山在河边大办近代教育，要求周边各县推倒各村庙里的神像，作为教室，兴办新式学校。当时在五台、定襄一带民间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随着官方和民间一批又一批接受新思想的人的出现，尤其是女子学堂设立后，女子接受教育，更加推动近代槐荫村风俗文化的变迁。
小结
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槐荫村人加入到了当时赴日本留学的潮流中，归国后，他们创办新式学校，开始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型。而且通过留日学生构建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人才，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推动了社会风俗的变迁。通过留日归国的留学生和乡土革命精英的努力，槐荫村在清末民初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把这种思想融入到了近代槐荫村落文化当中，成为近代槐荫村落文化与时俱进的标志，并且推动了周边地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培成.槐荫村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赵培成，赵红岩.东冶人物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3】卢荣轩，童辉波.试论村落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历史性变革[J].社会主义研究，1993（1）.
【4】刘克辉.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评述[J].史学月刊，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