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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町会是日本人在世俗层面的结合体的话,那么神社就是把他们真正凝聚起来的更深层的纽带
东京地势西高东低,江户川、隅田川等大小河流自北自西流来,侵蚀了这个古名武藏野的台地的东缘,形成一个个舌状的小型台地,俗称“山之手”。这些小型台地后来有了一些还算响亮的名字:品川、池袋、新宿、涩谷、代代木……1885年,日本铁道品川线通车,以此为起点,小型台地被环形铁路依次连接起来,这便有了著名的山手线。
搭黄绿色的山手线电车到秋叶原,换乘总武线向东,到浅草桥时已经进入下町,又依次经过两国站和锦系町站,抵达龟户站,再步行十几分钟便到达龟户三丁目。
这里的建筑多灰白或淡黄色,几乎没有超过5层的楼房,天空中电线横七竖八,街道狭窄却干净,花花草草从不起眼的角落里冒出来,从铁门的栅栏里伸出来,从楼顶垂落下来,连屋檐下等待回收的啤酒瓶架上也摆满了盆栽植物,有空地处即有树有花,让你不得不慨叹这个民族对美的执着。阳光很足,衣物和被子晾晒在为数众多的临街窗台和露台上,街旁三三两两分布着一些店铺,比如“大井商店”、“梅寿司”,随时有人推门而入,或者推门而出。倒是符合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写的“要有一些眼睛盯着街道”,因为“街边的楼房具有应付陌生人、确保居民及陌生人安全的任务”。
龟户三丁目町内会会长佐藤和男的名字就刻在自家门上,这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住宅,如今这样的房子在龟户还有20%。日本人家的地址以“区-丁目-番-号”标识,“町”相当于中国的街、巷,町内会则是居民自治的基本单位,类似于中国城市的居委会。这一天,由江东区政府与江东区龟户町会联合会合办的夏末大会将要举行,龟户中央公园里已经有人开始顶着烈日布置摊位和舞台了。
“我们三丁目町会有900多户,而我还是整个龟户地区町会联合会的会长,”78岁的佐藤先生说,“町内会最大的作用就是连接行政和居民,如果没有町会,行政的意志就到达不了居民。”
和几十年前一样,流动留言板仍然是这里的居民获知区内事务的主要途径。除了传达区役所(区政府)的通知,町内会会议、节庆、婚丧嫁娶的消息、各种服务性信息譬如组织郊游、回收废品等,也都由留言板送达。“传阅的顺序是规定好了的,一户看完了盖个章送到下一户,一般一周就能传遍整个社区,要是有紧急通知,3天就可以转完。”
日本的町会制度形成于20世纪初,二战期间町会被军部控制,成为战争机器终端的螺丝钉。佐藤先生那时正上初中,“我记得当时送子当兵的气氛很浓,町会组织老幼为年轻人送行,妇女们为他们系上腰带,是整整1000针缝上的,据说子弹打不透……当时町会是强制参加的,因为粮食实行配给制,不加入分不到吃的。”
战后,町会制度一度被美军废除,但后来又以自治组织的形式重新兴起,“战时是特殊时期,现在完全不一样啦!”佐藤说,町会现在和政府没有关系,会长两年一改选,町会干部由居民轮流担任,全部是义务劳动。居民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加入,每户每月的会费是300日元,而租户则是100日元。“我们总是吓唬他们说,你们不加入町会就不能扔垃圾!当然,这是开玩笑,不过日本人喜欢集体,害怕落单,很多町会组织的活动,你不是会员就不太好意思参与,所以入会率还有90%左右。”
佐藤先生给记者一份《平成16年度(2004年)收支决算报告书》,里面详细列出了龟户三丁目町会的各项预算和决算,其中收入部分以会费最多,而支出则有31项之多,包括防灾费、夜警费、敬老费、水道光热费等等。
在每个除夕漆黑的夜里,町会干部会五六个人一队,拿着手电筒或提着灯笼巡视街区。每一支队伍都有一个人脖上挂着铃铛,走几步就敲击一下,而巡视干部则用低沉而悠长的声音提醒着街坊:“小心火烛!”对于老居民来说,这种声音已成为新年氛围的重要成分。
更为日常的则是防灾,每年八九月间,日本的电视上就开始充斥着各地开展防灾训练的新闻。龟户也不例外,区役所、消防署与町会合作,以漫画的形式对孩子讲授地震、火灾时的应对之策。一个让人感慨的例子是,日本的小学生座椅靠背上都套着个软套,一有地震他们会立即取下软套垫在头上,然后往桌下躲避。
龟户町会联合会印制了巨幅的防灾地图,里面标出了邻近街区的避难场所、临时集合场所、消防署、医院、防灾仓库等等,从地图里看,街头灭火器、消防栓和防火水槽分布得密密麻麻,几乎几十米就有一个。一旦江东区出现6级以上的地震,町会干部在确保自身及家人安全的前提下,会立刻行动起来,调集“灾害协力队”,组织居民疏散到邻近的学校和公园——在日本,学校的建筑通常是最结实的,这些地方平时就备有应急的粮食、水和毛毯等物品。
整个过程中,区役所通过町会下发的无线防震报警器会发挥重要作用:不但能通知居民躲避地震,而且由于地震往往引起火灾,区役所还能通过掌握风向,告诉居民正确的逃跑方向。
离佐藤先生家不远处是有着350年历史的龟户天神社。平日里,这里更像一个清静的公园,穿过高高的“鸟居”,就进入了“天上”,爬上一座红色的拱桥,有乌龟在湖中的岩石上晒太阳,更多的乌龟在争抢游人抛下的面包,龟户本是填海而成,地下水偏咸,乌龟较鱼更能适应。5月时湖周围会开出紫藤花的瀑布,神社也由此入选“新东京百景”。再往前行,便是祭堂。
一个完整的参拜程序是这样的:在净身处用木瓢取水洗手,并用手捧水漱一漱口,面朝祭堂,将一枚硬币(5日元或者50日元)投入捐赠用的匣子,深鞠躬两次,击掌两次,再次鞠躬并进行几秒钟的祈祷。如果有殿堂铜锣,祈祷时可以轻轻地敲响,神道教认为,这样可以得到神的注意。龟户天神社里供奉的是平安时期的学者菅原道真——有点像中国的文曲星,因此祭堂边祈愿考上某个学校的木牌特别多
如果说町会是日本人在世俗层面的结合体的话,那么神社就是把他们真正凝聚起来的更深层的纽带。“神社是扎根于日本人内心之中的,很多活动都以神社为中心,从九州到北海道,莫不如此。”佐藤先生说,“在美国,通常是先有人聚居,然后才有教堂,而在日本,是先有神社,然后围绕神社形成社区,所以日本人非常讲究‘地缘’,相信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也即‘氏神’。比如每年的11月,日本3岁、5岁、7岁的儿童,要在身着和服的父母陪同下,到本地神社求福,氏神会为他们驱除灾厄。”
“靖国神社不一样,”他又补充解释,“它由国家修建,后来又供奉了甲级战犯,对我们来说,它和我们的出生地没有关系,不是‘氏神’。”
9月18日,本刊记者第二次拜访龟户地区时,附近一个稍小的神社正在迎来它的节庆。通往神社的道路上挂着一排排红白相间的灯笼,上面写有町会的名字,人们在路旁摆摊,卖着烤鱿鱼、纳豆等,大多数小吃都在100日元以下,“卖得非常便宜,主要由町会出钱补贴,其实就是回馈本地居民。”白岩忠夫说。他是江东区区议会议长,也在帮忙张罗着明天的节庆。
与其说是摆摊,不如说在闲聊,买者和卖者平时就是街坊,大家都穿着随便,趁着这个机会三五成群地拉拉家常,顺便计划一下明天怎样庆祝,不时迸发出快活的笑声。这是城市里的“村落”,却和我们头脑里“城中村”的印象相去甚远,相比于新宿、银座的腰板笔直脚步匆匆,这里无疑是松弛与缓慢的。
神社的一侧是舞台,第二天会有本地居民的演出,舞台再绕过去有一个小小的靶场,穿得像圣斗士一样的孩子们刚刚散去,作为仪式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在这里练习射箭,正中靶心就意味着他们的目标将要实现。神舆停放在路边临时搭建的木台上,明天,町会组织的志愿者们,要抬着它“哇啸哇啸”地巡游邻里——或者说,“氏神”管辖的范围。
从宗教意义上说,神舆巡游是让守护神视察并降福于所在地区,但日本人早就习惯从这样的仪式中各取所需。忙碌的上班族好容易闲下来,带着孩子看看热闹;主妇们参与准备红豆饭的义务劳动,顺便增进邻里感情;扛着神舆的小伙子们,会试图带着它游行到社区的边界,隐隐有和邻近社区叫板的意味;年长的町会干部们,则希望每一回巡游,都能增进人们对社区和传统的认同。白岩议长在这里碰到了另一位老人,他是总武线龟户站附近一个町会的会长。和三丁目相比,龟户站周围更多的是大型住宅公团,“团地”生活容易老死不相往来,老人希望利用合办节庆的机会,把更多的“团地族”与传统仪式衔接起来。
佐藤先生在抱怨一件类似的事情,“现在老是强调个人隐私,町会干部好多事情不敢问了,比如吧,我们要搞一个敬老协会,让75岁以上的老人参加,可是人家的年龄就不太好问,于是我们只好猜:那个老太太应该有75岁了吧,那就请她参加……”
龟户地区老人生活与整个日本并无大的不同。如果加入了国民年金,退休以后每个月可以领25万日元(约合2万人民币)左右,如果是大公司职员,这个数字可以达到40万日元,加上日本家庭一般存款较多,所以多数老人生活优渥,用佐藤的话说,“在社区活动之外,每天做做操、散散步、遛遛狗,还经常旅游”。有趣的是,在谈到自己买马彩这个爱好时,他颇有些不好意思:“这个不得体……中国的老人比我们要有追求吧?”
下午4点,佐藤先生开车带我们去往夏末大会的主会场——龟户中央公园。这是一次联合了龟户22个町会的更盛大的节庆,包括了神舆巡游、防灾体验、模拟贩卖、纳凉大会、花火大会等等,预算超过700万日元,“行政很坏!区役所只肯出一半的钱,剩下一半,除了各町会从会费中拿,还要请企业来赞助。”
请来的企业多是某某料理店、某某纪念品商店、某某会计所,做的都是街坊生意,每家出2万日元赞助,然后在明黄色的活动手册上登一个豆腐块广告。今年节庆要放烟花,“目标一千发”,可是赞助没拉够,只能放600发,他们也不在意,仍然高高兴兴地写“花火大会赞助感谢”。
5点,太阳没那么毒辣了,小摊贩的生意也来了。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专做节庆生意的露天商,打着大阪、广岛、北海道特色美食的招牌,空气中弥漫着章鱼烧和爆米花的香味,有点中国庙会的感觉。陆续前来的市民不少穿着“浴衣”(一种较轻便的和服),他们买些小吃,在草地上铺块塑料布,架个小桌板,就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这场景,和数十年前,甚至数百年前的场景没有什么两样,也许,日本想象力丰富的“怪谈”就是从这里诞生的吧。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中央公园的灯笼亮了起来,一群穿着正装、领导模样的人进场,他们在儿童鼓乐队的引导下前进,偶尔举手向草坪上的市民打个招呼。市民们继续喝着啤酒,吃着烧烤,偶尔也给他们鼓鼓掌。领导们绕场一周后,坐到了舞台上,儿童鼓乐队开始一首一首演奏乐曲,听起来全部是似曾相识的日本动画片主题歌,每奏完一曲,台上的领导都要微笑着鼓励一下,看起来有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与民同乐气氛。之后是领导讲话,区长、议长和本地政治新星依次登场,说的无非是要团结起来,让龟户更美好之类的话,也没几个人在认真地听,倒是舞台下方那绿油油的宣传标语更有意思:“防中暑,要喝有盐分的水!”
演出在7点准时开始,22个町会的婆婆妈妈们依次登场,都穿着和服,蹬着木屐,跳着节奏缓慢的传统舞蹈。台上跳得起劲,台下的“浴衣”们也不遑多让,披着残留的“夕烧”(夕阳),踩着音乐的拍子加入了草坪上的集体舞,踩地、抬腿、半转身……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从空中往下看,他会看见一个几百人手挽手围着的巨大圆圈,在慢慢地逆时针转动呢。再过一个多小时,天黑透了,人微醺了,舞跳累了,花火会倏地升上夜空,开出600朵璀璨的花儿来。
“以节庆之名”是这一切的契机,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日本人对“即时传统”的偏好,他们擅长借用各种传统符号——它可能是本地神社某个古老的仪式,可能是“下町”家长里短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日本文化中对易逝的美好事物(譬如樱花和花火)的迷恋——来覆盖新的环境,从而创造出人们对一个自治的邻里的认同:这里是江东区,这里是龟户,这里是龟户三丁目。不过也有人类学家视野之外的话题,日本杏林大学副教授刘迪提醒本刊记者,中国人看日本,往往只看到它的内阁在走马灯似地换,却少有人看到中央政府不稳定之下地方自治体的稳定,“这种稳定的自治能力,是不是日本虽经历20年经济不景气,却仍然没有垮掉的重要原因呢?”
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如此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这个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在现代化过程中疾速地抛弃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另一方面,日本让我们感觉到,民间社会,是比国家机器更久远和安定的力量。
(参考资料:西奥多·C·贝斯特《邻里东京》、张暄《日本社区》、张燕淳《日本四季》、三浦展《下流社会》)
东京地势西高东低,江户川、隅田川等大小河流自北自西流来,侵蚀了这个古名武藏野的台地的东缘,形成一个个舌状的小型台地,俗称“山之手”。这些小型台地后来有了一些还算响亮的名字:品川、池袋、新宿、涩谷、代代木……1885年,日本铁道品川线通车,以此为起点,小型台地被环形铁路依次连接起来,这便有了著名的山手线。
搭黄绿色的山手线电车到秋叶原,换乘总武线向东,到浅草桥时已经进入下町,又依次经过两国站和锦系町站,抵达龟户站,再步行十几分钟便到达龟户三丁目。
这里的建筑多灰白或淡黄色,几乎没有超过5层的楼房,天空中电线横七竖八,街道狭窄却干净,花花草草从不起眼的角落里冒出来,从铁门的栅栏里伸出来,从楼顶垂落下来,连屋檐下等待回收的啤酒瓶架上也摆满了盆栽植物,有空地处即有树有花,让你不得不慨叹这个民族对美的执着。阳光很足,衣物和被子晾晒在为数众多的临街窗台和露台上,街旁三三两两分布着一些店铺,比如“大井商店”、“梅寿司”,随时有人推门而入,或者推门而出。倒是符合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写的“要有一些眼睛盯着街道”,因为“街边的楼房具有应付陌生人、确保居民及陌生人安全的任务”。
龟户三丁目町内会会长佐藤和男的名字就刻在自家门上,这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住宅,如今这样的房子在龟户还有20%。日本人家的地址以“区-丁目-番-号”标识,“町”相当于中国的街、巷,町内会则是居民自治的基本单位,类似于中国城市的居委会。这一天,由江东区政府与江东区龟户町会联合会合办的夏末大会将要举行,龟户中央公园里已经有人开始顶着烈日布置摊位和舞台了。
“我们三丁目町会有900多户,而我还是整个龟户地区町会联合会的会长,”78岁的佐藤先生说,“町内会最大的作用就是连接行政和居民,如果没有町会,行政的意志就到达不了居民。”
和几十年前一样,流动留言板仍然是这里的居民获知区内事务的主要途径。除了传达区役所(区政府)的通知,町内会会议、节庆、婚丧嫁娶的消息、各种服务性信息譬如组织郊游、回收废品等,也都由留言板送达。“传阅的顺序是规定好了的,一户看完了盖个章送到下一户,一般一周就能传遍整个社区,要是有紧急通知,3天就可以转完。”
日本的町会制度形成于20世纪初,二战期间町会被军部控制,成为战争机器终端的螺丝钉。佐藤先生那时正上初中,“我记得当时送子当兵的气氛很浓,町会组织老幼为年轻人送行,妇女们为他们系上腰带,是整整1000针缝上的,据说子弹打不透……当时町会是强制参加的,因为粮食实行配给制,不加入分不到吃的。”
战后,町会制度一度被美军废除,但后来又以自治组织的形式重新兴起,“战时是特殊时期,现在完全不一样啦!”佐藤说,町会现在和政府没有关系,会长两年一改选,町会干部由居民轮流担任,全部是义务劳动。居民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加入,每户每月的会费是300日元,而租户则是100日元。“我们总是吓唬他们说,你们不加入町会就不能扔垃圾!当然,这是开玩笑,不过日本人喜欢集体,害怕落单,很多町会组织的活动,你不是会员就不太好意思参与,所以入会率还有90%左右。”
佐藤先生给记者一份《平成16年度(2004年)收支决算报告书》,里面详细列出了龟户三丁目町会的各项预算和决算,其中收入部分以会费最多,而支出则有31项之多,包括防灾费、夜警费、敬老费、水道光热费等等。
在每个除夕漆黑的夜里,町会干部会五六个人一队,拿着手电筒或提着灯笼巡视街区。每一支队伍都有一个人脖上挂着铃铛,走几步就敲击一下,而巡视干部则用低沉而悠长的声音提醒着街坊:“小心火烛!”对于老居民来说,这种声音已成为新年氛围的重要成分。
更为日常的则是防灾,每年八九月间,日本的电视上就开始充斥着各地开展防灾训练的新闻。龟户也不例外,区役所、消防署与町会合作,以漫画的形式对孩子讲授地震、火灾时的应对之策。一个让人感慨的例子是,日本的小学生座椅靠背上都套着个软套,一有地震他们会立即取下软套垫在头上,然后往桌下躲避。
龟户町会联合会印制了巨幅的防灾地图,里面标出了邻近街区的避难场所、临时集合场所、消防署、医院、防灾仓库等等,从地图里看,街头灭火器、消防栓和防火水槽分布得密密麻麻,几乎几十米就有一个。一旦江东区出现6级以上的地震,町会干部在确保自身及家人安全的前提下,会立刻行动起来,调集“灾害协力队”,组织居民疏散到邻近的学校和公园——在日本,学校的建筑通常是最结实的,这些地方平时就备有应急的粮食、水和毛毯等物品。
整个过程中,区役所通过町会下发的无线防震报警器会发挥重要作用:不但能通知居民躲避地震,而且由于地震往往引起火灾,区役所还能通过掌握风向,告诉居民正确的逃跑方向。
离佐藤先生家不远处是有着350年历史的龟户天神社。平日里,这里更像一个清静的公园,穿过高高的“鸟居”,就进入了“天上”,爬上一座红色的拱桥,有乌龟在湖中的岩石上晒太阳,更多的乌龟在争抢游人抛下的面包,龟户本是填海而成,地下水偏咸,乌龟较鱼更能适应。5月时湖周围会开出紫藤花的瀑布,神社也由此入选“新东京百景”。再往前行,便是祭堂。
一个完整的参拜程序是这样的:在净身处用木瓢取水洗手,并用手捧水漱一漱口,面朝祭堂,将一枚硬币(5日元或者50日元)投入捐赠用的匣子,深鞠躬两次,击掌两次,再次鞠躬并进行几秒钟的祈祷。如果有殿堂铜锣,祈祷时可以轻轻地敲响,神道教认为,这样可以得到神的注意。龟户天神社里供奉的是平安时期的学者菅原道真——有点像中国的文曲星,因此祭堂边祈愿考上某个学校的木牌特别多
如果说町会是日本人在世俗层面的结合体的话,那么神社就是把他们真正凝聚起来的更深层的纽带。“神社是扎根于日本人内心之中的,很多活动都以神社为中心,从九州到北海道,莫不如此。”佐藤先生说,“在美国,通常是先有人聚居,然后才有教堂,而在日本,是先有神社,然后围绕神社形成社区,所以日本人非常讲究‘地缘’,相信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也即‘氏神’。比如每年的11月,日本3岁、5岁、7岁的儿童,要在身着和服的父母陪同下,到本地神社求福,氏神会为他们驱除灾厄。”
“靖国神社不一样,”他又补充解释,“它由国家修建,后来又供奉了甲级战犯,对我们来说,它和我们的出生地没有关系,不是‘氏神’。”
9月18日,本刊记者第二次拜访龟户地区时,附近一个稍小的神社正在迎来它的节庆。通往神社的道路上挂着一排排红白相间的灯笼,上面写有町会的名字,人们在路旁摆摊,卖着烤鱿鱼、纳豆等,大多数小吃都在100日元以下,“卖得非常便宜,主要由町会出钱补贴,其实就是回馈本地居民。”白岩忠夫说。他是江东区区议会议长,也在帮忙张罗着明天的节庆。
与其说是摆摊,不如说在闲聊,买者和卖者平时就是街坊,大家都穿着随便,趁着这个机会三五成群地拉拉家常,顺便计划一下明天怎样庆祝,不时迸发出快活的笑声。这是城市里的“村落”,却和我们头脑里“城中村”的印象相去甚远,相比于新宿、银座的腰板笔直脚步匆匆,这里无疑是松弛与缓慢的。
神社的一侧是舞台,第二天会有本地居民的演出,舞台再绕过去有一个小小的靶场,穿得像圣斗士一样的孩子们刚刚散去,作为仪式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在这里练习射箭,正中靶心就意味着他们的目标将要实现。神舆停放在路边临时搭建的木台上,明天,町会组织的志愿者们,要抬着它“哇啸哇啸”地巡游邻里——或者说,“氏神”管辖的范围。
从宗教意义上说,神舆巡游是让守护神视察并降福于所在地区,但日本人早就习惯从这样的仪式中各取所需。忙碌的上班族好容易闲下来,带着孩子看看热闹;主妇们参与准备红豆饭的义务劳动,顺便增进邻里感情;扛着神舆的小伙子们,会试图带着它游行到社区的边界,隐隐有和邻近社区叫板的意味;年长的町会干部们,则希望每一回巡游,都能增进人们对社区和传统的认同。白岩议长在这里碰到了另一位老人,他是总武线龟户站附近一个町会的会长。和三丁目相比,龟户站周围更多的是大型住宅公团,“团地”生活容易老死不相往来,老人希望利用合办节庆的机会,把更多的“团地族”与传统仪式衔接起来。
佐藤先生在抱怨一件类似的事情,“现在老是强调个人隐私,町会干部好多事情不敢问了,比如吧,我们要搞一个敬老协会,让75岁以上的老人参加,可是人家的年龄就不太好问,于是我们只好猜:那个老太太应该有75岁了吧,那就请她参加……”
龟户地区老人生活与整个日本并无大的不同。如果加入了国民年金,退休以后每个月可以领25万日元(约合2万人民币)左右,如果是大公司职员,这个数字可以达到40万日元,加上日本家庭一般存款较多,所以多数老人生活优渥,用佐藤的话说,“在社区活动之外,每天做做操、散散步、遛遛狗,还经常旅游”。有趣的是,在谈到自己买马彩这个爱好时,他颇有些不好意思:“这个不得体……中国的老人比我们要有追求吧?”
下午4点,佐藤先生开车带我们去往夏末大会的主会场——龟户中央公园。这是一次联合了龟户22个町会的更盛大的节庆,包括了神舆巡游、防灾体验、模拟贩卖、纳凉大会、花火大会等等,预算超过700万日元,“行政很坏!区役所只肯出一半的钱,剩下一半,除了各町会从会费中拿,还要请企业来赞助。”
请来的企业多是某某料理店、某某纪念品商店、某某会计所,做的都是街坊生意,每家出2万日元赞助,然后在明黄色的活动手册上登一个豆腐块广告。今年节庆要放烟花,“目标一千发”,可是赞助没拉够,只能放600发,他们也不在意,仍然高高兴兴地写“花火大会赞助感谢”。
5点,太阳没那么毒辣了,小摊贩的生意也来了。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专做节庆生意的露天商,打着大阪、广岛、北海道特色美食的招牌,空气中弥漫着章鱼烧和爆米花的香味,有点中国庙会的感觉。陆续前来的市民不少穿着“浴衣”(一种较轻便的和服),他们买些小吃,在草地上铺块塑料布,架个小桌板,就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这场景,和数十年前,甚至数百年前的场景没有什么两样,也许,日本想象力丰富的“怪谈”就是从这里诞生的吧。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中央公园的灯笼亮了起来,一群穿着正装、领导模样的人进场,他们在儿童鼓乐队的引导下前进,偶尔举手向草坪上的市民打个招呼。市民们继续喝着啤酒,吃着烧烤,偶尔也给他们鼓鼓掌。领导们绕场一周后,坐到了舞台上,儿童鼓乐队开始一首一首演奏乐曲,听起来全部是似曾相识的日本动画片主题歌,每奏完一曲,台上的领导都要微笑着鼓励一下,看起来有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与民同乐气氛。之后是领导讲话,区长、议长和本地政治新星依次登场,说的无非是要团结起来,让龟户更美好之类的话,也没几个人在认真地听,倒是舞台下方那绿油油的宣传标语更有意思:“防中暑,要喝有盐分的水!”
演出在7点准时开始,22个町会的婆婆妈妈们依次登场,都穿着和服,蹬着木屐,跳着节奏缓慢的传统舞蹈。台上跳得起劲,台下的“浴衣”们也不遑多让,披着残留的“夕烧”(夕阳),踩着音乐的拍子加入了草坪上的集体舞,踩地、抬腿、半转身……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从空中往下看,他会看见一个几百人手挽手围着的巨大圆圈,在慢慢地逆时针转动呢。再过一个多小时,天黑透了,人微醺了,舞跳累了,花火会倏地升上夜空,开出600朵璀璨的花儿来。
“以节庆之名”是这一切的契机,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日本人对“即时传统”的偏好,他们擅长借用各种传统符号——它可能是本地神社某个古老的仪式,可能是“下町”家长里短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日本文化中对易逝的美好事物(譬如樱花和花火)的迷恋——来覆盖新的环境,从而创造出人们对一个自治的邻里的认同:这里是江东区,这里是龟户,这里是龟户三丁目。不过也有人类学家视野之外的话题,日本杏林大学副教授刘迪提醒本刊记者,中国人看日本,往往只看到它的内阁在走马灯似地换,却少有人看到中央政府不稳定之下地方自治体的稳定,“这种稳定的自治能力,是不是日本虽经历20年经济不景气,却仍然没有垮掉的重要原因呢?”
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如此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这个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在现代化过程中疾速地抛弃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另一方面,日本让我们感觉到,民间社会,是比国家机器更久远和安定的力量。
(参考资料:西奥多·C·贝斯特《邻里东京》、张暄《日本社区》、张燕淳《日本四季》、三浦展《下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