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忆他是，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一副老式大眼镜，谈不上风度翩翩，却面容清癯，有如炬的目光。
　　他念及她是，娇小玲珑，温婉聪慧，性格和善，面容白皙、清秀的南国佳丽。
　　1932年，水木清华，他们一见钟情。
　　她是杨绛，他是钱钟书。一个是书香门第的才女，一个是出身名门的才子。她称他默存，他唤她季康。门当户对，佳偶天成。一段旷世情缘虽是缘起自由恋爱，却也避不开传统中国喜事的礼尚往来。
　　杨绛曾说过，默存和她的“订婚”，说来很是滑稽。明明是他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她把默存介绍给父亲的，可是后来默存又由他父亲带去拜见自己家人，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做男家女家的媒人，又摆起酒宴，且男女分席，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为他们完成“订婚礼”。就这样，季康成了默存的未婚妻。颠颠倒倒，他们还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矩里，在中国婚礼的传统习俗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十月之季，普天同乐。有国庆，有假期，更有新人乘乐喜结连理。国家之喜、民族之喜、个人之喜，中国喜事绽开在喜上加喜的炮竹礼花里。人生四喜有提及“洞房花烛夜”，婚姻之喜在人生中占据着无法比拟的重要地位。
　　婚礼，是汉族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因古人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会在黄昏行娶妻之礼。因而旧时，婚礼又做“昏礼”。《史记·昏仪》中早有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


　　婚礼之重不仅在于文化传承，在个人人生中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婚礼在五礼之中属嘉礼，是继男子的冠礼或女子的笄礼之后人生第二个里程碑。彼时，先贤们自童年启蒙时代起，便开始咏叹着《诗经》，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婚礼上仍然有诗歌的赞颂和祝福。在他们的心灵中，情爱从萌发便与礼乐交融，彰显着礼仪之邦的高贵品质和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情操。由此可知，婚礼之喜，正是中国喜事的主角。
　　在古代，为遵守森严的家规，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因此很多都有“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杨玉环的境遇。她们命中注定的夫婿也就只能依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寻得。在现代，人们把婚姻看做爱情的归宿。而在传统古国的岁月里，婚礼更多的是一种昭告亲友的仪式。那时，婚礼似乎是女人一生值得回忆的骄傲。即便花白了头发，浑浊了眼眸，混沌了所有记忆，都不会忘却那朱唇红装、被挑起红盖头的时刻。
　　为了秉承喜事欢愉的原则，婚礼之上自是有很多喜庆元素相伴。从进门贴着的大红双喜字，到桌上燃着的红蜡烛，再到撒有各类寓意美好干果的包裹等等，婚礼现场每一个细节都诉说着欢庆，透露着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新人在接受亲友祝福的同时，也要受些习俗洗礼。但是不管是“抢婚”还是“哭嫁”，不管是新娘亲邻们的辣椒饺子还是新郎友人们的闹洞房，婚礼之上都是幽默与严肃并行，辛苦与欢乐同在。存在即有理，新人们历经这婚礼上的重重关卡，才懂得对日后的婚姻生活倍加珍惜。
　　美好的事物总是来自于经典，当我们引经据典、精益求精的同时，一种传承的认可感便会让其显现出无与伦比的美丽。杨绛与钱钟书都是出身名门，两家长辈也是深受中西方文化的熏陶，深谙中西婚礼文化利弊。所以虽然二人一见钟情，家长却依旧为他们坚持按照传统礼节操办喜事。相信他们得以相濡以沫，扣指白首也是受传统中式婚礼的裨益。
　　然而，完美的婚礼会预示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幸福的婚姻并非都源于完美的婚礼仪式。赵一荻不在乎名分，忍痛与亲人诀别，只为能与张学良长相厮守。她说：我所以背着恶名到关外，全不为别的，只为得到一颗真诚的心，因此，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更不会在乎如何称呼！
　　不管怎样，赵四小姐以其坦诚与率真不仅获得了爱情，也获得了张发妻的认可与祝福。相比而言，林洙做了梁思成的妻子，却只能活在林徽因光芒四射的阴影下与世人的不解中。但是那又如何，爱情让她心甘情愿地做个替代者。她们身体力行地向我们证明，婚姻是爱情的给养，绝不是爱情的枷锁。幸福的婚姻可以超越习俗，超越仪式，超越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