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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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协调存在不足以及巨大的社会收益是产业政策存在的两个重要理论前提.在国与国的产业分工中,一国的产业政策可能扶持某些在该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体现了国与国之间一种策略性的分工.而中国的大国特征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策略性分工的合理性,使产业政策可以借助更强的规模效应以及更大的国内市场而获得成功.但是在产业政策的实践中,类似的策略性分工不应当出现在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因为这会导致产业政策最终偏离长期、全局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分析放在大国治理的背景之下.通过从中央及地方两个层面考察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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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上海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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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协调存在不足以及巨大的社会收益是产业政策存在的两个重要理论前提.在国与国的产业分工中,一国的产业政策可能扶持某些在该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体现了国与国之间一种策略性的分工.而中国的大国特征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策略性分工的合理性,使产业政策可以借助更强的规模效应以及更大的国内市场而获得成功.但是在产业政策的实践中,类似的策略性分工不应当出现在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因为这会导致产业政策最终偏离长期、全局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分析放在大国治理的背景之下.通过从中央及地方两个层面考察中国的产业政策,我们的确发现地方的产业政策可能偏离当地的比较优势.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产业政策实施中可能存在政策误区,因而机制设计的思想在产业政策设计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以水污染规制政策和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为例,我们发现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可能导致产业政策顾此失彼.这就提醒我们产业政策制订时需要考虑可能的一般均衡效应,也就是政策在不同维度上可能发生的溢出效应.只有这样,产业政策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长期、全局和多维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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