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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远，安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民进安徽中医药大学支部主委。其合作研究成果《肝豆状核变性的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临床研究》获得“安徽省科技成果奖”，2007年被评为“全国中医院优秀院长”，2012年获“全国中西医结合优秀青年贡献奖”。
我是一名医生，病人都叫我“可人医生”。最初听到病人这样喊我，心里挺紧张的，以为自己哪个方面很“娘”，患者取笑我。后来有病人笑着向我解释：“你是个好医生，是一个可信赖的人，你又经常自我介绍说‘人可何’，所以大家这才叫你‘可人医生’的。”原来，这个称呼是病人对我工作的认可，后来我一直以此激励自己、鞭策自己，至今追求着努力做病人满意的“可人医生”。
医者仁心，十年筑医魂
我1992年从安徽中医学院毕业，过五关斩六将，成为全校唯一一名留校生;更幸运的是，留校后师从全国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杨任民教授。他严于治学、忠于医道的品格和风范，让我受益终生。遵循恩师教诲，我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年。
当我第一次走进病房，一下子就惊呆了：有的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的中风患者;有的是下肢失灵、无法站立的截瘫病人;有的是吐字不清、行走困难的脑瘫患儿。天长日久，我才真切地体会到：每位患者的背后，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痛苦和艰辛。一个老人病倒了，也许是一家人的精神崩溃了;一个中年人病倒了，也许是一家人的经济垮塌了;一个孩子病倒了，也许是一家人的希望破灭了。我的心被深深刺痛，默默立志：“不为良相，必为良医。”
怀揣青春梦想，我一边专心钻研神经病学理论，一边细心观察、用心治疗，义务给病人做针灸、推拿、康复训练，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在我的脑瘫治疗室里，摆放着许多五颜六色的玩具、小画书和儿童食品。因为脑瘫患儿刚开始治疗时都有些抵触情绪，我就像幼儿园的老师那样，带他们一起玩耍，吃零食、做游戏，逗他们开心，成为他们的伙伴，取得他们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
有个叫浩然的脑瘫孩子，患有狂躁症和自闭症。刚开始，一进治疗室，不是踢凳子就是摔玩具，我总是摸摸他的头，拾起来。他再摔，我再摸摸他的头，再拾起来。他行走不稳，还一个劲地向前冲，常常摔倒，我总是第一个扶起他，轻轻地给他按摩，尽量让他舒服些。如此3个月下来，小浩然竟然神奇般安静下来，愿意配合我的治疗了。
从这个患儿的治疗中，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爱，才是神丹妙药;没有爱，便不能治病救人。
我的病房里躺着许多截瘫、偏瘫病人，他们站不起来，大小便不能自理，眼神里充满着痛苦而无助的忧伤。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每天尽心地给他们康复训练，还不停地为病人鼓劲加油：“站稳！”“坚持！”“很棒！”“挪步！关键的是第一步！”“再走，再走！就能和家人一起逛公园啦！”我希望通过我的鼓励，能让患者多一份希望和力量。
经过长期艰苦的康复训练，他们中有许多人的腿能站了，路能走了，生活能自理了，生命又一次焕发了光彩。
筹建医院，圆济世梦想
2003年，学校为扩大临床教学规模，委派我筹建一所新医院，我欣然答应了，美滋滋地想：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可是校长跟我说：“学校只能给你一幢空楼，没有资金和设备，没有人员和编制，你是一个吃苦耐劳、有闯劲的小伙子，我们相信你能成功！”听了这番话，我傻眼了。但领导的信任、师生的期盼，令我不能退缩。
建医院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事物，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角色的转换。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熟悉医院管理的方方面面，变外行为内行。
医院如何定位？这是建设医院的头等大事。我想，要办就要办百姓最需要的医院。10年的临床实践让我坚信，未来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一定是中西医结合。因此，在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创办安徽省首家中西医结合医院。为证实其可行性，时值盛夏，烈日炎炎，我骑着摩托车穿梭于大街小巷，向每位受访者仔细询问情况做调研。1个月后，5000份调查问卷的结果令人欣喜：90%以上的被采访者表示赞同。
建医院少不了人才、设备和医院文化，而我却一无所有。首缺的是人才，我就成立预约会诊专家库，专家库里聘请合肥市各大医院知名中医和西医专家入库，病人来看病时，我们就从专家库里请专家来，免得病人奔波。其他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全省公立医院率先实行聘任制。
医院装修和购买设备需要大量资金，我只能四处跑银行，但所有银行都要求学校抵押或担保，可是学校政策又不允许。万般无奈，我只好求助曾经接受过我治疗的一家银行的老行长。他被我的真诚和执着所感动，表示可以贷款，但要以我个人的信任度作担保和房产作抵押。我犹豫了。
可转念一想：我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看几十个病人，但一家医院一天能接待成百上千的病人。要干事总会有风险，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于是，我力排众议，决意贷款。
就这样，建院10年，我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政府没有一分钱投入的艰难情况下，建成了当时省内最大的康复治疗中心，建成了现在的二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并成为全国第三批重点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单位，2014年又获省政府批准，在医院基础上组建1000张床位的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此外，医院支持学校教研经费近千万元，医院利润存款达数千万元。
爱党爱会，履职尽其责
2012年，我加入了民进，随后任民进安徽中医药大学支部主委。民进组织的教育和培养，让我拥有了参政党的意识和眼光，我觉得自己又多了一份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同时，也觉得自己找到了精神归宿。
支部工作如何开展？是我和会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大家在讨论中逐步形成共识，认为支部应充分发挥会员们中医药专长，围绕服务百姓健康的工作思路，积极调研、建言和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进而逐步形成了我们支部的工作特色。
我在临床中经常发现，一些脑瘫患儿常常因贫弃医，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如何让更多的脑瘫患儿不再因贫弃医？我们支部能不能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爱心款、建立爱心救助基金，解决这些贫困患儿的治疗费用？支部会上，我的想法得到会员们的积极响应。截止目前，支部已筹集爱心救助资金20多万元，我已与民进安徽省委会领导商量，将于近期启动爱心救助计划。
送医下乡是我们支部工作的特色之一。曾记得，第一次我率支部会员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一个村落里，从四里八乡闻讯赶来的乡亲们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会员们忙着把脉、开处方、针灸、推拿，热情地回答村民们的各种咨询，朴实的村民们纷纷表达谢意：“你们星期天不休息，大老远赶来为我们治病，真是太辛苦啦！”“那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看病真认真。”“我们平时看专家真难，你们要是能经常来就好了。”我说：“请放心，只要老区百姓需要，我们就会再来！”当送走最后一个村民，已是午后两点，大家这才松口气开始吃午饭。在我任支部主委的两年里，前后6次率支部医疗队奔赴多个贫困山区开展送医送药服务活动，共计义诊群众2000多人次。
民进支部举办的老年养生讲堂又是我们一项特色工作，两年来已连续举办多场。在课间，老人们兴奋地谈论着：“来这儿听养生讲堂还真管用，不吃药、不打针病就好啦！”“可不！我只是调换了枕头，头就不晕了。”看到老人们愉快的表情，我和会员们都感到十分欣慰。如今，我们支部又将“民进养生讲堂”搬进社区，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掌握养生保健新知，拥有健康的金钥匙。
创建医院，将我的职业生涯一分为二。十年医生生涯，我服务了病人，病人也成就了我;十年院长生涯，我随医院发展而成长。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作为医者，作为民进的一员，将常修从医之德，常怀律己之心，情系家国，秉承使命，勇于担当，创建新业！
（王爱萍 余嶂溪 执笔）
何光远，安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民进安徽中医药大学支部主委。其合作研究成果《肝豆状核变性的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临床研究》获得“安徽省科技成果奖”，2007年被评为“全国中医院优秀院长”，2012年获“全国中西医结合优秀青年贡献奖”。
我是一名医生，病人都叫我“可人医生”。最初听到病人这样喊我，心里挺紧张的，以为自己哪个方面很“娘”，患者取笑我。后来有病人笑着向我解释：“你是个好医生，是一个可信赖的人，你又经常自我介绍说‘人可何’，所以大家这才叫你‘可人医生’的。”原来，这个称呼是病人对我工作的认可，后来我一直以此激励自己、鞭策自己，至今追求着努力做病人满意的“可人医生”。
医者仁心，十年筑医魂
我1992年从安徽中医学院毕业，过五关斩六将，成为全校唯一一名留校生;更幸运的是，留校后师从全国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杨任民教授。他严于治学、忠于医道的品格和风范，让我受益终生。遵循恩师教诲，我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年。
当我第一次走进病房，一下子就惊呆了：有的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的中风患者;有的是下肢失灵、无法站立的截瘫病人;有的是吐字不清、行走困难的脑瘫患儿。天长日久，我才真切地体会到：每位患者的背后，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痛苦和艰辛。一个老人病倒了，也许是一家人的精神崩溃了;一个中年人病倒了，也许是一家人的经济垮塌了;一个孩子病倒了，也许是一家人的希望破灭了。我的心被深深刺痛，默默立志：“不为良相，必为良医。”
怀揣青春梦想，我一边专心钻研神经病学理论，一边细心观察、用心治疗，义务给病人做针灸、推拿、康复训练，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在我的脑瘫治疗室里，摆放着许多五颜六色的玩具、小画书和儿童食品。因为脑瘫患儿刚开始治疗时都有些抵触情绪，我就像幼儿园的老师那样，带他们一起玩耍，吃零食、做游戏，逗他们开心，成为他们的伙伴，取得他们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
有个叫浩然的脑瘫孩子，患有狂躁症和自闭症。刚开始，一进治疗室，不是踢凳子就是摔玩具，我总是摸摸他的头，拾起来。他再摔，我再摸摸他的头，再拾起来。他行走不稳，还一个劲地向前冲，常常摔倒，我总是第一个扶起他，轻轻地给他按摩，尽量让他舒服些。如此3个月下来，小浩然竟然神奇般安静下来，愿意配合我的治疗了。
从这个患儿的治疗中，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爱，才是神丹妙药;没有爱，便不能治病救人。
我的病房里躺着许多截瘫、偏瘫病人，他们站不起来，大小便不能自理，眼神里充满着痛苦而无助的忧伤。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每天尽心地给他们康复训练，还不停地为病人鼓劲加油：“站稳！”“坚持！”“很棒！”“挪步！关键的是第一步！”“再走，再走！就能和家人一起逛公园啦！”我希望通过我的鼓励，能让患者多一份希望和力量。
经过长期艰苦的康复训练，他们中有许多人的腿能站了，路能走了，生活能自理了，生命又一次焕发了光彩。
筹建医院，圆济世梦想
2003年，学校为扩大临床教学规模，委派我筹建一所新医院，我欣然答应了，美滋滋地想：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可是校长跟我说：“学校只能给你一幢空楼，没有资金和设备，没有人员和编制，你是一个吃苦耐劳、有闯劲的小伙子，我们相信你能成功！”听了这番话，我傻眼了。但领导的信任、师生的期盼，令我不能退缩。
建医院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事物，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角色的转换。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熟悉医院管理的方方面面，变外行为内行。
医院如何定位？这是建设医院的头等大事。我想，要办就要办百姓最需要的医院。10年的临床实践让我坚信，未来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一定是中西医结合。因此，在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创办安徽省首家中西医结合医院。为证实其可行性，时值盛夏，烈日炎炎，我骑着摩托车穿梭于大街小巷，向每位受访者仔细询问情况做调研。1个月后，5000份调查问卷的结果令人欣喜：90%以上的被采访者表示赞同。
建医院少不了人才、设备和医院文化，而我却一无所有。首缺的是人才，我就成立预约会诊专家库，专家库里聘请合肥市各大医院知名中医和西医专家入库，病人来看病时，我们就从专家库里请专家来，免得病人奔波。其他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全省公立医院率先实行聘任制。
医院装修和购买设备需要大量资金，我只能四处跑银行，但所有银行都要求学校抵押或担保，可是学校政策又不允许。万般无奈，我只好求助曾经接受过我治疗的一家银行的老行长。他被我的真诚和执着所感动，表示可以贷款，但要以我个人的信任度作担保和房产作抵押。我犹豫了。
可转念一想：我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看几十个病人，但一家医院一天能接待成百上千的病人。要干事总会有风险，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于是，我力排众议，决意贷款。
就这样，建院10年，我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政府没有一分钱投入的艰难情况下，建成了当时省内最大的康复治疗中心，建成了现在的二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并成为全国第三批重点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单位，2014年又获省政府批准，在医院基础上组建1000张床位的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此外，医院支持学校教研经费近千万元，医院利润存款达数千万元。
爱党爱会，履职尽其责
2012年，我加入了民进，随后任民进安徽中医药大学支部主委。民进组织的教育和培养，让我拥有了参政党的意识和眼光，我觉得自己又多了一份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同时，也觉得自己找到了精神归宿。
支部工作如何开展？是我和会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大家在讨论中逐步形成共识，认为支部应充分发挥会员们中医药专长，围绕服务百姓健康的工作思路，积极调研、建言和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进而逐步形成了我们支部的工作特色。
我在临床中经常发现，一些脑瘫患儿常常因贫弃医，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如何让更多的脑瘫患儿不再因贫弃医？我们支部能不能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爱心款、建立爱心救助基金，解决这些贫困患儿的治疗费用？支部会上，我的想法得到会员们的积极响应。截止目前，支部已筹集爱心救助资金20多万元，我已与民进安徽省委会领导商量，将于近期启动爱心救助计划。
送医下乡是我们支部工作的特色之一。曾记得，第一次我率支部会员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一个村落里，从四里八乡闻讯赶来的乡亲们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会员们忙着把脉、开处方、针灸、推拿，热情地回答村民们的各种咨询，朴实的村民们纷纷表达谢意：“你们星期天不休息，大老远赶来为我们治病，真是太辛苦啦！”“那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看病真认真。”“我们平时看专家真难，你们要是能经常来就好了。”我说：“请放心，只要老区百姓需要，我们就会再来！”当送走最后一个村民，已是午后两点，大家这才松口气开始吃午饭。在我任支部主委的两年里，前后6次率支部医疗队奔赴多个贫困山区开展送医送药服务活动，共计义诊群众2000多人次。
民进支部举办的老年养生讲堂又是我们一项特色工作，两年来已连续举办多场。在课间，老人们兴奋地谈论着：“来这儿听养生讲堂还真管用，不吃药、不打针病就好啦！”“可不！我只是调换了枕头，头就不晕了。”看到老人们愉快的表情，我和会员们都感到十分欣慰。如今，我们支部又将“民进养生讲堂”搬进社区，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掌握养生保健新知，拥有健康的金钥匙。
创建医院，将我的职业生涯一分为二。十年医生生涯，我服务了病人，病人也成就了我;十年院长生涯，我随医院发展而成长。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作为医者，作为民进的一员，将常修从医之德，常怀律己之心，情系家国，秉承使命，勇于担当，创建新业！
（王爱萍 余嶂溪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