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天，《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了诗人王家新。他驳斥了一直以来关于“文学死亡”、“诗歌死亡”的言论，他相信，只要语言不死、人心不死，诗歌就不会死亡。
　　“如果真正了解诗歌，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诗歌比以前发展的更好。”王家新强调。
　　诗歌正在回暖
　　在近30年的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王家新是见证者和参与者。作为第三代诗人，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经历90年代消费时代来临后诗歌的低潮，又等来了诗歌的“回暖”。
　　是的，王家新认为当下的诗歌在回暖。他举了几个例子。
　　首先是出版。他说这几年国内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诗歌丛书，他和多多、西川等五位诗人2013年就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标准诗丛第一辑。另外还有长江文艺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诗集。他说，他在上世纪90年代只出版了一本书，但是在这个时代，诗人们不断出版着诗集、译作。
　　其次，王家新说今天的诗歌节、诗会，非常丰富，而且有一个现象：民间资本投向诗歌。
　　再次，诗歌杂志不断出版发行，而且一个现象是以书代刊。他说做得不错的杭州《诗建设》就是以书代刊，是由一个写诗的企业家黄纪云资助的。此外像《诗品》、《新诗》等杂志都是由诗人企业家赞助。
　　王家新还提到微博上诗歌的活跃，他本人的一首诗歌翻译作品《爱的更多的一个》在微博上被点击了40万次。王家新感慨诗歌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发展让其呈现更加多元。
　　王家新不用微信，但这不妨碍他知道微信上“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读诗公共平台的火热。
　　虽然对当下诗歌的现状有足够的信心，但对消费时代诗歌精神的内在匮乏、扭曲，王家新有着尖锐的批评。
　　消费时代里的诗歌标准
　　王家新说，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诗集非常畅销，他见到《万物静默如谜》的翻译陈黎，谈起这本书的出版，陈黎也是无奈，出版商为了迎合大众时代小资的口味，在书中作了许多改动。
　　对辛波斯卡的另一本刚刚出版的诗集《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王家新认为这样的书名一看就“太流行”了，像一个明星的传记，而辛波斯卡根本不是这种诗人。
　　王家新不满意这样对待诗歌，他严责“文化的消费”总是消费人们能够消费的东西，和因为某种“符号”去购买一本书一样，“这样既付得起，也容易埋单。”
　　“古典诗歌的一部分、现代的雨巷、余光中式的乡愁、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再别了好多年还要去再别的康桥，等等。张枣逝世后，还得加上他那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这就是说，死亡也会促进消费，会使消费时代的菜单发生变化。”他曾写文谈及“消费诗歌”。
　　“消费文化带来的问题是它掩盖了文学和诗歌的真正标准，降低了这个民族的智商，模糊了人们的审判力。”他说。
　　王家新强调诗歌的标准，虽然在这个时代怎么听起来都像是一种讽刺。
　　诗歌标准的背后是诗人的承担与坚持。
　　1993年，王家新在伦敦南岸艺术中心参加一个诗歌节，活动结束，他走在泰晤士桥上，路灯下，情绪依旧兴奋的他拿出诗歌节的小册子翻看，封面是茨维塔耶娃的诗歌Appointment。
　　“我一读，一种触电般的战栗，开头完全是一种肉体的哆嗦，路灯下我忘记了一切，读到中间，都不敢往下看。那天晚上我就开始翻译这首诗。”这就是他翻译的第一首茨维塔耶娃的诗，《约会》。
　　“这样的诗不能翻译太多，它给你的震撼，直抵心灵深处。”接受采访中的王家新又情不自禁地背诵起这首诗。
　　他从1991年开始翻译德国诗人策兰的作品。他引用阿多诺对策兰的评价：“在这个消费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上，他从策兰的后期诗歌中看到了某种‘抵抗性潜能’，某种不屈从于公众的审美趣味，谋求艺术自身尊严的‘隐蔽的驱动力’”。
　　采访中他没有用“诗歌复兴”这个词汇，他说文化建设是非常艰苦的，这种词汇的背后是运动式的思维。他说自己在学校所力主做的，就是培养学生对诗歌的感觉，坚持诗歌的标准，进行艰苦而深入的工作，只有如此，诗歌才有真正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