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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丁·艾米斯的小说《时间箭》是非自然叙事的典型代表作品，其中非自然的叙述者、时间和故事世界是最为突出的表征形式，体现了作者对传统叙事规约和叙事模仿论的颠覆和解构，在亦破亦立中凸显了艾米斯对战争罪行本质的揭露和纳粹暴行的批判，表现出作者深重的伦理责任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非自然叙事 《时间箭》 马丁·艾米斯
引言
英国当代文坛教父马丁·艾米斯的小说《时间箭——罪行的本质》（1991）因其独特的时序形式在文学界获得了极大声誉。被认为是“一部典型的关于施害者的大屠杀文学文本”a。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运用了与“模仿论”相对立的非自然叙事手法，讲述了纳粹战犯托德·弗兰德里一生的故事。Richardson指出，马丁·艾米斯的《时间箭》中具备一种“反常的时间性”b。这种叙事框架颠覆了是非黑白的概念，也模糊了善恶之间的界限。在这种反常的叙事时序的背后，体现出作者对战争和暴力的批驳。本文认为，借助非自然叙事的书写机制，艾米斯不仅实现了对叙事结构和叙事时间的实验性探索，同时以一种陌生化的手法揭示暴力和战争的本质，表达了作者对纳粹罪行的深刻批判。
广义而言，非自然叙事指涉所有与“模仿论”相对立的叙事模式。它聚焦于“虚构叙事中的反模仿论”c。Brian Richardson将非自然叙事定义为 “反模仿文本”，因为它“扰乱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抑或是“超脱了自然叙事的规约”d。简言之，非自然叙事与传统叙事的区别在与对“模仿”的看法上。布莱恩·理查森进一步提出，非自然叙事指涉“违背传统现实主义参数的反模仿文本，或是超越自然叙事规约的反模仿文本”e。概言之，非自然叙事主要指涉与模仿论相悖逆的叙事模式，着眼于对叙事成规的颠覆和重构。在《时间箭》中，作者的非自然叙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非自然的叙述者、非自然的时间和非自然的故事世界，借助这种手法，作者再现了大屠杀的罪恶行径，凸显了这一罪行的恐怖本质。
一、非自然的叙述者
《时间箭》运用了与传统叙事视角相异的第一人称复数叙事为叙述者，具有非自然叙事的典型特征。理查森认为，“一旦與传统的叙述形式相并置，第一人称复数最为有效，它可以持续不断地陌生化传统叙述形式的规约本质”f，强调了此类叙事模式对传统叙事规约的相悖性。马乔林指出，“‘我们’的指称种类至少有两组个体组成，即我们（we）=我（I）+他人（others）”g。在《时间箭》中，作者频繁使用的第一人称复数叙事融合了作为他人的主人公（托德·弗兰德利）和讲述者“我”两组个体视角。
讲述者“我”所寓居的这具身体属于大屠杀施害者，而“我”则是这一暴行的旁观者。有研究者认为，由于“文本中的‘我’与‘我’所存在并通过其认知世界的这个身体在意识和名字上都不一致”h，导致了施害者发生了“断裂性分裂”i。这一明显违背传统叙事规约的做法具有典型的反自然性。据此，阿尔贝提出，“在《时间箭》中，主人公和讲述者的思维产生了非自然的叙述”j，它们具有自己独立的声音，虽然不屈从于对方，但相互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主人公奥狄罗不仅经历了两次“转世”式的重生，甚至多次改变身份。从叙事视角的角度来看，Daniel Dertel认为《时间箭》之所以对主人公做了如此多的转换式处理，是为了通过叙事者身份的断离彰显历史的断离。k在小说中，这种多层转换式的叙事模式直接导致了叙事者意识和身体的悖逆。同时，作者选择了复数人称“我们”作为第一叙述者，以凸显身体和意识的分离。
小说开篇，当“我”刚刚苏醒过来的时候，“我”惊讶地感到意识和身体之间出现了断裂。“我”意识到这具身体并不受“我”意识的支配，它有自己的判断和思想，而“我”虽然能够感受到这些思想的存在，却无法参悟。因此，叙述者用“我们”而不是“我”来进行讲述，以彰显“我”和托德意识的双重性共存。这种独特的、反传统的叙事模式为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提供了外部视角。在“我们”的视角中，不仅有叙述者“我”（I）的声音，也有源于外部的主人公（others）的意识。二者共存在第一人称复数视角之中。“我”进而发现，虽然具有独立的意识，但在这个全然相反的世界中，“我”却无能为力，无法干预任何事情。同时，虽然“我”的意识寓居在托德的身体中，但“我”的感觉、观点和托德之间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托德而言，医生工作给他带来的是享受，但对“我”而言，却是十分恐怖的经历。这使“我”逐渐意识到，与托德长时间共生在一具躯体之内，看他所看，感他所感，是无法逃避的事实。作者运用“我们”作为叙事主体，跨越了“第一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小说的界限……也跨越了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之间的二元对立”l。这种跨越不单单是引入了足以产生陌生化效果的新型叙事视角，更重要的是在叙事主体的意识和身体间营造出间离和分裂的效果，这种分裂“其实是叙述者与主人公两个私人世界的叠加”m。艾米斯将“我们”作为叙述者的做法兼容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不仅实现了主人公意识和叙事者意识的重合，也促成了外部叙事视角的闯入。让读者既能直观地“看”到纳粹的暴行，亦可以客观地对这段历史进行评价。
二、“非自然”的时间
《时间箭》中反传统的叙事时间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在小说开头，纳粹战犯托德·弗兰德利刚刚经历了由死到生的状态。他很快发现这是一个在时间上与他昏迷前的世界完全颠倒的空间。时间不是向前流逝，而是向后行进。报纸上的日期不是顺次递进，而是渐次递减。刚刚在这个世界中苏醒的托德不能理解为什么时间是以倒流的形式出现，而颠倒的时间似乎仅仅是在次序上让人感到有所不同。但是当这种“倒置”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之时，便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逐步颠覆了对与错、正与反、善与恶的传统秩序。
在这个时间倒流的世界中，生与死的次序亦被颠倒了过来。婴儿的啼哭声本是来到这个世界的象征，但是在这个世界里，却成为他们即将离世的悲啼。对于托德来说，他在医院的工作也显得颇为怪异：“有个家伙头上包着绷带进来……他的脑袋上有个洞，所以你说我们该怎么做呢？当然是拿一枚钉子放进去。”医治病人的过程被倒放以后，却成为对病人的伤害。而这种倒放式描述有着更为深远的叙事目的，它不仅仅是为了呈现出一个本末倒置的世界，而是为了揭示更为深刻的主题：当一切都被倒置之后，战争的本质也被改变了。 在托德受命前往奥斯维辛担任医生以后，“我”对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感到难以置信。在被伪装成淋浴室的焚化炉外面，“我”看到了虚弱的、甚至是没有生命迹象的人们被抬出来。他们的私人物品随后也被送来。而这些物品都是集中营里的每个德国人“捐赠”的。“抢夺”变成了“捐赠”，而使用毒气杀害集中营犯人的行为也变成了“复原”：“我们使用气体和火焰，处理绝大部分的女人、孩童和长者。”除此之外，纳粹集中营中残忍虐待受害者的行为，在这里反倒成了救人于水火的义举：“我看见他（一位犹太老人）在粪便中活过来拼命挣扎，而一旁欢天喜地的卫兵则连忙将他拉起”。在这个时间上本末倒置的世界中，一切都被颠覆了：虐待受害者的恶劣行径变成了关心和爱护，杀害受害者的行为则变成了“复原”。这种再现手法反而凸显了纳粹行为的罪恶：无论采用何种手段，甚至是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倒放式手段，既不能消泯纳粹给犹太人民带来的伤害，更不能改变罪行的本质。借助这种具有颠覆性的非自然时序，马丁·艾米斯对德国纳粹罪行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并将这种批判精神辐射到所有野蛮和原始的暴力行为之上，认为暴力非但无法促成人类的进步，反而体现出人类精神上的倒退。可以说，艾米斯在“非自然”的时间之中，沿袭了他以往作品中对暴力、战争和罪行等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批判。
三、 “非自然”的故事世界
“故事世界”指涉“周围的语境或环境”包含“存在物及其属性，以及他们所涉及的行动和事件”n。所以，“故事世界与所唤起的时空，以及时间与空间参数密切相关。一个非自然的故事世界包含关于再现世界的是组织在物理上和逻辑上的不可能性”o。作者以非自然时间观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在空间上亦有着非自然特性的故事世界，融入了他对涉及暴力和犯罪等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探究。
在小说开头部分，当托德逐渐了解到他所处的世界的不同寻常之处时，他发现，在这个时空中，各种博人眼球的小道消息大行其道：“‘男子产下一条狗’或‘小女星被翼手龙强暴’……一个来自外层空间冰云的超强种族即将诞生在北欧，他们将统治地球一千年。”這些有悖常理的消息不仅违背了逻辑顺序，亦具有明显的反模仿性，营造出一个非自然的故事世界。在这个颠倒的世界中，人们并不关心消息的真实性，却仅仅关注它是否有着新鲜的话题，如消费快餐一样消费这些信息，只为了消磨一段无聊的时光。“我”对此类读物不屑一顾，但托德却乐在其中。艾米斯借此凸显了他对后现代消费文化的批判：当真实性被抛掷脑后，精神便失去了坚实的根基；当人失去了思考和辨别的能力，便只能沉迷于此类毫无意义的信息之中，对思辨和理性弃之不顾；当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所有看似有趣的、未加证实的奇闻逸事，却不用理性对其信息进行思考和筛选之时，能够让人之所以为人的思辨性便消失殆尽，更无法分辨黑白善恶。
在提到托德的行医生涯时，作者描绘了一个在逻辑上与真实世界相悖的故事世界。托德的医生手册上有这样一段属于行医者的誓言。这是现代医学界的行业道德倡议书，而它与托德的职业经历实际上是相违背的。在行医过程中，托德不是为病患包扎伤口，而是将伤口剪开，让患者血淋淋地离开医院。艾米斯在这里运用了陌生化的手法，在时间被倒置的空间之中，医生的行为也被“倒带式”播放出来。如此一来，善举变成了残酷的行为，救治变成了伤害。杀戮却变成了重生，虐待也变成了善行。在这种语境中，“真实”被“虚构”颠覆，成为异质性的话语机制。托德意识到：“也许人类的残酷是恒久不变的，会改变的只是形式而已。”这一观点虽然颇为悲观，却凸显了残酷存在的本质。在这个非自然的故事世界中，作者也在试图展现另一层意义：作为纳粹医生的安沃多本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誓言，用毕生所学无私地救助病患，反而用自己的医学技术帮助纳粹政府残害无辜的犹太难民。这种双重的反逻辑性充分体现出反模仿性和非自然的特征，凸显了艾米斯对暴力的深刻批判：暴力和战争不会推动人类的进步，只会将人置于“非人”的恐怖地位。马丁·艾米斯所创造的这个非自然的故事世界是对现实空间的映射，多角度地再现了作者对战争和纳粹暴行的批判：野蛮暴力的战争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不是进步，而是毁灭。
结语
总而言之，《时间箭——罪行的本质》中的非自然叙事主要体现在叙事者、时间和故事世界的非自然中，突出表现了艾米斯对战争及其引发的暴虐行为的批判，以及他对纳粹暴行本质的批驳，体现出作者深刻的伦理责任和人文关怀。艾米斯对人性之“恶”和暴力的书写并非是将人类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在于为人类的进步和精神的重塑提供可能的路径，使人们最终得以摆脱精神荒原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艾米斯不仅是一位语言大师，亦是一位人文主义小说家。
am 张雯：《动态的叠加，荒谬的通达——论〈时间箭〉中的大屠杀施害者》，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8年第 期，第114页，第114页。
b Brian Richardson.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49-50.
c Shang Biwu.Unnatural Emotions in Contemporary Narrative Fiction. Neohelicon， 2018 （45）：449.
d Jan Alber， Stefan Iversen， Henrik Skov Nielsen， and Brian 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Beyond Mimetic Models. Narrative， 2010 （2）：115.
ejno 转引自杨·阿尔贝：《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超越模仿模式》，《叙事（中国版）》2011年第00期，第5页，第11页，第7页，第7页。 fgl 转引自尚必武：《讲述 ‘我们’的故事：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存在样态、指称范畴与意识再现》，《外国语文》2010年第2期，第17页，第18页，第19页。
h McGlothlin，Erin.“Theorizing the Perpetrator in Bernhard Schlink’s The Reader and Martin Amis’s Time’s Arrow”.After Representation： The Holocaus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9：221.
i Horowitz，Sara R.Voicing the Void： Muteness and Memory in Holocaust Fic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7：193.
k 轉引自Finney， Brian.“Martin Amis’s Time’s Arrow and the Postmodern Sublime”.Martin Amis：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6：105.
参考文献：
[1] Alber， Jan.， Stefan Iversen， Henrik Skov Nielsen，and Brian 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 Beyond Mimetic Models [J]. Narrative， 2010 （2）.
[2] Finney， Brian. Martin Amis’s Time’s Arrow and the Postmodern Sublime [J]. Martin Amis：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algrave MacMillan [M]， 2006.
[3] Horowitz， Sara R.Voicing the Void： Muteness and Memory in Holocaust Fiction [M].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7.
[4] Keulks， Gavin （eds）. Martin Amis：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M].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5] McGlothlin， Erin.Theorizing the Perpetrator in Bernhard Schlink’s The Reader and Martin Amis’s Time’s Arrow [J]. After Representation： The Holocaus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马丁·艾米斯.时间箭——罪行的本质[M].何致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7] Richardson， Brian. 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8] 尚必武. 讲述 “我们”的故事：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存在样态、指称范畴与意识再现[J].外国语文，2010（2）.
[9] 杨·阿尔贝.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超越模仿模式[J].叙事（中国版），2011（00）.
[10] 张雯. 动态的叠加，荒谬的通达——论《时间箭》中的大屠杀施害者[J].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8.
作 者： 孙希佳，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文学；李响，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英语教育。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非自然叙事 《时间箭》 马丁·艾米斯
引言
英国当代文坛教父马丁·艾米斯的小说《时间箭——罪行的本质》（1991）因其独特的时序形式在文学界获得了极大声誉。被认为是“一部典型的关于施害者的大屠杀文学文本”a。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运用了与“模仿论”相对立的非自然叙事手法，讲述了纳粹战犯托德·弗兰德里一生的故事。Richardson指出，马丁·艾米斯的《时间箭》中具备一种“反常的时间性”b。这种叙事框架颠覆了是非黑白的概念，也模糊了善恶之间的界限。在这种反常的叙事时序的背后，体现出作者对战争和暴力的批驳。本文认为，借助非自然叙事的书写机制，艾米斯不仅实现了对叙事结构和叙事时间的实验性探索，同时以一种陌生化的手法揭示暴力和战争的本质，表达了作者对纳粹罪行的深刻批判。
广义而言，非自然叙事指涉所有与“模仿论”相对立的叙事模式。它聚焦于“虚构叙事中的反模仿论”c。Brian Richardson将非自然叙事定义为 “反模仿文本”，因为它“扰乱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抑或是“超脱了自然叙事的规约”d。简言之，非自然叙事与传统叙事的区别在与对“模仿”的看法上。布莱恩·理查森进一步提出，非自然叙事指涉“违背传统现实主义参数的反模仿文本，或是超越自然叙事规约的反模仿文本”e。概言之，非自然叙事主要指涉与模仿论相悖逆的叙事模式，着眼于对叙事成规的颠覆和重构。在《时间箭》中，作者的非自然叙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非自然的叙述者、非自然的时间和非自然的故事世界，借助这种手法，作者再现了大屠杀的罪恶行径，凸显了这一罪行的恐怖本质。
一、非自然的叙述者
《时间箭》运用了与传统叙事视角相异的第一人称复数叙事为叙述者，具有非自然叙事的典型特征。理查森认为，“一旦與传统的叙述形式相并置，第一人称复数最为有效，它可以持续不断地陌生化传统叙述形式的规约本质”f，强调了此类叙事模式对传统叙事规约的相悖性。马乔林指出，“‘我们’的指称种类至少有两组个体组成，即我们（we）=我（I）+他人（others）”g。在《时间箭》中，作者频繁使用的第一人称复数叙事融合了作为他人的主人公（托德·弗兰德利）和讲述者“我”两组个体视角。
讲述者“我”所寓居的这具身体属于大屠杀施害者，而“我”则是这一暴行的旁观者。有研究者认为，由于“文本中的‘我’与‘我’所存在并通过其认知世界的这个身体在意识和名字上都不一致”h，导致了施害者发生了“断裂性分裂”i。这一明显违背传统叙事规约的做法具有典型的反自然性。据此，阿尔贝提出，“在《时间箭》中，主人公和讲述者的思维产生了非自然的叙述”j，它们具有自己独立的声音，虽然不屈从于对方，但相互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主人公奥狄罗不仅经历了两次“转世”式的重生，甚至多次改变身份。从叙事视角的角度来看，Daniel Dertel认为《时间箭》之所以对主人公做了如此多的转换式处理，是为了通过叙事者身份的断离彰显历史的断离。k在小说中，这种多层转换式的叙事模式直接导致了叙事者意识和身体的悖逆。同时，作者选择了复数人称“我们”作为第一叙述者，以凸显身体和意识的分离。
小说开篇，当“我”刚刚苏醒过来的时候，“我”惊讶地感到意识和身体之间出现了断裂。“我”意识到这具身体并不受“我”意识的支配，它有自己的判断和思想，而“我”虽然能够感受到这些思想的存在，却无法参悟。因此，叙述者用“我们”而不是“我”来进行讲述，以彰显“我”和托德意识的双重性共存。这种独特的、反传统的叙事模式为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提供了外部视角。在“我们”的视角中，不仅有叙述者“我”（I）的声音，也有源于外部的主人公（others）的意识。二者共存在第一人称复数视角之中。“我”进而发现，虽然具有独立的意识，但在这个全然相反的世界中，“我”却无能为力，无法干预任何事情。同时，虽然“我”的意识寓居在托德的身体中，但“我”的感觉、观点和托德之间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托德而言，医生工作给他带来的是享受，但对“我”而言，却是十分恐怖的经历。这使“我”逐渐意识到，与托德长时间共生在一具躯体之内，看他所看，感他所感，是无法逃避的事实。作者运用“我们”作为叙事主体，跨越了“第一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小说的界限……也跨越了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之间的二元对立”l。这种跨越不单单是引入了足以产生陌生化效果的新型叙事视角，更重要的是在叙事主体的意识和身体间营造出间离和分裂的效果，这种分裂“其实是叙述者与主人公两个私人世界的叠加”m。艾米斯将“我们”作为叙述者的做法兼容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不仅实现了主人公意识和叙事者意识的重合，也促成了外部叙事视角的闯入。让读者既能直观地“看”到纳粹的暴行，亦可以客观地对这段历史进行评价。
二、“非自然”的时间
《时间箭》中反传统的叙事时间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在小说开头，纳粹战犯托德·弗兰德利刚刚经历了由死到生的状态。他很快发现这是一个在时间上与他昏迷前的世界完全颠倒的空间。时间不是向前流逝，而是向后行进。报纸上的日期不是顺次递进，而是渐次递减。刚刚在这个世界中苏醒的托德不能理解为什么时间是以倒流的形式出现，而颠倒的时间似乎仅仅是在次序上让人感到有所不同。但是当这种“倒置”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之时，便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逐步颠覆了对与错、正与反、善与恶的传统秩序。
在这个时间倒流的世界中，生与死的次序亦被颠倒了过来。婴儿的啼哭声本是来到这个世界的象征，但是在这个世界里，却成为他们即将离世的悲啼。对于托德来说，他在医院的工作也显得颇为怪异：“有个家伙头上包着绷带进来……他的脑袋上有个洞，所以你说我们该怎么做呢？当然是拿一枚钉子放进去。”医治病人的过程被倒放以后，却成为对病人的伤害。而这种倒放式描述有着更为深远的叙事目的，它不仅仅是为了呈现出一个本末倒置的世界，而是为了揭示更为深刻的主题：当一切都被倒置之后，战争的本质也被改变了。 在托德受命前往奥斯维辛担任医生以后，“我”对眼前看到的一切都感到难以置信。在被伪装成淋浴室的焚化炉外面，“我”看到了虚弱的、甚至是没有生命迹象的人们被抬出来。他们的私人物品随后也被送来。而这些物品都是集中营里的每个德国人“捐赠”的。“抢夺”变成了“捐赠”，而使用毒气杀害集中营犯人的行为也变成了“复原”：“我们使用气体和火焰，处理绝大部分的女人、孩童和长者。”除此之外，纳粹集中营中残忍虐待受害者的行为，在这里反倒成了救人于水火的义举：“我看见他（一位犹太老人）在粪便中活过来拼命挣扎，而一旁欢天喜地的卫兵则连忙将他拉起”。在这个时间上本末倒置的世界中，一切都被颠覆了：虐待受害者的恶劣行径变成了关心和爱护，杀害受害者的行为则变成了“复原”。这种再现手法反而凸显了纳粹行为的罪恶：无论采用何种手段，甚至是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倒放式手段，既不能消泯纳粹给犹太人民带来的伤害，更不能改变罪行的本质。借助这种具有颠覆性的非自然时序，马丁·艾米斯对德国纳粹罪行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并将这种批判精神辐射到所有野蛮和原始的暴力行为之上，认为暴力非但无法促成人类的进步，反而体现出人类精神上的倒退。可以说，艾米斯在“非自然”的时间之中，沿袭了他以往作品中对暴力、战争和罪行等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批判。
三、 “非自然”的故事世界
“故事世界”指涉“周围的语境或环境”包含“存在物及其属性，以及他们所涉及的行动和事件”n。所以，“故事世界与所唤起的时空，以及时间与空间参数密切相关。一个非自然的故事世界包含关于再现世界的是组织在物理上和逻辑上的不可能性”o。作者以非自然时间观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在空间上亦有着非自然特性的故事世界，融入了他对涉及暴力和犯罪等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探究。
在小说开头部分，当托德逐渐了解到他所处的世界的不同寻常之处时，他发现，在这个时空中，各种博人眼球的小道消息大行其道：“‘男子产下一条狗’或‘小女星被翼手龙强暴’……一个来自外层空间冰云的超强种族即将诞生在北欧，他们将统治地球一千年。”這些有悖常理的消息不仅违背了逻辑顺序，亦具有明显的反模仿性，营造出一个非自然的故事世界。在这个颠倒的世界中，人们并不关心消息的真实性，却仅仅关注它是否有着新鲜的话题，如消费快餐一样消费这些信息，只为了消磨一段无聊的时光。“我”对此类读物不屑一顾，但托德却乐在其中。艾米斯借此凸显了他对后现代消费文化的批判：当真实性被抛掷脑后，精神便失去了坚实的根基；当人失去了思考和辨别的能力，便只能沉迷于此类毫无意义的信息之中，对思辨和理性弃之不顾；当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所有看似有趣的、未加证实的奇闻逸事，却不用理性对其信息进行思考和筛选之时，能够让人之所以为人的思辨性便消失殆尽，更无法分辨黑白善恶。
在提到托德的行医生涯时，作者描绘了一个在逻辑上与真实世界相悖的故事世界。托德的医生手册上有这样一段属于行医者的誓言。这是现代医学界的行业道德倡议书，而它与托德的职业经历实际上是相违背的。在行医过程中，托德不是为病患包扎伤口，而是将伤口剪开，让患者血淋淋地离开医院。艾米斯在这里运用了陌生化的手法，在时间被倒置的空间之中，医生的行为也被“倒带式”播放出来。如此一来，善举变成了残酷的行为，救治变成了伤害。杀戮却变成了重生，虐待也变成了善行。在这种语境中，“真实”被“虚构”颠覆，成为异质性的话语机制。托德意识到：“也许人类的残酷是恒久不变的，会改变的只是形式而已。”这一观点虽然颇为悲观，却凸显了残酷存在的本质。在这个非自然的故事世界中，作者也在试图展现另一层意义：作为纳粹医生的安沃多本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誓言，用毕生所学无私地救助病患，反而用自己的医学技术帮助纳粹政府残害无辜的犹太难民。这种双重的反逻辑性充分体现出反模仿性和非自然的特征，凸显了艾米斯对暴力的深刻批判：暴力和战争不会推动人类的进步，只会将人置于“非人”的恐怖地位。马丁·艾米斯所创造的这个非自然的故事世界是对现实空间的映射，多角度地再现了作者对战争和纳粹暴行的批判：野蛮暴力的战争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不是进步，而是毁灭。
结语
总而言之，《时间箭——罪行的本质》中的非自然叙事主要体现在叙事者、时间和故事世界的非自然中，突出表现了艾米斯对战争及其引发的暴虐行为的批判，以及他对纳粹暴行本质的批驳，体现出作者深刻的伦理责任和人文关怀。艾米斯对人性之“恶”和暴力的书写并非是将人类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在于为人类的进步和精神的重塑提供可能的路径，使人们最终得以摆脱精神荒原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艾米斯不仅是一位语言大师，亦是一位人文主义小说家。
am 张雯：《动态的叠加，荒谬的通达——论〈时间箭〉中的大屠杀施害者》，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8年第 期，第114页，第114页。
b Brian Richardson.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49-50.
c Shang Biwu.Unnatural Emotions in Contemporary Narrative Fiction. Neohelicon， 2018 （45）：449.
d Jan Alber， Stefan Iversen， Henrik Skov Nielsen， and Brian 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Beyond Mimetic Models. Narrative， 2010 （2）：115.
ejno 转引自杨·阿尔贝：《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超越模仿模式》，《叙事（中国版）》2011年第00期，第5页，第11页，第7页，第7页。 fgl 转引自尚必武：《讲述 ‘我们’的故事：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存在样态、指称范畴与意识再现》，《外国语文》2010年第2期，第17页，第18页，第19页。
h McGlothlin，Erin.“Theorizing the Perpetrator in Bernhard Schlink’s The Reader and Martin Amis’s Time’s Arrow”.After Representation： The Holocaus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9：221.
i Horowitz，Sara R.Voicing the Void： Muteness and Memory in Holocaust Fic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7：193.
k 轉引自Finney， Brian.“Martin Amis’s Time’s Arrow and the Postmodern Sublime”.Martin Amis：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6：105.
参考文献：
[1] Alber， Jan.， Stefan Iversen， Henrik Skov Nielsen，and Brian 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 Beyond Mimetic Models [J]. Narrative， 2010 （2）.
[2] Finney， Brian. Martin Amis’s Time’s Arrow and the Postmodern Sublime [J]. Martin Amis：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Palgrave MacMillan [M]， 2006.
[3] Horowitz， Sara R.Voicing the Void： Muteness and Memory in Holocaust Fiction [M].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7.
[4] Keulks， Gavin （eds）. Martin Amis：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M].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5] McGlothlin， Erin.Theorizing the Perpetrator in Bernhard Schlink’s The Reader and Martin Amis’s Time’s Arrow [J]. After Representation： The Holocaus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马丁·艾米斯.时间箭——罪行的本质[M].何致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7] Richardson， Brian. 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8] 尚必武. 讲述 “我们”的故事：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存在样态、指称范畴与意识再现[J].外国语文，2010（2）.
[9] 杨·阿尔贝.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超越模仿模式[J].叙事（中国版），2011（00）.
[10] 张雯. 动态的叠加，荒谬的通达——论《时间箭》中的大屠杀施害者[J].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8.
作 者： 孙希佳，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文学；李响，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英语教育。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