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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大量陶人形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完整人体雕像或人体头部。二类是在某种器物口、肩、腹等部位雕饰人头或身体其他部位。三类是将整个器物塑成人形。陶人形器人像之性别、年龄、装饰等特征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本文拟就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所反映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习俗及器物用途进行解读。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人像；发展阶段；社会习俗；用途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7-199-03
【本文著录格式】李胜军.解读原始社会的密码——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赏析[J].中国民族博览，2021，04（07）：199-201.
陶器发明以后，因为原材料易得、用途广泛，成为先民最重要生活生产用器。同时，陶器可塑性强，便于制成各种形状的器物，进一步激发了先民的创造性。远古先民将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不解和迷惑，并进而产生的各种崇拜，以神秘莫测的纹饰、符号、图像刻划、绘制和雕塑在陶器上，成为先民表达宗教意念和展现原始艺术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今天解读先民宗教信仰的密码。对人自身形象的塑造是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一大主题。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既是原始雕塑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先民社会发展进程、社会组织结构和原始宗教信仰的密码。梳理目前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其分布区域以黄河中上游河南、陕西、甘肃、青海，长江流域中上游的四川、湖北为主，北到黑龙江、辽河流域，南至长江下游，分布相当广泛。其中以甘肃、青海、陕西最多。文化类型上则从早期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一期，一直到中晚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等。按人像与器物依存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完整的人体雕像或人头、陶人面等。二是在壶、瓶、罐、瓮等器物的盖、口沿、肩、腹等部位装饰人头或其他身体部位。三是将整个实用器皿塑造成人形。这些器物上雕塑的人像有明显特征。早期人像均是女性，中期男女共存或性别模糊，后期多为男性，这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发展阶段大体吻合。同时，某些人像还能反映远古先民文身、文面以及及生殖崇拜等习俗。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陶多人形口器，还隐含着当时家庭观念已经萌芽。
一、隐喻母系氏族社会代表性器物——陶女性人形器
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的陶人形器大部分反映的是女性形象。根据面容及身体特征，可分为三类：老年女性，少妇尤其是孕妇，以及年幼少女。
反映老年妇女形象的陶人形器以河南密县莪沟北岗出土陶塑人头和陕西西安半坡圆雕人头为代表。前者是迄今所知黄河流域年代最早的一件陶塑人像。[1]1977～1978年出土于河南密县莪沟北岗遗址，文化类型属于距今7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泥质灰陶，高4厘米，扁头平顶、宽鼻深目、前额陡直、突颏缩嘴，是典型的老年妇女形貌特征。颈下部分残缺，推测可能是某类器物之口部。后者属距今约6800年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遗物。[2]灰黑陶，高4.6厘米。面部略呈方形，五官皆用泥条或泥片捏合，嘴唇已脱落，眼眶及耳孔皆锥刺而成，头顶到颈部贯穿小孔。塑工很粗。其捏塑手法与形貌特征与河南密县莪沟北岗出土的陶人头相仿。这两件雕塑人像陶器反映的是母系氏族社会中受人尊敬的氏族老祖母形象，也可能是氏族中承担祭祀职责的女巫。恩格斯曾说：“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他们认为妇女是一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们也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听取妇女的意见。”[3]
新石器时代陶女性人形器有一部分反映的是孕妇形象，而且多是裸体，并有意突出和夸大乳房、阴部等女性特征。最有代表性器物是1973年出土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彩陶人首口瓶。[4]通高31.8，口径4.5厘米，泥质红陶，全器呈匏形。长弧圆鼓腹，小平底。器口圆雕一女性形象。瓜子形脸，五官和刘海清晰，鼻翼微鼓。瓶口设在人像头顶，瓶身为黑彩几何纹，分上下三列，由弧线三角纹和柳叶纹组成。该器造型颇为精巧，头作为瓶口，瓶体作为身体，瓶体花纹作为华丽的衣服，整件器物表现一个身着花衣的孕妇形象。学者认为这件器物蕴含着母系氏族社会祈求人口繁衍，族体繁盛的观念。浙江嘉兴市大坟遗址也出土一件灰陶人首瓶，高21厘米，瓶顶端塑成一小人首，五官清晰可见，脑后一上翘的鸭嘴形髻，髻上带孔，颈细长，胸前开一圆孔。瓶身鼓圆，以弧线逐渐下扩，表示胸、腹和下肢，整体造型似一个身体笨拙的孕妇。[5]在远古初始阶段，人类尚不知生育的科学奥秘，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感性知识，将生育仅仅看作是妇女的事。因此，对女性和女阴进行崇拜。这一点从原始岩画中得到证明。山西吉县防风岩新石器时代岩画中有一幅正面裸体女人像，可能是正在作法的巫师，头上有倒八字形饰物，双臂上举，有两个肥硕的乳房，两腿叉开，腹下有一圆洞，象征着女阴。巫师之上和下方布有圆形斑点，该岩画蕴寓着乞求生殖之意。”[6]
新石器时代早期陶人形器有一部分反映的是少女形象。此类数量还较多。甘肃礼县高寺头、秦安寺嘴石岭下，陕西商县、扶风、宝鸡北首岭、长武、临潼，青海大通后河子均有发现。1964年出土于甘肃礼县高寺头陶圆雕少女头像。[7]陶质，色泽橙黄，现残高12.5，宽8.5厘米。五官部分用堆塑与锥镂相结合的手法制成。脸型丰满圆润，双目深沉，嘴唇微启，头戴一串珠状装饰物，双耳有洞孔以佩戴耳环。前额至后脑堆塑着泥条代表发辫。该器推测可能是陶壶器口的装饰。头顶有小孔，颈下部分已缺。据考证，这件塑像塑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一位部落少女形象。再如1978年出土于青海大通后子河马家窑类型墓地的陶人像瓮。[8]陶瓮夹砂黄陶质，器身已残，器肩部浅浮雕一位女孩形象。高11.5厘米，五官锥划而成，体型瘦弱，神态悲伤，头侧垂发辫，整体作挥臂迈步状。少女是人类再生产的基础，是氏族和部落的未来。宠爱少女是新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西安半坡遗址中惟一有实用葬具的墓，其墓主就是一个三、四岁女孩。并且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很多。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座少女墓中，出土一串骨珠项链，由8577件骨珠组成。这些考古资料证实，新石器时代确实存在过对少女特别宠爱的社会现象。 二、隐喻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器物——陶双性特征人形器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陶人形器中开始出现男性形象，有的是男女合体或性别模糊，这既是氏族社会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体现，是社会发展进程和经济方式发展转变的结果，也是原始先民生育观念认识深化地反映。青海乐都县柳湾六坪台出土的彩陶人形壶。[9]通高 33.4，口径 19厘米。泥质红陶。唇微外敞，腹部稍鼓，腹下部有双耳，颈、肩之间无明显分界线。颈部略歪，正面塑人头像。腹部两耳上方绘两圆圈纹，其间填以网纹。前后施蛙纹。唯正面中部蛙纹略去，在空处浮塑彩绘人体像。此人体是男、女性的复合体。人像胸前有一对男性乳头。另外，在两边还有一对丰满的女性乳房，乳头用黑彩绘成。人像腹部既有男性生殖器，又有女性生殖器。”这件塑绘双性别裸体人像彩陶壶，反映出原始初民生育观念认识的深化。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男子在生育中的作用逐渐被认识。同时，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男子在氏族和部落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男女塑像共存的状况表明：氏族公社正处在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剧烈变革阶段。
三、隐喻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器物——雕塑男性人形陶器
新石器时代晚期，伴随着父权制的确立，装饰在陶器上的人物，几乎都是男子形象。这类器物在河南、甘肃和青海均有发现。1971年青海省民和县山城遗址出土彩陶人头饰壶，高16.5、口径8.3厘米。壶肩部堆塑一人头像，目、口、耳镂雕而成，面部、双耳下、口涂黑彩，似表示胡须。显然塑造的是男性形象。[10]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出土的马厂类型彩陶人头形器口壶，从其面部、双耳后、口部绘黑彩来看，塑造的也是一位中年男子的模样。[11]甘肃临姚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雕塑人头器盖也是男性形象。另外，从人形的装饰上，还能反映远古先民丰富的社会习俗。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头彩陶瓶瓶身上的鸟纹。在甘、青地区由庙底沟类型基础上延续发展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类型中，人头像器口的彩陶器之人面上画有类似山猫或虎豹之类的兽皮花纹。甘肃东乡出土的雕塑人头器盖的人脸上画着黑色直线纹和锯齿纹，显得形貌十分狰狞。 [12]这些正好反映出当时确实存在部族人们文面和文身特殊习俗。
四、隐喻原始家庭观念的已经形成的典型器物——秦安大地湾雕塑多人头像彩陶器
考古工作这在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发掘区H831灰坑出土一件雕塑3个人面的陶器器口，每个人面约占整个器口圆周的三分之一，根据三个人面的面部特征来看，有2个为成年人，1个为小孩模样，推测是一家三口的组合。发掘者认为这件雕塑多人像陶器口反映的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家庭组合状况，预示着原始社会家庭观念已经出现。[13]
五、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用途探析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加上陶器本身的脆弱易毁性，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大多残缺严重，许多器物残存部分不及原器物之二分之一，所以，新石器时代许多陶人形器之用途尚难以断定，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相佐证。本文就目前考古发现对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之用途进行推测。大致可分为四种用途。
第一类是原始社会巫术活动中巫师所佩戴的陶面具。新石器时代陶塑人面在全国出土较多。有的在两耳部分有穿孔，可能就是用于佩戴时系绳子的。原始社会巫术活动中巫师之所以要佩戴面具，主要就是象征巫师有别于常人。同时，面具作为一种祛祟禳灾的法物，具有灵性，能够使巫师与上天或祖先神灵进行沟通。这一用途可以从全国各地大量出土得不同时代铜、玉等材质的面具实物得以证明。
第二类是雕塑于壶、罐、瓮等实用器物的口、肩、腹、流、柄等部位作为装饰的，这些器物有特定的使用范围。一部分是瓮棺之类的葬具或附属部件。这类作为葬具有实用价值。而另一部分可能作为祭器，专门用于祭祀活动。器体上的人像是作为祖先或神像用于祭拜。
第三类是完整的人体雕像。如红山文化出土较多的女性雕塑，一般比较高大，相当于真人的二分之一，有的和真人大小差不多。这类雕像是作为神像摆放在神庙等地方专供族人祭拜的。
第四类是出土众多的陶人头，其作用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作为神像雕塑的一部分。由于与身体部位脱离，所以其用途与其神像本身相关联。另一类是完整的圆雕人头像，也就是说其原器物仅塑出头部。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与原始社会猎头习俗有关。在原始社会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存在猎头习俗，战争中，以斩获敌人的头颅来计算军功。于是，墓葬中出土的陶人头就有两种作用，一是象征敌方被斩首的首级，作为献祭时的祭品使用。大量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猎头习俗的普遍存在。陕西西安半坡一房址内发现有一个人头骨。青海乐都柳湾一墓葬里，女主人身下随葬一人头。河北、山东等地龙山文化墓葬内经常随葬有多个人头骨，且女性头骨均有剥头皮的迹象。二是本氏族或部落首领或重要人物在战中被对方猎头，那么，为了怀念和祭拜，特以雕塑出其人头，供本氏族和部落成员祭拜，祭拜后将之代替真人头葬在墓葬中。云南、浙江等地的古代墓葬中，发现一些无头墓葬，并且很多死者似乎并非正常死亡。因此推测是猎头的氏族成员。[15]当然，不可能每个成员被猎头后都能得以雕塑人头。只有部落首领或重要人物才能享有这种待遇，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测，还有待于更多考古材料证实。不过，墓葬中确实出现过用陶器代替死者头颅的证据。如在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有以陶器代替墓主失去头颅的现象。用陶器代替失去的头颅，在一定程度上蕴含让死者“死而复生”之意。 [16]
参考文献：
[1]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集刊第1辑，1981.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M].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7][12]张朋川.甘肃出土的几件仰韶文化人像陶塑[J].文物，1979（11）.
[5]陈行一.浙江嘉兴出土新石器十大陶塑撷珍[J].南方文物，2002（1）.
[6]盖山林.中国岩画[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
[8]杨晓能.中国原始社会雕塑艺术概述[J].文物，1989（3）.
[9]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J].文物，1976（1）.
[10]李辉柄.中国美术全集·陶瓷器一[M].合肥：黄山书社，2010.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3]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J].文物，1983（11）.
[1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J].文物，1983（8）.
[15]卜松竹.考古揭秘：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猎头食人习俗[N].广州日报，2013-4-28.
[16]王倩倩.青海史前文化缺首葬俗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15（4）.
作者简介：李胜军（1972-），男，汉族，河南洛阳人，大学本科，河南大学文博系博物馆学毕业，现任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致力于古墓葬、文物研究和文物鉴定。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人像；发展阶段；社会习俗；用途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7-199-03
【本文著录格式】李胜军.解读原始社会的密码——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赏析[J].中国民族博览，2021，04（07）：199-201.
陶器发明以后，因为原材料易得、用途广泛，成为先民最重要生活生产用器。同时，陶器可塑性强，便于制成各种形状的器物，进一步激发了先民的创造性。远古先民将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不解和迷惑，并进而产生的各种崇拜，以神秘莫测的纹饰、符号、图像刻划、绘制和雕塑在陶器上，成为先民表达宗教意念和展现原始艺术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今天解读先民宗教信仰的密码。对人自身形象的塑造是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一大主题。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既是原始雕塑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先民社会发展进程、社会组织结构和原始宗教信仰的密码。梳理目前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其分布区域以黄河中上游河南、陕西、甘肃、青海，长江流域中上游的四川、湖北为主，北到黑龙江、辽河流域，南至长江下游，分布相当广泛。其中以甘肃、青海、陕西最多。文化类型上则从早期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一期，一直到中晚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等。按人像与器物依存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完整的人体雕像或人头、陶人面等。二是在壶、瓶、罐、瓮等器物的盖、口沿、肩、腹等部位装饰人头或其他身体部位。三是将整个实用器皿塑造成人形。这些器物上雕塑的人像有明显特征。早期人像均是女性，中期男女共存或性别模糊，后期多为男性，这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发展阶段大体吻合。同时，某些人像还能反映远古先民文身、文面以及及生殖崇拜等习俗。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陶多人形口器，还隐含着当时家庭观念已经萌芽。
一、隐喻母系氏族社会代表性器物——陶女性人形器
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的陶人形器大部分反映的是女性形象。根据面容及身体特征，可分为三类：老年女性，少妇尤其是孕妇，以及年幼少女。
反映老年妇女形象的陶人形器以河南密县莪沟北岗出土陶塑人头和陕西西安半坡圆雕人头为代表。前者是迄今所知黄河流域年代最早的一件陶塑人像。[1]1977～1978年出土于河南密县莪沟北岗遗址，文化类型属于距今7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泥质灰陶，高4厘米，扁头平顶、宽鼻深目、前额陡直、突颏缩嘴，是典型的老年妇女形貌特征。颈下部分残缺，推测可能是某类器物之口部。后者属距今约6800年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遗物。[2]灰黑陶，高4.6厘米。面部略呈方形，五官皆用泥条或泥片捏合，嘴唇已脱落，眼眶及耳孔皆锥刺而成，头顶到颈部贯穿小孔。塑工很粗。其捏塑手法与形貌特征与河南密县莪沟北岗出土的陶人头相仿。这两件雕塑人像陶器反映的是母系氏族社会中受人尊敬的氏族老祖母形象，也可能是氏族中承担祭祀职责的女巫。恩格斯曾说：“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他们认为妇女是一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们也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听取妇女的意见。”[3]
新石器时代陶女性人形器有一部分反映的是孕妇形象，而且多是裸体，并有意突出和夸大乳房、阴部等女性特征。最有代表性器物是1973年出土于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彩陶人首口瓶。[4]通高31.8，口径4.5厘米，泥质红陶，全器呈匏形。长弧圆鼓腹，小平底。器口圆雕一女性形象。瓜子形脸，五官和刘海清晰，鼻翼微鼓。瓶口设在人像头顶，瓶身为黑彩几何纹，分上下三列，由弧线三角纹和柳叶纹组成。该器造型颇为精巧，头作为瓶口，瓶体作为身体，瓶体花纹作为华丽的衣服，整件器物表现一个身着花衣的孕妇形象。学者认为这件器物蕴含着母系氏族社会祈求人口繁衍，族体繁盛的观念。浙江嘉兴市大坟遗址也出土一件灰陶人首瓶，高21厘米，瓶顶端塑成一小人首，五官清晰可见，脑后一上翘的鸭嘴形髻，髻上带孔，颈细长，胸前开一圆孔。瓶身鼓圆，以弧线逐渐下扩，表示胸、腹和下肢，整体造型似一个身体笨拙的孕妇。[5]在远古初始阶段，人类尚不知生育的科学奥秘，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感性知识，将生育仅仅看作是妇女的事。因此，对女性和女阴进行崇拜。这一点从原始岩画中得到证明。山西吉县防风岩新石器时代岩画中有一幅正面裸体女人像，可能是正在作法的巫师，头上有倒八字形饰物，双臂上举，有两个肥硕的乳房，两腿叉开，腹下有一圆洞，象征着女阴。巫师之上和下方布有圆形斑点，该岩画蕴寓着乞求生殖之意。”[6]
新石器时代早期陶人形器有一部分反映的是少女形象。此类数量还较多。甘肃礼县高寺头、秦安寺嘴石岭下，陕西商县、扶风、宝鸡北首岭、长武、临潼，青海大通后河子均有发现。1964年出土于甘肃礼县高寺头陶圆雕少女头像。[7]陶质，色泽橙黄，现残高12.5，宽8.5厘米。五官部分用堆塑与锥镂相结合的手法制成。脸型丰满圆润，双目深沉，嘴唇微启，头戴一串珠状装饰物，双耳有洞孔以佩戴耳环。前额至后脑堆塑着泥条代表发辫。该器推测可能是陶壶器口的装饰。头顶有小孔，颈下部分已缺。据考证，这件塑像塑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一位部落少女形象。再如1978年出土于青海大通后子河马家窑类型墓地的陶人像瓮。[8]陶瓮夹砂黄陶质，器身已残，器肩部浅浮雕一位女孩形象。高11.5厘米，五官锥划而成，体型瘦弱，神态悲伤，头侧垂发辫，整体作挥臂迈步状。少女是人类再生产的基础，是氏族和部落的未来。宠爱少女是新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西安半坡遗址中惟一有实用葬具的墓，其墓主就是一个三、四岁女孩。并且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很多。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座少女墓中，出土一串骨珠项链，由8577件骨珠组成。这些考古资料证实，新石器时代确实存在过对少女特别宠爱的社会现象。 二、隐喻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器物——陶双性特征人形器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陶人形器中开始出现男性形象，有的是男女合体或性别模糊，这既是氏族社会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体现，是社会发展进程和经济方式发展转变的结果，也是原始先民生育观念认识深化地反映。青海乐都县柳湾六坪台出土的彩陶人形壶。[9]通高 33.4，口径 19厘米。泥质红陶。唇微外敞，腹部稍鼓，腹下部有双耳，颈、肩之间无明显分界线。颈部略歪，正面塑人头像。腹部两耳上方绘两圆圈纹，其间填以网纹。前后施蛙纹。唯正面中部蛙纹略去，在空处浮塑彩绘人体像。此人体是男、女性的复合体。人像胸前有一对男性乳头。另外，在两边还有一对丰满的女性乳房，乳头用黑彩绘成。人像腹部既有男性生殖器，又有女性生殖器。”这件塑绘双性别裸体人像彩陶壶，反映出原始初民生育观念认识的深化。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男子在生育中的作用逐渐被认识。同时，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男子在氏族和部落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男女塑像共存的状况表明：氏族公社正处在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剧烈变革阶段。
三、隐喻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器物——雕塑男性人形陶器
新石器时代晚期，伴随着父权制的确立，装饰在陶器上的人物，几乎都是男子形象。这类器物在河南、甘肃和青海均有发现。1971年青海省民和县山城遗址出土彩陶人头饰壶，高16.5、口径8.3厘米。壶肩部堆塑一人头像，目、口、耳镂雕而成，面部、双耳下、口涂黑彩，似表示胡须。显然塑造的是男性形象。[10]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出土的马厂类型彩陶人头形器口壶，从其面部、双耳后、口部绘黑彩来看，塑造的也是一位中年男子的模样。[11]甘肃临姚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雕塑人头器盖也是男性形象。另外，从人形的装饰上，还能反映远古先民丰富的社会习俗。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头彩陶瓶瓶身上的鸟纹。在甘、青地区由庙底沟类型基础上延续发展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类型中，人头像器口的彩陶器之人面上画有类似山猫或虎豹之类的兽皮花纹。甘肃东乡出土的雕塑人头器盖的人脸上画着黑色直线纹和锯齿纹，显得形貌十分狰狞。 [12]这些正好反映出当时确实存在部族人们文面和文身特殊习俗。
四、隐喻原始家庭观念的已经形成的典型器物——秦安大地湾雕塑多人头像彩陶器
考古工作这在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发掘区H831灰坑出土一件雕塑3个人面的陶器器口，每个人面约占整个器口圆周的三分之一，根据三个人面的面部特征来看，有2个为成年人，1个为小孩模样，推测是一家三口的组合。发掘者认为这件雕塑多人像陶器口反映的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家庭组合状况，预示着原始社会家庭观念已经出现。[13]
五、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用途探析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加上陶器本身的脆弱易毁性，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大多残缺严重，许多器物残存部分不及原器物之二分之一，所以，新石器时代许多陶人形器之用途尚难以断定，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相佐证。本文就目前考古发现对新石器时代陶人形器之用途进行推测。大致可分为四种用途。
第一类是原始社会巫术活动中巫师所佩戴的陶面具。新石器时代陶塑人面在全国出土较多。有的在两耳部分有穿孔，可能就是用于佩戴时系绳子的。原始社会巫术活动中巫师之所以要佩戴面具，主要就是象征巫师有别于常人。同时，面具作为一种祛祟禳灾的法物，具有灵性，能够使巫师与上天或祖先神灵进行沟通。这一用途可以从全国各地大量出土得不同时代铜、玉等材质的面具实物得以证明。
第二类是雕塑于壶、罐、瓮等实用器物的口、肩、腹、流、柄等部位作为装饰的，这些器物有特定的使用范围。一部分是瓮棺之类的葬具或附属部件。这类作为葬具有实用价值。而另一部分可能作为祭器，专门用于祭祀活动。器体上的人像是作为祖先或神像用于祭拜。
第三类是完整的人体雕像。如红山文化出土较多的女性雕塑，一般比较高大，相当于真人的二分之一，有的和真人大小差不多。这类雕像是作为神像摆放在神庙等地方专供族人祭拜的。
第四类是出土众多的陶人头，其作用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作为神像雕塑的一部分。由于与身体部位脱离，所以其用途与其神像本身相关联。另一类是完整的圆雕人头像，也就是说其原器物仅塑出头部。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与原始社会猎头习俗有关。在原始社会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存在猎头习俗，战争中，以斩获敌人的头颅来计算军功。于是，墓葬中出土的陶人头就有两种作用，一是象征敌方被斩首的首级，作为献祭时的祭品使用。大量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猎头习俗的普遍存在。陕西西安半坡一房址内发现有一个人头骨。青海乐都柳湾一墓葬里，女主人身下随葬一人头。河北、山东等地龙山文化墓葬内经常随葬有多个人头骨，且女性头骨均有剥头皮的迹象。二是本氏族或部落首领或重要人物在战中被对方猎头，那么，为了怀念和祭拜，特以雕塑出其人头，供本氏族和部落成员祭拜，祭拜后将之代替真人头葬在墓葬中。云南、浙江等地的古代墓葬中，发现一些无头墓葬，并且很多死者似乎并非正常死亡。因此推测是猎头的氏族成员。[15]当然，不可能每个成员被猎头后都能得以雕塑人头。只有部落首领或重要人物才能享有这种待遇，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测，还有待于更多考古材料证实。不过，墓葬中确实出现过用陶器代替死者头颅的证据。如在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有以陶器代替墓主失去头颅的现象。用陶器代替失去的头颅，在一定程度上蕴含让死者“死而复生”之意。 [16]
参考文献：
[1]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集刊第1辑，1981.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M].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7][12]张朋川.甘肃出土的几件仰韶文化人像陶塑[J].文物，1979（11）.
[5]陈行一.浙江嘉兴出土新石器十大陶塑撷珍[J].南方文物，2002（1）.
[6]盖山林.中国岩画[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
[8]杨晓能.中国原始社会雕塑艺术概述[J].文物，1989（3）.
[9]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J].文物，1976（1）.
[10]李辉柄.中国美术全集·陶瓷器一[M].合肥：黄山书社，2010.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3]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J].文物，1983（11）.
[1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J].文物，1983（8）.
[15]卜松竹.考古揭秘：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猎头食人习俗[N].广州日报，2013-4-28.
[16]王倩倩.青海史前文化缺首葬俗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15（4）.
作者简介：李胜军（1972-），男，汉族，河南洛阳人，大学本科，河南大学文博系博物馆学毕业，现任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致力于古墓葬、文物研究和文物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