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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先生毕生为学的基本目的是强国优种。三十年代前后，先生属意于优生学，他对人才、家庭、民族、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等等社会问题的研究，基本立场和眼光都是优生学的。用先生的话说，就是“以生物为体，以社会为用，采遗传选择之手段，以达人事进步之目的”。
希望通过汰劣滋优的办法来改善人口的质量，进而促成某种合乎理想的美好的社会，这种优生学的观念源远流长。然而从古代希腊直到今天，优生学观念的发展历史正如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说过的那样：在遗传的一些法则彻底被人发现以前，这一类的希望是乌托邦一路的空想，即便是部分地加以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三十年代前后，欧美国家里错误的溶合遗传观念在公众中的影响还很深，而刚刚兴起的科学的染色体遗传理论又在优生学里被说成具有各种各样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并且任由各种政治势力漫无边际地加以利用，结果造成了一次随着纳粹的垮台而告终的所谓种族卫生的优生运动。如果把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搁过一边，总结这段历史，我们大概可以不错地说，二战胜利以前的优生运动的破产，有两条原因：一是遗传学本身的知识还很单薄；二是那些旧优生学者对人类遗传基因和它们的遗传动力学的解释完全是错误的。
进入五十年代以后，我们对遗传基因的本质和它的生物学意义，以及对人类的遗传基因库和施加于这个基因库的各种压力的认识，都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大量的新知识都是来自生物化学和种群遗传学，后者是一门理论基础坚实，并且应用了实验方法和数学分析的先进的科学。此外，还有许多学科用实例证明了有关文化的、人口统计的、环境的、经济的以及行为学的许多因素，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影响着人类的基因库。所有这些知识都使现代的优生学观念有了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基础。
今天大家都已经知道，生物遗传基因的化学实体是DNA，而每个基因所直接表达的也仅仅是一条由多个氨基酸联结而成的肽链；它们和人类身心两方面的形态和品性的联系大多数不是一对一的。
对于镰形细胞贫血病(HbS这类只涉及单个基因的突变频率的动力学，我们已经有相当的把握作出预测；对于染色体畸变这类染色体组的比较大的紊乱，我们也有办法检查和预测。但是，从新生婴儿的先天畸形直到中年以后才屡见不鲜的某些身心方面的严重疾病，以及智力高低、才能大小乃至社会行为倾向等等则都是多基因作用的遗传性状，而有关这些方面的知识我们目前还少得可怜。因此，任何想借助文化势力来改变人口基因库中这些基因的频率的企图都没有科学的根据。进一步说，因为选择只能通过个体的存亡而间接作用于基因，所以，要改变数量庞大的人口基因库中的任何一个基因频率以达到汰劣滋优的效果，不仅需要经历成百上千个世代而旷日经年；再说人事和时势多变，改变的结果前途是祸是福恐怕也就由不得我们了。
自然选择对于技术发达而文明昌盛的人类也从来没有放松过。例如，在人类全部的受精卵中有三分之二活不到该出生的时候。在孕期的前十二周内自然流产的胎儿中就有40％左右携带着有害的不正常的染色体。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实际上人类的基因库始终都在经受着严格的自然选择，它的作用在于保护未来一代的基因库的生存。镰形细胞基因的动力学变化又是一个确实的自然选择的例子。半文化半自然的人类生育行为的变化对于基因库中基因频率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四十年代后期，日本立法允许妇女实施流产之后，人口出生的数量明显下降，平均一个家庭少生了一个以上的孩子，结果，先天畸形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先天愚形下降了百分之四十，Rh不亲和溶血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一般人都喜欢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结婚和生孩子，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突变的速率，因为这两种有害的遗传突变都和年龄较长的时候生育有关。
在动物界中只有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它充分说明人类的文化必定有它独特的遗传基因的根柢。不过，决定人类具有文化现象的基因绝对不能决定谁将获得某种具体的文化，因为没有什么美国文化基因、欧洲文化基因、印度文化基因或中国文化基因之类的遗传的物质基础。即使将来有朝一日我们对于决定人类具有文化品性的遗传基础有了透彻的了解，我们也不可能通过优生学的方法去直接创造和发扬某种被认为是健全的文化现象。优生学面对庞大而复杂的人口基因库，目前也许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引导人口质量趋利避害的管理制度罢了。至于主张使用基因克隆技术实施优生以正本清源的设想，尽管在技术上假以时日未尝不能解决，但真要付诸实践的话，且不论它对人类进化的利害影响，面对各种社会价值观念、各种伦理道德传统和各种政治经济利益的重重矛盾，恐怕也会寸步难行的吧。
潘先生早年提倡优生学的时候，遗传学还处在很幼稚的阶段，他凭着对人类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社会的精密观察，一面对当时欧美优生运动中怀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旧优生学采取严肃批评绝不苟同的立场，一面指出人类“精质演进之意义有限”；这些都说明先生对于改变人口中的基因频率的复杂性和困难在那时就已经有了相当实际的估计。所以先生从不把优生学看作是改造人类社会的万应锭和如意丹。在他的眼光里，优生学的作用，仅仅在于通过文化势力的选择作用，使人口中有利的基因得到维持和增益，有害的基因受到贬抑和削减，大体上是一种引导人口朝着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的主张。
人口中有关可遗传品性的基因频率在选择作用下发生的增减变化，都是通过婚姻和生育来实现的。人类社会自有文明以来，风俗、习惯、组织、制度、伦理、宗教、理想等等文化势力，举足可以直接影响到婚姻和生育的行为，所以，先生对于种种社会文化势力的研究，往往特别着重于它们对于婚姻、家庭、乃至性心理方面的影响，并且根据它们对优生作用的利害关系而加以褒贬。先生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许多结论未必全都正确，这本来就是人类知识进步过程中一向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他那种追求真理，独辟蹊径，以开拓新人文思想自勉的精神跃然纸上，却是很令人感动和敬佩的。
大家称先生为优生学家，或许是因为他早年发表过许多提倡优生的作品。不错，商务印书馆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曾经先后出版了两辑总名为《人文生物学》的论文集，收罗了先生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期间发表过的几十篇文章，全部文字虽然都是直接或间接论列优生问题的，但是，它们所侧重的既不是旧时优生学家所热衷的某种优生的制度，也不是现代优生学家所专精的人类优劣品性的遗传学原理和控制技术；实际上，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另外沁透着一种远在优生学之上的重人道的社会理想。
潘先生继承了中西方文化中的古人文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传统，非常重视人的作用，认为人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人道范围内的种种关系中，始终应该处在主体的地位。一派信仰，一种制度，一门科学技术，乃至一种具体的器用，都要见到了运用的人，问题才搔到了痒处。但是，古人文思想，特别是西方的古人文思想，有许多时候和在许多问题上，面子上是人本，骨子里却是物道，甚至是神道的。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古人文思想在有关人本身的知识方面科学的份量太轻。在潘先生的眼光里，大约在二战以前，所有关于人的科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在内，全都是支离破碎的。部分的了解细致，但合并起来并不等于全部的了解。潘先生在优生学里见到的人却是一个完整的人，囫囵的人，他那譬如朝露的一生虽然不过百年，但他从祖先那里承受下来的种种生物的和文化的遗业以及这些遗业前途的变化则远远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些遗业，连同当代的人自身的变异，造成了人在身心两个方面的种种变化多端而又流品不齐的带有“本能”性质的品性，它们同气连枝盘根错节。潘先生在后来评论各种社会学流派的时候特别重视从科学的立场来看人，认为只有这类关于囫囵的人的科学的发展，才有助于了解人自己，进而了解社会和了解世界；并且预言这类关于囫囵的人的科学必将成为继往开来的新人文思想的不可或缺的骨干。
一个囫囵的人既是超越时空的东西，他的理智以及他的并不总是依附于理智的非常复杂和强烈的感情，即便有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也难免要受到遗传品性的修饰。就拿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人的乐群和同情的心理来说，它的根柢甚至超出了人类的圈子而深深埋植在动物界里。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残酷的战争和悲惨的动乱，如此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杀戮和蹂躏，也磨灭不了人类的乐群和同情的良心，烟消云散之后，世界依然不同而和并且共图进步。谁都不能否认文化之于人有熏陶模铸的巨大力量；不过从根本上说，还是有人斯有文。从长远看，文化的力量也并不像有些人想象中的那样磅礴，那样伟大；实际上大概也只有那些符合于囫囵的人的生存和发展规律的文化势力才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自觉的也罢，盲目的也罢，这些有实力的文化必定是以囫囵的人为出发点和以囫囵的人为归宿的。我们在谋求自身的改进和社会的进步时，面对囫囵的人，只能是尊重、培育和发挥每一个人的自知和自制的能力，寻求一条适应或中和位育的道路。不然的话，即便是把某些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种种福利说得天花乱坠，终归还是迂阔不切的。
二战以后又过去了半个世纪，称得上关于囫囵的人的科学知识仍旧是一番管窥蠡测的景象。潘先生向往的新人文思想也还不过只是若干头绪，离纲举目张的程度可能还有一段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但是，从先生有关“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主张来看今天不同而和的多极、多元而又完整、统一的世界；从先生以造就明能自知、强能自胜的健全的人为目标的通才教育的主张来看当前那不一而足的私欲横流的社会弊端；从潘先生所称的新人文思想中，未必就一定不可能引出对人类社会问题的某种比较圆满的解释和探索出一条遂生乐业的道路来。
无论优生学前途怎样发展，千秋功过如何评说，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即优生本身就是人种的自然进化过程。所以，人类只能把那些符合于人种赖以维持生存、即符合于优生的自然规律的各种文化现象看作是正确的和美好的，否则岂不是死路一条了吗？不过，人类的精神能力无论如何高明，它既是自然的产物，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本身的自然性质和环境条件的历史性的限制，不可能达到人类自己虚构出来的神仙那样十全十美的地步。这样一来，人类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人类发明的种种理想和制度就难免会时常发生实质上是蔑视自然规律的不明是非、不辨妍媸的错误：而这种错误一旦发生，人类势必要受到自然无情的惩戒。任何时候，在某些人群中被误认为“是”为“美”的一切东西，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迟早都会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被坚决抛弃，而那些被误认为“非”为“丑”的东西也必将有朝一日崭露出它夺目的光彩而受到大家的欣赏和赞美。
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人从猿分化出来的时间大约是在四百——五百万年前，而现代人种(Homosapiens)则不过只有五——三十万年的短短的历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和相信，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类一定还会提高得更高，人类的精神能力也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改善，前途在大家关于囫囵的人的知识更加深入的背景上，必将产生出大批有如潘先生那样具有新人文思想的博大精深的学者，反映着人类自然历史进程的优生学也会由此得到更大的发展。
希望通过汰劣滋优的办法来改善人口的质量，进而促成某种合乎理想的美好的社会，这种优生学的观念源远流长。然而从古代希腊直到今天，优生学观念的发展历史正如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说过的那样：在遗传的一些法则彻底被人发现以前，这一类的希望是乌托邦一路的空想，即便是部分地加以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三十年代前后，欧美国家里错误的溶合遗传观念在公众中的影响还很深，而刚刚兴起的科学的染色体遗传理论又在优生学里被说成具有各种各样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并且任由各种政治势力漫无边际地加以利用，结果造成了一次随着纳粹的垮台而告终的所谓种族卫生的优生运动。如果把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搁过一边，总结这段历史，我们大概可以不错地说，二战胜利以前的优生运动的破产，有两条原因：一是遗传学本身的知识还很单薄；二是那些旧优生学者对人类遗传基因和它们的遗传动力学的解释完全是错误的。
进入五十年代以后，我们对遗传基因的本质和它的生物学意义，以及对人类的遗传基因库和施加于这个基因库的各种压力的认识，都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大量的新知识都是来自生物化学和种群遗传学，后者是一门理论基础坚实，并且应用了实验方法和数学分析的先进的科学。此外，还有许多学科用实例证明了有关文化的、人口统计的、环境的、经济的以及行为学的许多因素，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影响着人类的基因库。所有这些知识都使现代的优生学观念有了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基础。
今天大家都已经知道，生物遗传基因的化学实体是DNA，而每个基因所直接表达的也仅仅是一条由多个氨基酸联结而成的肽链；它们和人类身心两方面的形态和品性的联系大多数不是一对一的。
对于镰形细胞贫血病(HbS这类只涉及单个基因的突变频率的动力学，我们已经有相当的把握作出预测；对于染色体畸变这类染色体组的比较大的紊乱，我们也有办法检查和预测。但是，从新生婴儿的先天畸形直到中年以后才屡见不鲜的某些身心方面的严重疾病，以及智力高低、才能大小乃至社会行为倾向等等则都是多基因作用的遗传性状，而有关这些方面的知识我们目前还少得可怜。因此，任何想借助文化势力来改变人口基因库中这些基因的频率的企图都没有科学的根据。进一步说，因为选择只能通过个体的存亡而间接作用于基因，所以，要改变数量庞大的人口基因库中的任何一个基因频率以达到汰劣滋优的效果，不仅需要经历成百上千个世代而旷日经年；再说人事和时势多变，改变的结果前途是祸是福恐怕也就由不得我们了。
自然选择对于技术发达而文明昌盛的人类也从来没有放松过。例如，在人类全部的受精卵中有三分之二活不到该出生的时候。在孕期的前十二周内自然流产的胎儿中就有40％左右携带着有害的不正常的染色体。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实际上人类的基因库始终都在经受着严格的自然选择，它的作用在于保护未来一代的基因库的生存。镰形细胞基因的动力学变化又是一个确实的自然选择的例子。半文化半自然的人类生育行为的变化对于基因库中基因频率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四十年代后期，日本立法允许妇女实施流产之后，人口出生的数量明显下降，平均一个家庭少生了一个以上的孩子，结果，先天畸形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先天愚形下降了百分之四十，Rh不亲和溶血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一般人都喜欢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结婚和生孩子，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突变的速率，因为这两种有害的遗传突变都和年龄较长的时候生育有关。
在动物界中只有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它充分说明人类的文化必定有它独特的遗传基因的根柢。不过，决定人类具有文化现象的基因绝对不能决定谁将获得某种具体的文化，因为没有什么美国文化基因、欧洲文化基因、印度文化基因或中国文化基因之类的遗传的物质基础。即使将来有朝一日我们对于决定人类具有文化品性的遗传基础有了透彻的了解，我们也不可能通过优生学的方法去直接创造和发扬某种被认为是健全的文化现象。优生学面对庞大而复杂的人口基因库，目前也许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引导人口质量趋利避害的管理制度罢了。至于主张使用基因克隆技术实施优生以正本清源的设想，尽管在技术上假以时日未尝不能解决，但真要付诸实践的话，且不论它对人类进化的利害影响，面对各种社会价值观念、各种伦理道德传统和各种政治经济利益的重重矛盾，恐怕也会寸步难行的吧。
潘先生早年提倡优生学的时候，遗传学还处在很幼稚的阶段，他凭着对人类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社会的精密观察，一面对当时欧美优生运动中怀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旧优生学采取严肃批评绝不苟同的立场，一面指出人类“精质演进之意义有限”；这些都说明先生对于改变人口中的基因频率的复杂性和困难在那时就已经有了相当实际的估计。所以先生从不把优生学看作是改造人类社会的万应锭和如意丹。在他的眼光里，优生学的作用，仅仅在于通过文化势力的选择作用，使人口中有利的基因得到维持和增益，有害的基因受到贬抑和削减，大体上是一种引导人口朝着提高质量的方向发展的主张。
人口中有关可遗传品性的基因频率在选择作用下发生的增减变化，都是通过婚姻和生育来实现的。人类社会自有文明以来，风俗、习惯、组织、制度、伦理、宗教、理想等等文化势力，举足可以直接影响到婚姻和生育的行为，所以，先生对于种种社会文化势力的研究，往往特别着重于它们对于婚姻、家庭、乃至性心理方面的影响，并且根据它们对优生作用的利害关系而加以褒贬。先生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许多结论未必全都正确，这本来就是人类知识进步过程中一向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他那种追求真理，独辟蹊径，以开拓新人文思想自勉的精神跃然纸上，却是很令人感动和敬佩的。
大家称先生为优生学家，或许是因为他早年发表过许多提倡优生的作品。不错，商务印书馆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曾经先后出版了两辑总名为《人文生物学》的论文集，收罗了先生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期间发表过的几十篇文章，全部文字虽然都是直接或间接论列优生问题的，但是，它们所侧重的既不是旧时优生学家所热衷的某种优生的制度，也不是现代优生学家所专精的人类优劣品性的遗传学原理和控制技术；实际上，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另外沁透着一种远在优生学之上的重人道的社会理想。
潘先生继承了中西方文化中的古人文思想，特别是儒家的传统，非常重视人的作用，认为人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人道范围内的种种关系中，始终应该处在主体的地位。一派信仰，一种制度，一门科学技术，乃至一种具体的器用，都要见到了运用的人，问题才搔到了痒处。但是，古人文思想，特别是西方的古人文思想，有许多时候和在许多问题上，面子上是人本，骨子里却是物道，甚至是神道的。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古人文思想在有关人本身的知识方面科学的份量太轻。在潘先生的眼光里，大约在二战以前，所有关于人的科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在内，全都是支离破碎的。部分的了解细致，但合并起来并不等于全部的了解。潘先生在优生学里见到的人却是一个完整的人，囫囵的人，他那譬如朝露的一生虽然不过百年，但他从祖先那里承受下来的种种生物的和文化的遗业以及这些遗业前途的变化则远远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些遗业，连同当代的人自身的变异，造成了人在身心两个方面的种种变化多端而又流品不齐的带有“本能”性质的品性，它们同气连枝盘根错节。潘先生在后来评论各种社会学流派的时候特别重视从科学的立场来看人，认为只有这类关于囫囵的人的科学的发展，才有助于了解人自己，进而了解社会和了解世界；并且预言这类关于囫囵的人的科学必将成为继往开来的新人文思想的不可或缺的骨干。
一个囫囵的人既是超越时空的东西，他的理智以及他的并不总是依附于理智的非常复杂和强烈的感情，即便有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也难免要受到遗传品性的修饰。就拿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人的乐群和同情的心理来说，它的根柢甚至超出了人类的圈子而深深埋植在动物界里。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残酷的战争和悲惨的动乱，如此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杀戮和蹂躏，也磨灭不了人类的乐群和同情的良心，烟消云散之后，世界依然不同而和并且共图进步。谁都不能否认文化之于人有熏陶模铸的巨大力量；不过从根本上说，还是有人斯有文。从长远看，文化的力量也并不像有些人想象中的那样磅礴，那样伟大；实际上大概也只有那些符合于囫囵的人的生存和发展规律的文化势力才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自觉的也罢，盲目的也罢，这些有实力的文化必定是以囫囵的人为出发点和以囫囵的人为归宿的。我们在谋求自身的改进和社会的进步时，面对囫囵的人，只能是尊重、培育和发挥每一个人的自知和自制的能力，寻求一条适应或中和位育的道路。不然的话，即便是把某些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种种福利说得天花乱坠，终归还是迂阔不切的。
二战以后又过去了半个世纪，称得上关于囫囵的人的科学知识仍旧是一番管窥蠡测的景象。潘先生向往的新人文思想也还不过只是若干头绪，离纲举目张的程度可能还有一段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但是，从先生有关“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主张来看今天不同而和的多极、多元而又完整、统一的世界；从先生以造就明能自知、强能自胜的健全的人为目标的通才教育的主张来看当前那不一而足的私欲横流的社会弊端；从潘先生所称的新人文思想中，未必就一定不可能引出对人类社会问题的某种比较圆满的解释和探索出一条遂生乐业的道路来。
无论优生学前途怎样发展，千秋功过如何评说，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即优生本身就是人种的自然进化过程。所以，人类只能把那些符合于人种赖以维持生存、即符合于优生的自然规律的各种文化现象看作是正确的和美好的，否则岂不是死路一条了吗？不过，人类的精神能力无论如何高明，它既是自然的产物，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本身的自然性质和环境条件的历史性的限制，不可能达到人类自己虚构出来的神仙那样十全十美的地步。这样一来，人类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人类发明的种种理想和制度就难免会时常发生实质上是蔑视自然规律的不明是非、不辨妍媸的错误：而这种错误一旦发生，人类势必要受到自然无情的惩戒。任何时候，在某些人群中被误认为“是”为“美”的一切东西，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迟早都会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被坚决抛弃，而那些被误认为“非”为“丑”的东西也必将有朝一日崭露出它夺目的光彩而受到大家的欣赏和赞美。
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人从猿分化出来的时间大约是在四百——五百万年前，而现代人种(Homosapiens)则不过只有五——三十万年的短短的历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和相信，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类一定还会提高得更高，人类的精神能力也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改善，前途在大家关于囫囵的人的知识更加深入的背景上，必将产生出大批有如潘先生那样具有新人文思想的博大精深的学者，反映着人类自然历史进程的优生学也会由此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