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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获奖记者、《洛杉矶时报》西雅图分社社长、俄勒冈大学教授阿列克斯·提臧自我撕裂式地检视，作为亚裔试图融入美国社会时内心的复杂、耻辱和小胜利。
29岁那年，我为了缅怀一场战役去往菲律宾的宿务岛。
我仿佛来到一块新大陆，被新奇的事物湮没了。但我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因为我就出生于群岛中的一座。我的血液中混合了些许马来人、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血，它和路上这些行人的血同出一脉。在我4岁时，父母就带我去了美国。在那里，人们对卑躬屈膝的人并不友好。什么是卑躬屈膝呢？就比如，一句话里面会出现3次“先生”。成为美国人就意味着必须讨厌这种卑躬屈膝的气质，并将它逐出自己的灵魂。成为美国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我觉得自己只成功了一大半。
是的，我还不算“彻头彻尾的美国人”，而且我可能永远也成不了。反正，提起美国人，大多数人不会想到我这个样子，就连我自己都不会。当然，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外人”意识就像一块隐藏的刀片嵌入了我的大脑。对此，很多人都有意无意地出了力，其中有我的朋友，也有陌生人。
麦克坦岛的麦哲伦纪念碑像个孤独的哨兵，站在远处。空气中有海水退潮的气味，还有一股木炭味。远方的车马声没入嗖嗖的潮汐声中，一并静静回荡在这些岛屿上。这就是我要来看的东西。锻铁大门的后面矗立着一座40英尺高的石建筑。它一共3层，最上层是一个细长的尖顶，就像古代教堂的顶端。野草从高低不平的石缝里冒出头来。我站在门边上，看了看那尖顶，又环顾了空旷的沙滩，只觉得有些失望。
大约500年前，这里发生过一场战斗。在我半辈子的时间里，它都占据着我想象的朦胧一角。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站在这里，想象一下当年的场景。一边是长着胡子的白人，他们手握铁剑和长矛;另一边的人，样子和我差不多，他们矮小而结实，有乌黑的头发和铜色的皮肤，他们只有用竹子和石头制成的武器。那时候，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去感受他们曾经站过的沙滩。500年前那场战斗的胜利方，是一群长得和我相像的人，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原因。
我曾以为，像我这样的人是赢不了其他人的。像我这样的亚洲人后裔，永远敌不过西方人。那些白皮肤的“神灵”，快步行进在历史长路上，一路征服。亞洲人弱小，易被征服。他们十战九输。他们让自己的祖国被征服、占领，让自己的女人被欺辱、蹂躏。亚洲男人别无选择，他们在西方人面前吓得腿软。
他们带着这种软弱漂洋过海，到了新的定居地。在我长大的地方——美国，亚洲男人是最低等的男性，在政治、商务和运动场上，他们总是被无视。而在电视和电影里，他们的境遇比被无视还惨：难堪。我们很难堪。电影里的亚洲男人通常都很没用，需要逃跑场景的时候，亚洲人就派上用场了，在美国人眼中，这正是他们擅长的。当然，他们肯定当不了男主角，因为他们是亚洲人，既不高大也不性感。他们甚至和性感沾不上边：他们毛发少，缺乏激情，还傻里傻气的。他们是小奴才，是仆人。
这一丝丝、一缕缕，造就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因为无法与他人言说，所以影响力更大。不过，它也无须言说。然而，长久以来，我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错误观念，而是亲身体验了一系列怀疑如何被日常生活所证实。我怨不得任何人，因我所了解到的看起来都无所依存。在学校，有太多东西学不到。亚洲人几乎不会出现在历史课上，即便出现，要么是受害者（菲律宾人、朝鲜人、越南人），要么是注定会失败的、狡猾的敌人（中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要么是虽勉强取胜却损失惨重的敌人（朝鲜人、越南人）。亚洲就像一个舞台，精力充沛的西方人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自己的戏剧和幻想，而亚洲人只是“闲杂人等”。我高中毕业时甚至叫不出一个东亚伟人的名字。
诚然，我的学习成绩很不稳定，有些学年成绩很差，这可能和我们家的流浪生活有关。但我每到一处所遇到的人中，教育程度比我高的，对东亚的了解却还不如我。我在各个国家旅游时遇到的亚洲人大多是园丁、裁缝、洗衣工或门卫。他们都干着脏活累活，而且总是恭顺地埋着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说着“先生”。
这个关于亚洲男人的误解如此根深蒂固。然而，我也知道那不是真的。我打内心深处知道那个观念是错的，这种意识就像藏在表层下的一个血细胞。多少次悄然独处时，我感觉自己内心有一种坚韧，而且我在父亲和兄弟们的身上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它发着微光，指引着我。回顾往昔，我发现自己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以供养我秘密的希望。
重读了关于那场战斗的叙述，想象过500年前那个早上的画面之后，我绕着麦哲伦纪念碑走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它。它矗立在沙滩上，在麦哲伦总司令倒下的地方。
我站在入口处，等着人群到来，悼念这位举世闻名的探险家。可是，根本没有人来。后来，别人告诉我，这里很少有人聚集。它必定是世上最孤独的坟墓。此时我思绪不断：他惨死异地;他本想征服那些原住民，却受此大辱;他最终在西班牙名誉扫地;就连他的纪念碑都设在如此荒凉的地方。
但拉普·拉普的胜利也并未让我感受到想象中的狂喜与慰藉。我意识到，自己竟臣服于一种关乎种族的忌妒，我在试图减轻自己的自卑感。也许，这份自卑无关“亚洲男人”，只是“我自己”的事罢了。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何以为我》 ）
29岁那年，我为了缅怀一场战役去往菲律宾的宿务岛。
我仿佛来到一块新大陆，被新奇的事物湮没了。但我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因为我就出生于群岛中的一座。我的血液中混合了些许马来人、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血，它和路上这些行人的血同出一脉。在我4岁时，父母就带我去了美国。在那里，人们对卑躬屈膝的人并不友好。什么是卑躬屈膝呢？就比如，一句话里面会出现3次“先生”。成为美国人就意味着必须讨厌这种卑躬屈膝的气质，并将它逐出自己的灵魂。成为美国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我觉得自己只成功了一大半。
是的，我还不算“彻头彻尾的美国人”，而且我可能永远也成不了。反正，提起美国人，大多数人不会想到我这个样子，就连我自己都不会。当然，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外人”意识就像一块隐藏的刀片嵌入了我的大脑。对此，很多人都有意无意地出了力，其中有我的朋友，也有陌生人。
麦克坦岛的麦哲伦纪念碑像个孤独的哨兵，站在远处。空气中有海水退潮的气味，还有一股木炭味。远方的车马声没入嗖嗖的潮汐声中，一并静静回荡在这些岛屿上。这就是我要来看的东西。锻铁大门的后面矗立着一座40英尺高的石建筑。它一共3层，最上层是一个细长的尖顶，就像古代教堂的顶端。野草从高低不平的石缝里冒出头来。我站在门边上，看了看那尖顶，又环顾了空旷的沙滩，只觉得有些失望。
大约500年前，这里发生过一场战斗。在我半辈子的时间里，它都占据着我想象的朦胧一角。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站在这里，想象一下当年的场景。一边是长着胡子的白人，他们手握铁剑和长矛;另一边的人，样子和我差不多，他们矮小而结实，有乌黑的头发和铜色的皮肤，他们只有用竹子和石头制成的武器。那时候，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去感受他们曾经站过的沙滩。500年前那场战斗的胜利方，是一群长得和我相像的人，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原因。
我曾以为，像我这样的人是赢不了其他人的。像我这样的亚洲人后裔，永远敌不过西方人。那些白皮肤的“神灵”，快步行进在历史长路上，一路征服。亞洲人弱小，易被征服。他们十战九输。他们让自己的祖国被征服、占领，让自己的女人被欺辱、蹂躏。亚洲男人别无选择，他们在西方人面前吓得腿软。
他们带着这种软弱漂洋过海，到了新的定居地。在我长大的地方——美国，亚洲男人是最低等的男性，在政治、商务和运动场上，他们总是被无视。而在电视和电影里，他们的境遇比被无视还惨：难堪。我们很难堪。电影里的亚洲男人通常都很没用，需要逃跑场景的时候，亚洲人就派上用场了，在美国人眼中，这正是他们擅长的。当然，他们肯定当不了男主角，因为他们是亚洲人，既不高大也不性感。他们甚至和性感沾不上边：他们毛发少，缺乏激情，还傻里傻气的。他们是小奴才，是仆人。
这一丝丝、一缕缕，造就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因为无法与他人言说，所以影响力更大。不过，它也无须言说。然而，长久以来，我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错误观念，而是亲身体验了一系列怀疑如何被日常生活所证实。我怨不得任何人，因我所了解到的看起来都无所依存。在学校，有太多东西学不到。亚洲人几乎不会出现在历史课上，即便出现，要么是受害者（菲律宾人、朝鲜人、越南人），要么是注定会失败的、狡猾的敌人（中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要么是虽勉强取胜却损失惨重的敌人（朝鲜人、越南人）。亚洲就像一个舞台，精力充沛的西方人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自己的戏剧和幻想，而亚洲人只是“闲杂人等”。我高中毕业时甚至叫不出一个东亚伟人的名字。
诚然，我的学习成绩很不稳定，有些学年成绩很差，这可能和我们家的流浪生活有关。但我每到一处所遇到的人中，教育程度比我高的，对东亚的了解却还不如我。我在各个国家旅游时遇到的亚洲人大多是园丁、裁缝、洗衣工或门卫。他们都干着脏活累活，而且总是恭顺地埋着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说着“先生”。
这个关于亚洲男人的误解如此根深蒂固。然而，我也知道那不是真的。我打内心深处知道那个观念是错的，这种意识就像藏在表层下的一个血细胞。多少次悄然独处时，我感觉自己内心有一种坚韧，而且我在父亲和兄弟们的身上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它发着微光，指引着我。回顾往昔，我发现自己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以供养我秘密的希望。
重读了关于那场战斗的叙述，想象过500年前那个早上的画面之后，我绕着麦哲伦纪念碑走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它。它矗立在沙滩上，在麦哲伦总司令倒下的地方。
我站在入口处，等着人群到来，悼念这位举世闻名的探险家。可是，根本没有人来。后来，别人告诉我，这里很少有人聚集。它必定是世上最孤独的坟墓。此时我思绪不断：他惨死异地;他本想征服那些原住民，却受此大辱;他最终在西班牙名誉扫地;就连他的纪念碑都设在如此荒凉的地方。
但拉普·拉普的胜利也并未让我感受到想象中的狂喜与慰藉。我意识到，自己竟臣服于一种关乎种族的忌妒，我在试图减轻自己的自卑感。也许，这份自卑无关“亚洲男人”，只是“我自己”的事罢了。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何以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