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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抗击，全国性抗战由此开始。
白求恩通过报纸等了解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相关情况。在加拿大，白求恩阅读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了解到红军的英勇事迹，为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雄心壮志所折服，认为自己或许可以在中国建立医疗队，因此毅然决定来中国。白求恩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国际纵队的医生。
经过长途跋涉，白求恩于1938年3月底到达延安。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会见了白求恩。“3月底一天晚上，十一时开始会见来中国帮助八路军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到西班牙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有关问题。在讨论建立八路军战地医疗队问题时，白求恩说如果有战地医疗队，前线的重伤员70%可以救治，毛泽东对这一点十分关注，热烈支持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年谱（1893—1949）》）陕甘宁边区医院条件十分简陋，病房里没有棉被，病人睡在肮脏的草席上，没有什么卫生设施，医院也缺少药品和器械，只有手术室才供电。白求恩被这一切惊呆了，他一方面积极申请国际援助，另一方面更加坚定了他去前线的信念，认为距离战场越近，他的作用才能发挥得越大。在中国工作的近一年半的时间里，白求恩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呕心沥血，为根据地的医疗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是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医疗体制。1938年6月初，白求恩几经周折到达晋察冀边区。检查这里的工作人员、治疗方法、设备、药品器材，同时又制作了医学图表。白求恩还结合当地医疗情况，设计了规章制度，包括医务人员职责制度、例会制度、查房制度、建档制度，等等，规范了医疗体系的运行。除了日常的医务工作之外，白求恩对于宣传工作和战士的士气问题也十分重视，在他写给聂荣臻的信中，就谈到采用多种途径来招募新兵和鼓舞士气，如颁发军龄袖章、伤残袖章和军功章，以及为牺牲战士举行军事葬礼，等等。
二是培养了一大批医务人员。他提出了每个旅都应该配备一个流动的手术小组，作为前线急救站和后方医院的中枢机构，成立“特种外科实习学校”，培训相关人才。
三是撰写了适应中国需要的医学教科书。白求恩在《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里，周密、细致、具体地叙述了流动医院的各种组织和操作。为了便于医务人员学习接受，他精心绘制了119幅示意图。此外，白求恩还撰写了《移动的伤员急救系统》和《战伤治疗技术》等教科书，对在根据地普及基本医务知识、提升医疗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是发明了一些医用设备。白求恩亲自设计了一个较为高级的手术室，并监督施工。他还就地配齐了消毒器、上下肢的夹板和换药的托盘。此外，在他的指挥下，焚化炉和放担架的装置也应运而生，还有一个灭虱的杀菌器也在设计当中。白求恩设计的用于装药品、器械和耗材的药箱，携带量大致可以满足100台手术和500次包扎，他将这一设置称为“卢沟桥”，以此纪念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借以鼓舞士气。
1939年10月底的一次手术中，白求恩不慎划伤了左手中指。在给一位头部化脓的战士疗伤时，由于没有手套，污染物渗进了他的伤口。随后，他的手指开始肿大并伴有高烧，进而恶化，左手的手肘也开始化脓。此时，能挽救他生命的唯一办法就是截肢了。但是白求恩却摇了摇头。“不要治了，只要活得下去的话，我牺牲两条胳膊都愿意，同志。但是已经不单是胳膊的问题了。我的血里有毒，败血病。没有办法了。”在此情况下，白求恩拒绝了手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白求恩提笔给聂荣臻写了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
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第十号门牌。
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会。
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形。
这些信可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把我所有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负责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片子将要完成。
把我的皮大衣给蒂姆·布克，一个皮里的日本毯子给约翰·艾迪姆斯，那套飞行衣寄给伊尼克·亚当斯吧！另一条日本毯子给帕拉西斯特拉。
在一个小匣子里有个大的银戒指（是布朗大夫给我的），要寄给加拿大的玛格丽特，蒂姆·布克知道她的地址。
我还没有穿过的两双新草鞋，送给菲利普·克拉克，那面大的日本旗送给莉莲。
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
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元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是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再外加3条绳子保险。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8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15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选挑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打字机和松紧绑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送给董（越千）同志，算作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和姐妹们的新年赠礼！文学的书籍也全给他。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给我的小鬼和饲养员每人一床毯子，并给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的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点20分，诺尔曼·白求恩在唐县黄石口停止了呼吸。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并由中共中央、八路军和追悼大会向其家属发慰问电。
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白求恩医师家属：
白求恩老醫师自遥远的加拿大来到中国，曾为我英勇抗战而伤病的八路军将士服务将近两年，亲历艰苦，不辞劳顿，深得前方将士的信仰，他和许多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给了中国抗战以有力的援助。不幸，白医师突于本年11月12日，因施行手术不慎，致中毒死于晋察冀边区，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们悼念白医师为世界人类解放事业与对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表示深切的敬意，除在各地表扬功绩，举行追悼大会外，特电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9年11月23日
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滕代远主持追悼会，吴玉章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王稼祥和陈云发表讲话，指示“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者的精神，学习他对工作的责任心与工作热忱”，毛泽东题写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纂《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毛泽东写了《学习白求恩》，朱德写了《追悼白求恩同志》。
（摘自研究出版社《〈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研读》）
白求恩通过报纸等了解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相关情况。在加拿大，白求恩阅读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了解到红军的英勇事迹，为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雄心壮志所折服，认为自己或许可以在中国建立医疗队，因此毅然决定来中国。白求恩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国际纵队的医生。
经过长途跋涉，白求恩于1938年3月底到达延安。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会见了白求恩。“3月底一天晚上，十一时开始会见来中国帮助八路军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到西班牙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有关问题。在讨论建立八路军战地医疗队问题时，白求恩说如果有战地医疗队，前线的重伤员70%可以救治，毛泽东对这一点十分关注，热烈支持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年谱（1893—1949）》）陕甘宁边区医院条件十分简陋，病房里没有棉被，病人睡在肮脏的草席上，没有什么卫生设施，医院也缺少药品和器械，只有手术室才供电。白求恩被这一切惊呆了，他一方面积极申请国际援助，另一方面更加坚定了他去前线的信念，认为距离战场越近，他的作用才能发挥得越大。在中国工作的近一年半的时间里，白求恩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呕心沥血，为根据地的医疗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是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医疗体制。1938年6月初，白求恩几经周折到达晋察冀边区。检查这里的工作人员、治疗方法、设备、药品器材，同时又制作了医学图表。白求恩还结合当地医疗情况，设计了规章制度，包括医务人员职责制度、例会制度、查房制度、建档制度，等等，规范了医疗体系的运行。除了日常的医务工作之外，白求恩对于宣传工作和战士的士气问题也十分重视，在他写给聂荣臻的信中，就谈到采用多种途径来招募新兵和鼓舞士气，如颁发军龄袖章、伤残袖章和军功章，以及为牺牲战士举行军事葬礼，等等。
二是培养了一大批医务人员。他提出了每个旅都应该配备一个流动的手术小组，作为前线急救站和后方医院的中枢机构，成立“特种外科实习学校”，培训相关人才。
三是撰写了适应中国需要的医学教科书。白求恩在《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里，周密、细致、具体地叙述了流动医院的各种组织和操作。为了便于医务人员学习接受，他精心绘制了119幅示意图。此外，白求恩还撰写了《移动的伤员急救系统》和《战伤治疗技术》等教科书，对在根据地普及基本医务知识、提升医疗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是发明了一些医用设备。白求恩亲自设计了一个较为高级的手术室，并监督施工。他还就地配齐了消毒器、上下肢的夹板和换药的托盘。此外，在他的指挥下，焚化炉和放担架的装置也应运而生，还有一个灭虱的杀菌器也在设计当中。白求恩设计的用于装药品、器械和耗材的药箱，携带量大致可以满足100台手术和500次包扎，他将这一设置称为“卢沟桥”，以此纪念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借以鼓舞士气。
1939年10月底的一次手术中，白求恩不慎划伤了左手中指。在给一位头部化脓的战士疗伤时，由于没有手套，污染物渗进了他的伤口。随后，他的手指开始肿大并伴有高烧，进而恶化，左手的手肘也开始化脓。此时，能挽救他生命的唯一办法就是截肢了。但是白求恩却摇了摇头。“不要治了，只要活得下去的话，我牺牲两条胳膊都愿意，同志。但是已经不单是胳膊的问题了。我的血里有毒，败血病。没有办法了。”在此情况下，白求恩拒绝了手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白求恩提笔给聂荣臻写了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
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第十号门牌。
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会。
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形。
这些信可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把我所有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负责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片子将要完成。
把我的皮大衣给蒂姆·布克，一个皮里的日本毯子给约翰·艾迪姆斯，那套飞行衣寄给伊尼克·亚当斯吧！另一条日本毯子给帕拉西斯特拉。
在一个小匣子里有个大的银戒指（是布朗大夫给我的），要寄给加拿大的玛格丽特，蒂姆·布克知道她的地址。
我还没有穿过的两双新草鞋，送给菲利普·克拉克，那面大的日本旗送给莉莲。
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
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元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是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再外加3条绳子保险。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8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15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选挑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打字机和松紧绑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送给董（越千）同志，算作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和姐妹们的新年赠礼！文学的书籍也全给他。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给我的小鬼和饲养员每人一床毯子，并给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的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点20分，诺尔曼·白求恩在唐县黄石口停止了呼吸。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并由中共中央、八路军和追悼大会向其家属发慰问电。
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白求恩医师家属：
白求恩老醫师自遥远的加拿大来到中国，曾为我英勇抗战而伤病的八路军将士服务将近两年，亲历艰苦，不辞劳顿，深得前方将士的信仰，他和许多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给了中国抗战以有力的援助。不幸，白医师突于本年11月12日，因施行手术不慎，致中毒死于晋察冀边区，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们悼念白医师为世界人类解放事业与对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表示深切的敬意，除在各地表扬功绩，举行追悼大会外，特电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9年11月23日
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滕代远主持追悼会，吴玉章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王稼祥和陈云发表讲话，指示“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者的精神，学习他对工作的责任心与工作热忱”，毛泽东题写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纂《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毛泽东写了《学习白求恩》，朱德写了《追悼白求恩同志》。
（摘自研究出版社《〈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研读》）